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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是由中方倡导、专为亚洲量身打造的基础设施开发性机构，总部将设在北京。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会谈时提出倡议。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全面投入运营后，亚投行将为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包括贷款、股权投资以及提供担保等，以振兴包括交通、能源、电信、农业和城市发展在内的各个行业投资。 仿佛到了百米冲刺的最后阶段，自3月12日英国向中方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赶在3月31日创始成员国资格确认截止日期到来前，加入申请行列。
中国挑战国际秩序？
很多外媒在讨论亚投行时，往往从中国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来解读。但中国成立亚投行，更大程度上可能是被逼出来的。
目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主要是二战后建立的，有如下的特点：美国是超级大国，是主导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就是我们常说的“七国集团”（G7），是协调平台，后来俄罗斯加入，成为了八国集团（G8），他们开会讨论替全球老百姓定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三大支柱，是G7/G8协调平台下面的“腿”，负责组织落实相关决策。
这种治理结构从二战之后基本没有变过，其他国家只能遵守，不服人家就治你。2008年以后，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以G7/G8为代表的“富国俱乐部”发现光靠自己的力量还不够，应该拉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来共同为全球危机买单，因此号召召开20国集团（G20）会议，一起出钱出力。但实际上，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还是美国说了算，并且拒绝作出调整和改变，甚至是已经说好的事，也不落实。
比如，最典型的是，G20在2010年底一致同意改革IMF，决定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以便提升新兴市场国家的投票权，同时欧洲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两个执行董事席位，提升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但最终结果是，美国国会拒绝批准这个改革方案，改革无疾而终。
因此，加快成立能够反映自身利益和诉求的国际金融机构，成为了新兴经济体国家的重要共识，实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另一方面，从亚洲来看，现存的多边开发机构，难以满足亚洲经济发展形势和经济治理的需要，需要创建新的机构，以便更好地解决亚洲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比如，创建于1966年的亚洲开发银行，是美国和日本主导的。姑且不说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亚开行显示出的政治倾向，单就亚开行自身來说，经过多年发展，也已经是暮气沉沉，贷款发放标准不一，很多亚洲国家在这个体系下，难以融到所需要的发展资金。
当然，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在性质上也有不同：世行和亚开行主要致力于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减贫工作，而亚投行则是主要投资基础设施，为亚洲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持。
美国的防范之心
亚投行，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以黑马姿态闯进国际金融体系中，立刻引发了许多仍在发展的戏剧性情节：美国将亚投行定性为“中国版的门罗主义”，意图阻止其传统盟友加入，而从G7集团到亚太地区，美国的多数盟友罕见地违背了美国的意愿，之前持冷漠态度的日本，立场也开始松动。围绕初始资本不过500亿美元、一期注册资本只有50亿美元的亚投行，中国与其他创始成员国，美国及其传统盟友，亚投行内部，亚投行与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和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之间，多层公开和潜在博弈线索时隐时现。
美国之所以对加入亚投行持保守态度，并力图阻止其他国家加入，是出于对国际金融秩序的因循守旧。国际金融秩序的架构，主要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构成。二战结束后，凭借占据全球60%以上的黄金储备的实力，美国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确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汇率双挂钩体系。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维护者。在美国黄金储备已无力支撑日益泛滥的美元，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又主导建立了牙买加体系，保证了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尽管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肇因之一，防范和应对危机的能力明显不足，牙买加体系也被讥讽为“没有体系的体系”，但美国认为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仍然行之有效。基于这个原因，美国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改革IMF投票结构等呼声态度迟疑，将原属欧洲发达国家的投票权转让给新兴经济体，却迟迟不予通过，既失信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也让欧洲发达国家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开始心存疑虑。与此同时，在亚洲，美国极力强调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的重要性，以此防范新的国际金融力量取而代之。
美国的防范之心，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进入实操阶段趋于炽烈。在今年的总统国情咨文中，奥巴马就警告：如果美国不能主导国际秩序，中国就将取而代之。亚投行因此成了美国的主要靶子，但美国的这种做法，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中国。美国之所以能够创造布雷顿森林体系，源于战后财富向美国的快速集中，以及美国当时拥有的特殊国家地位。这两个历史条件，中国都不具备。此外，亚投行的金融属性，也与世界银行不尽相同，更具有定向性。亚投行不是世界银行的觊觎者，而是其职能的补充者。可以说，美国针对亚投行进行的博弈，是基于想象的博弈。但是，这并不代表亚投行不存在潜在的博弈。
其实是一笔好生意
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除了现行的国际经济治理体制过于压抑，不得不另辟蹊径之外，实际上也是一笔不错的生意，对中国经济发展也有大大的好处。
首先，亚洲经济更加繁荣，对中国经济有好处。目前，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趋势非常明显，亚洲正在成为全球经济的重心。未来能否利用好亚洲的经济机遇，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亚洲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打造亚洲的大市场，将会继续释放亚洲的经济发展潜力。而一些跨国家的互联互通大型基建项目，比如“泛亚公路”、“泛亚铁路”等，也只有在多边开发机构的统筹协调和资金投入下才有可能实现。
其次，中国目前资金充裕，投资亚洲基础设施能够获得良好的回报。国内需求不足，未来可能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矛盾。通过扩大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来化解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是一条很好的途径，也能够提高中国在周边国家的影响力。
再次，中国大方地分享发展红利，也能够拉近与亚洲国家的感情。现在很多亚洲国家，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样，面临着建设资金短缺，技术和经验缺乏的困境。中国目前是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如果紧紧捂住自己的荷包，那就是太小家子气了。
积极主动地与亚洲国家分享发展的红利，可以拉近感情。其实，欧洲大老远跑来参加亚投行，也是心有期待，以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或许能够到欧洲去投资，改善其基础设施陈旧的状况。欧洲一些国家债务负担沉重，人口老龄化严重，其建设和改造基础设施，光靠欧洲自己可能还不够。
最后，亚投行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区域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增加，人民币国际化是挡不住的，但是也是急不得的，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不可能“一步就位”，通过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逐步提高在区域金融中的重要作用，更加有利于人民币“出海”。
（《京华时报》2015.3.23 徐立凡/文、人民日报客户端2015.3.18）
中国挑战国际秩序？
很多外媒在讨论亚投行时，往往从中国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来解读。但中国成立亚投行，更大程度上可能是被逼出来的。
目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主要是二战后建立的，有如下的特点：美国是超级大国，是主导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就是我们常说的“七国集团”（G7），是协调平台，后来俄罗斯加入，成为了八国集团（G8），他们开会讨论替全球老百姓定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三大支柱，是G7/G8协调平台下面的“腿”，负责组织落实相关决策。
这种治理结构从二战之后基本没有变过，其他国家只能遵守，不服人家就治你。2008年以后，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以G7/G8为代表的“富国俱乐部”发现光靠自己的力量还不够，应该拉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来共同为全球危机买单，因此号召召开20国集团（G20）会议，一起出钱出力。但实际上，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还是美国说了算，并且拒绝作出调整和改变，甚至是已经说好的事，也不落实。
比如，最典型的是，G20在2010年底一致同意改革IMF，决定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以便提升新兴市场国家的投票权，同时欧洲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两个执行董事席位，提升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但最终结果是，美国国会拒绝批准这个改革方案，改革无疾而终。
因此，加快成立能够反映自身利益和诉求的国际金融机构，成为了新兴经济体国家的重要共识，实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另一方面，从亚洲来看，现存的多边开发机构，难以满足亚洲经济发展形势和经济治理的需要，需要创建新的机构，以便更好地解决亚洲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比如，创建于1966年的亚洲开发银行，是美国和日本主导的。姑且不说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亚开行显示出的政治倾向，单就亚开行自身來说，经过多年发展，也已经是暮气沉沉，贷款发放标准不一，很多亚洲国家在这个体系下，难以融到所需要的发展资金。
当然，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在性质上也有不同：世行和亚开行主要致力于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减贫工作，而亚投行则是主要投资基础设施，为亚洲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持。
美国的防范之心
亚投行，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以黑马姿态闯进国际金融体系中，立刻引发了许多仍在发展的戏剧性情节：美国将亚投行定性为“中国版的门罗主义”，意图阻止其传统盟友加入，而从G7集团到亚太地区，美国的多数盟友罕见地违背了美国的意愿，之前持冷漠态度的日本，立场也开始松动。围绕初始资本不过500亿美元、一期注册资本只有50亿美元的亚投行，中国与其他创始成员国，美国及其传统盟友，亚投行内部，亚投行与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和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之间，多层公开和潜在博弈线索时隐时现。
美国之所以对加入亚投行持保守态度，并力图阻止其他国家加入，是出于对国际金融秩序的因循守旧。国际金融秩序的架构，主要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构成。二战结束后，凭借占据全球60%以上的黄金储备的实力，美国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确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汇率双挂钩体系。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维护者。在美国黄金储备已无力支撑日益泛滥的美元，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又主导建立了牙买加体系，保证了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尽管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肇因之一，防范和应对危机的能力明显不足，牙买加体系也被讥讽为“没有体系的体系”，但美国认为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仍然行之有效。基于这个原因，美国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改革IMF投票结构等呼声态度迟疑，将原属欧洲发达国家的投票权转让给新兴经济体，却迟迟不予通过，既失信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也让欧洲发达国家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开始心存疑虑。与此同时，在亚洲，美国极力强调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的重要性，以此防范新的国际金融力量取而代之。
美国的防范之心，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进入实操阶段趋于炽烈。在今年的总统国情咨文中，奥巴马就警告：如果美国不能主导国际秩序，中国就将取而代之。亚投行因此成了美国的主要靶子，但美国的这种做法，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中国。美国之所以能够创造布雷顿森林体系，源于战后财富向美国的快速集中，以及美国当时拥有的特殊国家地位。这两个历史条件，中国都不具备。此外，亚投行的金融属性，也与世界银行不尽相同，更具有定向性。亚投行不是世界银行的觊觎者，而是其职能的补充者。可以说，美国针对亚投行进行的博弈，是基于想象的博弈。但是，这并不代表亚投行不存在潜在的博弈。
其实是一笔好生意
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除了现行的国际经济治理体制过于压抑，不得不另辟蹊径之外，实际上也是一笔不错的生意，对中国经济发展也有大大的好处。
首先，亚洲经济更加繁荣，对中国经济有好处。目前，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趋势非常明显，亚洲正在成为全球经济的重心。未来能否利用好亚洲的经济机遇，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亚洲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打造亚洲的大市场，将会继续释放亚洲的经济发展潜力。而一些跨国家的互联互通大型基建项目，比如“泛亚公路”、“泛亚铁路”等，也只有在多边开发机构的统筹协调和资金投入下才有可能实现。
其次，中国目前资金充裕，投资亚洲基础设施能够获得良好的回报。国内需求不足，未来可能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矛盾。通过扩大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来化解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是一条很好的途径，也能够提高中国在周边国家的影响力。
再次，中国大方地分享发展红利，也能够拉近与亚洲国家的感情。现在很多亚洲国家，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样，面临着建设资金短缺，技术和经验缺乏的困境。中国目前是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如果紧紧捂住自己的荷包，那就是太小家子气了。
积极主动地与亚洲国家分享发展的红利，可以拉近感情。其实，欧洲大老远跑来参加亚投行，也是心有期待，以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或许能够到欧洲去投资，改善其基础设施陈旧的状况。欧洲一些国家债务负担沉重，人口老龄化严重，其建设和改造基础设施，光靠欧洲自己可能还不够。
最后，亚投行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区域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增加，人民币国际化是挡不住的，但是也是急不得的，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不可能“一步就位”，通过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逐步提高在区域金融中的重要作用，更加有利于人民币“出海”。
（《京华时报》2015.3.23 徐立凡/文、人民日报客户端2015.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