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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古以后的西方发展出“权利本位”思想,而在中国,古老的“责任本位”思想延续至今。请问,“责任本位”与“权利本位”的差异主要有哪些?
司马南:“责任本位”与“权利本位”是中国政治模式与西方政治模式最根本的重要差别。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差别不是共产党人一意孤行的结果,而是历史的产物。王绍光先生曾经指出:因反封建的需要,中古以后的西方发展出“权利本位”思想,而中国并无反封建的任务,古老的“责任本位”思想延续至今。因此,“责任本位”和“权利本位”两个概念凝聚了中西方政治思想的基本差异。
“权利本位”更多地强调“我的地盘我做主”——周杰伦的广告词——动物领地意识更明显一些,撒完尿的地方有我的气味,他者勿入。类似端着盘子公地挑食,再躲到一边慢慢进食的西式自助餐。这叫分餐制。权利本位的一个特点就是“分”。有人说这是先进的、文明的,我不以为然。
还是更习惯涮羊肉的方式,热闹有气氛,亲密无间。
“责任本位”强调个人或集体处于特定角色时,对其他人、他体所承担的责任,倾向于将人之定位建立在“关系”之中,强调共居一体多元共和,指导思想上明确君子必须“和而不同”。责任本位的民主,价值在于,通过确立全体人民对于国家主权的所有权,明确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精英团队对全体人民的政治承诺制、政治责任制,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全体人民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
责任本位强调这个“和”字,就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活版印刷那个大字。同样教育孩子,“为了你好”,悬梁锥刺,为什么呢?“子不教,父之过”呀;同样进食,你客我主,我要拿出最好吃的来,还要在餐桌上推杯换盏共饮共食,不停地夹菜给你,不停地敬酒,为什么呢?卑己尊人,礼尚往来呀;至于你推销的喝可口可乐,我也可以喝,不过,我在里边放些姜丝和大枣,点着煤气罐锅里煮过十分钟——这招儿往往会把老外的鼻子气歪,可这恰恰就是文化基因不同前提下的文化融合。
中共不是为了权力,也不是为了权利,而寻求执政的,中共是为了责任而来,是责任本位,不是权利本位。如果有人一定要借用权利、名利概念来讲的话,蒋经国先生有一个回答——他年轻时曾书一老对子寄贈友人:“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年轻时的经国先生高远之志,亦为中国文化熏染之结果。天下利,就是人民利益之利,万世名,就是大同世界之名。
问:您不妨坦白地说,中国的民主政治模式与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到底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不一样?应该怎样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
司马南:不是不坦白,是水平有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政治的关系是一篇大文章。这篇文章的开篇旨要,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里。我郑重地建议各位一定要反复认真地学习宪法,尤其是宪法序言。很多国家是没有成文宪法的,有成文宪法的未必有宪法序言,有宪法序言的,一定与我们的不同。大家对中国的民主政治问题有兴趣,并且我们已经深入地讨论到这种地步,这个问题一定不能略过,不能绕过。
在宪法序言当中,我们看到,从第五个自然段起,即开始讲“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是关于人民共和国建立来由的最权威最简洁的一个概述。在这个概述中,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居于核心地位、先导地位。因为这样一个地位的确立,方才有共和国建立,方才有人民掌握国家权力,方才有人民成为国家主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部分特别强调:“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司马南:“责任本位”与“权利本位”是中国政治模式与西方政治模式最根本的重要差别。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差别不是共产党人一意孤行的结果,而是历史的产物。王绍光先生曾经指出:因反封建的需要,中古以后的西方发展出“权利本位”思想,而中国并无反封建的任务,古老的“责任本位”思想延续至今。因此,“责任本位”和“权利本位”两个概念凝聚了中西方政治思想的基本差异。
“权利本位”更多地强调“我的地盘我做主”——周杰伦的广告词——动物领地意识更明显一些,撒完尿的地方有我的气味,他者勿入。类似端着盘子公地挑食,再躲到一边慢慢进食的西式自助餐。这叫分餐制。权利本位的一个特点就是“分”。有人说这是先进的、文明的,我不以为然。
还是更习惯涮羊肉的方式,热闹有气氛,亲密无间。
“责任本位”强调个人或集体处于特定角色时,对其他人、他体所承担的责任,倾向于将人之定位建立在“关系”之中,强调共居一体多元共和,指导思想上明确君子必须“和而不同”。责任本位的民主,价值在于,通过确立全体人民对于国家主权的所有权,明确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精英团队对全体人民的政治承诺制、政治责任制,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全体人民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
责任本位强调这个“和”字,就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活版印刷那个大字。同样教育孩子,“为了你好”,悬梁锥刺,为什么呢?“子不教,父之过”呀;同样进食,你客我主,我要拿出最好吃的来,还要在餐桌上推杯换盏共饮共食,不停地夹菜给你,不停地敬酒,为什么呢?卑己尊人,礼尚往来呀;至于你推销的喝可口可乐,我也可以喝,不过,我在里边放些姜丝和大枣,点着煤气罐锅里煮过十分钟——这招儿往往会把老外的鼻子气歪,可这恰恰就是文化基因不同前提下的文化融合。
中共不是为了权力,也不是为了权利,而寻求执政的,中共是为了责任而来,是责任本位,不是权利本位。如果有人一定要借用权利、名利概念来讲的话,蒋经国先生有一个回答——他年轻时曾书一老对子寄贈友人:“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年轻时的经国先生高远之志,亦为中国文化熏染之结果。天下利,就是人民利益之利,万世名,就是大同世界之名。
问:您不妨坦白地说,中国的民主政治模式与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到底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不一样?应该怎样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
司马南:不是不坦白,是水平有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政治的关系是一篇大文章。这篇文章的开篇旨要,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里。我郑重地建议各位一定要反复认真地学习宪法,尤其是宪法序言。很多国家是没有成文宪法的,有成文宪法的未必有宪法序言,有宪法序言的,一定与我们的不同。大家对中国的民主政治问题有兴趣,并且我们已经深入地讨论到这种地步,这个问题一定不能略过,不能绕过。
在宪法序言当中,我们看到,从第五个自然段起,即开始讲“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是关于人民共和国建立来由的最权威最简洁的一个概述。在这个概述中,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居于核心地位、先导地位。因为这样一个地位的确立,方才有共和国建立,方才有人民掌握国家权力,方才有人民成为国家主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部分特别强调:“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