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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康德认为现代性本质上就是二律背反，其哲学关联到三个重要的否定性概念，即理性、自由、自然，呈现出认识论的自我交战、历史哲学的精神反思、作为整体的输入精神性的自然。康德揭示了现代性的二律背反本质，认为想要实现理性、自由，人类必须要进行自我交战。重新发掘康德哲学的思想内涵，对于我国现代性发育的顶层设计和构建，以及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729（2020）02-0036-07
关键词：现代性;自我交战;二律背反;康德哲学
“现代性现象之本质是它根本就没有本质”[1]，现代性问题带给了我们无尽的二律背反，我们在神性与俗性、感觉与理性、理性与其界限、私向化与社会化、市民社会与国家、自由与必然、自然与其历史化、进步与倒退、文明与堕落……一对对二律背反、不断的被否定的矛盾运动中进行着生生不息的自我交战，演绎着靠一个一个挫敗获得变革、取得进步的人类历史。任何真正的现代性也都是对现代性的抵抗。吉登斯说：“正如每个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的人所看见的那样，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2]实际上西方人从卢梭起就开始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从中看到了自然的历史化和异化问题，意识到现代性有着内在的否定性，后来被康德理解为“二律背反”。康德从质疑理性开始，超越英法自然哲学的单向通道，真正发现了现代性的根本矛盾，揭示出精神要想获得提升，必须经过自我交战。中国的市场不是完全按照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发展的，也不是完全按照自然法的规则来发展的，这里面蕴含着精神的自我决定。康德哲学所强调的精神的反思性，也是中国当下现代性发育所需要的。
一、认识论的自我交战：理性与其界限的二律背反
为什么说理性是关联到现代性的重要概念之一呢？显而易见，与追求天意的向上思维、遵从本性和习俗的自然人不同，经历了启蒙洗礼的西方世界，享受着启蒙带来的理性、抽象的观念。理性的被子，是从柏拉图开始织就的，起初是：不变的和变的世界的一种观念，之后理性成为动力机，科技理性、政府理性、市场理性、政治理性……现代性就是理性的表达、理性的源头，同时理性的放大也必将带来理性的死亡。康德对这种危险有着警醒的感知，他是第一个系统地深刻地对理性进行质疑的人。他看到理性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命题，其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同时存在。
1.康德哲学“理性”的逻辑发展进程
在认识论领域，与近代英国哲学将理性理解为摆脱宗教的精神枷锁，诉诸人性本身，用人的“理智”和“自然之光”而不是借“神的启示”来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理解人在世界中的位置不同，与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将理性视为“感性”或自然性、合理性的“非哲学”含义不同，康德在他所处的时代，面对休谟彻底怀疑论导致的理性大厦摇摇欲坠问题，重树理性权威。但康德所理解的“理性”已经不再是英国、法国哲学中的自然法意义上的理性，他把理性限定在现象界，为信仰留出了空间，转向纯粹理性、实践理性批判。他认为，只有区分现象界与物自体，理性的先验感性能力与先验理智能力，以及知识领域与实践领域，才能走出滥用理性的阴霾，才能避免将一切事物置于自然因果性的机械论链条之中，才能避免人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因果环节中一种动物性的存在，才能为自由、信仰、道德……留出空间。纯粹理性并不是从经验中归纳总结出来的因果联系或因果原理，而是“人为自然立法”，发起了知识界的“哥白尼革命”：将对象与认识进行了翻转，知识不是在对杂多质料的分析中产生的，对象的经验的现象唯有在先天的直观和范畴条件下才能向人显现。康德为理性做了区分和划界，认为理性能够认知世界，但其运用有其范围和条件，一旦超越了这一范围、脱离了这一条件，理性将会是盲目的。
2.康德哲学的“理性”是具有反思性的理性
康德哲学的“理性”之所以是具有反思性的理性，依据有二：其一，他揭示了理性的内在矛盾及其对人类行动造成的悖论效果，把人放置在感性经验世界和理智世界的范围内加以考察，深入探讨人的本质及其在实际世界中的自律地位。他在由纯粹经验论、纯粹理性独断论的正反面主张构成的理性之二律背反中，即关于世界有无起源、空间有无限界、事物可否无限分割、事物有无自由、自身为必然与偶然的对立观点和争论中，提出了一种批判的解决方案，以“先验的观念论”“纯粹理性之统制的原理”破解二律背反。其二，他在确定理性思辨能力的同时，也阐明了纯粹实践理性的存在，因为纯粹理性是现实地实践的，先验自由也就确立了起来。关于上帝和不朽理念的客观实在性和权限的主张，并不能拓展理论知识，知识被给予了一种可能性。这样，理性的实践应用就与理论理性的原理结合起来了。在这里，批判之谜的确也就首次解开了，这里关于在思辨领域否认超感性应用而在实践理性之客体中承认这种超感性实在性的矛盾，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只是将实践理解为一个名称。实际上，这里的实在性并不涉及知识领域，而只是存在于先天必然的意志中，不能用思辨认知领域的思维来理解这种客观实在性，如此，矛盾便消失了。
3.马克思对实践理性的剥离和改造
现代性的本质是二律背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劳动、商品、价值等概念之二重性的论述，以及劳资关系、阶级阵营……都是一对对的二律背反，深刻揭示了西方现代性的本质是深刻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表达。马克思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二律背反之否定性思想的启发，从“实践理性”中将“实践”概念剥离出来，并对其进行批判和改造，从而开创了实践唯物主义。康德的实践理性、善良意志首先遭到了黑格尔的批评：“康德的实践理性并未超出那理论理性的最后观点——形式主义。”[3]黑格尔认为，在康德那里，实践理性是一种自己决定自己、制定普遍原则的思维意志，且这种普遍原则是强制性的、命令式的、客观的应当如此，意志被理性化了，人是目的，人们出于敬重、职责等道德情感遵守道德法则，做道德律令命令你应当做的事，才能够作为拥有自由和独立人格的人而存在，尽管这个过程可能是充满不乐意情绪的、艰苦的、矛盾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陷入幸福原则、自爱原则的诱惑，实践理性就难以落实。马克思认为，任何理论和思想的现实基础都是物质生产、物质利益和物质生产关系，理论和思想的表达应该与其物质利益基础是一致的，不能像康德那样将它们割裂开来，不能将这种以物质生产、物质利益和物质生产关系为现实基础的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4]。 二、歷史哲学的精神反思：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
自由是关联现代性的重要概念之一，没有由欲望发动的自由，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权，就没有自由劳动力、自由选择、自由交换、自由市场、自由意志……也就没有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政治，自然也就不可能有现代性的发育。正如施特劳斯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中所阐述的，现代性的第一次浪潮是从马基雅维利开始的，其中的关键点就是由信仰驱动世界改变为由欲望驱动世界，把中世纪卑俗的质料的恶改造为动力，从而才有了把社会翻转为自由放任的市场、把所有人变成以个人为单位的自由经济人，才有了现代性发育的可能。康德哲学不同于英法哲学“欲望—自由—因果律”的演绎，他认为自由是来自自我的一种反思精神，是自我决定的。彰显出自由与必然，也即自然法则与自由法则、自然哲学与历史哲学之间的二律背反，表明人不是自然法则因果链上的一环，实际上“唯有人，以及与他一起，每一个理性的创造物，才是目的本身”[5]95。
1.康德重塑作为自由的因果性概念
近代英国哲学“欲望—自由—因果律”的演绎逻辑，表达的是对欲望的颂扬，对彻底“客观化”运动的肯定，人与其他自然物一样，都处在自然的因果链条中。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认为，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东西、一种不受约束的意志，它不仅是精神上的，也是举止行为方面的。不同于英法哲学，康德哲学完全撇开了自然法和所谓的物质论，主张自由内在于自我，是自我决定论。康德通过对休谟质疑必然性原因概念的批判，将因果性概念进行了分层，“在存在者的行为乃是现象的范围内，将他的一切行为看作以自然为条件的，同时在行为的存在者乃是知性存在者的范围内，将行为的因果性看作是不以自然为条件，从而使自由概念成为理性的规范原则，这并不自相矛盾”[5]51-52。康德并不否认现象界的作为自然必然性的因果性概念，并不否认在时间系列中连接的必然性，但认为这种因果关系中的必然性是根本无法与主体的自由并存的。所以他在道德原则上树立起一条因果性的法则，也即作为自由的因果性概念，来拯救自由。把自由赋予作为物自身的同一个存在者，在超感性领域里理性的原则决定意志，符合法则的行为是自在地善的。这个作为自由的因果性概念的客观实在性发源于纯粹知性，独立于一切感性条件，它并不要求从理论上认识存在者的性质，只是想借此标明它是这样一种存在者，从而仅仅将因果性概念与自由概念联结起来，只有诉诸实践的应用。
2.康德哲学的“自由”是具有反思性和整体主义精神的自由
康德认为，自由的具体含义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6]25。自由是自我决定的、先天形式的道德律令，受到理性意志的约束。之所以说康德哲学的“自由”是具有反思性和整体主义精神的自由，依据有二：其一，康德跳出“欲望—自由—因果律”的演绎逻辑，以更彻底的自由观念将其定位，认为自由不可以用欲望来界定，也不可以用快乐来界定，更不是自然必然性因果关系上的一环，而只是来自人的主体的理性意志。这个理性意志来自于自我的主体性，也即是说自由不是上帝的自由而是人的自由，不是肉体的自由而是精神的自由，是由经过反思的理性意志所发出的。其二，康德的自由是具有宏大视野和整体主义精神的自由。人类虽然被告知了应当做什么，但具有自由选择能够做什么的权力，只有当主体的意志与形式法则趋近符合，当“这样行动：你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同时用作普遍立法的原则”[5]31时，才可以配当幸福。这种形式法则就是大自然的先天法则，我们有义务遵守，只有这样，人才成为目的，人类整体才能变成更好的共同体，也才能有永久和平的国际关系。在康德那里，人不是单纯追求自己欲望的满足感的“动物”，“人并不仅仅是机器而已”[6]32，而是具有纯粹德行、道德情感、人文关怀的、追求至善的事业家，真正的自由是一种具有宏大视野和整体主义精神的自由，“自由并不是一点也不关怀公共的安宁和共同体的团结一致的”[6]30。这就意味着世俗生活与追求至善的自我交战。
3.自我交战：道德法则亦即自由的形式具有强制性
在康德看来，理性、彻底自由的成长、现代性的发育，必然要求与自然的和感性的东西决裂，美丽的希腊式综合必须死亡，现代人必须进行自我交战。康德哲学中这种自我交战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道德生活乃是永恒的斗争。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依赖自然，具有欲望和性癖。正如康德所说的，“作为感性存在者的我们，其本性具有这样的性质：欲求能力的质料（禀好的对象，无论希望还是恐惧）抢入我们面前，并且我们受本能决定的自我，虽然通过其准则完全不适用于普遍的立法，却仍然仿佛造就了我们整个的自我”[5]80。因此，人类实在无法被期望去符合那些在纯粹理性中具有全然不同根源的道德要求，必将始终处于欲望与道德法则的自我交战之中。其二，人是目的，意味着要在理性意志的博弈中才能更好地实现自由抉择，才能建立社会、国家和法。康德从历史哲学视角对人类历史起源、历程、未来中无处不在的自我交战进行了解读：“大自然的历史是由善开始的，因为它是上帝的创作;自由的历史则是由恶而开始的，因为它是人的创作。”[6]70-71人类历史的起源来自于理性的觉醒和促动，人类意识到自己才真正是大自然的目的、具有超越一切动物的特权，同时也意识到所有有理性的人都是平等的，需要互相尊重。这一历程是人类从动物到人道、从本能到理性、从自然到自由的过渡，对于整个物种来说，是由坏到好的进步，但对于个人来说，是道德方面的一场堕落。
三、自然的精神性输入：自然性必然自发地倾向道德与自由
现代性是从人对自然的宣战开始的。自然是什么？在古代社会，自然是人们敬畏、赞美、恐惧和迷惑的对象;到了中世纪，人类发明了历史时间坐标，学会用概念来定义生存世界;进入近代社会以后，自然成为人们大胆奴役、支配和肢解的对象。康德哲学对自然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反思，从目的论视角构建出人与自然的共同体关系和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体系，指出自然采用对抗性的手段，使人类的动物性和理性在各种灾难、阻力、战争中自我交战，经过漫长的内心改造过程，倾向于道德至善和合法的宪法里面的平静与安全的自由，呈现出对现代性二律背反本质的深刻思辨。 1.康德哲學自然的“合目的性”对旧自然观的超越
康德认为，自然不应被看作盲目的力量或粗糙的事实，自然的本质要回归到理性的概念上，自然物应合乎人的目的，自然性必须自发地倾向道德与自由。康德对“自然”概念进行了界定：“自然作为形容词而言（方式的）乃指依据因果作用之内部的原理，一事物中所有种种规定之联结而言。反之，以自然作为实体解（质料的），则指——在现象由因果作用之内部的原理互相彻底联结之限度内——现象之总和而言。”[7]399可以看出，在康德那里，自然既是经验现象亦是规律法则。由于“人为自然立法”，作为经验对象总和的自然所具有的普遍必然规律性实际上就是人对于自身知性法则的考察，作为普遍的合乎法则性的自然实际上就是人对于自身道德与自由的关照。康德引入“合目的性”使自然“活”起来（成为有目的的、能动的系统），摒弃盲目的、活动着的、充满令人绝望的偶然性的大自然，提出“自然向人生成”的伟大命题，将精神性输入自然，使自然和精神成为一体，这样人类就不会随意践踏自然。由此，在康德那里，人与自然便在自然目的与人性发展、道德完善结合的过程中超越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第一次建立起一种共同体的关系。
2.康德哲学的“自然”是具有反思性的自然
自然界的必然和自由领域的目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均统一于普遍的理性，表现为从“善”开始的自然世界的历史与从“恶”开始的人类历史的交战、博弈。康德哲学的“自然”之所以具有深刻的反思性，依据有二：其一，康德看到自然是属人的自然，在人之成为人的过程中和人类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大自然是合法则的，对人有用的才称之为自然物，“一个被创造物的全部自然禀赋都注定了终究是要充分地并合目的地发展出来的”[6]3，自然必定是属人的自然。大自然的计划作为一种普遍的合法则性存在，其宗旨就在于使用人的理性建立起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共同体，即国家。其二，康德指出对抗性是大自然使人类全部秉赋得以发展所采用的手段，蕴含着深刻的思辨精神和宏大的历史主义视野。“大自然使人类的全部秉赋得以发展所采用的手段就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但仅以这种对抗性终将成为人类合法秩序的原因为限。”[6]6对抗性体现为人类既要进入社会又要分裂社会，既要社会化又要单独化的相互之间的阻力，正因为大自然要求纷争不和，人类的全部才智才不会埋没在它们的胚胎里。这样的自然充满矛盾、竞争、背反……具有强大的内在生命力和反思精神，其计划的实现过程也就是一部人类史。
四、对中国现代性发育的启示：自我交战
在康德那里，理性与其界限、自由与必然、人与自然……二律背反统统在“划界”的帮助下转危为安、和平共处。尽管康德哲学在很多方面是有局限性的，如他未能揭示自在之物的秘密，未能将人的意志、道德理想归结为由物质利益、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未能将主体理解为从事实践活动的人等，但康德哲学中所蕴含的深刻的思辨精神、无处不在的自我交战思想对现代性二律背反的本质给予了充分的说明和揭示，曾对黑格尔、马克思产生了重大影响，相信对中国现代性发育也会有重要启示。
1.中国现代性发育的本质同样是二律背反
现代性充满矛盾性。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描述的，“现代性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毋宁说，它自身充满了矛盾和对抗……恰如波曼所言：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8]3-4。中国的现代性过程同样不断进行着否定运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性发育迅猛发展，货币转换为资本，社会翻转为市场，自然人变成了社会人、经济人，政治的权力指向控制资本的权力，似乎所有的存在变成资源、所有的价值都还原并归结到一个价值即交换价值上。伴随着欲望的激活，呈现出神性与人性、文明与堕落、社会与市场、社会化与私有化、权力与资本、价值与交换价值、科技理性与人性、政府理性与市场理性、自由与必然、人与自然……一对对二律背反，直接关联到康德哲学的理性、自由、自然三个否定性概念。当前，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对顽瘴痼疾开刀需要我们必须坚定对现代性二律背反本质的认识，厘清矛盾的两面性，推进改革，优化配置，调整结构，激发活力，运用矛盾自身包含的否定性环节和力量来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2.中国现代性发育的顶层设计需要反思精神
中国的现代性是自主选择的，具有十分特殊的复杂性：作为农业大国其工业基础薄弱，传统文化与工业主义精神相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交叉……显然，中国现代性发育的顶层设计需要强大的反思精神，而康德哲学可在如下方面给我们以启示：其一，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避免经济理性泛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很关键的部分是市场机制的引入、欲望的激活、理性的精算和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很好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肯定了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了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将经济理性和效率放在适当位置，为质量、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留出空间，这样的制度优势必须坚持。其二，坚持推进依法治国，着眼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构建人道主义的道德体系。正如康德所揭示的“真正的自由是合乎法则的”，自由离不开法治，离不开道德法则的约束，尤其是在价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人们很容易沉迷于物质生活的丰富、追求快感的享受，而渐渐淡忘在此之上作为拥有自由和独立人格的人，应该遵守的基于职责动力的道德法则。其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如果简单地将自然看作主体意识之外的客体和对象，自然将不复存在，雾霾、沙尘暴、疫情等都是自然发出的声声信号，修正现代性发育，必须将精神输入自然。
3.中国现代性发育的构建需要整体主义精神
现代人类深刻地沉浸在现代性、现代化、现代概念的二律背反中。对中国现代性发育“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的、摸索的、不断放大的个人主义动力论的经历，需要以构建宏大视野和整体主义精神来反思。对此，康德哲学告诉我们，应从感觉的、自然主义的信仰的整体主义过渡到理性的、辩证的、内在否定的、从人的需要中提升出来的整体主义。具体启示如下：其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顶层设计。康德的“大自然的计划”“形式法则”等思想思辨地说明了现代社会发育中国家精神、整体主义精神的重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顶层设计符合我国国情，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具有强大生命力，必须坚持。其二，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康德认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一般道德、政治、世界政治三个方面，也即关乎个人福利的、各个国家的、人类整体福利三个方面，表达出人作为事业人、国家人和世界人的不同层次和宏大视野。对于人类整体命运和全球的关注是道德精神的更高层面，中共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伟大倡议正关切于此。
综上所述，康德哲学虽未能通过“划界”解决旧哲学的问题，但他深刻地把握了现代性的二律背反本质，揭示了人类文明进程中必须要经历自我交战，具有浓厚的历史感和深刻的反思精神和整体主义精神。充分挖掘康德哲学的思想内涵，对我国现代性进程的构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2.
[2]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6.
[3] 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43.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13-214.
[5]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5.
[7]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399.
[8] 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4.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729（2020）02-0036-07
关键词：现代性;自我交战;二律背反;康德哲学
“现代性现象之本质是它根本就没有本质”[1]，现代性问题带给了我们无尽的二律背反，我们在神性与俗性、感觉与理性、理性与其界限、私向化与社会化、市民社会与国家、自由与必然、自然与其历史化、进步与倒退、文明与堕落……一对对二律背反、不断的被否定的矛盾运动中进行着生生不息的自我交战，演绎着靠一个一个挫敗获得变革、取得进步的人类历史。任何真正的现代性也都是对现代性的抵抗。吉登斯说：“正如每个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的人所看见的那样，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2]实际上西方人从卢梭起就开始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从中看到了自然的历史化和异化问题，意识到现代性有着内在的否定性，后来被康德理解为“二律背反”。康德从质疑理性开始，超越英法自然哲学的单向通道，真正发现了现代性的根本矛盾，揭示出精神要想获得提升，必须经过自我交战。中国的市场不是完全按照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发展的，也不是完全按照自然法的规则来发展的，这里面蕴含着精神的自我决定。康德哲学所强调的精神的反思性，也是中国当下现代性发育所需要的。
一、认识论的自我交战：理性与其界限的二律背反
为什么说理性是关联到现代性的重要概念之一呢？显而易见，与追求天意的向上思维、遵从本性和习俗的自然人不同，经历了启蒙洗礼的西方世界，享受着启蒙带来的理性、抽象的观念。理性的被子，是从柏拉图开始织就的，起初是：不变的和变的世界的一种观念，之后理性成为动力机，科技理性、政府理性、市场理性、政治理性……现代性就是理性的表达、理性的源头，同时理性的放大也必将带来理性的死亡。康德对这种危险有着警醒的感知，他是第一个系统地深刻地对理性进行质疑的人。他看到理性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命题，其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同时存在。
1.康德哲学“理性”的逻辑发展进程
在认识论领域，与近代英国哲学将理性理解为摆脱宗教的精神枷锁，诉诸人性本身，用人的“理智”和“自然之光”而不是借“神的启示”来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理解人在世界中的位置不同，与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将理性视为“感性”或自然性、合理性的“非哲学”含义不同，康德在他所处的时代，面对休谟彻底怀疑论导致的理性大厦摇摇欲坠问题，重树理性权威。但康德所理解的“理性”已经不再是英国、法国哲学中的自然法意义上的理性，他把理性限定在现象界，为信仰留出了空间，转向纯粹理性、实践理性批判。他认为，只有区分现象界与物自体，理性的先验感性能力与先验理智能力，以及知识领域与实践领域，才能走出滥用理性的阴霾，才能避免将一切事物置于自然因果性的机械论链条之中，才能避免人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因果环节中一种动物性的存在，才能为自由、信仰、道德……留出空间。纯粹理性并不是从经验中归纳总结出来的因果联系或因果原理，而是“人为自然立法”，发起了知识界的“哥白尼革命”：将对象与认识进行了翻转，知识不是在对杂多质料的分析中产生的，对象的经验的现象唯有在先天的直观和范畴条件下才能向人显现。康德为理性做了区分和划界，认为理性能够认知世界，但其运用有其范围和条件，一旦超越了这一范围、脱离了这一条件，理性将会是盲目的。
2.康德哲学的“理性”是具有反思性的理性
康德哲学的“理性”之所以是具有反思性的理性，依据有二：其一，他揭示了理性的内在矛盾及其对人类行动造成的悖论效果，把人放置在感性经验世界和理智世界的范围内加以考察，深入探讨人的本质及其在实际世界中的自律地位。他在由纯粹经验论、纯粹理性独断论的正反面主张构成的理性之二律背反中，即关于世界有无起源、空间有无限界、事物可否无限分割、事物有无自由、自身为必然与偶然的对立观点和争论中，提出了一种批判的解决方案，以“先验的观念论”“纯粹理性之统制的原理”破解二律背反。其二，他在确定理性思辨能力的同时，也阐明了纯粹实践理性的存在，因为纯粹理性是现实地实践的，先验自由也就确立了起来。关于上帝和不朽理念的客观实在性和权限的主张，并不能拓展理论知识，知识被给予了一种可能性。这样，理性的实践应用就与理论理性的原理结合起来了。在这里，批判之谜的确也就首次解开了，这里关于在思辨领域否认超感性应用而在实践理性之客体中承认这种超感性实在性的矛盾，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只是将实践理解为一个名称。实际上，这里的实在性并不涉及知识领域，而只是存在于先天必然的意志中，不能用思辨认知领域的思维来理解这种客观实在性，如此，矛盾便消失了。
3.马克思对实践理性的剥离和改造
现代性的本质是二律背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劳动、商品、价值等概念之二重性的论述，以及劳资关系、阶级阵营……都是一对对的二律背反，深刻揭示了西方现代性的本质是深刻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表达。马克思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二律背反之否定性思想的启发，从“实践理性”中将“实践”概念剥离出来，并对其进行批判和改造，从而开创了实践唯物主义。康德的实践理性、善良意志首先遭到了黑格尔的批评：“康德的实践理性并未超出那理论理性的最后观点——形式主义。”[3]黑格尔认为，在康德那里，实践理性是一种自己决定自己、制定普遍原则的思维意志，且这种普遍原则是强制性的、命令式的、客观的应当如此，意志被理性化了，人是目的，人们出于敬重、职责等道德情感遵守道德法则，做道德律令命令你应当做的事，才能够作为拥有自由和独立人格的人而存在，尽管这个过程可能是充满不乐意情绪的、艰苦的、矛盾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陷入幸福原则、自爱原则的诱惑，实践理性就难以落实。马克思认为，任何理论和思想的现实基础都是物质生产、物质利益和物质生产关系，理论和思想的表达应该与其物质利益基础是一致的，不能像康德那样将它们割裂开来，不能将这种以物质生产、物质利益和物质生产关系为现实基础的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4]。 二、歷史哲学的精神反思：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
自由是关联现代性的重要概念之一，没有由欲望发动的自由，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权，就没有自由劳动力、自由选择、自由交换、自由市场、自由意志……也就没有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政治，自然也就不可能有现代性的发育。正如施特劳斯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中所阐述的，现代性的第一次浪潮是从马基雅维利开始的，其中的关键点就是由信仰驱动世界改变为由欲望驱动世界，把中世纪卑俗的质料的恶改造为动力，从而才有了把社会翻转为自由放任的市场、把所有人变成以个人为单位的自由经济人，才有了现代性发育的可能。康德哲学不同于英法哲学“欲望—自由—因果律”的演绎，他认为自由是来自自我的一种反思精神，是自我决定的。彰显出自由与必然，也即自然法则与自由法则、自然哲学与历史哲学之间的二律背反，表明人不是自然法则因果链上的一环，实际上“唯有人，以及与他一起，每一个理性的创造物，才是目的本身”[5]95。
1.康德重塑作为自由的因果性概念
近代英国哲学“欲望—自由—因果律”的演绎逻辑，表达的是对欲望的颂扬，对彻底“客观化”运动的肯定，人与其他自然物一样，都处在自然的因果链条中。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认为，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东西、一种不受约束的意志，它不仅是精神上的，也是举止行为方面的。不同于英法哲学，康德哲学完全撇开了自然法和所谓的物质论，主张自由内在于自我，是自我决定论。康德通过对休谟质疑必然性原因概念的批判，将因果性概念进行了分层，“在存在者的行为乃是现象的范围内，将他的一切行为看作以自然为条件的，同时在行为的存在者乃是知性存在者的范围内，将行为的因果性看作是不以自然为条件，从而使自由概念成为理性的规范原则，这并不自相矛盾”[5]51-52。康德并不否认现象界的作为自然必然性的因果性概念，并不否认在时间系列中连接的必然性，但认为这种因果关系中的必然性是根本无法与主体的自由并存的。所以他在道德原则上树立起一条因果性的法则，也即作为自由的因果性概念，来拯救自由。把自由赋予作为物自身的同一个存在者，在超感性领域里理性的原则决定意志，符合法则的行为是自在地善的。这个作为自由的因果性概念的客观实在性发源于纯粹知性，独立于一切感性条件，它并不要求从理论上认识存在者的性质，只是想借此标明它是这样一种存在者，从而仅仅将因果性概念与自由概念联结起来，只有诉诸实践的应用。
2.康德哲学的“自由”是具有反思性和整体主义精神的自由
康德认为，自由的具体含义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6]25。自由是自我决定的、先天形式的道德律令，受到理性意志的约束。之所以说康德哲学的“自由”是具有反思性和整体主义精神的自由，依据有二：其一，康德跳出“欲望—自由—因果律”的演绎逻辑，以更彻底的自由观念将其定位，认为自由不可以用欲望来界定，也不可以用快乐来界定，更不是自然必然性因果关系上的一环，而只是来自人的主体的理性意志。这个理性意志来自于自我的主体性，也即是说自由不是上帝的自由而是人的自由，不是肉体的自由而是精神的自由，是由经过反思的理性意志所发出的。其二，康德的自由是具有宏大视野和整体主义精神的自由。人类虽然被告知了应当做什么，但具有自由选择能够做什么的权力，只有当主体的意志与形式法则趋近符合，当“这样行动：你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同时用作普遍立法的原则”[5]31时，才可以配当幸福。这种形式法则就是大自然的先天法则，我们有义务遵守，只有这样，人才成为目的，人类整体才能变成更好的共同体，也才能有永久和平的国际关系。在康德那里，人不是单纯追求自己欲望的满足感的“动物”，“人并不仅仅是机器而已”[6]32，而是具有纯粹德行、道德情感、人文关怀的、追求至善的事业家，真正的自由是一种具有宏大视野和整体主义精神的自由，“自由并不是一点也不关怀公共的安宁和共同体的团结一致的”[6]30。这就意味着世俗生活与追求至善的自我交战。
3.自我交战：道德法则亦即自由的形式具有强制性
在康德看来，理性、彻底自由的成长、现代性的发育，必然要求与自然的和感性的东西决裂，美丽的希腊式综合必须死亡，现代人必须进行自我交战。康德哲学中这种自我交战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道德生活乃是永恒的斗争。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依赖自然，具有欲望和性癖。正如康德所说的，“作为感性存在者的我们，其本性具有这样的性质：欲求能力的质料（禀好的对象，无论希望还是恐惧）抢入我们面前，并且我们受本能决定的自我，虽然通过其准则完全不适用于普遍的立法，却仍然仿佛造就了我们整个的自我”[5]80。因此，人类实在无法被期望去符合那些在纯粹理性中具有全然不同根源的道德要求，必将始终处于欲望与道德法则的自我交战之中。其二，人是目的，意味着要在理性意志的博弈中才能更好地实现自由抉择，才能建立社会、国家和法。康德从历史哲学视角对人类历史起源、历程、未来中无处不在的自我交战进行了解读：“大自然的历史是由善开始的，因为它是上帝的创作;自由的历史则是由恶而开始的，因为它是人的创作。”[6]70-71人类历史的起源来自于理性的觉醒和促动，人类意识到自己才真正是大自然的目的、具有超越一切动物的特权，同时也意识到所有有理性的人都是平等的，需要互相尊重。这一历程是人类从动物到人道、从本能到理性、从自然到自由的过渡，对于整个物种来说，是由坏到好的进步，但对于个人来说，是道德方面的一场堕落。
三、自然的精神性输入：自然性必然自发地倾向道德与自由
现代性是从人对自然的宣战开始的。自然是什么？在古代社会，自然是人们敬畏、赞美、恐惧和迷惑的对象;到了中世纪，人类发明了历史时间坐标，学会用概念来定义生存世界;进入近代社会以后，自然成为人们大胆奴役、支配和肢解的对象。康德哲学对自然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反思，从目的论视角构建出人与自然的共同体关系和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体系，指出自然采用对抗性的手段，使人类的动物性和理性在各种灾难、阻力、战争中自我交战，经过漫长的内心改造过程，倾向于道德至善和合法的宪法里面的平静与安全的自由，呈现出对现代性二律背反本质的深刻思辨。 1.康德哲學自然的“合目的性”对旧自然观的超越
康德认为，自然不应被看作盲目的力量或粗糙的事实，自然的本质要回归到理性的概念上，自然物应合乎人的目的，自然性必须自发地倾向道德与自由。康德对“自然”概念进行了界定：“自然作为形容词而言（方式的）乃指依据因果作用之内部的原理，一事物中所有种种规定之联结而言。反之，以自然作为实体解（质料的），则指——在现象由因果作用之内部的原理互相彻底联结之限度内——现象之总和而言。”[7]399可以看出，在康德那里，自然既是经验现象亦是规律法则。由于“人为自然立法”，作为经验对象总和的自然所具有的普遍必然规律性实际上就是人对于自身知性法则的考察，作为普遍的合乎法则性的自然实际上就是人对于自身道德与自由的关照。康德引入“合目的性”使自然“活”起来（成为有目的的、能动的系统），摒弃盲目的、活动着的、充满令人绝望的偶然性的大自然，提出“自然向人生成”的伟大命题，将精神性输入自然，使自然和精神成为一体，这样人类就不会随意践踏自然。由此，在康德那里，人与自然便在自然目的与人性发展、道德完善结合的过程中超越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第一次建立起一种共同体的关系。
2.康德哲学的“自然”是具有反思性的自然
自然界的必然和自由领域的目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均统一于普遍的理性，表现为从“善”开始的自然世界的历史与从“恶”开始的人类历史的交战、博弈。康德哲学的“自然”之所以具有深刻的反思性，依据有二：其一，康德看到自然是属人的自然，在人之成为人的过程中和人类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大自然是合法则的，对人有用的才称之为自然物，“一个被创造物的全部自然禀赋都注定了终究是要充分地并合目的地发展出来的”[6]3，自然必定是属人的自然。大自然的计划作为一种普遍的合法则性存在，其宗旨就在于使用人的理性建立起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共同体，即国家。其二，康德指出对抗性是大自然使人类全部秉赋得以发展所采用的手段，蕴含着深刻的思辨精神和宏大的历史主义视野。“大自然使人类的全部秉赋得以发展所采用的手段就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但仅以这种对抗性终将成为人类合法秩序的原因为限。”[6]6对抗性体现为人类既要进入社会又要分裂社会，既要社会化又要单独化的相互之间的阻力，正因为大自然要求纷争不和，人类的全部才智才不会埋没在它们的胚胎里。这样的自然充满矛盾、竞争、背反……具有强大的内在生命力和反思精神，其计划的实现过程也就是一部人类史。
四、对中国现代性发育的启示：自我交战
在康德那里，理性与其界限、自由与必然、人与自然……二律背反统统在“划界”的帮助下转危为安、和平共处。尽管康德哲学在很多方面是有局限性的，如他未能揭示自在之物的秘密，未能将人的意志、道德理想归结为由物质利益、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未能将主体理解为从事实践活动的人等，但康德哲学中所蕴含的深刻的思辨精神、无处不在的自我交战思想对现代性二律背反的本质给予了充分的说明和揭示，曾对黑格尔、马克思产生了重大影响，相信对中国现代性发育也会有重要启示。
1.中国现代性发育的本质同样是二律背反
现代性充满矛盾性。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描述的，“现代性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毋宁说，它自身充满了矛盾和对抗……恰如波曼所言：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8]3-4。中国的现代性过程同样不断进行着否定运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性发育迅猛发展，货币转换为资本，社会翻转为市场，自然人变成了社会人、经济人，政治的权力指向控制资本的权力，似乎所有的存在变成资源、所有的价值都还原并归结到一个价值即交换价值上。伴随着欲望的激活，呈现出神性与人性、文明与堕落、社会与市场、社会化与私有化、权力与资本、价值与交换价值、科技理性与人性、政府理性与市场理性、自由与必然、人与自然……一对对二律背反，直接关联到康德哲学的理性、自由、自然三个否定性概念。当前，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对顽瘴痼疾开刀需要我们必须坚定对现代性二律背反本质的认识，厘清矛盾的两面性，推进改革，优化配置，调整结构，激发活力，运用矛盾自身包含的否定性环节和力量来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2.中国现代性发育的顶层设计需要反思精神
中国的现代性是自主选择的，具有十分特殊的复杂性：作为农业大国其工业基础薄弱，传统文化与工业主义精神相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交叉……显然，中国现代性发育的顶层设计需要强大的反思精神，而康德哲学可在如下方面给我们以启示：其一，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避免经济理性泛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很关键的部分是市场机制的引入、欲望的激活、理性的精算和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很好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肯定了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了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将经济理性和效率放在适当位置，为质量、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留出空间，这样的制度优势必须坚持。其二，坚持推进依法治国，着眼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构建人道主义的道德体系。正如康德所揭示的“真正的自由是合乎法则的”，自由离不开法治，离不开道德法则的约束，尤其是在价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人们很容易沉迷于物质生活的丰富、追求快感的享受，而渐渐淡忘在此之上作为拥有自由和独立人格的人，应该遵守的基于职责动力的道德法则。其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如果简单地将自然看作主体意识之外的客体和对象，自然将不复存在，雾霾、沙尘暴、疫情等都是自然发出的声声信号，修正现代性发育，必须将精神输入自然。
3.中国现代性发育的构建需要整体主义精神
现代人类深刻地沉浸在现代性、现代化、现代概念的二律背反中。对中国现代性发育“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的、摸索的、不断放大的个人主义动力论的经历，需要以构建宏大视野和整体主义精神来反思。对此，康德哲学告诉我们，应从感觉的、自然主义的信仰的整体主义过渡到理性的、辩证的、内在否定的、从人的需要中提升出来的整体主义。具体启示如下：其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顶层设计。康德的“大自然的计划”“形式法则”等思想思辨地说明了现代社会发育中国家精神、整体主义精神的重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顶层设计符合我国国情，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具有强大生命力，必须坚持。其二，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康德认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一般道德、政治、世界政治三个方面，也即关乎个人福利的、各个国家的、人类整体福利三个方面，表达出人作为事业人、国家人和世界人的不同层次和宏大视野。对于人类整体命运和全球的关注是道德精神的更高层面，中共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伟大倡议正关切于此。
综上所述，康德哲学虽未能通过“划界”解决旧哲学的问题，但他深刻地把握了现代性的二律背反本质，揭示了人类文明进程中必须要经历自我交战，具有浓厚的历史感和深刻的反思精神和整体主义精神。充分挖掘康德哲学的思想内涵，对我国现代性进程的构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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