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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人类文明史，传播技术面临的“时”“空”对立问题一直制约着人类信息与情感交流。正如英尼斯在关于“帝国与传播”的研究中明确指出的那样：“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者有利于时间观念，或者有利于空间观念。”这就是“媒介的时空偏向性理论”，它准确地阐述了传统媒介的时空性束缚所在。
值得欣喜的是，这种时空束缚正在被现代传播技术逐步削弱。随着手机从通信工具成长为大众移动终端，能够双向弥合传播的时空裂痕的理想媒介终于出现。
“移动性”是手机突破传播时空限制的根本保证
手机媒体广泛继承了既有媒体的优点：它既提供深度信息，又开展音视频业务，此外还支持直播和点播。但是作为便携式个人移动终端，手机具有其他所有媒体无法企及的、对传播技术时空双向延展性有着关键意义的传播特征——近乎无限的移动性。“移动性”是手机较之前传播工具而言最具突破性的技术革新，也是它最根本的性质，这点已经成为传播学研究者的共识，划定了手机与旧有一切信息交流手段在对传播时空限制的突破能力上的根本分野。
“移动性”延展了手机传播的空间范围。保罗·莱文森在其所著《手机》中指出：人类两种基本的交流方式是说话和走路，“可惜自人类诞生之日起，这两个功能就开始分割、对立，直到手机横空出世，将这两种相对的功能整合起来，集于一身”。无限移动的无限双向交流潜力，使手机成为人际传播最方便的媒介，无论是信息的传者还是受者都可以将其随身携带到任何地方，成为名副其实的“随身媒体”。加之移动通信网实现全球覆盖和漫游，手机于是彻底打破了媒介地域性和疆域性，让物理空间移动对信息交流的影响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
“移动性”优化了手机传播的时间框架。“移动性”带来的优化，不仅是指其使得人们很容易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将信息通过强大的人际网络发送出去，缩短传播时差，做到实时沟通，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帮助用户不断修订时间构架。季念曾在《手机传播中的时空重塑》中指出手机的“微观协调”作用，能够帮助人们对日常生活中时空计划随时重新精确修订。他说：“这种特质赋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灵活性与应变能力，从而保证一种潜在的持续的随时随地沟通的可能。”有了手机传播对流动时空中信息仍旧畅通的保证，人们就可以随时根据情况的不断变动同步不断协商修订固有的计划。而不必僵化地固守事前约定，传播的时空框架变得富有弹性了。
“可及性”和“即时性”强化了手机重塑传播时空的能力
手机的“移动性”作为其本质属性，直接保证其具备了挑战传播时空限制性约束的资格，又衍生出传播时空分离的其他附属性：可及性和即时性。它们进一步强化了手机传播超越时空的能力。
手机“可及性”实现了传播的时空自由切换。手机提高了传播者对传播对象的远程可接近性，即“可及性”。往往通信对象并不身处手机用户的所在地域，却一样可以通过手机进行精神沟通。同时，假设用户不会采取关闭手机的方式来拒绝接收信息的到达，那么手机用户所知晓的全部号码所有者都会自动成为可能的被联系者。可以被随时随地纳入传播。这种潜在的可及性模糊了信息交流双方身体所处的实际时空框架的限制。
进一步地，“可及性”从本质上强化了信息传播对时空的穿越能力。如果我们把个人社交场域界定在现实的地域范围内，那么共享同一地点社交的人是“在场”的，此时不在该地域范围内的社交对象则是“缺场”，即不在场的。通过由数据传送构建起的交流平台，手机可以把“缺场”的谈话对象转化成虚拟的、数字化的“在场”。
吉登斯曾预言，在前现代社会，人们的社会生活基础受到“在场”的地域性活动的支配，故“空间和地点总是一致的”。而在现代性降临之后，“通过对‘缺场’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分离出来”。手机“可及性”保障了远距离的同时社会互动，使得用户可以掌控自己的思维进入或脱离某个特定的时空场域——选择是让精神和身体同时“在场”，还是让精神“缺场”，进入双方通过沟通构筑起的虚化时空，转为彼此信息交流中的“在场”。虽然互联网传播业能够满足沟通双方对身体所在实际时空限制的脱离，但手机传播却切实加大了人们在两种并行时空之间自由切换的可能性，实现信息传播在不同时空的反复穿越。
手机“即时性”创造了传播的并行时空。“即时性”是指手机用户传播者和接受者的信息互动是实时同步的。依托即时性，手机大胆地把需要专门拨划时间的传播活动碎片化，处理成若干次短暂的交流，再渗透进其他实践活动的微小间隙中。这样，人们就得以在其他活动还不可能开展的瞬间或在参与其他实践的同时进行信息交流。
手机传播这种“无孔不入”、“见缝捅针”的强悍力度软化了信息交流的时空限制，使原先无法利用来做其他任何有价值的琐碎时间被利用了起来，或者说手机传播发掘出那些本不存在的信息交流时间，创建了与现实开展的实践活动同步并行的全新传播时间轨道，猛烈地冲击了传播时空限制条件。
手机的传播特征满足了人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对信息传播和互动的需求，能够随时随地进行语音通话或数据传送——而这种“随时随地”的交流，正是传播技术在时间与空间上无限双向延展的终极目标所在，困扰人类传播技术数千年的时空限制性桎梏即将被手机传播颠覆。
编校：杨彩霞
值得欣喜的是，这种时空束缚正在被现代传播技术逐步削弱。随着手机从通信工具成长为大众移动终端，能够双向弥合传播的时空裂痕的理想媒介终于出现。
“移动性”是手机突破传播时空限制的根本保证
手机媒体广泛继承了既有媒体的优点：它既提供深度信息，又开展音视频业务，此外还支持直播和点播。但是作为便携式个人移动终端，手机具有其他所有媒体无法企及的、对传播技术时空双向延展性有着关键意义的传播特征——近乎无限的移动性。“移动性”是手机较之前传播工具而言最具突破性的技术革新，也是它最根本的性质，这点已经成为传播学研究者的共识，划定了手机与旧有一切信息交流手段在对传播时空限制的突破能力上的根本分野。
“移动性”延展了手机传播的空间范围。保罗·莱文森在其所著《手机》中指出：人类两种基本的交流方式是说话和走路，“可惜自人类诞生之日起，这两个功能就开始分割、对立，直到手机横空出世，将这两种相对的功能整合起来，集于一身”。无限移动的无限双向交流潜力，使手机成为人际传播最方便的媒介，无论是信息的传者还是受者都可以将其随身携带到任何地方，成为名副其实的“随身媒体”。加之移动通信网实现全球覆盖和漫游，手机于是彻底打破了媒介地域性和疆域性，让物理空间移动对信息交流的影响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
“移动性”优化了手机传播的时间框架。“移动性”带来的优化，不仅是指其使得人们很容易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将信息通过强大的人际网络发送出去，缩短传播时差，做到实时沟通，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帮助用户不断修订时间构架。季念曾在《手机传播中的时空重塑》中指出手机的“微观协调”作用，能够帮助人们对日常生活中时空计划随时重新精确修订。他说：“这种特质赋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灵活性与应变能力，从而保证一种潜在的持续的随时随地沟通的可能。”有了手机传播对流动时空中信息仍旧畅通的保证，人们就可以随时根据情况的不断变动同步不断协商修订固有的计划。而不必僵化地固守事前约定，传播的时空框架变得富有弹性了。
“可及性”和“即时性”强化了手机重塑传播时空的能力
手机的“移动性”作为其本质属性，直接保证其具备了挑战传播时空限制性约束的资格，又衍生出传播时空分离的其他附属性：可及性和即时性。它们进一步强化了手机传播超越时空的能力。
手机“可及性”实现了传播的时空自由切换。手机提高了传播者对传播对象的远程可接近性，即“可及性”。往往通信对象并不身处手机用户的所在地域，却一样可以通过手机进行精神沟通。同时，假设用户不会采取关闭手机的方式来拒绝接收信息的到达，那么手机用户所知晓的全部号码所有者都会自动成为可能的被联系者。可以被随时随地纳入传播。这种潜在的可及性模糊了信息交流双方身体所处的实际时空框架的限制。
进一步地，“可及性”从本质上强化了信息传播对时空的穿越能力。如果我们把个人社交场域界定在现实的地域范围内，那么共享同一地点社交的人是“在场”的，此时不在该地域范围内的社交对象则是“缺场”，即不在场的。通过由数据传送构建起的交流平台，手机可以把“缺场”的谈话对象转化成虚拟的、数字化的“在场”。
吉登斯曾预言，在前现代社会，人们的社会生活基础受到“在场”的地域性活动的支配，故“空间和地点总是一致的”。而在现代性降临之后，“通过对‘缺场’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分离出来”。手机“可及性”保障了远距离的同时社会互动，使得用户可以掌控自己的思维进入或脱离某个特定的时空场域——选择是让精神和身体同时“在场”，还是让精神“缺场”，进入双方通过沟通构筑起的虚化时空，转为彼此信息交流中的“在场”。虽然互联网传播业能够满足沟通双方对身体所在实际时空限制的脱离，但手机传播却切实加大了人们在两种并行时空之间自由切换的可能性，实现信息传播在不同时空的反复穿越。
手机“即时性”创造了传播的并行时空。“即时性”是指手机用户传播者和接受者的信息互动是实时同步的。依托即时性，手机大胆地把需要专门拨划时间的传播活动碎片化，处理成若干次短暂的交流，再渗透进其他实践活动的微小间隙中。这样，人们就得以在其他活动还不可能开展的瞬间或在参与其他实践的同时进行信息交流。
手机传播这种“无孔不入”、“见缝捅针”的强悍力度软化了信息交流的时空限制，使原先无法利用来做其他任何有价值的琐碎时间被利用了起来，或者说手机传播发掘出那些本不存在的信息交流时间，创建了与现实开展的实践活动同步并行的全新传播时间轨道，猛烈地冲击了传播时空限制条件。
手机的传播特征满足了人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对信息传播和互动的需求，能够随时随地进行语音通话或数据传送——而这种“随时随地”的交流，正是传播技术在时间与空间上无限双向延展的终极目标所在，困扰人类传播技术数千年的时空限制性桎梏即将被手机传播颠覆。
编校：杨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