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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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下午,日本导演大岛渚在妻子小山明子和大儿子的陪伴下,于神奈川县藤泽市的医院安详离世,走完了他80年的人生。 电影之外,大岛渚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好酒。拍摄《战场上的圣诞快乐》时,他和编剧两人一早工作,桌上一定摆一瓶酒。到了傍晚,大家都笑个不停。 1983年,香港金像奖邀请大岛渚做颁奖嘉宾,百无聊赖之际,大岛渚开始打哈欠。忽然有酒香飘来,原来是后排的倪匡正在猛灌自己私藏的白兰地,大岛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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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藤龙也看来,片中对他意义最重大的一幕是,阿吉走过一队行军的士兵,“全日本都会像这队士兵那样走向战争,无论你怎么想,除非你加入这支队伍。某种意义上,你已经无法在日本生活了,但吉藏却向着反方向走去。”开拍前4天,大岛渚问藤龙也是否介意他剪掉这一幕,藤龙说,他就是因为这一幕才答应这个角色的。最后,这幕戏被保留了下来。
“现代社会的本质即是残酷”
在副导演时代,大岛渚曾写过剧本《深海鱼群》,第一页上有一句话,“就像生活在深海的鱼族一样,不燃烧自己的话,哪儿也不会有光。”在拍摄《爱与希望的街》时,大岛渚从射杀鸽子被认为残酷发现了自己的主题:现代社会的本质即是残酷。
也许与学运经历有关,大岛渚对暴动有着强烈的兴趣,对即将发生暴动的地方也很敏感。每次,他总能事先知道哪个地区有最不稳定因素,便会跑去当地。
大岛渚并不认为革命可以解决一切,但他一直在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人如何才能成为真正的反抗者,获得真正的自由。他很多作品的主角都是罪犯。这些游走于底层的人物是社会的牺牲者,却不愿被同情,无一例外采取反抗的态度。从《爱与希望之街》里行骗的贫穷少年,《青春残酷物语》里学生们设计仙人跳,到《太阳的墓场》里卖淫、杀人等各种犯罪行为。
“我觉得只要以社会底层为题材,那么犯罪就成了急需处理的问题。虽然我并不刻意拍摄犯罪题材,但最后却一次次完成了描写犯罪的影片。不可思议的是,这都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自然形成,以及在过程中才逐渐意识到的。”
大岛渚曾说,自己拍电影也是一种犯罪行为。他对罪犯的兴趣多少也因为他把罪犯看作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反体制者。“他的电影,几乎是现今日本所能想象到的所有压迫的综合性研究”,“大岛渚仍然从整体上掌握到现代日本人受到压迫的实貌,而且不愿停止这种工作。这是因为他意识到,驯服是最可怕的,虽然同代人中像他这样的并不多,但透过这种强烈的意识,大岛渚与各个阶层的人都建立了深厚的关系”。(佐藤忠男语)
在拍摄《被迫殉情的日本之夏》时,大岛渚说,“我们所拍的电影是预感的电影。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发现了种种素材,只是在此时诱发了我们未来的映像而已。”影片里的一段暗示性的对白多少与大岛渚的反抗精神相互呼应:
男子汉:有人杀我的时候,那个人要看着我,他的眼里就映照了我。
螺丝:映照了我!
玩偶:那又如何?
男子汉:这时,我就知道自己是谁。
螺丝:知道是谁?
玩偶:这就是说死得明白。
男子汉:不,这时,我才知道我该干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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