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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诗经》中的燕飨诗是周代宴席中必不可少的，“礼终而宴”。礼仪在《诗经》中是客观存在的，燕飨诗中更是涉及到很多的礼仪。对《诗经》燕飨诗的研究主要是想要突出以诗载礼，诗歌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在政治上的应用以及阶层身份的划分等方面的作用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主要以文献整合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和心理学的方法进行诗歌与礼仪的研究。
【关键词】燕饮诗；礼终而宴；以训共俭；守礼以序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诗经》是一代文辞之盛，汉代把《诗经》列为儒家经典。仅就先秦开始到清，《诗经》研究人才辈出，学派纷起，卓见层出。《诗经》中的燕饮诗从文学的角度进行情与礼乐的相关性研究，在宴享间使用《诗经》中的一些诗伴随乐曲进行演奏的情况进行简述。《诗经》编撰成诗集并广泛流传，行之以礼，世人认可。《诗经》之于礼乐文明，犹如承筐，其诞生于崇礼尚乐的繁荣时代，周代礼制文化与《诗经》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渊源。
一、以诗载礼，守礼有序
朱光潜在《诗论》中这样记载：“诗歌在起源时是神与人互通款曲的媒介。人有所颂祷，用诗歌进呈给神；神有所感示，也用诗歌传达给人。”朱光潜以宗教为中心论述了诗的起源，李泽厚则在《美的历程》中阐述了诗与歌舞的密不可分。由此看来，诗、歌、舞的发展虽然有其各自的特点，但是也可以互相配合而存在。
《诗经》中的“颂”是宗庙祭奠之歌，“雅”多是“王畿”之乐，“风”则是各地方的民间歌谣。关于礼的起源，与原始祭祀活动有关。《说文》曰：“礼，覆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赵沛霖先生说：“原始氏族成员在祭祀祖先神灵时，必陈饮食供神灵享用。这种陈供开始比较粗糙，后来为了表示虔诚，饮食越来越丰盛，方式越来越讲究，并且规格和仪式逐渐固定下来，久而久之形成了大家共同遵循的准则，这便是礼。”由此看来，《诗经》中“雅”“颂”中的一部分燕饮诗以及礼与祭祀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体现着祭祀礼仪的秩序，是祭祀典礼的重要组成部分。
“礼终而宴”，燕饮是周礼秩序的体现。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礼的实施也离不开《诗》和乐曲。在《仪礼》《左传》等典籍中记录着燕饮场唱《诗》、配乐的情形。《仪礼·乡饮酒礼》中这样记载：“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逐歌乡乐。《周南·关雎》……，《召南·鹊巢》……。公告于乐正曰：‘正歌备’。乐正由楹内、东楹之东，告于公，乃降复位。”以上记载可见，《诗经》中的燕饮诗与礼乐二者关系密切，礼、乐与诗三位一体，共同完成燕饮礼仪仪式。顾颉刚曾经论述：从西周到春秋中叶，诗与乐是合一的，乐与礼是合一的。礼仪在《诗经》中是客观存在的，乡乐的演奏也规定了每一步需要用的《诗》、需要用的乐器，燕饮诗中更是涉及很多的礼仪，演奏者由堂上堂下交替演奏，诗乐与秩序交融，引导宾客，是守礼有序的体现。但是对《诗经》中存在的礼仪，如果不加以分析，人们就很难准确把握礼乐寓于诗的意境。
燕飨礼主要应用于周代亲近四方宾客，反映周代宴席的礼仪。《周礼》：“以饮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燕飨之礼，是古时王室以酒肉款待宾客之礼；燕礼在寝宫举行，烹狗而食，主宾献酒行礼之后即可开怀畅饮。
《楚茨》中“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记载了祭祖祭神之时飨礼的情况，“絜尔牛羊”写出祭祀过程所用的粮食、牲畜，“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邀请祖上前来享用，整个仪式庄严有序，恰到好处，主要形容祭典之盛、降幅之多。飨礼之后进行燕礼，以燕礼来说，主要就是君臣之间的燕饮礼仪。诗歌通过对礼仪过程的赞美来表达对客人的敬重，特别是旅酬言语之礼更是客人示道的重要场合。周礼的礼节比较复杂，但是燕礼比饮礼、食礼简约，首先是陈设燕礼的器具。国君宴请臣属是先让小臣代表国君请各位大臣留下，准备参加宴请。然后准备燕饮间用的乐器、酒器，酒器的方位上也有讲究，方向以南为上，卿大夫们的酒樽置于左侧，左侧即南方，公的酒樽在卿大夫酒樽之南，表示尊重。除此之外就是进行洒扫，此后就是宾客入席。如《小雅·伐木》对以上程序进行描述：“酾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诸父。”“於粲洒埽，陈馈八簋”，写的就是以上准备宴席的场景。《毛诗序》云：“《伐木》，燕朋友故旧也。……亲亲以睦，友贤不弃，不遗故旧，则民德归厚矣。”《伐木》一诗，正是宣王初立之时王族辅政大臣为稳固人心，取消间隙从而增进亲友之情而做。然而诗中“宁适不来，微我弗顾”，“宁适不来，微我有咎”，可见宴请的叔伯舅亲没有到场，但是礼仪秩序井然有序，由此看出周代礼制中不仅涉及敬重还有宗族之间的情感，从而看出《诗经》也承载了以宗族血脉为纽带维护周代政权的安定，从亲亲到尊尊的互相转变。《诗经》所谓“大宗维翰”“宗子维城”就是说的周代以宗法制度得以代代相传。
《札记·乐记》：“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礼之不可易也者。”由此可见礼乐也有情理之分。《礼记·乐记》所说的“礼、乐、刑、政，其极一也。”由此看出“礼”与国家章法制度联系在一起，把“礼”上升到国家政治的层面。“礼”应包括了教育、文化、军事、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是一个王朝的刑法、政法、章程以及典范，“礼”更是周统治者为该国带来和平与稳定秩序的保障。《左传·禧公十一年》中载：“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陆奎勋《陆堂诗学》载：“《鹿鸣》《四牡》《皇华》三诗，用之燕礼及乡饮酒礼。”由此可见对当时的礼乐制度有严格的管理，必须以适应礼制为前提。这些表演音乐的工作人员必须随着礼的秩序，按照周代礼制顺序进行奏乐。可见周王朝时期，在诗歌演奏过程中随着演奏人员遵循的礼乐秩序，上至诸侯下至礼乐演奏人员，对君王来说，他们在身份上不仅是自己的臣下而且需要按照绝对的秩序服从王命。《毛诗序》云：“燕群臣嘉宾也”。但是随着周王室由盛转衰，尤其是至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经常在礼乐方面做出有违礼仪的事情，《左传·襄公四年》有关于穆叔去晋国的记载，从礼仪上说，穆叔去晋国，晋悼公宴享穆叔，金属乐器演奏《肆夏》第三章，穆叔不答拜，乐工歌唱《文王》第三章，穆叔又不答拜。歌唱《鹿鸣》第三章，穆叔三次答拜。其实这里外交官子员问过穆叔，穆叔对于错误的演奏不和身份的乐章，都给予了反驳，《三夏》适用于天子见诸侯，《文王》适用于两君相见，所以，对于不适当的乐曲用在不同身份的人是外交礼节上的失誤。所以，由《诗经》与乐的合奏，不同篇章代表的意义上可看出，演奏乐曲的不同也代表了身份的不同，此引折射的是尊卑秩序，有此方可行政天下，此为礼的实质之一。 二、场合多变，盛行缘由
《诗经》的流传有多种方式，宴饮诗歌多应用于仪式与典礼。在周代，制礼作乐，礼乐昌隆，经过长时间的审定汇编，《诗经》已经适应礼乐，成为了合乎礼乐制度的乐歌。诗乐的融合，更加便于人们对《诗经》的记诵。使《诗经》的燕饮诗歌向贵族阶层普及与流传，西周与春秋早期更多的运用这种普及方法。
（一）《诗经》燕飨诗的适用场合
根据《仪礼》《礼记》等记载，《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已经多应用于典礼礼仪的场合。其主要用于乡饮酒礼、大射礼、燕礼等场合，歌唱时的仪式、演奏的顺序都是固定的。《仪礼·乡饮酒礼》记载：“乐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仪礼·燕礼》：“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升歌《鹿鸣》，下管《新宫》。……若舞则《勺》。”用于大射礼仪，《仪礼·大射礼》：“乃歌《鹿鸣》三终……乃管《新宫》三终。”显然，《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歌发生了场所的变动，由乡大夫扩大到宴请诸侯。可见燕饮诗也根据场合、宴请对象而发生变动，例如《左传》成公十二年记载：“享以训共俭，宴以示慈惠。共俭以行礼，慈惠以布政。”由场所的渐变、乡饮酒礼的记载上可以看出当时的礼乐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了，而且也是用于典礼乐曲的原因，《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一起入乐的形式也具有规范化的属性。《仪礼·燕礼》郑玄注曰：“正歌者，声歌及笙各三终，间歌三终，和乐三终，为一备。各亦成也。”正歌是指乐师先歌小雅《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各三次；演奏《南陔》《白华》《华黍》各三次；接着唱《诗经·小雅·鱼丽》，以笙吹奏《由庚》应之；歌《诗经·小雅·南有嘉鱼》，以笙吹奏《崇丘》应之；歌《诗经·小雅·南山有台》，以笙吹奏《由仪》应之，歌与笙吹交替进行各三交。最后配乐合唱《周南》《召南》六诗各三次。
比如，《小雅·鹿鸣》反映了完整的燕礼过程，全诗以“呦呦鹿鸣”起兴，营建了一个热闹而又谐和的气氛，如果是君臣之间的宴会，那种本已存在的坐立不安和紧张的关系马上就会缓和，这是燕礼重于慈惠的一点。《诗集传》云：“故先王因其饮食聚会，而制为燕饮之礼，以通上下之情；而其乐歌，又以鹿鸣起兴。”假如主人为君，客为臣，君臣之间的等级、思想上的隔阂也会随着宴会的氛围慢慢趋于和谐的基调，沟通君臣之间的感情，此后又把这种意境带入到“鼓瑟吹笙”的音乐伴奏中去，虽然乐谱早已失传，但是从诗歌的整体内容上看，整个宴会应该是在一个欢快、和悦的氛围中进行的。虽然君臣在燕饮场合具有上下等级以及政治色彩的情况，但是宾客通过“承筐是将”，献上所盛的礼物，而后主人又向来宾致辞：“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也是在说现在宴席上的一些客气话答谢来宾，主宾之间这种你来我往的关系也描绘了融洽的君臣关系。
（二）《诗经》燕饮诗流传的原因
《诗经》作为礼乐的载体而存在，除此之外，《论语·子路》中也提到：“颂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始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所以，《诗经》在当时的流传方式除了作为礼乐制度存在也是人人争相诵读的语言沟通工具。又如《论语·阳货》：“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由此也看出《诗经》在当时的各个阶层是广泛流传的。又如《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就是说《诗》能够激发人的感情，洞悉仁德，促进人的团结，能够学得讥讽的方法。近到能够明白如何侍奉父母，远到可以学习如何侍奉君主，还可以多学习些鸟兽草木的名字。
《诗经》燕饮诗也可以作为赋诗言志的一种直接流传和应用存在于宴会场合。金景芳在《论宗法制度》一文中也指出：“……在其政权所及范围内，宗法不适用，决定身份的是政治地位不是血缘关系。但是，如遇到另外一种情况，即与诸侯尊卑相同，则宗法还适用。”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会盟十分频繁，燕饮诗上可以看出周代的礼制特征，燕饮诗即体现出了浓厚的君臣之间的互敬精神，即君以仁爱治臣，臣以恭敬敬君的思想。《礼记·乐记》：“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同文，则上下和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乐是为了和同人们的情感，情感和同就会互相亲近。礼是为了区别人们的差异，有了差异就会互相尊重。但是乐过分或者礼过分都会造成威胁，所以礼乐之间相互制约，君臣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小雅·彤弓》：“彤弓弨兮，受言藏之。”写出了有功诸侯接受恩赐的庄严典礼，而且写出了所赐彤弓的行状和受赏者对弓矢的珍爱，非直接地傳达了受赏者的感激之情。“我有嘉宾，中心贶之。”周天子把自己的臣下称为“嘉宾”，对有功诸侯的钟爱之情溢于言表。从“钟鼓既设，一朝饮之”能够看出宴会充满了欢畅的氛围，虽然是讴歌周天子的文治武功，也可以看出燕饮诗在当时礼乐制度下传播的必然性。
周王室对于诸侯的宴请，燕饮礼仪的复杂，臣下对君王的尊敬之情都在《诗经》的燕饮诗中有所体现，具备君王宴请诸侯的政治用意。《桑扈》中“君子乐胥，受天之祜。君子乐胥，万邦之屏”为起始，整首诗歌是以君子、诸侯为人物中心，然后涉及上天所赐的福禄，福禄如何延绵，是依靠诸侯的力量，如果把这里的君子看做君王，那么就是君王借燕饮来笼络诸侯，可见，这里所谓的安邦是少不了诸侯的安定与支持的。此后两章分别叙述了饮者的身份与限制：“之屏之翰，百辟为宪”，而后又提出“不戢不难，受福不那”希望各位遵守礼制限制自己的行为。“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以酒隐喻柔软顺从是美酒的特点，人不傲才能福禄不断。对于君王对于诸侯的劝解来说，是非常具有政治隐喻色彩的。
三、结语
综观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周代统治者对礼乐制度提出了诸多的要求，同时《诗经》中的燕饮诗在当时祭祀典礼之后的宴席上也担任着守礼有序的义务，并且礼乐诗与周代礼仪之间的相互制约，可见周代统治者为了自身政治的巩固，对《诗经》燕饮诗歌在宴席上进行了严格的规范应用。在周代各种燕饮场合，《诗经》燕饮诗歌作为燕饮礼的载体，侧重于沟通君与臣之间的感情以及以训共俭；通过《诗经》中的燕饮诗歌也表现出周天子的慈惠之心以及共俭以行礼的思想，加强臣下与诸侯国的情感联系。《诗经》中的燕饮诗也反映了燕饮的场所不同，嘉宾的具体指代内容也不同。《诗经》燕饮诗作为礼乐制度的载体，守礼有序的同时确定了各个阶层不同的身份等级。同时，燕饮场合的不同、君臣对答的不同也寓意着浓厚的政治色彩。燕饮礼仪之间，宾主在歌舞杯盏声中，谈笑频频，其乐融融，美食旨酒传递着宾主间的绸缪之意，也遵循着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即亲亲、尊尊相互转换。《礼记·文王世子》云：“故学之为父子焉，学之为君臣焉，学之为长幼焉，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得而国治。”周礼最大的特点不仅仅在制度和礼仪这两个方面，还在于周统治者把“人伦关系”很好的融入到政治统治方面，统治阶级需要的“忠君”“爱国”的政治思想是维系权利的纽带。中国文化在“则以观德”的全新时代上，还衍生出了统治者借守礼以序强调阶级的层次划分，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从对神的崇拜中走出来，上升到了对人重视的新维度。
参考文献：
[1]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北京中华书局，2001.
[2]阮元.仪礼·乡饮酒礼十三经注疏本[M].北京：北京中华书局，1980.
作者简介：李杨（1986-），女，博士，中级，研究方向：中韩诗歌比较。
【关键词】燕饮诗；礼终而宴；以训共俭；守礼以序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诗经》是一代文辞之盛，汉代把《诗经》列为儒家经典。仅就先秦开始到清，《诗经》研究人才辈出，学派纷起，卓见层出。《诗经》中的燕饮诗从文学的角度进行情与礼乐的相关性研究，在宴享间使用《诗经》中的一些诗伴随乐曲进行演奏的情况进行简述。《诗经》编撰成诗集并广泛流传，行之以礼，世人认可。《诗经》之于礼乐文明，犹如承筐，其诞生于崇礼尚乐的繁荣时代，周代礼制文化与《诗经》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渊源。
一、以诗载礼，守礼有序
朱光潜在《诗论》中这样记载：“诗歌在起源时是神与人互通款曲的媒介。人有所颂祷，用诗歌进呈给神；神有所感示，也用诗歌传达给人。”朱光潜以宗教为中心论述了诗的起源，李泽厚则在《美的历程》中阐述了诗与歌舞的密不可分。由此看来，诗、歌、舞的发展虽然有其各自的特点，但是也可以互相配合而存在。
《诗经》中的“颂”是宗庙祭奠之歌，“雅”多是“王畿”之乐，“风”则是各地方的民间歌谣。关于礼的起源，与原始祭祀活动有关。《说文》曰：“礼，覆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赵沛霖先生说：“原始氏族成员在祭祀祖先神灵时，必陈饮食供神灵享用。这种陈供开始比较粗糙，后来为了表示虔诚，饮食越来越丰盛，方式越来越讲究，并且规格和仪式逐渐固定下来，久而久之形成了大家共同遵循的准则，这便是礼。”由此看来，《诗经》中“雅”“颂”中的一部分燕饮诗以及礼与祭祀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体现着祭祀礼仪的秩序，是祭祀典礼的重要组成部分。
“礼终而宴”，燕饮是周礼秩序的体现。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礼的实施也离不开《诗》和乐曲。在《仪礼》《左传》等典籍中记录着燕饮场唱《诗》、配乐的情形。《仪礼·乡饮酒礼》中这样记载：“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逐歌乡乐。《周南·关雎》……，《召南·鹊巢》……。公告于乐正曰：‘正歌备’。乐正由楹内、东楹之东，告于公，乃降复位。”以上记载可见，《诗经》中的燕饮诗与礼乐二者关系密切，礼、乐与诗三位一体，共同完成燕饮礼仪仪式。顾颉刚曾经论述：从西周到春秋中叶，诗与乐是合一的，乐与礼是合一的。礼仪在《诗经》中是客观存在的，乡乐的演奏也规定了每一步需要用的《诗》、需要用的乐器，燕饮诗中更是涉及很多的礼仪，演奏者由堂上堂下交替演奏，诗乐与秩序交融，引导宾客，是守礼有序的体现。但是对《诗经》中存在的礼仪，如果不加以分析，人们就很难准确把握礼乐寓于诗的意境。
燕飨礼主要应用于周代亲近四方宾客，反映周代宴席的礼仪。《周礼》：“以饮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燕飨之礼，是古时王室以酒肉款待宾客之礼；燕礼在寝宫举行，烹狗而食，主宾献酒行礼之后即可开怀畅饮。
《楚茨》中“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记载了祭祖祭神之时飨礼的情况，“絜尔牛羊”写出祭祀过程所用的粮食、牲畜，“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邀请祖上前来享用，整个仪式庄严有序，恰到好处，主要形容祭典之盛、降幅之多。飨礼之后进行燕礼，以燕礼来说，主要就是君臣之间的燕饮礼仪。诗歌通过对礼仪过程的赞美来表达对客人的敬重，特别是旅酬言语之礼更是客人示道的重要场合。周礼的礼节比较复杂，但是燕礼比饮礼、食礼简约，首先是陈设燕礼的器具。国君宴请臣属是先让小臣代表国君请各位大臣留下，准备参加宴请。然后准备燕饮间用的乐器、酒器，酒器的方位上也有讲究，方向以南为上，卿大夫们的酒樽置于左侧，左侧即南方，公的酒樽在卿大夫酒樽之南，表示尊重。除此之外就是进行洒扫，此后就是宾客入席。如《小雅·伐木》对以上程序进行描述：“酾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诸父。”“於粲洒埽，陈馈八簋”，写的就是以上准备宴席的场景。《毛诗序》云：“《伐木》，燕朋友故旧也。……亲亲以睦，友贤不弃，不遗故旧，则民德归厚矣。”《伐木》一诗，正是宣王初立之时王族辅政大臣为稳固人心，取消间隙从而增进亲友之情而做。然而诗中“宁适不来，微我弗顾”，“宁适不来，微我有咎”，可见宴请的叔伯舅亲没有到场，但是礼仪秩序井然有序，由此看出周代礼制中不仅涉及敬重还有宗族之间的情感，从而看出《诗经》也承载了以宗族血脉为纽带维护周代政权的安定，从亲亲到尊尊的互相转变。《诗经》所谓“大宗维翰”“宗子维城”就是说的周代以宗法制度得以代代相传。
《札记·乐记》：“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礼之不可易也者。”由此可见礼乐也有情理之分。《礼记·乐记》所说的“礼、乐、刑、政，其极一也。”由此看出“礼”与国家章法制度联系在一起，把“礼”上升到国家政治的层面。“礼”应包括了教育、文化、军事、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是一个王朝的刑法、政法、章程以及典范，“礼”更是周统治者为该国带来和平与稳定秩序的保障。《左传·禧公十一年》中载：“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陆奎勋《陆堂诗学》载：“《鹿鸣》《四牡》《皇华》三诗，用之燕礼及乡饮酒礼。”由此可见对当时的礼乐制度有严格的管理，必须以适应礼制为前提。这些表演音乐的工作人员必须随着礼的秩序，按照周代礼制顺序进行奏乐。可见周王朝时期，在诗歌演奏过程中随着演奏人员遵循的礼乐秩序，上至诸侯下至礼乐演奏人员，对君王来说，他们在身份上不仅是自己的臣下而且需要按照绝对的秩序服从王命。《毛诗序》云：“燕群臣嘉宾也”。但是随着周王室由盛转衰，尤其是至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经常在礼乐方面做出有违礼仪的事情，《左传·襄公四年》有关于穆叔去晋国的记载，从礼仪上说，穆叔去晋国，晋悼公宴享穆叔，金属乐器演奏《肆夏》第三章，穆叔不答拜，乐工歌唱《文王》第三章，穆叔又不答拜。歌唱《鹿鸣》第三章，穆叔三次答拜。其实这里外交官子员问过穆叔，穆叔对于错误的演奏不和身份的乐章，都给予了反驳，《三夏》适用于天子见诸侯，《文王》适用于两君相见，所以，对于不适当的乐曲用在不同身份的人是外交礼节上的失誤。所以，由《诗经》与乐的合奏，不同篇章代表的意义上可看出，演奏乐曲的不同也代表了身份的不同，此引折射的是尊卑秩序，有此方可行政天下，此为礼的实质之一。 二、场合多变，盛行缘由
《诗经》的流传有多种方式，宴饮诗歌多应用于仪式与典礼。在周代，制礼作乐，礼乐昌隆，经过长时间的审定汇编，《诗经》已经适应礼乐，成为了合乎礼乐制度的乐歌。诗乐的融合，更加便于人们对《诗经》的记诵。使《诗经》的燕饮诗歌向贵族阶层普及与流传，西周与春秋早期更多的运用这种普及方法。
（一）《诗经》燕飨诗的适用场合
根据《仪礼》《礼记》等记载，《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已经多应用于典礼礼仪的场合。其主要用于乡饮酒礼、大射礼、燕礼等场合，歌唱时的仪式、演奏的顺序都是固定的。《仪礼·乡饮酒礼》记载：“乐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仪礼·燕礼》：“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升歌《鹿鸣》，下管《新宫》。……若舞则《勺》。”用于大射礼仪，《仪礼·大射礼》：“乃歌《鹿鸣》三终……乃管《新宫》三终。”显然，《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歌发生了场所的变动，由乡大夫扩大到宴请诸侯。可见燕饮诗也根据场合、宴请对象而发生变动，例如《左传》成公十二年记载：“享以训共俭，宴以示慈惠。共俭以行礼，慈惠以布政。”由场所的渐变、乡饮酒礼的记载上可以看出当时的礼乐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了，而且也是用于典礼乐曲的原因，《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一起入乐的形式也具有规范化的属性。《仪礼·燕礼》郑玄注曰：“正歌者，声歌及笙各三终，间歌三终，和乐三终，为一备。各亦成也。”正歌是指乐师先歌小雅《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各三次；演奏《南陔》《白华》《华黍》各三次；接着唱《诗经·小雅·鱼丽》，以笙吹奏《由庚》应之；歌《诗经·小雅·南有嘉鱼》，以笙吹奏《崇丘》应之；歌《诗经·小雅·南山有台》，以笙吹奏《由仪》应之，歌与笙吹交替进行各三交。最后配乐合唱《周南》《召南》六诗各三次。
比如，《小雅·鹿鸣》反映了完整的燕礼过程，全诗以“呦呦鹿鸣”起兴，营建了一个热闹而又谐和的气氛，如果是君臣之间的宴会，那种本已存在的坐立不安和紧张的关系马上就会缓和，这是燕礼重于慈惠的一点。《诗集传》云：“故先王因其饮食聚会，而制为燕饮之礼，以通上下之情；而其乐歌，又以鹿鸣起兴。”假如主人为君，客为臣，君臣之间的等级、思想上的隔阂也会随着宴会的氛围慢慢趋于和谐的基调，沟通君臣之间的感情，此后又把这种意境带入到“鼓瑟吹笙”的音乐伴奏中去，虽然乐谱早已失传，但是从诗歌的整体内容上看，整个宴会应该是在一个欢快、和悦的氛围中进行的。虽然君臣在燕饮场合具有上下等级以及政治色彩的情况，但是宾客通过“承筐是将”，献上所盛的礼物，而后主人又向来宾致辞：“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也是在说现在宴席上的一些客气话答谢来宾，主宾之间这种你来我往的关系也描绘了融洽的君臣关系。
（二）《诗经》燕饮诗流传的原因
《诗经》作为礼乐的载体而存在，除此之外，《论语·子路》中也提到：“颂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始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所以，《诗经》在当时的流传方式除了作为礼乐制度存在也是人人争相诵读的语言沟通工具。又如《论语·阳货》：“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由此也看出《诗经》在当时的各个阶层是广泛流传的。又如《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就是说《诗》能够激发人的感情，洞悉仁德，促进人的团结，能够学得讥讽的方法。近到能够明白如何侍奉父母，远到可以学习如何侍奉君主，还可以多学习些鸟兽草木的名字。
《诗经》燕饮诗也可以作为赋诗言志的一种直接流传和应用存在于宴会场合。金景芳在《论宗法制度》一文中也指出：“……在其政权所及范围内，宗法不适用，决定身份的是政治地位不是血缘关系。但是，如遇到另外一种情况，即与诸侯尊卑相同，则宗法还适用。”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会盟十分频繁，燕饮诗上可以看出周代的礼制特征，燕饮诗即体现出了浓厚的君臣之间的互敬精神，即君以仁爱治臣，臣以恭敬敬君的思想。《礼记·乐记》：“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同文，则上下和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乐是为了和同人们的情感，情感和同就会互相亲近。礼是为了区别人们的差异，有了差异就会互相尊重。但是乐过分或者礼过分都会造成威胁，所以礼乐之间相互制约，君臣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小雅·彤弓》：“彤弓弨兮，受言藏之。”写出了有功诸侯接受恩赐的庄严典礼，而且写出了所赐彤弓的行状和受赏者对弓矢的珍爱，非直接地傳达了受赏者的感激之情。“我有嘉宾，中心贶之。”周天子把自己的臣下称为“嘉宾”，对有功诸侯的钟爱之情溢于言表。从“钟鼓既设，一朝饮之”能够看出宴会充满了欢畅的氛围，虽然是讴歌周天子的文治武功，也可以看出燕饮诗在当时礼乐制度下传播的必然性。
周王室对于诸侯的宴请，燕饮礼仪的复杂，臣下对君王的尊敬之情都在《诗经》的燕饮诗中有所体现，具备君王宴请诸侯的政治用意。《桑扈》中“君子乐胥，受天之祜。君子乐胥，万邦之屏”为起始，整首诗歌是以君子、诸侯为人物中心，然后涉及上天所赐的福禄，福禄如何延绵，是依靠诸侯的力量，如果把这里的君子看做君王，那么就是君王借燕饮来笼络诸侯，可见，这里所谓的安邦是少不了诸侯的安定与支持的。此后两章分别叙述了饮者的身份与限制：“之屏之翰，百辟为宪”，而后又提出“不戢不难，受福不那”希望各位遵守礼制限制自己的行为。“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以酒隐喻柔软顺从是美酒的特点，人不傲才能福禄不断。对于君王对于诸侯的劝解来说，是非常具有政治隐喻色彩的。
三、结语
综观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周代统治者对礼乐制度提出了诸多的要求，同时《诗经》中的燕饮诗在当时祭祀典礼之后的宴席上也担任着守礼有序的义务，并且礼乐诗与周代礼仪之间的相互制约，可见周代统治者为了自身政治的巩固，对《诗经》燕饮诗歌在宴席上进行了严格的规范应用。在周代各种燕饮场合，《诗经》燕饮诗歌作为燕饮礼的载体，侧重于沟通君与臣之间的感情以及以训共俭；通过《诗经》中的燕饮诗歌也表现出周天子的慈惠之心以及共俭以行礼的思想，加强臣下与诸侯国的情感联系。《诗经》中的燕饮诗也反映了燕饮的场所不同，嘉宾的具体指代内容也不同。《诗经》燕饮诗作为礼乐制度的载体，守礼有序的同时确定了各个阶层不同的身份等级。同时，燕饮场合的不同、君臣对答的不同也寓意着浓厚的政治色彩。燕饮礼仪之间，宾主在歌舞杯盏声中，谈笑频频，其乐融融，美食旨酒传递着宾主间的绸缪之意，也遵循着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即亲亲、尊尊相互转换。《礼记·文王世子》云：“故学之为父子焉，学之为君臣焉，学之为长幼焉，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得而国治。”周礼最大的特点不仅仅在制度和礼仪这两个方面，还在于周统治者把“人伦关系”很好的融入到政治统治方面，统治阶级需要的“忠君”“爱国”的政治思想是维系权利的纽带。中国文化在“则以观德”的全新时代上，还衍生出了统治者借守礼以序强调阶级的层次划分，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时从对神的崇拜中走出来，上升到了对人重视的新维度。
参考文献：
[1]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北京中华书局，2001.
[2]阮元.仪礼·乡饮酒礼十三经注疏本[M].北京：北京中华书局，1980.
作者简介：李杨（1986-），女，博士，中级，研究方向：中韩诗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