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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去世，施蛰存去世，贾植芳去世，王元化去世，上海的文化板块塌了一大半。他是一位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主流学者，曾经从政，后回归到一名学者，从学术界走向思想界，并博得声望
5月9日，王元化先生归隐道山，学术界、思想界又一重镇坍塌！令人不胜唏嘘。
王元化虽然也从过政，但不是政界显赫人物，他的影响力没有越过学术、思想圈，因而也不是公众注目之星，但我们还是有理由怀念他——怀念一个人，是怀念他所代表的一个时代，一种精神，一种境界；对一个作者的喜欢，是因为其作品往往引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
在学术界，人们有“北钱(钟书)南王”之说；在思想界，有“北李(慎之)南王”之说。姑且不论诸种说法是否得当，王元化据学术、思想界一方重镇则毋庸置疑。
诸大学中他独崇清华
晚年，王元化将自己的书斋定名为“沪上清园”，他出版的一系列学术著作也往往冠以“清园”的名字，诸如《清园夜读》《清园论学集》《清园近思录》。“清园”者，清华园之谓也。他有如此强烈的“清华园情结”，一是童年对清华美好记忆的“内存”；一是清华园的精神是他孜孜以求之的目标。
1922年，父亲王芳荃(1880～1975)，到清华任教。王元化得以在清华园生活了10多年。当年的清华园，给王元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胡晓明《王元化传》中写道:在他眼中，与北大“破破烂烂的”“人声噪杂得很”相比，清华“那里都是井然有序的，都很用功读书，大家没有那种嚣张、杂乱、争斗的事情”。这种童年时
的感受，使他深受“清华精神”影响，因之对于清华感情深厚，诸大学中他独崇清华——“我对大学的观念就是在清华形成的”。
“清华精神”是什么？学界惯常的解释是陈寅恪在王国维墓志铭上的一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王元化在晚年常说的一句话是：“为学不作媚时语”，其实是对这句话的另一种表述。
在清华园，王元化有幸与赵元任、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师们同住一院，而父亲与梅贻琦等人更是通家之好。或许，对于梅贻琦眼中的“老天爷”——一个又调皮、又任性，也许还有点跋扈的公子哥——王元化来说，这些大师所拥有的学问以及他们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他当时并没有意识，但童年留存的记忆显然成为终生的坐标，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清华精神”，则成为他在精神和人格上与大师们亲近和感应的契合点。
1955年，为政一帆风顺的王元化，不期然遭遇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牵连。长时间隔离审查，写不完的交代，受不尽的侮辱。他没有王国维从清华园走到颐和园鱼藻轩的自由，他选择的方式只能以头撞墙。1959年“结案”时，文化界的官员夏衍和周扬都惜其厄运。在他的问题即将“结案”时，周扬提出，只要王元化承认胡风是个反革命分子，即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他坚持认为这个结论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不予接受。结果被定为胡风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这种傲骨如同王国维一样，真有一种遗世独立的悲壮！
1978年，在王元化尚未平反、勉强在上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谋得一个编辑职位时，就关注陈寅恪遗著的收集。他着手调查陈寅恪遗著散落的情况，刊登在出版社的简报上，以期引起重视；鼓励陈先生的弟子蒋天枢给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和北京的周扬写信督促，亲自致信周扬阐明这种追查的重要性。在乍暖还寒的季节，这样重视仍带着“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陈寅恪的著作，足见其对陈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的认同。
2004年，笔者根据这一组信件撰写《追寻陈寅恪遗稿》一文时，曾采访过他。他谈陈寅恪、王国维，谈“清华精神”。笔者能感觉到，他的“清华园情结”，实际上是认同清华园所代表的价值观，并以这种价值观来作为思考的出发点，这使他在离开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党务工作回归到一名学者后，从学术界走向思想界并博得了声望。
对五四的反思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应一律使用国语读本的命令，这是前一年“五四运动”最直接的结果。而这一年出生的王元化，几年后开始蒙学时，接受的是这种新式的教育。晚年的他认为，自己“是在‘五四’的精神氛围和思想影响下长大成人的”，是“五四的儿子”。
“五四运动”的核心要义是什么？是“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其对社会的震撼作用则是启蒙。时光过了60年后的1979年，中国迎来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在反思“文革”及批判极左思潮之后，启蒙教育受到广泛的认同。从学术界转向思想界的王元化，自觉地充当推手，并对“五四运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认识。
思想解放运动进行到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有人对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进行非议，认为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投入过多的关注是“舍其田而耘人之田”，是丧失了学术独立。这种人为的声音，使一些知识分子纷纷走回书斋做专业研究。这种现象被李泽厚概括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现今看来，当时虽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思想家”也没有都“淡出”，还有人——如王元化、李慎之、何家 栋等——在坚守。
王元化坚守的方式是，主编了一份《新启蒙》的刊物。这个刊物后来引起来自左的势力的批判和诋毁，成为一个80年代引人注目的标志性思想事件。
《新启蒙》创刊于1988年10月，先后出版发行了4册，分别为《时代与选择》(1988年10月)、《危机与改革》(1988年12月)、《论异化概念》(1989年2月)、《庐山会议教训》(1989年4月)，均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王元化主编这份刊物的初衷，在第一期的“编后”说得很明白：在“为活跃学术空气，推动理论探讨做些工作”的同时，坚守“不屈服于权势，不媚时阿世”的独立思考。这份刊物，以其清新的思想内涵，曾使当时在校读研究生的学子趋之若鹜。
1989年1月，王元化到北京参加“都乐书屋”为《新启蒙》论丛而举行的发行会。这次发行会，却由于当时一名被视之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人士到场而成为沸扬京城的“都乐书屋事件”。事件过后，据说当时某官员把“新启蒙”视为一次“运动”，并作了这样的论断：五四启蒙运动产生了共产党，那么“新启蒙运动”就是要建立反对党！
1989年4月，王元化在一次答记者问中，特意对刊物的宗旨作了说明：“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思想解放运动称为‘新启蒙’，无非是说现在的思想启蒙不仅是继承五四的启蒙运动，而是深化了”。但这仍不能改变《新启蒙》停刊的命运。1989年7月，北京市原市长陈希同在《人民日报》那篇关于“反暴乱”的长篇报告，把“都乐书屋事件”牵连到那场风波中去。这种定性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直到1990年还有“余波”。(见《王元化传》)
《新启蒙》的夭折，并没有改变王元化“五四的儿子”这一信念，他依然在思索，并对“五四运动”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我认为‘五四’精神当然要继承，但‘五四’的一些缺陷(如意图伦理、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观点等)是不应该继承的。”
他说，五四以来，人们反传统中往往运用了与传统思维相同的模式。这就是双方在讨论问题之先，都各自具有的“意图伦理”。他列举1919年东西方文化论战时，蒋廷黼和杜亚泉曾就思想和态度问题进行的争论。杜批评蒋以感情和意志作为思想的原动力，说：“先定了我喜欢什么，我要什么，然后道理来说明所以喜欢以及要的缘故。”这种从政治信念引发出来的“意图伦理”，就成了独断论者，认为反对自己的人，就是反对真理的异端，于是就将这种人视为敌人。结果只能是：不把他们消灭，就将他们改造成符合自己观念的那样的人。很显然，“意图伦理”是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践踏。
王元化对“五四”的反思所提出的启蒙命题，与他所崇尚的“清华精神”如出一辙。
“好在那一头，有张可等着他。”
有论者说，中国文化界现当代真正称得上书香伉俪的，有三对夫妇：林语堂与廖翠凤，钱钟书与杨绛，王元化与张可。
张可(1919～2006)出生苏州世家，受教于李健吾、孙大雨等名师，18岁时即翻译出版奥尼尔的剧本《早点前》。后成为上海戏剧学院的名教授、莎士比亚专家。
1937年王元化与张可在上海的“戏剧交谊社”结识，那时她正在济南大学外语系攻读英国文学。共同的爱好使他们走到一起，两人在戏剧社排演讲戏，或到张可家谈文说艺，或共同参加地下党的刊物编辑工作。10年后的1948年3月，两人在上海慕尔堂用基督教仪式成婚。此后，他们成为基督教结婚誓词的最忠实的实践者。
1955年，王元化因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隔离审查，长期的孤独与压抑使他患上心因性精神病。张可顶住了各种政治压力，以柔弱的肩膀挑起了家庭重担。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王元化没有工作，只拿生活费，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张可的工资。她在悉心照料着丈夫的饮食起居的同时，为丈夫所钟爱的学术研究提供尽可能的帮助，并和丈夫一起翻译了国外莎士比亚评论达50万言，其后编成《莎士比亚研究》出版。
在度过了艰难岁月后的1979年6月，张可却突然中风，昏迷七日不醒。后张可经抢救脱离了危险，病情基本稳定，人也渐渐恢复了神志，可由于大脑受损，竟完全丧失了阅读能力。王元化看着病中的妻子，一时情不自禁地像个小孩子那样嚎啕大哭。
王元化曾深情地说：“从反胡风到她得病前的二十三年漫长岁月里，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了无穷的伤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我那时因遭到屈辱是敏感的，对于任何一个不易察觉的埋怨眼神，一种稍稍表示不满的脸色，都会感应到。但她始终没有使我会受到刺激的任何情绪的流露。这不是许多因丈夫牵连而遭受磨难的妻子都能做到的。”
王元化去世后，有位网友留下了动人的一句话：“好在那一头，有张可等着他。”相信上帝会听到的。
(作者《炎黄春秋》杂志社执行主编)
5月9日，王元化先生归隐道山，学术界、思想界又一重镇坍塌！令人不胜唏嘘。
王元化虽然也从过政，但不是政界显赫人物，他的影响力没有越过学术、思想圈，因而也不是公众注目之星，但我们还是有理由怀念他——怀念一个人，是怀念他所代表的一个时代，一种精神，一种境界；对一个作者的喜欢，是因为其作品往往引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
在学术界，人们有“北钱(钟书)南王”之说；在思想界，有“北李(慎之)南王”之说。姑且不论诸种说法是否得当，王元化据学术、思想界一方重镇则毋庸置疑。
诸大学中他独崇清华
晚年，王元化将自己的书斋定名为“沪上清园”，他出版的一系列学术著作也往往冠以“清园”的名字，诸如《清园夜读》《清园论学集》《清园近思录》。“清园”者，清华园之谓也。他有如此强烈的“清华园情结”，一是童年对清华美好记忆的“内存”；一是清华园的精神是他孜孜以求之的目标。
1922年，父亲王芳荃(1880～1975)，到清华任教。王元化得以在清华园生活了10多年。当年的清华园，给王元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胡晓明《王元化传》中写道:在他眼中，与北大“破破烂烂的”“人声噪杂得很”相比，清华“那里都是井然有序的，都很用功读书，大家没有那种嚣张、杂乱、争斗的事情”。这种童年时
的感受，使他深受“清华精神”影响，因之对于清华感情深厚，诸大学中他独崇清华——“我对大学的观念就是在清华形成的”。
“清华精神”是什么？学界惯常的解释是陈寅恪在王国维墓志铭上的一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王元化在晚年常说的一句话是：“为学不作媚时语”，其实是对这句话的另一种表述。
在清华园，王元化有幸与赵元任、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师们同住一院，而父亲与梅贻琦等人更是通家之好。或许，对于梅贻琦眼中的“老天爷”——一个又调皮、又任性，也许还有点跋扈的公子哥——王元化来说，这些大师所拥有的学问以及他们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他当时并没有意识，但童年留存的记忆显然成为终生的坐标，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清华精神”，则成为他在精神和人格上与大师们亲近和感应的契合点。
1955年，为政一帆风顺的王元化，不期然遭遇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牵连。长时间隔离审查，写不完的交代，受不尽的侮辱。他没有王国维从清华园走到颐和园鱼藻轩的自由，他选择的方式只能以头撞墙。1959年“结案”时，文化界的官员夏衍和周扬都惜其厄运。在他的问题即将“结案”时，周扬提出，只要王元化承认胡风是个反革命分子，即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他坚持认为这个结论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不予接受。结果被定为胡风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这种傲骨如同王国维一样，真有一种遗世独立的悲壮！
1978年，在王元化尚未平反、勉强在上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谋得一个编辑职位时，就关注陈寅恪遗著的收集。他着手调查陈寅恪遗著散落的情况，刊登在出版社的简报上，以期引起重视；鼓励陈先生的弟子蒋天枢给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和北京的周扬写信督促，亲自致信周扬阐明这种追查的重要性。在乍暖还寒的季节，这样重视仍带着“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陈寅恪的著作，足见其对陈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的认同。
2004年，笔者根据这一组信件撰写《追寻陈寅恪遗稿》一文时，曾采访过他。他谈陈寅恪、王国维，谈“清华精神”。笔者能感觉到，他的“清华园情结”，实际上是认同清华园所代表的价值观，并以这种价值观来作为思考的出发点，这使他在离开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党务工作回归到一名学者后，从学术界走向思想界并博得了声望。
对五四的反思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应一律使用国语读本的命令，这是前一年“五四运动”最直接的结果。而这一年出生的王元化，几年后开始蒙学时，接受的是这种新式的教育。晚年的他认为，自己“是在‘五四’的精神氛围和思想影响下长大成人的”，是“五四的儿子”。
“五四运动”的核心要义是什么？是“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其对社会的震撼作用则是启蒙。时光过了60年后的1979年，中国迎来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在反思“文革”及批判极左思潮之后，启蒙教育受到广泛的认同。从学术界转向思想界的王元化，自觉地充当推手，并对“五四运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认识。
思想解放运动进行到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有人对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进行非议，认为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投入过多的关注是“舍其田而耘人之田”，是丧失了学术独立。这种人为的声音，使一些知识分子纷纷走回书斋做专业研究。这种现象被李泽厚概括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现今看来，当时虽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思想家”也没有都“淡出”，还有人——如王元化、李慎之、何家 栋等——在坚守。
王元化坚守的方式是，主编了一份《新启蒙》的刊物。这个刊物后来引起来自左的势力的批判和诋毁，成为一个80年代引人注目的标志性思想事件。
《新启蒙》创刊于1988年10月，先后出版发行了4册，分别为《时代与选择》(1988年10月)、《危机与改革》(1988年12月)、《论异化概念》(1989年2月)、《庐山会议教训》(1989年4月)，均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王元化主编这份刊物的初衷，在第一期的“编后”说得很明白：在“为活跃学术空气，推动理论探讨做些工作”的同时，坚守“不屈服于权势，不媚时阿世”的独立思考。这份刊物，以其清新的思想内涵，曾使当时在校读研究生的学子趋之若鹜。
1989年1月，王元化到北京参加“都乐书屋”为《新启蒙》论丛而举行的发行会。这次发行会，却由于当时一名被视之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人士到场而成为沸扬京城的“都乐书屋事件”。事件过后，据说当时某官员把“新启蒙”视为一次“运动”，并作了这样的论断：五四启蒙运动产生了共产党，那么“新启蒙运动”就是要建立反对党！
1989年4月，王元化在一次答记者问中，特意对刊物的宗旨作了说明：“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思想解放运动称为‘新启蒙’，无非是说现在的思想启蒙不仅是继承五四的启蒙运动，而是深化了”。但这仍不能改变《新启蒙》停刊的命运。1989年7月，北京市原市长陈希同在《人民日报》那篇关于“反暴乱”的长篇报告，把“都乐书屋事件”牵连到那场风波中去。这种定性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直到1990年还有“余波”。(见《王元化传》)
《新启蒙》的夭折，并没有改变王元化“五四的儿子”这一信念，他依然在思索，并对“五四运动”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我认为‘五四’精神当然要继承，但‘五四’的一些缺陷(如意图伦理、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观点等)是不应该继承的。”
他说，五四以来，人们反传统中往往运用了与传统思维相同的模式。这就是双方在讨论问题之先，都各自具有的“意图伦理”。他列举1919年东西方文化论战时，蒋廷黼和杜亚泉曾就思想和态度问题进行的争论。杜批评蒋以感情和意志作为思想的原动力，说：“先定了我喜欢什么，我要什么，然后道理来说明所以喜欢以及要的缘故。”这种从政治信念引发出来的“意图伦理”，就成了独断论者，认为反对自己的人，就是反对真理的异端，于是就将这种人视为敌人。结果只能是：不把他们消灭，就将他们改造成符合自己观念的那样的人。很显然，“意图伦理”是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践踏。
王元化对“五四”的反思所提出的启蒙命题，与他所崇尚的“清华精神”如出一辙。
“好在那一头，有张可等着他。”
有论者说，中国文化界现当代真正称得上书香伉俪的，有三对夫妇：林语堂与廖翠凤，钱钟书与杨绛，王元化与张可。
张可(1919～2006)出生苏州世家，受教于李健吾、孙大雨等名师，18岁时即翻译出版奥尼尔的剧本《早点前》。后成为上海戏剧学院的名教授、莎士比亚专家。
1937年王元化与张可在上海的“戏剧交谊社”结识，那时她正在济南大学外语系攻读英国文学。共同的爱好使他们走到一起，两人在戏剧社排演讲戏，或到张可家谈文说艺，或共同参加地下党的刊物编辑工作。10年后的1948年3月，两人在上海慕尔堂用基督教仪式成婚。此后，他们成为基督教结婚誓词的最忠实的实践者。
1955年，王元化因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隔离审查，长期的孤独与压抑使他患上心因性精神病。张可顶住了各种政治压力，以柔弱的肩膀挑起了家庭重担。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王元化没有工作，只拿生活费，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张可的工资。她在悉心照料着丈夫的饮食起居的同时，为丈夫所钟爱的学术研究提供尽可能的帮助，并和丈夫一起翻译了国外莎士比亚评论达50万言，其后编成《莎士比亚研究》出版。
在度过了艰难岁月后的1979年6月，张可却突然中风，昏迷七日不醒。后张可经抢救脱离了危险，病情基本稳定，人也渐渐恢复了神志，可由于大脑受损，竟完全丧失了阅读能力。王元化看着病中的妻子，一时情不自禁地像个小孩子那样嚎啕大哭。
王元化曾深情地说：“从反胡风到她得病前的二十三年漫长岁月里，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了无穷的伤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我那时因遭到屈辱是敏感的，对于任何一个不易察觉的埋怨眼神，一种稍稍表示不满的脸色，都会感应到。但她始终没有使我会受到刺激的任何情绪的流露。这不是许多因丈夫牵连而遭受磨难的妻子都能做到的。”
王元化去世后，有位网友留下了动人的一句话：“好在那一头，有张可等着他。”相信上帝会听到的。
(作者《炎黄春秋》杂志社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