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孙博士，您的这个党确实糟透了”
　　早在1922年6月，孙中山就与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在广州会晤。尽管其间发生了“陈炯明叛变”，陈军炮轰总统府，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决心已不可动摇。孙中山被迫避难永丰舰（即后来的中山舰），达林也将离开广州。这时，孙中山特遣代言人陈友仁给达林转话：“我确信，苏俄甚至在危难之中也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倘若失败，我则去苏俄。”
　　正因为有了这个基础，鲍罗廷才来到中国。此后，鲍罗廷有了如下两个头衔：苏联驻广东革命政府代表，中国国民党政治顾问。很显然，后一个职务是受广东政府之聘而产生的。
　　鲍罗廷真名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格鲁森伯格，米·马·鲍罗廷是他诸多化名中用得最多的一个。他是犹太人，16岁就开始了革命生涯，参加犹太社会民主主义总同盟。19岁支持列宁，在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成为布尔什维克，在国内外从事革命工作。22岁时被捕后，沙皇把他放逐到国外。他在美国学习工作了10年，终于在十月革命后回国，并被派到欧美许多国家执行秘密任务。此前，孙中山对国民党的腐败、涣散、软弱的现状极为不满，他也已经把目光投向了苏联，认为借鉴，将令中国革命出现新的转机。
　　1923年8月，孙中山派遣蒋介石、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等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意欲学习苏联的政治、军事和党务，并希望苏联派遣得力的顾问团常驻中国，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随后，孙中山决心执行联俄政策，并与马林和越飞都会谈过，希望苏联派一位高级政治顾问给他，于是鲍罗廷被选中了。
　　苏俄政府积极作出反应，1923年8月鲍罗廷到达了中国东北，经苏联主管东方事务的外交家加拉罕的介绍，两个月后，鲍罗廷作为苏联政府的全权代表来到广州，他的公开身份是新闻记者。孙中山特意举行欢迎会，热情地赞扬苏联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并请鲍罗廷站起来，向在场的国民党领导人说：“现在一位好朋友鲍君，是从俄国来的……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我请鲍君做吾党组织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
　　鲍罗廷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认为共产党力量太弱，国民革命的任务应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他说：“中国现已有一种势力，为将来引导其国民运动以至于完全成功者，此势力为何，即中国国民党。”
　　来华后，他私下里对孙中山说：“尊敬的孙博士，恕我直言，您的这个党确实糟透了，成分复杂，人格不齐，确切地说，它还不能算是一个政党。您在中国革命中的领袖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为中国共产党所承认的。请原谅我的直率，您所创建的这个党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共产国际和中共同志建议改组国民党，是出于真诚的愿望。我想，孙博士也一定知道它的紧迫和重要。”
　　不久，他即被孙中山聘为政治顾问。为使国民党能胜任革命的重任，鲍罗廷与孙中山一起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孙中山逝世前，他在身边
　　孙中山十分赞赏刚刚到来的鲍罗廷的坦率，他告诉鲍罗廷，陈炯明的叛变已使他抛弃了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幻想，为整顿革命队伍，虽已对国民党实行改组，只是很不理想。现在天赐良机，他想借重鲍罗廷的才能和经验，借重中共的帮助，使国民党的改组工作真正地开展起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23 年10 月，孙中山召开50 多名著名国民党员的集会，鲍罗廷在会上作了报告。报告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为例，指出中国要完成民族解放斗争，国民党要实行改组，也要团结民众，并要首先制定一个人民明白易懂的纲领。因为这个党章要把国民党改组成包括工人、农民及各个革命阶级参加的革命联盟，并以反帝反封建为党的任务，它马上受到国民党右派邓泽如、张继、谢持、邹鲁、林直勉、冯自由等人的公开反对，攻击目标直接指向中国共产党和鲍罗廷。但孙中山采取对反对者开除出党的强硬态度，给右派以最为严厉的打击，表示了他对鲍罗廷的支持和对改组的信心，树立了鲍罗廷在工作中的威信。
　　自此以后，鲍罗廷在国民革命中已具有任何人所不能替代的地位。他可以出席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各种会议，并参与起草、审阅国民党的一些重要决议。鲍罗廷以一个职业革命家的政治成熟性和敏捷的工作技能赢得了孙中山的信任。
　　他与孙中山在近一年半的时间内，合作愉快、关系融洽，在这期间，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广州黄埔组建国民党的第一所军官学校，并放手让鲍罗廷和廖仲恺负责黄埔军校的最初筹备，为蓬勃兴起的国民革命输送大批精干的军事人才。苏联政府提供了各项有效的援助，除派军事顾问指导军校建设外，还资助200万卢布作为军校开办费，并且陆续运送大批武器弹药。“他（鲍罗廷）的皮包中夹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于是国民党始有1924年的改组和联俄政策。（陈独秀语）”
　　1924年1月，列宁逝世，但鲍罗廷在广州的工作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他的任务还是周旋于两党中坚分子之间，促成两党合作和北伐工作的准备。
　　冯玉祥在10月24日发动政变推翻了大总统曹锟，建立国民军，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13日鲍罗廷陪同孙中山、宋庆龄等北上，此间鲍罗廷也陪侍左右。当孙中山入协和医院施行手术时，又委派鲍罗廷为政治委员会顾问，全权处理国民党的所有事务。孙中山临终前，《致苏联遗书》是由他口述，而由鲍罗廷和孙的秘书陈友仁整理。
　　国共合作失败，他黯然回国
　　孙中山走了。与此同时，国民党内潜在的分歧公开化，反苏的行动，步步升级。但此间，尽管国民党右派的非议不断，鲍罗廷一直被继续聘请为高等顾问。自此一直到1926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约有一年半。除1925年10月他一度秘密再赴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二次扩大会议及1926年2月至4月因“休假”一度又至北京等地外，他一直坐镇广州，忠实履行他的顾问职责。
　　鲍罗廷在此期间的最大功绩是自始至终参加了为声援五卅运动而在广州开展的省港大罢工。鲍罗廷这时不仅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高级顾问，还是一度成立的中共中央驻广东的派出机构“广州临委”的五人成员之一（其他四人为谭平山、陈延年、周恩来、罗亦农）。
　　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上，国民党以“同情党”的名义参加会议，蒋介石被推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名誉委员。可是，大会闭幕仅5天，蒋介石即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此时，鲍罗廷正在莫斯科，由于苏联派来的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为首的高级使团正来华考察，他对蒋介石阴谋未予揭露反击反而迁就退让，当苏联领事馆质问蒋介石时，他委婉地说：“此次事件纯是对人而发，决非针对俄国。中正唯望鲍罗廷顾问速回广州处理善后。”鲍罗廷匆匆由莫斯科回到广州，首先与广东区委进行接触，表示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能因此而损害。这个时候，广东革命形势正在迅猛发展，北伐的时机渐渐成熟。
　　1926 年7 月9 日北伐正式开始。北伐期间，鲍罗廷一直奔走于广州、武汉等地，为北伐做着这样那样的工作。1926 年10 月，广州国民党中央与各省市党部代表召开联席会议，在会上，鲍罗廷第一次公开表示反对蒋介石亲近帝国主义的作法，但没有进一步采取什么措施。
　　北伐军攻下武汉三镇后，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12 月10 日，鲍罗廷同宋庆龄、徐谦、孙科、宋子文、陈友任等以国民党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到达武汉，筹备迁都事宜。蒋介石带领北伐军占领南昌后，把北伐军的总司令部设在了南昌，同时要求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迁到南昌。1927 年1 月，他公然扣留了经南昌北上的第二批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并召开了所谓的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在武汉国民政府、民众及共产党的努力下，蒋介石的阴谋没有进一步得逞。
　　这一年3 月10 日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重申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撤销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职务，但并没有能撤掉他的总司令职务，没有触及他的军权，留下了隐患。接着，蒋介石率领北伐军进占上海，并开始出现叛变革命的迹象。在外交上，蒋介石放弃了苏联。4 月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同帝同主义相勾结，背叛了革命。4月18日蒋介石正式成立了反革命的南京政府，第一号命令就是通缉共产党首要，名单上第一名就是鲍罗廷。
　　这时，由于共产国际的失误，鲍罗廷及中共中央仍寄希望于汪精卫、唐生智及北方的冯玉祥。他主张第二次北伐，接应冯玉祥，会师中原，退到西北去。但这一年的6月，通过郑州会议、徐州会议，冯玉祥倒向蒋介石，“礼送共产党出境”，到7月15日汪精卫正式分共，宁汉合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失败，鲍罗廷坚持的“迎汪”、“联唐”、“拥冯”统统破产。
　　鲍罗廷一行于7月27日到达郑州，此时，驻守郑州的冯玉祥虽也主张“驱鲍”和“清共”，但是，他还是念及苏联顾问团曾给予的援助，以及他与鲍罗廷的私人情谊，所以，没有过多的为难鲍罗廷。8月5日，冯玉祥派人护送鲍罗廷一行出境。至此，鲍罗廷结束了艰难的中国使命，开始他步履维艰的回国旅程。
　　鲍罗廷回国后，政治命运罩上了黯淡的色彩。尽管他谨言慎行，从来不谈或少谈政治敏感问题，但是，他依然难逃厄运。1949年，他被指控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锒铛入狱，自此销声匿迹。1953年9月3日，著名的美国记者哈里逊·索尔兹伯里费尽周折，才采访探询到鲍罗廷的情况，并获准向外界透露：他已经在两年前的5月病死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劳改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