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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的名字叫西门梓，我是西门庆的儿子。
这是罗文1987年9月第一次踏上中国这片土地时，在北京首都机场向入境处官员说的第一句汉语。“我在英国的汉语老师告诉我，这句话在中国可以常常用到，很容易结识新朋友。”事实上每次他说出这句话，都能马上让谈话的气氛轻松下来。
自称西门梓的罗文，全名是Rowan Simons。如果只听他用调侃式的京腔痛骂中国足球，也许很多人都会误认为他是在北京胡同里长大的地道中国球迷。“实际上我从英国来到中国。最早的身份只是个解说英超联赛的老外。”
如今，罗文已经是拥有十万会员的“万国群星”业余足球俱乐部的老板，麾下拥有100余支业余足球队，甚至吸引来了万事达信用卡这样的顶级品牌赞助商。“业余足球才是英国最古老的足球商业模式，我只是想把这种模式带到中国来。”
“足球在中国经常是政治工具。惟一吸引资本进驻的也只有职业联赛，但在英国，这些职业模式都是从业余足球发展来的。现在足球在全世界创造的产值每年有1500多亿美元，我老家的曼联队和天空电视台都能从足球里挖掘出数百亿商业回报。但不要忘记，这一切的前提是有业余足球的存在，有快乐的属于普通人的足球。”
从媒体人到球队老板
罗文从利兹大学到中国来学汉语，学成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在北京电视台做英超解说，他的搭档正是后来的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张路。
罗文告诉《世界博览》记者，在为中国人担当足球解说的时候，自己产生了困惑：“为什么这个国家的球迷只喜欢从电视上和报纸上获取足球信息，难道他们自己不踢球吗?他们天天抱怨中国足球水平低下，为何不发展自己的业余足球俱乐部。”
“我当时的定位还是一个足球媒体人。”罗文说，“我知道19世纪的曼联也并非什么豪门，当时铁路工人只是通过和其他部门或其他铁路公司的球队比赛释放对足球的热情而已。玩足球当然要从业余俱乐部玩起，我当时想，也许中国球迷还不知道这些事情吧，但媒体也根本不做这方面报道，他们只是关注已经成气候的大联赛。”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解说，似乎只是通过电视将欧洲足球当作一种鸦片输送给中国观众，而不是去让中国人真正把握到足球运动的本质。“我做俱乐部的初衷其实也是从这时开始的。我应该让他们看看足球的本质。”
他做出了第一个不可思议的“壮举”——他租下了北京东北旺乡一家国家农场的废鱼塘，造出自己的足球场。“这是北京寸土寸金的土地啊，一般人宁愿拿去开发高尔夫球场也轮不到足球的份儿，卖门票根本赚不回钱，人家都想，这个老外真傻。”
罗文赔了不少钱，但他毫不气馁，“这事倒是检验了足球官员、草皮供应商对足球事业的热爱程度，我有了场地，下一步就该开始考虑产业的事了。”
罗文决定像利物浦当年那样，首先确定自己俱乐部的经营模式，最终罗文和合伙人一致决定采用效率最高的法人形式——公司制。
这在当时可谓迈出了一大步，北京甚至全国都没有“足球俱乐部公司”这个概念，更何况还是外资。后来罗文回忆道。这一关走得不容易，英国只要注册公司就可以，而他碰上的却是中国特色的“审批制”——涉及外资，涉及公众事业，没有先例，国家卡得很严。
不过，罗文最终在足协和北京电视台的帮助下走过去了。
不管怎样，“万国群星”公司建立起来了。商业模式不缺，英国100多年前就成功了；理念不缺，就是推动中国大众体育和草根足球发展。但足球和生意的结合在中国的确没那么容易。
做过足球媒体记者的罗文太了解中国足球与媒体、体制的依存关系了。他希望策划系列赛事和活动来引起媒体和赞助商的注意。
2003年，万国群星俱乐部策划了一场日后也堪称经典的比赛SARS胜利杯赛，让货真价宴的十一名老外和首都医务工作者在工体对阵。当时SARS(非典)猖狂，这场足球赛的政治宣传意义不言而喻，结果政府官员来了。各大媒体来了，连看台上的观众也达到了一万人。“万国群星”从此崭露头角。
然而，有了一定知名度的“万国群星”，仍未能摆脱经营的窘迫。罗文最初的设想是仿照英国的俱乐部制度，提供一体化的服务，用会员消费来带动经营。然而他很快发现，中国业余足球俱乐部的会员没有直接购买俱乐部其他服务的习惯，比如每次比赛后去俱乐部的酒吧喝喝酒、吃东西等。这样算来。“万国群星”俱乐部开设酒吧的收入也很难像英国那样有保障。
2003年到2006年，“万国群星”的经营没有多大起色。尽管罗文本人也积极地进行种种公关，却始终得不到赞助商的青睐。一家业余足球俱乐部，没有大牌球星，没有清晰的盈利模式，这样似乎注定了，在中国业余足球只能让位给政府经营了。这不是有中国特色的业余足球
这些事情促使罗文转向思考业余足球俱乐部的会员资源。频繁地举办赛事渐渐让“万国群星”有了知名度，2006年德国世界杯后，会员数量有了稳定的增长。罗文开始回想起“万国群星”创办初期，一家搬家公司的赞助由来。
“这是家涉外搬家公司，因为最早一批会员都是跟我们一样身在北京的老外。那家搬家公司的客户目标是外国人，看中的就是我们的外国会员。”罗文意识到，“会员数量和质量”就像媒体的“眼球经济”一样，“会员”还可以二次售卖，让它发挥价值。
“吸引会员去不同的商家消费，并给予特别折扣”，这个模式很快让俱乐部有了起色。渐渐地，“万国群星”在驻京外企和白领圈子里的口碑上去了，会员也从外国会员逐渐过渡到了外企公司的中国职员和公司人为主。“万国群星”将这些会员资源整理、优化，打包提供消费推荐，最终慢慢地发展成了10万会员的规模，并吸引来了万事达等赞助商。
在这种模式下，“万国群星”的生存已经不成问题。罗文也舒了口气。“在中国，任何事业要生存下去都是很有压力的事情。不过现在，我终于有余力真正开展业余足球运动的推广了。”
在“万国群星”的宣传资料中，“青少年足球培训”被放在显著的位置。
“我们开发了不同于一般体育学校的足球培训课程”，罗文说，“很多中国学校没有足球课程。小孩对足球有兴趣，可是没有地方，也没有好的教练。我就在2003年开设了足球培训班，用我们的场地，用我们的教练，现在已经有2000多个不同年龄层的孩子在俱乐部接受我们的培训。”
除此之外，罗文对英国古老业余足球模式动的另一个“小手术”就是“五人制比赛”。
“光是绿茵场，北京只有80多块。伦敦有3000块，用来打传统的十一人模式比赛肯定不够。也得怪中国房地产价格 太高，我们根本不可能建设太多自己的场地。”
但他一直强调：“足球精神不能改，就是纯业余足球。当时有人说办中国特色的足球，但我就说是业余足球，因为这是英国100多年前的方式，事实也证明是正确的。”
业余足球联赛是每年“万国群星”最有激情的时刻。各种肤色、各个行业的足球爱好者自发来到这里参加比赛。而罗文想拥有的模式正是为所有人提供一个持续参加比赛的场所，中国一些业余比赛都是一次性的，这次踢完了，下次就没有了。罗文却希望喜欢他们每周都有比赛可踢。现在俱乐部的成人联赛分十个级别，每个季节都在进行，踢好了还可以晋级。这样的模式吸引了大量中外公司组队参加比赛。
这是“Culture shock”
“在英国，你想吸引孩子来俱乐部，说声来踢足球就足够了。但在中国还不够，你必须要告诉他，这里可以‘学英语，还可以踢足球’，他才会过来。在英国，孩子们就是喜欢球，不用做广告。”罗文称，这是他心中最大的文化冲突，以前担心英国教练不会说中文是个障碍，但现在是个优势。
“中国成绩最重要，外国则是参与最重要。”罗文先生很不理解中国家长让孩子踢足球的初衷。
还有一件事就是“足球基金会”。罗文说。在英国有很多足球基金会，比如“英足总基金会”，每个俱乐部也有基金会。所以在英国，你为足球做一件事时，不用担心钱的问题，有基金会支持你。但很遗憾，罗文在中国还未找到。
时至2011年，就在中国足球经历了“恒大”重金投入联赛、大连万达重新回归足球时，罗文的“万国群星俱乐部”还在另一个足球世界里默默前行着。罗文仍然在坚持自己的足球信念和商业模式。
正如他在《足球无疆》这本书中写到的：“在中国创业的经历让我从一个天真的足球理想者，从一个叛逆的学中文的年轻学生，演变成为—个在媒体里声音经常显得孤独的外国人，一个在世界上草根足球人口最多，但还未完成足球革命的国家里缓慢前行的激进战士。”
不可否认，罗文有时看上去就像个疲倦地游走在中国足球体制内外的老人，但很多时候，他宁愿以一种更单纯的方式诠释自己所谓的“事业和理想”。
“我只是很怀念小的时候和父亲去离家不远的俱乐部踢球，我和爸爸踢球，妈妈做好三文治在场边等我们，为我们加油。俱乐部让每个人都参与了进去。但在中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怎样加入进来呢?他们只会站在场外，呆呆地看着孩子玩。这大概也是所谓的‘Culture Shock’(文化冲击)吧。”
这是罗文1987年9月第一次踏上中国这片土地时，在北京首都机场向入境处官员说的第一句汉语。“我在英国的汉语老师告诉我，这句话在中国可以常常用到，很容易结识新朋友。”事实上每次他说出这句话，都能马上让谈话的气氛轻松下来。
自称西门梓的罗文，全名是Rowan Simons。如果只听他用调侃式的京腔痛骂中国足球，也许很多人都会误认为他是在北京胡同里长大的地道中国球迷。“实际上我从英国来到中国。最早的身份只是个解说英超联赛的老外。”
如今，罗文已经是拥有十万会员的“万国群星”业余足球俱乐部的老板，麾下拥有100余支业余足球队，甚至吸引来了万事达信用卡这样的顶级品牌赞助商。“业余足球才是英国最古老的足球商业模式，我只是想把这种模式带到中国来。”
“足球在中国经常是政治工具。惟一吸引资本进驻的也只有职业联赛，但在英国，这些职业模式都是从业余足球发展来的。现在足球在全世界创造的产值每年有1500多亿美元，我老家的曼联队和天空电视台都能从足球里挖掘出数百亿商业回报。但不要忘记，这一切的前提是有业余足球的存在，有快乐的属于普通人的足球。”
从媒体人到球队老板
罗文从利兹大学到中国来学汉语，学成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在北京电视台做英超解说，他的搭档正是后来的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张路。
罗文告诉《世界博览》记者，在为中国人担当足球解说的时候，自己产生了困惑：“为什么这个国家的球迷只喜欢从电视上和报纸上获取足球信息，难道他们自己不踢球吗?他们天天抱怨中国足球水平低下，为何不发展自己的业余足球俱乐部。”
“我当时的定位还是一个足球媒体人。”罗文说，“我知道19世纪的曼联也并非什么豪门，当时铁路工人只是通过和其他部门或其他铁路公司的球队比赛释放对足球的热情而已。玩足球当然要从业余俱乐部玩起，我当时想，也许中国球迷还不知道这些事情吧，但媒体也根本不做这方面报道，他们只是关注已经成气候的大联赛。”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解说，似乎只是通过电视将欧洲足球当作一种鸦片输送给中国观众，而不是去让中国人真正把握到足球运动的本质。“我做俱乐部的初衷其实也是从这时开始的。我应该让他们看看足球的本质。”
他做出了第一个不可思议的“壮举”——他租下了北京东北旺乡一家国家农场的废鱼塘，造出自己的足球场。“这是北京寸土寸金的土地啊，一般人宁愿拿去开发高尔夫球场也轮不到足球的份儿，卖门票根本赚不回钱，人家都想，这个老外真傻。”
罗文赔了不少钱，但他毫不气馁，“这事倒是检验了足球官员、草皮供应商对足球事业的热爱程度，我有了场地，下一步就该开始考虑产业的事了。”
罗文决定像利物浦当年那样，首先确定自己俱乐部的经营模式，最终罗文和合伙人一致决定采用效率最高的法人形式——公司制。
这在当时可谓迈出了一大步，北京甚至全国都没有“足球俱乐部公司”这个概念，更何况还是外资。后来罗文回忆道。这一关走得不容易，英国只要注册公司就可以，而他碰上的却是中国特色的“审批制”——涉及外资，涉及公众事业，没有先例，国家卡得很严。
不过，罗文最终在足协和北京电视台的帮助下走过去了。
不管怎样，“万国群星”公司建立起来了。商业模式不缺，英国100多年前就成功了；理念不缺，就是推动中国大众体育和草根足球发展。但足球和生意的结合在中国的确没那么容易。
做过足球媒体记者的罗文太了解中国足球与媒体、体制的依存关系了。他希望策划系列赛事和活动来引起媒体和赞助商的注意。
2003年，万国群星俱乐部策划了一场日后也堪称经典的比赛SARS胜利杯赛，让货真价宴的十一名老外和首都医务工作者在工体对阵。当时SARS(非典)猖狂，这场足球赛的政治宣传意义不言而喻，结果政府官员来了。各大媒体来了，连看台上的观众也达到了一万人。“万国群星”从此崭露头角。
然而，有了一定知名度的“万国群星”，仍未能摆脱经营的窘迫。罗文最初的设想是仿照英国的俱乐部制度，提供一体化的服务，用会员消费来带动经营。然而他很快发现，中国业余足球俱乐部的会员没有直接购买俱乐部其他服务的习惯，比如每次比赛后去俱乐部的酒吧喝喝酒、吃东西等。这样算来。“万国群星”俱乐部开设酒吧的收入也很难像英国那样有保障。
2003年到2006年，“万国群星”的经营没有多大起色。尽管罗文本人也积极地进行种种公关，却始终得不到赞助商的青睐。一家业余足球俱乐部，没有大牌球星，没有清晰的盈利模式，这样似乎注定了，在中国业余足球只能让位给政府经营了。这不是有中国特色的业余足球
这些事情促使罗文转向思考业余足球俱乐部的会员资源。频繁地举办赛事渐渐让“万国群星”有了知名度，2006年德国世界杯后，会员数量有了稳定的增长。罗文开始回想起“万国群星”创办初期，一家搬家公司的赞助由来。
“这是家涉外搬家公司，因为最早一批会员都是跟我们一样身在北京的老外。那家搬家公司的客户目标是外国人，看中的就是我们的外国会员。”罗文意识到，“会员数量和质量”就像媒体的“眼球经济”一样，“会员”还可以二次售卖，让它发挥价值。
“吸引会员去不同的商家消费，并给予特别折扣”，这个模式很快让俱乐部有了起色。渐渐地，“万国群星”在驻京外企和白领圈子里的口碑上去了，会员也从外国会员逐渐过渡到了外企公司的中国职员和公司人为主。“万国群星”将这些会员资源整理、优化，打包提供消费推荐，最终慢慢地发展成了10万会员的规模，并吸引来了万事达等赞助商。
在这种模式下，“万国群星”的生存已经不成问题。罗文也舒了口气。“在中国，任何事业要生存下去都是很有压力的事情。不过现在，我终于有余力真正开展业余足球运动的推广了。”
在“万国群星”的宣传资料中，“青少年足球培训”被放在显著的位置。
“我们开发了不同于一般体育学校的足球培训课程”，罗文说，“很多中国学校没有足球课程。小孩对足球有兴趣，可是没有地方，也没有好的教练。我就在2003年开设了足球培训班，用我们的场地，用我们的教练，现在已经有2000多个不同年龄层的孩子在俱乐部接受我们的培训。”
除此之外，罗文对英国古老业余足球模式动的另一个“小手术”就是“五人制比赛”。
“光是绿茵场，北京只有80多块。伦敦有3000块，用来打传统的十一人模式比赛肯定不够。也得怪中国房地产价格 太高，我们根本不可能建设太多自己的场地。”
但他一直强调：“足球精神不能改，就是纯业余足球。当时有人说办中国特色的足球，但我就说是业余足球，因为这是英国100多年前的方式，事实也证明是正确的。”
业余足球联赛是每年“万国群星”最有激情的时刻。各种肤色、各个行业的足球爱好者自发来到这里参加比赛。而罗文想拥有的模式正是为所有人提供一个持续参加比赛的场所，中国一些业余比赛都是一次性的，这次踢完了，下次就没有了。罗文却希望喜欢他们每周都有比赛可踢。现在俱乐部的成人联赛分十个级别，每个季节都在进行，踢好了还可以晋级。这样的模式吸引了大量中外公司组队参加比赛。
这是“Culture shock”
“在英国，你想吸引孩子来俱乐部，说声来踢足球就足够了。但在中国还不够，你必须要告诉他，这里可以‘学英语，还可以踢足球’，他才会过来。在英国，孩子们就是喜欢球，不用做广告。”罗文称，这是他心中最大的文化冲突，以前担心英国教练不会说中文是个障碍，但现在是个优势。
“中国成绩最重要，外国则是参与最重要。”罗文先生很不理解中国家长让孩子踢足球的初衷。
还有一件事就是“足球基金会”。罗文说。在英国有很多足球基金会，比如“英足总基金会”，每个俱乐部也有基金会。所以在英国，你为足球做一件事时，不用担心钱的问题，有基金会支持你。但很遗憾，罗文在中国还未找到。
时至2011年，就在中国足球经历了“恒大”重金投入联赛、大连万达重新回归足球时，罗文的“万国群星俱乐部”还在另一个足球世界里默默前行着。罗文仍然在坚持自己的足球信念和商业模式。
正如他在《足球无疆》这本书中写到的：“在中国创业的经历让我从一个天真的足球理想者，从一个叛逆的学中文的年轻学生，演变成为—个在媒体里声音经常显得孤独的外国人，一个在世界上草根足球人口最多，但还未完成足球革命的国家里缓慢前行的激进战士。”
不可否认，罗文有时看上去就像个疲倦地游走在中国足球体制内外的老人，但很多时候，他宁愿以一种更单纯的方式诠释自己所谓的“事业和理想”。
“我只是很怀念小的时候和父亲去离家不远的俱乐部踢球，我和爸爸踢球，妈妈做好三文治在场边等我们，为我们加油。俱乐部让每个人都参与了进去。但在中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怎样加入进来呢?他们只会站在场外，呆呆地看着孩子玩。这大概也是所谓的‘Culture Shock’(文化冲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