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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迟(1914-1996)，离开我们已有14个年头了。他是我的乡前辈，我自“文革”结束与他初识，他的诗作、译作、报告文学集以及自传体随笔《江南小镇》，插架在我书橱显眼处，时可翻阅。由于他的《哥德巴赫猜想》闻名于世，如今人们只知他是一个报告文学家。其实，他是一个纯粹的诗人。
徐迟的诗
最近，《海上文学百家文库》出版。作为编辑之一的陈子善教授说：“我们这一次编选，把各种风格、倾向和流派，基本上都兼顾了。具体到作家个人，比如徐迟，他在1949年后写了很多报告文学，影响不小，但是他在三四十年代，其实是‘新感觉派’诗人。”
徐迟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登上中国文坛，那时他只有20岁，发表了意象派的诗，出版过意识流小说，也写过许多动人的情歌，是戴望舒、施蛰存为首的“现代派”中的一员。以1939年为界，徐迟早期诗作，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作品重意象，诗味朦胧幽邃。如他的《二十岁人》诗集中，《都会的满月》一诗开首就有“写着罗马字的／Ⅰ ⅡⅢ Ⅳ Ⅴ Ⅵ Ⅶ Ⅷ Ⅸ Ⅹ Ⅺ Ⅻ／代表的十二个星／绕着一圈齿轮”，最富诗意的有：“短针一样的人／长针一样的影子／偶或望一望都会的满月的表面。”又如《我及其他》一诗：“我，日益扩大了／我的风景／我!倒立在你虹色彩圈的IRIS上，／我是倒了过来的我。”这些诗句，主要是“去暗示事物而不是清楚地陈述他们”(见威尔逊《阿克儿的城堡》)，充溢着意象派的风格。
卢沟桥的枪声，抗日救亡的呐喊，使诗人从迷茫中惊醒，迅速走出自我。徐迟1938年5月，挈妇携雏，离开了故土南浔，离开了孤岛上海，到了香港。在香港，徐迟遇到了他追求光明与进步的引路人乔冠华。在乔冠华、袁水拍、郁风等人的帮助和指引下，他在1940年初冬，到了重庆。
近日，我整理书箧，翻阅旧书刊，无意间翻出了由孙望、常任侠编选的《现代中国诗选》。这本竖排的诗集，小32开，暗红色的封面，书装平常简洁，1943年7月由南方印书馆出版。版权页上印着重庆民权路37号。翻开目录，前面两首是徐迟的两首长诗《中国的故乡》和《前方有了一个大胜利》。
诗集由常任侠先生于1942年12月14日写了前言。他说：“这里我选取了三十六个人的诗，有如三十六枝芬芳的花朵。虽然各有各的颜色，各有各的姿态，但都是美好的，可爱的。因为用着争取自由平等而流的血，去浇溉培育的产品，所以显得那么灿烂。那么壮健鲜明。一个新的社会，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艺术，用这样的装饰，才能使新中国的土地，充实健康，用这样的声音，才能歌唱出新中国人民热烈跃进的精神。我们新诗人的行列是绵长的众多的，产生的作品也是丰富的，这里只采撷这一点点，送给前进斗争的兄弟们，并为胜利祝福。”
对诗人徐迟，如今，我们知道他抗战时写了《在前方一一不朽的一夜》、《太湖游击队》等诗文，对于《中国的故乡》和《前方有了一个大胜利》两首长诗，所知甚少。其实，那时诗人的脚步，从兰州到酒泉，从陕北到天水，其足迹插到苏俄边界。经过几年的磨砺和锻炼，徐迟已经成了一个心向共产党的左翼文化人。
《中国的故乡》这样开头：“黄帝的子孙：／我们还记得吗?／你们知道吗?／中国的故乡在那里?／中国的故乡在西北／我们的故乡／文化的故乡／在秦陇盆地／在陕西和甘肃。”诗人还希望人们不要过多去怀有江南的乡愁，因为抗战的大后方，那时在西北。诗人呼出：“我们抗战的根据地在那儿?／在西北，在中国的故乡。／我们的反攻条件在那儿?／在西北，在中国的故乡。／我们胜利的基础在那儿?／在西北，在中国的故乡。”《前方有了一个大胜利》也是关于抗战的一首长诗，“前方有了一个空前的大胜利，／后方有一个慰劳团派出来了。／……士兵们一堆一堆从战壕里出来，／……后方的大城市，／为这次胜利出了号外。”虽然今日读来有些口号化，但在当时战争年代，带有强大的鼓动力。“一片青云飘过来／在关隘上一座／锣鼓大声笑了／她们跳出最后胜利的大舞蹈／到那一天，四万万五千万人／都疯狂地，这样地、这样地跳动着。”徐迟的这两首长诗，读来感人肺腑，让人重温抗战风云。
徐迟，17岁开始写诗，18岁时在《燕大月刊》上发表处女作《开演之前》，22岁出版了第一本集子《二十岁人》。诗人彭燕郊在回忆徐迟时曾说：“徐迟是一个知识非常全面的诗人，很了不起。诗写得好，散文写得好，翻译也很好，他译的书不是普通的书，几十万字的《巴马修道院》是他最先译出来的，《托尔斯泰传》，英国人莫德写的，最权威的传记，是他和另外一个人合译的，都是大部头的东西。他还非常懂音乐，年轻的时候就出过两本关于音乐的书。”
今天，我们也许只看到后起的九叶诗派的成就，而忽略了一大批现代派的诗人，有些诗人的名字为人早淡忘，甚或被时代所掩埋。事实上，从上世纪30年代，以及抗战开始，在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艺术反思、调整与转化后，现代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生。可以说，徐迟正是在现代主义诗歌之路上，洒下了探索者的一份心血，留下了前行者的足迹，才使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结出了累累硕果，并且产生了穆旦这样杰出的现代主义诗人。
徐迟之死
读着土黄纸的、每一个字都要细详的《现代中国诗选》，从而想起我与徐迟诗人的交往。上世纪70年代末，他和妻子陈松暂住南浔小莲庄，我去看他。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在他卧室小坐片刻，他便带我往嘉业堂藏书楼旁的小河边散步，边走边谈诗，虽然那时他已很少写诗了。邵燕祥说：徐迟是一位纯粹的诗人，他的报告文学也是当诗来写的。“诗人”不仅是徐迟的第一个身份，也是最根本的身份。他的诗学转型乃至人生选择，都体现出了一个诗人的秉性和气度。此话说得极是。
尔后，我和徐迟接触渐多。凡他回乡，我总能当面向他请教，还为他拍摄了许多照片。我请他写字，每次他都笑呵呵的，从不拒绝，没有一点大诗人与报告文学家的架子。
1996年12月18日夜晚，我突然间接到讯息：“著名作家，83岁高龄的徐迟，12月13日凌晨，于武汉逝世。”后来又在《新民晚报》上读到李辉的《悲徐迟》一文。他写道：“就在一星期前，李小林(巴老女儿)与我在电话中，谈及想请徐迟为《收获》开办一个专栏的设想。昨天晚上，我告诉她这个噩耗。她连声说遗憾，说如果早一点与徐迟商定，说不定他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1997年1月3日，施蛰存老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徐迟是老友；他最早的诗，是我为他发表于我编的《现代》月刊上的，由此成名。解放后，特别是写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刊于《人民日报》)，由此大名鼎鼎，然由此而自高自大，不认老朋友了。去年，回南浔时来我处，小座即去，与他相对无言，我们已谈不拢了!”又说，听说他 续弦后，伉俪不合，闹了离婚，新夫人把他的钱都刮光了，以致郁郁不乐，终至自杀，恐亦当“自负赢亏”了，怪谁呢?……
秀州书局第53期(1997年1月20日)简讯上，转载米舒(曹正文)先生1月6曰电话说：“冯亦代先生认为徐迟跳楼是狂躁症所致!”并转载了范泉先生1月11日从上海的来信：“……徐迟兄孩子徐津、徐延、徐建、徐音正向其父亲的朋友征稿，编成纪念集《送徐迟远行》(暂名)，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我想，对于徐迟之死，应该说“黄昏恋”、“狐独感”之类的原因，是事物的触发点。对已达84岁高龄的诗人来说，这根本不太可能造成他会去跳楼的。至于施蛰存老的说法，我亦不能苟同。金钱对徐迟那样高龄的人，也已不太那么重要了，至少他还保留着一份作为高知的退休工资。至于所谓“狂躁症”，则没有迹象。无论哪类病，在未发展到顽症、绝症时，平时总有一点迹象会发生过；而在徐迟先生写与冯亦代的最后的信上，他说于武汉的生活状态很好，每天专心在电脑上写文，闲时喝茶读书，根本没有这类病症。从徐迟在《笔会》上最后一文《我与计算机》的字里行间，也读不出这类迹象。
记得李劼先生有一文《山顶立和海底行》，阐述了生命本源的意义。他说：“从某种终极意义上说，人生具有本然的修炼意味，只是有的人意识到了，有的人没有意识到。但不管意识到的还是没有意识到的，人生总不外乎呈现为向上和向下这两种生命状态。”因此，我们能不能说徐迟之所以这样诀别，是不是生命和艺术到达顶点之前、追求美之极致时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不是在结束生命之际，他把自己生命之本，献给了毕生追求的美呢?我们这些人，对一位纯粹的诗人，对他所追求的人生之美的困惑，也许是无法体验的。
(本文编辑 李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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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季羡林口述，蔡德贵整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35.00元
自2008年10月13日开始，直到季羡林去世前的2009年6月16日，蔡德贵教授协助季羡林先生进行口述历史的工作，先后进行口述录音75次。这是年近百岁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首次系统的、全面的、客观的、真实的讲述他的人生经历。
《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江平口述，陈夏红整理，法律出版社2010年9月，48.00元
江平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这本书共分五卷：似水流年、廿载逆境、我的教与学、大立法时代、为法治呐喊。在这本书中，不仅记载了江平先生一生的坎坷与荣辱，也涉及了其经历或了解的众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可以说这本书不仅是江平先生人生历程和治学过程的记录，更是一部新中国60年来法制进程的缩影和历史写照。
《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何方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9月，39.8元。
这本书从大量的史料出发，旁征博引，梳理了毛泽东与张闻天关系的演变，客观地澄清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这段关键性的历史，具体而微地表述了自己多年的观察心得与体会。作者对师友纪念文章中展现出老一辈革命家和学者的伟大的精神追求与人格风范。
徐迟的诗
最近，《海上文学百家文库》出版。作为编辑之一的陈子善教授说：“我们这一次编选，把各种风格、倾向和流派，基本上都兼顾了。具体到作家个人，比如徐迟，他在1949年后写了很多报告文学，影响不小，但是他在三四十年代，其实是‘新感觉派’诗人。”
徐迟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登上中国文坛，那时他只有20岁，发表了意象派的诗，出版过意识流小说，也写过许多动人的情歌，是戴望舒、施蛰存为首的“现代派”中的一员。以1939年为界，徐迟早期诗作，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作品重意象，诗味朦胧幽邃。如他的《二十岁人》诗集中，《都会的满月》一诗开首就有“写着罗马字的／Ⅰ ⅡⅢ Ⅳ Ⅴ Ⅵ Ⅶ Ⅷ Ⅸ Ⅹ Ⅺ Ⅻ／代表的十二个星／绕着一圈齿轮”，最富诗意的有：“短针一样的人／长针一样的影子／偶或望一望都会的满月的表面。”又如《我及其他》一诗：“我，日益扩大了／我的风景／我!倒立在你虹色彩圈的IRIS上，／我是倒了过来的我。”这些诗句，主要是“去暗示事物而不是清楚地陈述他们”(见威尔逊《阿克儿的城堡》)，充溢着意象派的风格。
卢沟桥的枪声，抗日救亡的呐喊，使诗人从迷茫中惊醒，迅速走出自我。徐迟1938年5月，挈妇携雏，离开了故土南浔，离开了孤岛上海，到了香港。在香港，徐迟遇到了他追求光明与进步的引路人乔冠华。在乔冠华、袁水拍、郁风等人的帮助和指引下，他在1940年初冬，到了重庆。
近日，我整理书箧，翻阅旧书刊，无意间翻出了由孙望、常任侠编选的《现代中国诗选》。这本竖排的诗集，小32开，暗红色的封面，书装平常简洁，1943年7月由南方印书馆出版。版权页上印着重庆民权路37号。翻开目录，前面两首是徐迟的两首长诗《中国的故乡》和《前方有了一个大胜利》。
诗集由常任侠先生于1942年12月14日写了前言。他说：“这里我选取了三十六个人的诗，有如三十六枝芬芳的花朵。虽然各有各的颜色，各有各的姿态，但都是美好的，可爱的。因为用着争取自由平等而流的血，去浇溉培育的产品，所以显得那么灿烂。那么壮健鲜明。一个新的社会，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艺术，用这样的装饰，才能使新中国的土地，充实健康，用这样的声音，才能歌唱出新中国人民热烈跃进的精神。我们新诗人的行列是绵长的众多的，产生的作品也是丰富的，这里只采撷这一点点，送给前进斗争的兄弟们，并为胜利祝福。”
对诗人徐迟，如今，我们知道他抗战时写了《在前方一一不朽的一夜》、《太湖游击队》等诗文，对于《中国的故乡》和《前方有了一个大胜利》两首长诗，所知甚少。其实，那时诗人的脚步，从兰州到酒泉，从陕北到天水，其足迹插到苏俄边界。经过几年的磨砺和锻炼，徐迟已经成了一个心向共产党的左翼文化人。
《中国的故乡》这样开头：“黄帝的子孙：／我们还记得吗?／你们知道吗?／中国的故乡在那里?／中国的故乡在西北／我们的故乡／文化的故乡／在秦陇盆地／在陕西和甘肃。”诗人还希望人们不要过多去怀有江南的乡愁，因为抗战的大后方，那时在西北。诗人呼出：“我们抗战的根据地在那儿?／在西北，在中国的故乡。／我们的反攻条件在那儿?／在西北，在中国的故乡。／我们胜利的基础在那儿?／在西北，在中国的故乡。”《前方有了一个大胜利》也是关于抗战的一首长诗，“前方有了一个空前的大胜利，／后方有一个慰劳团派出来了。／……士兵们一堆一堆从战壕里出来，／……后方的大城市，／为这次胜利出了号外。”虽然今日读来有些口号化，但在当时战争年代，带有强大的鼓动力。“一片青云飘过来／在关隘上一座／锣鼓大声笑了／她们跳出最后胜利的大舞蹈／到那一天，四万万五千万人／都疯狂地，这样地、这样地跳动着。”徐迟的这两首长诗，读来感人肺腑，让人重温抗战风云。
徐迟，17岁开始写诗，18岁时在《燕大月刊》上发表处女作《开演之前》，22岁出版了第一本集子《二十岁人》。诗人彭燕郊在回忆徐迟时曾说：“徐迟是一个知识非常全面的诗人，很了不起。诗写得好，散文写得好，翻译也很好，他译的书不是普通的书，几十万字的《巴马修道院》是他最先译出来的，《托尔斯泰传》，英国人莫德写的，最权威的传记，是他和另外一个人合译的，都是大部头的东西。他还非常懂音乐，年轻的时候就出过两本关于音乐的书。”
今天，我们也许只看到后起的九叶诗派的成就，而忽略了一大批现代派的诗人，有些诗人的名字为人早淡忘，甚或被时代所掩埋。事实上，从上世纪30年代，以及抗战开始，在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艺术反思、调整与转化后，现代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生。可以说，徐迟正是在现代主义诗歌之路上，洒下了探索者的一份心血，留下了前行者的足迹，才使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结出了累累硕果，并且产生了穆旦这样杰出的现代主义诗人。
徐迟之死
读着土黄纸的、每一个字都要细详的《现代中国诗选》，从而想起我与徐迟诗人的交往。上世纪70年代末，他和妻子陈松暂住南浔小莲庄，我去看他。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在他卧室小坐片刻，他便带我往嘉业堂藏书楼旁的小河边散步，边走边谈诗，虽然那时他已很少写诗了。邵燕祥说：徐迟是一位纯粹的诗人，他的报告文学也是当诗来写的。“诗人”不仅是徐迟的第一个身份，也是最根本的身份。他的诗学转型乃至人生选择，都体现出了一个诗人的秉性和气度。此话说得极是。
尔后，我和徐迟接触渐多。凡他回乡，我总能当面向他请教，还为他拍摄了许多照片。我请他写字，每次他都笑呵呵的，从不拒绝，没有一点大诗人与报告文学家的架子。
1996年12月18日夜晚，我突然间接到讯息：“著名作家，83岁高龄的徐迟，12月13日凌晨，于武汉逝世。”后来又在《新民晚报》上读到李辉的《悲徐迟》一文。他写道：“就在一星期前，李小林(巴老女儿)与我在电话中，谈及想请徐迟为《收获》开办一个专栏的设想。昨天晚上，我告诉她这个噩耗。她连声说遗憾，说如果早一点与徐迟商定，说不定他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1997年1月3日，施蛰存老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徐迟是老友；他最早的诗，是我为他发表于我编的《现代》月刊上的，由此成名。解放后，特别是写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刊于《人民日报》)，由此大名鼎鼎，然由此而自高自大，不认老朋友了。去年，回南浔时来我处，小座即去，与他相对无言，我们已谈不拢了!”又说，听说他 续弦后，伉俪不合，闹了离婚，新夫人把他的钱都刮光了，以致郁郁不乐，终至自杀，恐亦当“自负赢亏”了，怪谁呢?……
秀州书局第53期(1997年1月20日)简讯上，转载米舒(曹正文)先生1月6曰电话说：“冯亦代先生认为徐迟跳楼是狂躁症所致!”并转载了范泉先生1月11日从上海的来信：“……徐迟兄孩子徐津、徐延、徐建、徐音正向其父亲的朋友征稿，编成纪念集《送徐迟远行》(暂名)，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我想，对于徐迟之死，应该说“黄昏恋”、“狐独感”之类的原因，是事物的触发点。对已达84岁高龄的诗人来说，这根本不太可能造成他会去跳楼的。至于施蛰存老的说法，我亦不能苟同。金钱对徐迟那样高龄的人，也已不太那么重要了，至少他还保留着一份作为高知的退休工资。至于所谓“狂躁症”，则没有迹象。无论哪类病，在未发展到顽症、绝症时，平时总有一点迹象会发生过；而在徐迟先生写与冯亦代的最后的信上，他说于武汉的生活状态很好，每天专心在电脑上写文，闲时喝茶读书，根本没有这类病症。从徐迟在《笔会》上最后一文《我与计算机》的字里行间，也读不出这类迹象。
记得李劼先生有一文《山顶立和海底行》，阐述了生命本源的意义。他说：“从某种终极意义上说，人生具有本然的修炼意味，只是有的人意识到了，有的人没有意识到。但不管意识到的还是没有意识到的，人生总不外乎呈现为向上和向下这两种生命状态。”因此，我们能不能说徐迟之所以这样诀别，是不是生命和艺术到达顶点之前、追求美之极致时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不是在结束生命之际，他把自己生命之本，献给了毕生追求的美呢?我们这些人，对一位纯粹的诗人，对他所追求的人生之美的困惑，也许是无法体验的。
(本文编辑 李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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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季羡林口述，蔡德贵整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35.00元
自2008年10月13日开始，直到季羡林去世前的2009年6月16日，蔡德贵教授协助季羡林先生进行口述历史的工作，先后进行口述录音75次。这是年近百岁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首次系统的、全面的、客观的、真实的讲述他的人生经历。
《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江平口述，陈夏红整理，法律出版社2010年9月，48.00元
江平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这本书共分五卷：似水流年、廿载逆境、我的教与学、大立法时代、为法治呐喊。在这本书中，不仅记载了江平先生一生的坎坷与荣辱，也涉及了其经历或了解的众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可以说这本书不仅是江平先生人生历程和治学过程的记录，更是一部新中国60年来法制进程的缩影和历史写照。
《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何方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9月，39.8元。
这本书从大量的史料出发，旁征博引，梳理了毛泽东与张闻天关系的演变，客观地澄清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这段关键性的历史，具体而微地表述了自己多年的观察心得与体会。作者对师友纪念文章中展现出老一辈革命家和学者的伟大的精神追求与人格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