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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是个外来词，在英语中写作“Reportage”，在俄语里写作“OyePk”（缩写），在日语里写作“调∧ ’夕文学”（意思是经过调查研究的文学）。在中国，这个名词普遍认为是随同马克思列宁的作品从日本传来。①首见于1930年2月10日《拓荒者》第1卷第2期日本作家川口浩《德国的新兴文学》（冯先益译）一文，次见于同年3月1日《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日本作家中野重治《德国新文学》（陶晶孙译）一文。前文说基希从他的长年的新闻记者生活中“创造出一个新的文学形式。这就是所谓‘列波尔达知埃’（德语“报告文学”的译音）”。后文则称基希为“‘报告文学’的元祖”。②当然，考察中国报告文学的历史，我们还得承认，“在未有报告文学概念之前，已经开始写作‘准’报告文学的作家已经不少，其中比较著名的是瞿秋白和他的《俄乡纪程》、《赤都心史》”。③
什么是报告文学？根据茅盾的解释，报告文学就是散文的一种，介乎于新闻报道和小说之间，也就是兼有新闻和文学特点的散文，运用文学语言和多种艺术手法，通过生动的情节和典型的细节，迅速地、及时地“报告”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茅盾说：“‘报告’的主要性质是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事件立即报道给读者大众。题材既是发生的某一事件，所以‘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但它跟报章新闻不同，因为它必须充分的形象化。必须将‘事件’发生的环境和人物活生生地描写着，读者便如同亲身经验，而且从这具体的生活图画中明白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④但是，在茅盾的这个解释之后又不断有新的解释，因而出现了多种定义。比较普遍的说法是，“报告文学是新闻性和文学性高度统一的一种文学。”⑤这里不详举。
笔者认为，对于什么是报告文学的问题，需要历史地回答。报告文学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在不同发展阶段，其含义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它大致有几个阶段的变化。
报告文学渊源及合理性，我们可以上溯到古代的“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但现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直到19世纪的晚清。随着报纸登陆，中国才开始孕育。鸦片战争之后，出现了第一批初具报告文学雏形的作品，但直到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才明显具备了报告文学的基本特征。梁启超之后，报告文学作品慢慢多了起来。这时期的报告文学，总体看，是事件性很强，基本上是散文与新闻相结合的一种形式。所以，在此后很长时间内，在文体的归类上，一般都把它放到散文类。今天看来，可以把它看作“事件性报告文学”（当时基本没有“人物报告文学”作品，所以也就不会有“事件性报告文学”的提法。）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报告文学在继续“写事”传统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以写人为主的报告文学，通常称“人物报告文学”。“一般说来，这类报告文学是从新闻的人物特写发展而来，更接近小说，或者说是写真人的小说。”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理由的《扬眉剑出鞘》便属于这类报告文学作品。“其艺术描写的最大特点，是将报告文学小说化”。⑦由于同时存在事件性报告文学和人物报告文学两种形式，因而，这时期报告文学常被人认为“它是新闻性和文学性有机结合的新型文学品种”，“在内容的真实性和发表的时间性上，区别于虚构的散文和小说；在着眼于刻划人物的形象和心灵上，又区别于通常的新闻报道”⑧的一类文体。这是将两者报告文学混合起来看它们的特点而得出的结论。事实上，这时的事件报告文学和人物报告文学还是有比较明显区分的。从艺术上看，前者是“新闻与散文结合”，后者是“新闻与小说结合”。所以，不应把这时期报告文学当作新闻、散文、小说等综合性文体。
不过，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确实出现了一种将新闻性、时政性、调查性、文学性结合在一起的视觉宏大的报告文学。这里的“文学性”，指作品中除了运用散文、小说、诗的笔法外，还常常可见大量的数据和分析议论，文学手法被综合调动和运用，通常被称为“问题报告文学”或“全景报告文学”。如李宏林的《八十年代离婚案》、洪天国的《凋谢的鲜花》、蒋巍的《人生环行道》、理由的《倾斜的足球场》、郭慎娟的《知识的罪与罚》、钱刚《唐山大地震》和苏晓康《自由备忘录》、《神圣忧思录》、《洪荒启示录》、《阴阳大裂变》、《活狱》、《乌托邦祭》等。把这些作品叫“问题报告文学”主要是因为当时大量作品都把笔墨放在披露和探讨社会问题上。而从写作方式看，还是“全景报告文学”、“复合式报告文学”的提法更为适宜。不管怎么叫，这种综合性报告文学的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迅速超过此前出现、此时期继续存在的单纯事件报告文学和人物报告文学。它的确是一种综合运用多种文学艺术手段创作的纪实性、研究性文学。然而，事件报告文学、人物报告文学、综合性报告文学蜂拥而来之时，另一种写作体式——“报告小说”⑨，又叫“新闻小说”⑩。开始引起人们的兴趣；一种可以叫做“新闻散文”的体式也在悄悄成长。一时间，报告文学实际上出现了多种具体形式，这无疑给清晰界定什么是报告文学带来了困扰。
如何界定报告文学，实际上是关系到如何对一类相近或有很多共同点的文体如何归类的问题。我觉得，如何归类须得兼顾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表达上的逻辑性，一是应用上的必要性。因此，摆着我们面前最纠结的问题是：前面两个阶段的报告文学（事件报告文学和人物报告文学）是继续保留在“报告文学”的“户头”上，还是分别归入“报告小说”和“新闻散文”的行列里，让“报告文学”一词专指综合性报告文学这种形式？因为，在“人物报告文学”之后出现的“报告小说”也主要偏重于写人，而与“事件报告文学”类似的“新闻散文”也是偏重于叙事，但他们又毕竟有所不同。若粗分，似可并在一起；若细分，亦可分别“立户”。粗分还是细分，笔者认为，首先必须看到报告文学经历了由事件报告文学、人物报告文学到综合性报告文学的发展（拓展）过程，同时又要承认报告文学中的事件报告文学、人物报告文学跟“新闻散文”和“报告小说” 大体上属于相同类型。鉴于人们已经把“新闻散文”和“报告小说”作为两种独立的文体来看待和研究的事实，我们在界定什么是报告文学的时候，还是先把这两种形式撇开更为恰当。 为了表述方便，我们可以借鉴其他事物的分类方法，把报告文学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报告文学”包括事件报告文学、人物报告文学、问题报告文学等形式；狭义的“报告文学” 专指“综合性报告文学”。在研究报告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时，我们应该介绍和研究到其从广义到狭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点，而在研究分析报告文学当前发展情况时，则应取其狭义的概念，而把“新闻散文”和“报告小说”另文论述。（本文以下所论述中所说“报告文学”则是狭义上的概念。）
二、特色与优势
其实，任何文体在其出现之初是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这是因为，那时候文体的特征还不够清晰，文体的中心和边缘不够分明。只有当它进入成熟期，中心和边缘才比较分明，特征才得以凸显。报告文学也不例外，它的“狭义化”概念的提出，标志着这一文体已经发展到比较成熟的程度。如今的报告文学已不再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它的文体特色十分鲜明。一方面，报告文学中的“报告”不仅仅是指它具有一般的“新闻性”，还含有“时代性”、“时政性”、“震撼性”的意思；另一方面，报告文学中的“文学”也不仅仅是指吸收了文学中某种单一体裁（或散文或小说）的艺术手法，而是多种文学艺术手法的综合运用，甚至包括文学以外的一些表现手段（调查报告和新闻特写、新闻评论的表达方式）。因此，今天的“报告”是“重大报告”或“时代报告”，其“文学”也是“综合文学”或“复合式文学”。这里有一个问题：作者为何要选择如此复杂的文体样式来反映现实生活？或者反过来问：是什么因素让读者给了报告文学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聚焦时代热点与社会问题，是报告文学在题材和主题上引起读者注目的主要原因。以2011年几部影响较大的作品为例：朱晓军《让百姓作主》，以波澜起伏、生动形象的文字反映中国农村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塑造了一批随着中国现代化文明进程、随着农民大批进城改变自身命运而茁壮成长起来的、积极当家作主的新农民，揭示了这些勇于与腐败作抗争、敢于承担责任的新农民必将给中国基层民主政权建设和农村面貌带来历史性变革的事实。黄传会《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则抓住“农民工”问题这个社会持续关注的焦点，描写那些“70后”、“80后”二代进城农民工新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表现他们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两难处境，尖锐地指出，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人生抉择和前途命运定将影响到中国整个国家未来的稳定与发展。刘元举《啼血试验》，把笔触伸向教育体制这一热点问题，讲述南方科技大学和它的校长朱清时的曲折命运，由此烛照中国高教改革的漫长路途。
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有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提法，即“抓热门”和“爆冷门”。 从字面上讲，“热门”和“冷门”无疑是一组相对的词语，但仔细看看作者所指，就不难明白：所谓“热门”是指人们对事物及其问题的现时关注度较高；所谓“冷门” 是指人们对事物及其问题尚未了解，因而谈不上现时关注度。但是，人们尚未了解的并不等于以后了解了也不关注。由此看来，所谓“冷门”只是题材之“冷”，而非问题之“冷”， “冷门”题材背后所隐藏的问题一旦披露出来也可能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和关切。那么，报告文学作者善于“抓热门”也就包含了“爆冷门”。 “爆冷门”的成功者实际上是通过对“冷门”题材背后所隐藏的问题分析，发现或预见到了它即将为“热门”。如果没有预期的“热门”，那这个“冷门”就真的没有“爆”的必要了。应当说，“冷门”背后预期的“热门”跟现时的“热门”题材同样重要，有时候还更有价值。比如，在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问世之前，人们并没有迫切了解“哥德巴赫猜想”的要求，但作者看到了这个“冷门”题材背后隐藏了一个应该如何看待知识和知识精英的重大问题。果然，作品一经问世便震撼了人们的心灵，也震动了中国社会。
以多元视角和深度开掘来揭示真相真貌，是报告文学震感读者心灵的重要原因。“只有在新闻结束的地方再出发，只有比新闻走得更远、挖得更深、写得更透，更具思想穿透力和厚重感，充分调动并运用人物刻画、环境描写、细节情节、优美文字等文学元素，才可能超越新闻、超越浅阅读，保持自己的生机与活力。”⑩报告文学在揭示真相真貌方面，有几点尤其值得注意：
（1）发掘事实的多向性。即对新闻事实要作纵向横向的开掘，只要与事实相关，时空上不拘泥于一时一地，一人一事，过去、现在和将来，进行现场的延伸和拓展；人物由当事人到一切有关者；各种文件材料和报刊中的数据也常常被引用。如，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其材料来源十分广泛。既有对北京右安门大街一小、景山学校、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实验二小的调查，又有来自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文汇报》、上海心理学年会提供的资料；有典型事实，还有对带普遍性问题的家庭问卷调查；有教师的“夏令营日记”，也有轻生女学生“最后的声音”（录音记录）；校园内外，家庭社会，高级干部的警卫员、秘书、保姆等许多反映。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中容纳更多的情况，有的报告文学索性借用数学方法来描述。孟晓云的《多思的年华》就引进了“统计图表”的形式来报告中学生恋爱的有关数据。
（2）把握本质的透视性。报告文学往往从宏观着眼，力图把握全局，在大的社会背景上看具体单个的事件，通过背景、前景等一系列材料说明事实发生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发展趋势。通过透辟的分析，廓清朦胧的事实，澄清是非真假，看到事物的本质。路滔的《推延十八年的审判》，报道了杀人犯刘学保竟然登上英雄宝座，被大树特树，红得发紫，直到18年后的1986年才得处决一事。
（3）阐明见解的思辨性。报告文学大都是在提供了事实的同时，随时发表作者的看法和感慨。而这些看法不是简单的结论，而是由分析事实的内在矛盾、意义，预见事件发展的前景和影响所发。中夙的《兴安岭大山火》第五部几乎通篇议论。它以“对话”的形式，即人与火对话、人与人对话、人与自然对话，对人类的生存发展问题，以及现实生活中种种与之矛盾的现象作出了深刻的反思、讨论，无不使人感到有所启迪。 以全景透视和综合叙写来创造艺术氛围，是报告文学为读者提供审美享受的独特方式。当报告文学运用“调查性”材料和渗入研究性写作方式时，从某些局部来看，似乎少了文采，缺乏纯艺术作品那种氛围，但是，当它把那些抽象的数据、干巴的材料置于一个宽广的社会大环境之下，并以巧妙的艺术结构和生动的艺术语言进行描述时，人们不但不感到枯燥干巴，反而感到一种宏伟壮阔的艺术氛围。如1991年12月22日《经济日报》所载彭元正《海湾大灭火》、1992年1月4日《光明日报》所载忆敏、杨志鹏《十年：一部恢宏的历史抒情诗》（反映厦门经济特区建设成就），其艺术境界之宏大犹如一幅巨型的生活图画展现在人们眼前。读者在报告文学中领略到的宏阔艺术氛围是在其他文体中很难获得的。杨黎光在谈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说：“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主要创作了《瘟疫，人类的影子》、《中山路》和《我们为什么不快乐》。从写‘非典’的《瘟疫，人类的影子》开始，作为一种探索与创新，我的报告文学越写越‘非典型’或者说‘反典型’。因为这三部作品都舍弃了传统报告文学的样貎，弱化了人物塑造和故事情节的铺陈，而更加偏重于宏观叙述与哲理思考。以探问、诘问和追问作为内在推动力，进行一种‘思辨体报告文学’的文本实验。” ?可见，宏观叙述是报告文学作家积极探索的结果。
报告文学在叙写方式上有别于其他文体的地方，除了全景视角和综合结构外，还在于它综合运用多种艺术手法。不仅自由地运用散文、小说及诗歌的细腻生动的笔法，还运用消息、通讯等叙事简洁的技巧，时评议论风生的语言，甚至电影蒙太奇的跳跃性艺术构思方式等等。因此，读一部好的报告文学作品往往让人感到时空交错，变化多姿。
三、低谷中的期待：抛弃喧哗与粉饰
现在有一个非常困扰人的问题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十分走俏的报告文学，进入90年代以后就逐渐走入低谷。于是，很多学者和创作者都在想：是报告文学这种文体有问题，还是人们经过一段“极热”之后需要回归“平静”了？应该说，产生这种思考是正常的，进行这种思考也是必要的，而且问题的提出本身就说明提问者已经有了初步的判断。报告文学在那时候（80年代中后期）突然发生重大转型，而且这种转型与当时人们思想解放之初对社会热点问题的高度关注完全吻合，因而出现报告文学“热”是很自然的事情。而由于这种“热”来得快、来得猛，随着人们的审美疲劳的发生而渐渐“退潮”、“降温”也是情理之中的现象。至于报告文学这种文体是否有问题，笔者认为，问题不是没有，但也不是不可以改善的。那么，需要改善的是什么呢？仔细阅读“极热”之时及此后的报告文学，不难看出：许多作品过分追求结构的“宏阔性”、叙述中过多夸饰之词以及无节制的议论，消解了报告文学应有的艺术魅力。
全景透视本来是报告文学在艺术表现上的创新和优势，但是，一些作者却把“全景”理解为“全国”，不分题材大小都从“全国”角度去论述，甚至在标题上直接加上“中国……大”这类字眼，什么“大扫描”、“大透视”、“大调查”、“大爆炸”铺天盖地，高调喧哗，而实际内容却很“虚弱”。这种跟风式的互相效仿的作派对于报告文学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损害。其实，全景透视并不一定要从“全国”角度去论述，也不一定要在标题上显示，平实的论述和平实的标题同样可以写出全景视角的篇章来。
在国外，报告文学也有叫“研究性报告”的，这说明它注重对材料的深入研究，而表现在文本上就形成了思辨性、议论性的叙写特色。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研究是必须的，是否一定要以议论的形式出现在某个具体文本中，需要发表多少议论，则是需要用心和谨慎斟酌的。无节制的大篇幅议论会把作品变得枯燥乏味。从近20年来的报告文学中，我们看到一些作品中的议论是深刻、精当和形象生动的，而也有不少作品的议论是无限延展而不加节制的，其议论语言跟学术论文相差无几，不忍卒读。
报告文学创作中，装饰性叙写手法的适度运用可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但进入90年代以来，许多作品为了渲染某种气氛往往丝毫不顾及“是否恰当”而大量使用形容词和夸饰语汇，使报告文学的客观性、真实性大受折损。尤其是一些“为企业立传”、“为大腕立传”、“为某个区域立传”的作品，夸大其词，涂脂抹粉，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任何商业行为的介入，都有可能导致作品立场的偏颇和真实性的不保。因此，不管这类“报告文学”是否是“有偿写作”，是否丧失了真实性和客观性，都会引起读者的不悦甚至厌恶。事实上，这些年来，读者的这种“厌恶”已经连累到了报告文学的整体声誉。报告文学被誉为“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就在于它是社会良知和良心的载体。无论你是有意或无意，夸大和粉饰的泛滥最终都可能造成这种载体的坍塌。
近几年，有人在探索“史传性”叙写方式，或许正是对过去报告文学过度粉饰的一个反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史传性报告文学”的写作中，不能舍本求末——吸收了史传文的平实、质朴的语言风格而抛弃了报告文学既有的许多特色。应当看到，史传文在记叙历史方面的优势是其平实而客观，但在反映现时生活方面却往往表现的得力不从心。报告文学可以汲取它忠实于历史的客观态度和语言风格，以增强作品对事实叙写的真实感和对读者的忠诚度，却不能因此放弃报告文学复合式结构艺术和综合运用多种表现手段的传统，否则，就会使作品变得铺陈死板，而毫无生气。
如果报告文学真能兼备史传的客观与理性、新闻的真实与敏锐和文学的艺术魅力和思想张力，那该是怎样一种景象！
注释：
①白润生、刘一沾著《报告文学简论》，新华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第9页。
②周太龙著《非虚构叙事艺术——报告文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第10页。
③李白坚主编《中国新闻文学史》，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144页。
④茅盾：《关于报告文学》，《中流》1卷11期，1937年2月20日。
⑤田流：《报告文学的采访》，《报告文学创作谈》，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28页。
⑥白润生、刘一沾著《报告文学简论》，新华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第82页。
⑦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1月第1版，第490页。
⑧朱伯石主编《写作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第201页。
⑨《当代》1983年第6期发表了青年作家山西郑义的《冰河》，在标题下面用括号注明了“报告小说”字样。这两篇作品均获得1983年“《当代》文学奖”之“报告小说”奖。《光明日报》1985年6月6日发表朱寨《关于“报告小说”的求教》一文，之后又发表刘茵等人数篇关于报告小说的讨论文章。《写作》杂志也从1986年第3期起多次发有关这一论题的文章。
⑩李运转《小说纪实与纪实小说》，《人民日报》1987年11月17日。
?李朝全《呼应现实与记录历史——2011年中国报告文学概述》，见《文艺报》2012年1月18日。
?杨黎光《报告文学创作的宏观叙述与哲理思考》，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 com.cn，2011年07月29日。
（作者系北京元学文化院研究员，《中国园艺文摘》杂志执行主编）
“报告文学”是个外来词，在英语中写作“Reportage”，在俄语里写作“OyePk”（缩写），在日语里写作“调∧ ’夕文学”（意思是经过调查研究的文学）。在中国，这个名词普遍认为是随同马克思列宁的作品从日本传来。①首见于1930年2月10日《拓荒者》第1卷第2期日本作家川口浩《德国的新兴文学》（冯先益译）一文，次见于同年3月1日《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日本作家中野重治《德国新文学》（陶晶孙译）一文。前文说基希从他的长年的新闻记者生活中“创造出一个新的文学形式。这就是所谓‘列波尔达知埃’（德语“报告文学”的译音）”。后文则称基希为“‘报告文学’的元祖”。②当然，考察中国报告文学的历史，我们还得承认，“在未有报告文学概念之前，已经开始写作‘准’报告文学的作家已经不少，其中比较著名的是瞿秋白和他的《俄乡纪程》、《赤都心史》”。③
什么是报告文学？根据茅盾的解释，报告文学就是散文的一种，介乎于新闻报道和小说之间，也就是兼有新闻和文学特点的散文，运用文学语言和多种艺术手法，通过生动的情节和典型的细节，迅速地、及时地“报告”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茅盾说：“‘报告’的主要性质是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事件立即报道给读者大众。题材既是发生的某一事件，所以‘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但它跟报章新闻不同，因为它必须充分的形象化。必须将‘事件’发生的环境和人物活生生地描写着，读者便如同亲身经验，而且从这具体的生活图画中明白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④但是，在茅盾的这个解释之后又不断有新的解释，因而出现了多种定义。比较普遍的说法是，“报告文学是新闻性和文学性高度统一的一种文学。”⑤这里不详举。
笔者认为，对于什么是报告文学的问题，需要历史地回答。报告文学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在不同发展阶段，其含义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它大致有几个阶段的变化。
报告文学渊源及合理性，我们可以上溯到古代的“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但现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直到19世纪的晚清。随着报纸登陆，中国才开始孕育。鸦片战争之后，出现了第一批初具报告文学雏形的作品，但直到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才明显具备了报告文学的基本特征。梁启超之后，报告文学作品慢慢多了起来。这时期的报告文学，总体看，是事件性很强，基本上是散文与新闻相结合的一种形式。所以，在此后很长时间内，在文体的归类上，一般都把它放到散文类。今天看来，可以把它看作“事件性报告文学”（当时基本没有“人物报告文学”作品，所以也就不会有“事件性报告文学”的提法。）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报告文学在继续“写事”传统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以写人为主的报告文学，通常称“人物报告文学”。“一般说来，这类报告文学是从新闻的人物特写发展而来，更接近小说，或者说是写真人的小说。”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理由的《扬眉剑出鞘》便属于这类报告文学作品。“其艺术描写的最大特点，是将报告文学小说化”。⑦由于同时存在事件性报告文学和人物报告文学两种形式，因而，这时期报告文学常被人认为“它是新闻性和文学性有机结合的新型文学品种”，“在内容的真实性和发表的时间性上，区别于虚构的散文和小说；在着眼于刻划人物的形象和心灵上，又区别于通常的新闻报道”⑧的一类文体。这是将两者报告文学混合起来看它们的特点而得出的结论。事实上，这时的事件报告文学和人物报告文学还是有比较明显区分的。从艺术上看，前者是“新闻与散文结合”，后者是“新闻与小说结合”。所以，不应把这时期报告文学当作新闻、散文、小说等综合性文体。
不过，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确实出现了一种将新闻性、时政性、调查性、文学性结合在一起的视觉宏大的报告文学。这里的“文学性”，指作品中除了运用散文、小说、诗的笔法外，还常常可见大量的数据和分析议论，文学手法被综合调动和运用，通常被称为“问题报告文学”或“全景报告文学”。如李宏林的《八十年代离婚案》、洪天国的《凋谢的鲜花》、蒋巍的《人生环行道》、理由的《倾斜的足球场》、郭慎娟的《知识的罪与罚》、钱刚《唐山大地震》和苏晓康《自由备忘录》、《神圣忧思录》、《洪荒启示录》、《阴阳大裂变》、《活狱》、《乌托邦祭》等。把这些作品叫“问题报告文学”主要是因为当时大量作品都把笔墨放在披露和探讨社会问题上。而从写作方式看，还是“全景报告文学”、“复合式报告文学”的提法更为适宜。不管怎么叫，这种综合性报告文学的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迅速超过此前出现、此时期继续存在的单纯事件报告文学和人物报告文学。它的确是一种综合运用多种文学艺术手段创作的纪实性、研究性文学。然而，事件报告文学、人物报告文学、综合性报告文学蜂拥而来之时，另一种写作体式——“报告小说”⑨，又叫“新闻小说”⑩。开始引起人们的兴趣；一种可以叫做“新闻散文”的体式也在悄悄成长。一时间，报告文学实际上出现了多种具体形式，这无疑给清晰界定什么是报告文学带来了困扰。
如何界定报告文学，实际上是关系到如何对一类相近或有很多共同点的文体如何归类的问题。我觉得，如何归类须得兼顾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表达上的逻辑性，一是应用上的必要性。因此，摆着我们面前最纠结的问题是：前面两个阶段的报告文学（事件报告文学和人物报告文学）是继续保留在“报告文学”的“户头”上，还是分别归入“报告小说”和“新闻散文”的行列里，让“报告文学”一词专指综合性报告文学这种形式？因为，在“人物报告文学”之后出现的“报告小说”也主要偏重于写人，而与“事件报告文学”类似的“新闻散文”也是偏重于叙事，但他们又毕竟有所不同。若粗分，似可并在一起；若细分，亦可分别“立户”。粗分还是细分，笔者认为，首先必须看到报告文学经历了由事件报告文学、人物报告文学到综合性报告文学的发展（拓展）过程，同时又要承认报告文学中的事件报告文学、人物报告文学跟“新闻散文”和“报告小说” 大体上属于相同类型。鉴于人们已经把“新闻散文”和“报告小说”作为两种独立的文体来看待和研究的事实，我们在界定什么是报告文学的时候，还是先把这两种形式撇开更为恰当。 为了表述方便，我们可以借鉴其他事物的分类方法，把报告文学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报告文学”包括事件报告文学、人物报告文学、问题报告文学等形式；狭义的“报告文学” 专指“综合性报告文学”。在研究报告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时，我们应该介绍和研究到其从广义到狭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点，而在研究分析报告文学当前发展情况时，则应取其狭义的概念，而把“新闻散文”和“报告小说”另文论述。（本文以下所论述中所说“报告文学”则是狭义上的概念。）
二、特色与优势
其实，任何文体在其出现之初是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这是因为，那时候文体的特征还不够清晰，文体的中心和边缘不够分明。只有当它进入成熟期，中心和边缘才比较分明，特征才得以凸显。报告文学也不例外，它的“狭义化”概念的提出，标志着这一文体已经发展到比较成熟的程度。如今的报告文学已不再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它的文体特色十分鲜明。一方面，报告文学中的“报告”不仅仅是指它具有一般的“新闻性”，还含有“时代性”、“时政性”、“震撼性”的意思；另一方面，报告文学中的“文学”也不仅仅是指吸收了文学中某种单一体裁（或散文或小说）的艺术手法，而是多种文学艺术手法的综合运用，甚至包括文学以外的一些表现手段（调查报告和新闻特写、新闻评论的表达方式）。因此，今天的“报告”是“重大报告”或“时代报告”，其“文学”也是“综合文学”或“复合式文学”。这里有一个问题：作者为何要选择如此复杂的文体样式来反映现实生活？或者反过来问：是什么因素让读者给了报告文学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聚焦时代热点与社会问题，是报告文学在题材和主题上引起读者注目的主要原因。以2011年几部影响较大的作品为例：朱晓军《让百姓作主》，以波澜起伏、生动形象的文字反映中国农村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塑造了一批随着中国现代化文明进程、随着农民大批进城改变自身命运而茁壮成长起来的、积极当家作主的新农民，揭示了这些勇于与腐败作抗争、敢于承担责任的新农民必将给中国基层民主政权建设和农村面貌带来历史性变革的事实。黄传会《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则抓住“农民工”问题这个社会持续关注的焦点，描写那些“70后”、“80后”二代进城农民工新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表现他们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两难处境，尖锐地指出，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人生抉择和前途命运定将影响到中国整个国家未来的稳定与发展。刘元举《啼血试验》，把笔触伸向教育体制这一热点问题，讲述南方科技大学和它的校长朱清时的曲折命运，由此烛照中国高教改革的漫长路途。
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有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提法，即“抓热门”和“爆冷门”。 从字面上讲，“热门”和“冷门”无疑是一组相对的词语，但仔细看看作者所指，就不难明白：所谓“热门”是指人们对事物及其问题的现时关注度较高；所谓“冷门” 是指人们对事物及其问题尚未了解，因而谈不上现时关注度。但是，人们尚未了解的并不等于以后了解了也不关注。由此看来，所谓“冷门”只是题材之“冷”，而非问题之“冷”， “冷门”题材背后所隐藏的问题一旦披露出来也可能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和关切。那么，报告文学作者善于“抓热门”也就包含了“爆冷门”。 “爆冷门”的成功者实际上是通过对“冷门”题材背后所隐藏的问题分析，发现或预见到了它即将为“热门”。如果没有预期的“热门”，那这个“冷门”就真的没有“爆”的必要了。应当说，“冷门”背后预期的“热门”跟现时的“热门”题材同样重要，有时候还更有价值。比如，在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问世之前，人们并没有迫切了解“哥德巴赫猜想”的要求，但作者看到了这个“冷门”题材背后隐藏了一个应该如何看待知识和知识精英的重大问题。果然，作品一经问世便震撼了人们的心灵，也震动了中国社会。
以多元视角和深度开掘来揭示真相真貌，是报告文学震感读者心灵的重要原因。“只有在新闻结束的地方再出发，只有比新闻走得更远、挖得更深、写得更透，更具思想穿透力和厚重感，充分调动并运用人物刻画、环境描写、细节情节、优美文字等文学元素，才可能超越新闻、超越浅阅读，保持自己的生机与活力。”⑩报告文学在揭示真相真貌方面，有几点尤其值得注意：
（1）发掘事实的多向性。即对新闻事实要作纵向横向的开掘，只要与事实相关，时空上不拘泥于一时一地，一人一事，过去、现在和将来，进行现场的延伸和拓展；人物由当事人到一切有关者；各种文件材料和报刊中的数据也常常被引用。如，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其材料来源十分广泛。既有对北京右安门大街一小、景山学校、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实验二小的调查，又有来自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文汇报》、上海心理学年会提供的资料；有典型事实，还有对带普遍性问题的家庭问卷调查；有教师的“夏令营日记”，也有轻生女学生“最后的声音”（录音记录）；校园内外，家庭社会，高级干部的警卫员、秘书、保姆等许多反映。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中容纳更多的情况，有的报告文学索性借用数学方法来描述。孟晓云的《多思的年华》就引进了“统计图表”的形式来报告中学生恋爱的有关数据。
（2）把握本质的透视性。报告文学往往从宏观着眼，力图把握全局，在大的社会背景上看具体单个的事件，通过背景、前景等一系列材料说明事实发生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发展趋势。通过透辟的分析，廓清朦胧的事实，澄清是非真假，看到事物的本质。路滔的《推延十八年的审判》，报道了杀人犯刘学保竟然登上英雄宝座，被大树特树，红得发紫，直到18年后的1986年才得处决一事。
（3）阐明见解的思辨性。报告文学大都是在提供了事实的同时，随时发表作者的看法和感慨。而这些看法不是简单的结论，而是由分析事实的内在矛盾、意义，预见事件发展的前景和影响所发。中夙的《兴安岭大山火》第五部几乎通篇议论。它以“对话”的形式，即人与火对话、人与人对话、人与自然对话，对人类的生存发展问题，以及现实生活中种种与之矛盾的现象作出了深刻的反思、讨论，无不使人感到有所启迪。 以全景透视和综合叙写来创造艺术氛围，是报告文学为读者提供审美享受的独特方式。当报告文学运用“调查性”材料和渗入研究性写作方式时，从某些局部来看，似乎少了文采，缺乏纯艺术作品那种氛围，但是，当它把那些抽象的数据、干巴的材料置于一个宽广的社会大环境之下，并以巧妙的艺术结构和生动的艺术语言进行描述时，人们不但不感到枯燥干巴，反而感到一种宏伟壮阔的艺术氛围。如1991年12月22日《经济日报》所载彭元正《海湾大灭火》、1992年1月4日《光明日报》所载忆敏、杨志鹏《十年：一部恢宏的历史抒情诗》（反映厦门经济特区建设成就），其艺术境界之宏大犹如一幅巨型的生活图画展现在人们眼前。读者在报告文学中领略到的宏阔艺术氛围是在其他文体中很难获得的。杨黎光在谈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说：“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主要创作了《瘟疫，人类的影子》、《中山路》和《我们为什么不快乐》。从写‘非典’的《瘟疫，人类的影子》开始，作为一种探索与创新，我的报告文学越写越‘非典型’或者说‘反典型’。因为这三部作品都舍弃了传统报告文学的样貎，弱化了人物塑造和故事情节的铺陈，而更加偏重于宏观叙述与哲理思考。以探问、诘问和追问作为内在推动力，进行一种‘思辨体报告文学’的文本实验。” ?可见，宏观叙述是报告文学作家积极探索的结果。
报告文学在叙写方式上有别于其他文体的地方，除了全景视角和综合结构外，还在于它综合运用多种艺术手法。不仅自由地运用散文、小说及诗歌的细腻生动的笔法，还运用消息、通讯等叙事简洁的技巧，时评议论风生的语言，甚至电影蒙太奇的跳跃性艺术构思方式等等。因此，读一部好的报告文学作品往往让人感到时空交错，变化多姿。
三、低谷中的期待：抛弃喧哗与粉饰
现在有一个非常困扰人的问题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十分走俏的报告文学，进入90年代以后就逐渐走入低谷。于是，很多学者和创作者都在想：是报告文学这种文体有问题，还是人们经过一段“极热”之后需要回归“平静”了？应该说，产生这种思考是正常的，进行这种思考也是必要的，而且问题的提出本身就说明提问者已经有了初步的判断。报告文学在那时候（80年代中后期）突然发生重大转型，而且这种转型与当时人们思想解放之初对社会热点问题的高度关注完全吻合，因而出现报告文学“热”是很自然的事情。而由于这种“热”来得快、来得猛，随着人们的审美疲劳的发生而渐渐“退潮”、“降温”也是情理之中的现象。至于报告文学这种文体是否有问题，笔者认为，问题不是没有，但也不是不可以改善的。那么，需要改善的是什么呢？仔细阅读“极热”之时及此后的报告文学，不难看出：许多作品过分追求结构的“宏阔性”、叙述中过多夸饰之词以及无节制的议论，消解了报告文学应有的艺术魅力。
全景透视本来是报告文学在艺术表现上的创新和优势，但是，一些作者却把“全景”理解为“全国”，不分题材大小都从“全国”角度去论述，甚至在标题上直接加上“中国……大”这类字眼，什么“大扫描”、“大透视”、“大调查”、“大爆炸”铺天盖地，高调喧哗，而实际内容却很“虚弱”。这种跟风式的互相效仿的作派对于报告文学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损害。其实，全景透视并不一定要从“全国”角度去论述，也不一定要在标题上显示，平实的论述和平实的标题同样可以写出全景视角的篇章来。
在国外，报告文学也有叫“研究性报告”的，这说明它注重对材料的深入研究，而表现在文本上就形成了思辨性、议论性的叙写特色。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研究是必须的，是否一定要以议论的形式出现在某个具体文本中，需要发表多少议论，则是需要用心和谨慎斟酌的。无节制的大篇幅议论会把作品变得枯燥乏味。从近20年来的报告文学中，我们看到一些作品中的议论是深刻、精当和形象生动的，而也有不少作品的议论是无限延展而不加节制的，其议论语言跟学术论文相差无几，不忍卒读。
报告文学创作中，装饰性叙写手法的适度运用可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但进入90年代以来，许多作品为了渲染某种气氛往往丝毫不顾及“是否恰当”而大量使用形容词和夸饰语汇，使报告文学的客观性、真实性大受折损。尤其是一些“为企业立传”、“为大腕立传”、“为某个区域立传”的作品，夸大其词，涂脂抹粉，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任何商业行为的介入，都有可能导致作品立场的偏颇和真实性的不保。因此，不管这类“报告文学”是否是“有偿写作”，是否丧失了真实性和客观性，都会引起读者的不悦甚至厌恶。事实上，这些年来，读者的这种“厌恶”已经连累到了报告文学的整体声誉。报告文学被誉为“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就在于它是社会良知和良心的载体。无论你是有意或无意，夸大和粉饰的泛滥最终都可能造成这种载体的坍塌。
近几年，有人在探索“史传性”叙写方式，或许正是对过去报告文学过度粉饰的一个反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史传性报告文学”的写作中，不能舍本求末——吸收了史传文的平实、质朴的语言风格而抛弃了报告文学既有的许多特色。应当看到，史传文在记叙历史方面的优势是其平实而客观，但在反映现时生活方面却往往表现的得力不从心。报告文学可以汲取它忠实于历史的客观态度和语言风格，以增强作品对事实叙写的真实感和对读者的忠诚度，却不能因此放弃报告文学复合式结构艺术和综合运用多种表现手段的传统，否则，就会使作品变得铺陈死板，而毫无生气。
如果报告文学真能兼备史传的客观与理性、新闻的真实与敏锐和文学的艺术魅力和思想张力，那该是怎样一种景象！
注释：
①白润生、刘一沾著《报告文学简论》，新华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第9页。
②周太龙著《非虚构叙事艺术——报告文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第10页。
③李白坚主编《中国新闻文学史》，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144页。
④茅盾：《关于报告文学》，《中流》1卷11期，1937年2月20日。
⑤田流：《报告文学的采访》，《报告文学创作谈》，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28页。
⑥白润生、刘一沾著《报告文学简论》，新华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第82页。
⑦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1月第1版，第490页。
⑧朱伯石主编《写作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第201页。
⑨《当代》1983年第6期发表了青年作家山西郑义的《冰河》，在标题下面用括号注明了“报告小说”字样。这两篇作品均获得1983年“《当代》文学奖”之“报告小说”奖。《光明日报》1985年6月6日发表朱寨《关于“报告小说”的求教》一文，之后又发表刘茵等人数篇关于报告小说的讨论文章。《写作》杂志也从1986年第3期起多次发有关这一论题的文章。
⑩李运转《小说纪实与纪实小说》，《人民日报》1987年11月17日。
?李朝全《呼应现实与记录历史——2011年中国报告文学概述》，见《文艺报》2012年1月18日。
?杨黎光《报告文学创作的宏观叙述与哲理思考》，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 com.cn，2011年07月29日。
（作者系北京元学文化院研究员，《中国园艺文摘》杂志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