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画家 世纪婚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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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湘籍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周令钊和著名工艺美术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陈若菊由师生到伉俪,携手绘丹青,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他俩携手合作,为开国大典绘制了天安门城楼上第一幅毛泽东肖像,他俩还是第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整体设计者和参与者。
  徐悲鸿和夫人廖静文为他俩主持婚礼
  1949年7月1日,国立北平艺专院长徐悲鸿的寓所,一栋玲珑别致古色古香的四合院里,欢声笑语,喜气洋洋,一场简朴而庄重的婚礼在热烈地举行。
  新郎周令钊,国立北平艺专实用美术系讲师,时年30岁,风华正茂。新娘陈若菊,国立北平艺专实用美术系学生,端庄秀美,充满青春气息。
  对周令钊、陈若菊这对师生的婚礼,徐悲鸿和夫人廖静文相当重视,不仅腾出自家的院子为他俩操办婚礼,还特意为他俩赠送了精心绘制的富含深情厚意的新婚礼物《双马图》。
  作为周令钊、陈若菊新婚庆典的主持人和证婚人,徐悲鸿和夫人廖静文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和充满希望的祝福词。参加婚礼的人也都很兴奋,一个劲儿地逗着新郎新娘乐,幽默而诙谐地请他俩“讲述”恋爱经过。新郎说:“我见她学业用功,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女生,人又长得清纯标致,而提出了求婚的要求。”新娘陈若菊默认了新郎的说法。
  婚宴没摆酒席,吃的是在有名的法国面包房订制的三层蛋糕。
  整个婚礼简约而隆重。
  夫妻合作绘制天安门第一张毛泽东肖像
  1949年9月中旬的一天清晨,周令钊正挟着讲义要去给艺专实用美术系的学生讲课,学校党委书记江丰上门来了,他对周令钊说:开国大典筹备处的领导点名要你为天安门城楼画一幅毛主席肖像,这是一项非常重要而光荣的紧急任务,校党委相信你会出色地完成好。
  在此之前,周令钊与学生一起迎接解放军进北京城之时,他尝试性地画过毛泽东的像。此次,他接受这个重大的政治任务,既激动又担忧。他十分谨慎和细致地迅即投入构思和绘制。时间紧迫,仅仅只有两个星期,只能一次画成,没有修改的余地。作为周令钊的助手、最好的学生和新婚妻子的陈若菊,以她的聪明才智和绘画功底配合默契地分担着丈夫肩上的重担。天刚朦朦亮,他俩就骑着单车赶赴天安门,在建筑工人的帮助下,在城楼外面搭起了脚手架。他们爬上脚手架,站在将要悬挂画像的墙壁下,近近远远地仔细观察着,思考着:以哪帧毛泽东的照片作蓝本最合适呢?周令钊思来想去,决定以北平六国饭店国共和谈会场用过的那张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照的照片为蓝本。这是一帧黑白照片,是在中共七大的会场拍摄的。他将自己的构思和设想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当即得到认可。
  在当时的条件下,周令钊采用的办法是一次次放格、打素描。尺寸不够时,他按照家乡平江木匠用墨斗弹线的办法,与妻子陈若菊一道自制了一个粉线袋,两人各站一边,各执一线头,像木匠那样一丝不苟地在10多平方米的画面上弹线打好格子。
  为了抢时间,周令钊和陈若菊一干就是几个乃至十几个钟头。周令钊主要是画毛泽东的眼睛、鼻子等关键部位,而陈若菊则手提小油彩桶,大块大块地涂抹油彩。那时刻,物资匮乏,画家也没什么特殊待遇。他们随身带几个馒头、一壶水,渴了、饿了,就喝口水嚼个馒头。为审视效果,周令钊总是不停地从脚手架上爬下去抬头观看,再爬上去修订。每天要上上下下地爬好几十回,累得他直不起腰,有一次脚一歪险些掉下来,仍然坚持着,每天画到天黑看不清才停笔,回到家里还要构思打腹稿,想着如何改进和提高画技。就这样日夜连轴干,到9月30日,画像即将完成。
  这天,时任北平市市长兼开国大典筹委会副主席聂荣臻登上天安门城楼,来看画像,聂荣臻对画像上的毛泽东的神态和表情比较满意,并发出了赞叹:“蛮像的,可以!”但聂荣臻发觉毛泽东画像的衣领是开着的,他认为开国大典是个庄重的日子,当即叮嘱周令钊要把领子扣起来为好。
  周令钊立即攀上脚手架,进行修改。在没有扣起的衣领处,补上与衣领一样的颜色。又一次仔细检查后,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撑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里倒头便睡。然而,就在他刚上床睡得正酣之时,突然响起了“啪啪啪”的敲门声。陈若菊开门后,天安门的工作人员急匆匆跨进门,叫醒周令钊:“请快跟我们去天安门!”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9月30日夜晚,画像提前挂在城楼正中央。当晚,周恩来来到天安门审查,一眼就发现了问题:画像下有一行毛泽东的手体字:“为人民服务”。周恩来着急了,这行的手写体置于画像之下不合适啊!他当即吩咐说:主席画像上不要写字。
  在场的领导听后,马上叫人喊来周令钊和陈若菊。但现场脚手架早已拆掉,又没有升降机,门洞有五六米高,一个梯子够不着,只好把两个梯子接起来,周令钊爬上去,梯子一闪一闪地晃动着,周令钊硬挺着,非常吃力地与陈若菊一道挥动刷子,一上一下,一左一右,抹掉白边黑字,涂成中山装的颜色,又加上了一粒扣子,看上去天衣无缝了。等到忙完,天已发亮,一轮火红的太阳冉冉从东方升起。
  周令钊、陈若菊回到住地五老胡同,来不及休息就急忙奔赴学校与系里的学生和全校师生一道作好准备,去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他俩站在天安门广场的东侧,从远处审视自己的作品。旁边的老师和同学都说“不错”,他俩的心里才踏实下来。他俩亲眼看见毛泽东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亲耳听到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看到挂在天安门城墙上的毛泽东画像是出自他俩之手时,心中感到无比的光荣与自豪。
  珠联璧合参与人民币票面美术设计
  周令钊、陈若菊夫妇志同道合,都爱好艺术,追求完美,都一心一意扑在中国美术和工艺美术的教学与创作上。
  陈若菊1950年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美术设计,当时她怀了宝宝,挺着个大肚子去出版社上班,早出晚归,夜里还要加班设计封面、画插图。周令钊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为减轻妻子的家务负担,他总是挤出时间烧饭做菜,并尽力帮助妻子完成出版社交给的美术设计任务。为照顾妻子,周令钊从老家平江接来了时年59岁的母亲。母亲是位多才多艺、温良贤惠的老教师。母亲的到来,给这个组建不久的小家庭带来了诸多的温暖和幸福。周令钊和陈若菊对母亲非常孝敬,生怕母亲不适应北方的水土,总是想方设法为她弄来一些她爱吃的大米和青菜。陈若菊上街为母亲添置了新衣裳,还把亲友给她滋补身体的人参、奶粉、水果等营养品转送给母亲,尽管工作忙,总要挤出时间和母亲拉家常,加之说话细声细气,很得母亲喜爱。母亲就像对待女儿那样细致入微地体贴媳妇,。婆媳关系水乳相融,从没拌过嘴,红过脸。   周令钊从1950年至1980年连续担任建国后第二、三、四套人民币票面的总体美术设计。设计第二套人民币时,他对妻子陈若菊也是绝对保密。到了设计第三、四套时,由于工作需要,组织上经过慎重考察将这时已在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任教的陈若菊选调参加第三、四套人民币票面设计。陈若菊手巧心细,思维敏捷,擅长工艺美术。她的加盟,给周令钊尤其是给整个设计组增添了新的活力。在设计组组长罗工柳领导下,周令钊、陈若菊夫妇与侯一民、邓澍夫妇通力合作,他们设计的人民币入选奥地利出版的《国际钱币制造者》一书,其中第三套的5元券被评为“世界钞票精品”。
  1954年,周令钊与陈若菊去重庆艺专交流色粉画经验,并到大足石窟进行石窟临摹。这时,陈若菊已怀了第二个孩子。她不顾妊娠反应,跋山涉水,坚持临摩写生。同样的临摩,同一景物的写生,不但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技艺,也使他们的艺术风格更加接近,日臻统一和完美。
  1957年,周令钊与夫人陈若菊合作水粉画插页《牧牛》。1958年,他俩与洪波、顾群通力合作,绘制了大型画《发展农业、渔业、牲畜业、经济作物》。画作以生动、夸张的线条,热烈的色彩描绘独特的丰收景象和浓厚的生活气息,歌颂广大劳动者用自己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的喜悦,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
  周令钊、陈若菊夫妇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非常注重学习,与时俱进,不断积累知识,更新知识。他们的座右铭是孔子说的一句话:“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他俩长年累月,勤学苦钻,广泛涉猎,像海绵吸水一样,尽情吸取知识的营养。1963年2月,周令钊与陈若菊放下手头的创作,一同去广西进修。他们以普通学员的身份,拜民间老艺人为师,虚心学习民族传统技艺。这期间,他俩自己背上简单的行李,带着画板画笔,风尘仆仆,先后到了柳州、三江、程阳、富禄、梅林、大苗山、花坪林场、桂林阳朔及贵州的从江、贯洞等地,走村串户,体察民风民俗,为山寨老百姓和苗族老少画素描、速写,无偿赠给他们,结交了不少“亲戚”,积累了许多原始素材。这个时期的深入采风,为他俩日后长时间的合作建立起一座天然的艺术宝库。
  2011年10月,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家协会隆重主办周令钊艺术展,周令钊在《自叙》中饱含深情地写道:“这是我从事艺术创作近80年以来首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画展。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陈若菊,她曾经是我的学生,我们又是一生中相濡以沫的生活伴侣,更是事业上最理想的合作伙伴。许多壁画、装饰画、设计任务,都有她的支持与全力合作。”这是周令钊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以画示爱的幸福美满生活
  周令钊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述着对妻子深沉的爱。
  早在1955年,周令钊就浓墨重彩地为妻子陈若菊画了一帧肖像《若菊》,纸本·水彩31.7cm×24cm。这年妻子27岁,风华正茂。她是那么端庄、秀丽,又充满着自信。棱角分明,齐耳短发,一抹留海自然地附在宽阔的额头上,一双黑宝石似的炯亮的眼睛望着前方,高耸的鼻梁,抿着的厚嘴唇,颀长的耳垂,简洁而淡雅的服饰,无不彰显着若菊般的品性和气质。这是丈夫笔下的妻子,是情人眼中的西施。
  周令钊给妻子陈若菊画的另一幅画是《若菊在写生》,这是作于1961年的纸本·水粉,41.8cm×29.7cm。女主人公陈若菊端坐在一艘停靠在海边的游艇上,面对一望无际的大海和海上众多的船只,专心致志地写生。画家构思奇特的是没有用过多笔墨去正面描画女主人公如何写生,只是从侧面勾勒出女主人写生的神态,那脱掉的上衣,卷起的袖子,伸着胳膊紧握画笔等细部惟妙惟肖。而这些却只占整个画面的百分之一不到,只是将它置于画面的中心部位。占据画面的绝大部分的是清新舒美的布局,广阔的大自然,蔚蓝的天空,碧澄的海水,耸入云天的桅杆,飞翔的海鸥,绚丽的船坞和别致的游艇。大气磅礴,彰显出大自然雄浑开阔的魅力和情境,再现了祖国湖海的壮丽景色,也透示出画家对世界的认知。画家的内心强烈地如岩浆般炽爱妻子,正因为炽爱,而把妻子稳妥地放在绝对适当的位置,没有丝毫的夸张和扩大。这正是画家明智之举,也是他一贯低调、平和、快乐、宽容、谦虚、谨慎的品性之自然流露。“个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怎么能妄自称大呢?”周令钊如是说,“画画,说白了,就是画的人心啊!”是妻子,也同样是大画家的陈若菊非常赞同丈夫的看法,“谦受益,满招损,老周他的最大优点就是说老实话,做实在事,把自己把家庭摆在适当的位置。”
  共同的心声,酿制成甜蜜的果实。这以后,他俩合作的丙烯壁画《山海长城》《春洒黄金堰》《湘江北去,橘子洲头》,陶版壁画《白云黄鹤》,重彩人物画《云南土族少女》,壁毯设计《海阔天高》,彩墨长卷《南浔水乡》《汨水平江永流芳》《长沙》等,都更臻完美,浑然天成。其间当然免不了有火花的迸撞,细节的争执,但是迸撞也好,争执也罢,最终都统一在美的旗帜下。美是他们的共同目标和归宿。
  2007年7月的一天上午8时,已是88岁的周令钊拄着根手杖,在夫人陈若菊和湖南理工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欧阳瑰丽的陪同下,蹒跚地走进湖南平江宾馆餐厅。刚踏进门,就一齐凝视着正面墙壁上悬挂的一幅丙烯壁画,这是1983年,周令钊和夫人合作为家乡创作的《春洒黄金堰》。24年了,那莽莽群山,幽幽平湖,仍然春意盎然,气象万千。只是画面上的颜料有些褪了色,失去了一些光彩。周令钊与夫人及曾是助手的欧阳瑰丽简要地商议一下之后,就调好颜料,准备挥动画笔,重新修复。周令钊因患糖尿病,右脚血脉不通畅,有点跛,无法站立,夫人搬了个凳子,让他坐在面对壁画正中的地方,她自己和欧阳瑰丽开始站着补色。周令钊全神贯注地指点他们用色,哪里该淡,哪里该浓,一一发出指令,一丝不苟。下面的颜色画好了,要画上面的,时年79岁的陈若菊教授竟不顾年老体弱,亲手搬起一个木凳子架在方桌上,纵起身子爬上方桌,紧接着又登上凳子,像当年在天安门城楼爬上脚手架绘制毛泽东画像那样,敏捷地修复着这幅为革命老区绘制的壁画。
  也就是在这年夏季,两位耄耋之年的夫妻画家,为了共同创作《汨水平江永流芳》长卷,冒着炎天酷暑,顶着烈日,爬上海拔1600米的幕阜山和连云山,跋涉在汨水源头,寻胜觅幽,写生采风。高山瀑布,悬崖峭峰,革命圣地,将军故居,平民农舍,山寨崖洞,无不留下他俩相搀相扶的足迹和相商相研后一叠又一叠的创作手稿。
  生活上的相濡以沫,创作上的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创造了人间的旷世情缘,传世艺品。这正如《艺术中国》执行主编曹隽平送给他俩的一副李逸峰撰、曹隽平书写的嵌名联:“令范前贤,斯馨若菊;钊旃后学,其淡如兰。”
  (压题照片:周令钊、陈若菊夫妇在一起探讨美术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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