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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氓》与《孔雀东南飞》分别代表了先秦与两汉叙事诗的最高成就。从《氓》到《孔雀东南飞》，叙事艺术体现出情节更为完整复杂、人物愈加生动鲜明、主旨趋向深刻警醒、表现手法灵活多样的发展特点，象征着中国古代叙事诗已走向成熟阶段。
关键词：氓；孔雀东南飞；叙事艺术
中国古代诗歌的叙事传统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代反映先民生活的歌谣《弹歌》。至《诗经》出现，叙事诗的基本面貌才正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古代叙事诗真正的成熟阶段发生在汉代，以乐府诗为代表的叙事诗改变了先秦时期叙事诗较为单薄朴素的特点，体现出叙事艺术的高度发展。
《氓》是《诗经》中最为完整的一首叙事抒情诗，在情节结构、篇幅上都已达到叙事诗的雏形，是先秦叙事诗的杰出代表。而经过百年的发展之后，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的《孔雀东南飞》的出现，将古代民间叙事诗推向了高峰。其叙事艺术在情节、人物、主旨、艺术手法上比《氓》已经有了较大进步。
一、情节
《氓》与《孔雀东南飞》皆是以婚姻爱情为题材的叙事诗。但从具体情节来看，《孔雀东南飞》在故事完整性和戏剧冲突的塑造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氓》主要通过六章文字记叙了女主人公与名为“氓”的男子从恋爱婚姻走向分离的过程，大多数内容是女主人公以抒情的口吻道出，像是一个弃妇的深沉回忆，缺少具体情节的描述。而《孔雀东南飞》则弥补了这个不足，故事从兰芝的抱怨讲起，交待了两位主人公的情感经历和故事的肇端，详细叙述了刘兰芝被遣归家至夫妻二人双双殉情的缘由经过，情节完整细致，叙事要素完备。在戏剧冲突的设置上，《氓》的冲突主要发生在男女主人公两者之间，较为单一。而《孔雀东南飞》的矛盾冲突主要由两条线索构成，一是封建家长的阻挠，二是焦刘二人的情感轨迹。相比《氓》的单线冲突，《孔雀东南飞》的冲突设置使故事情节一波三折，极大增强了诗歌叙事的跌宕性，戏剧矛盾多样而激烈。
二、人物
《氓》中涉及到的人物形象只有三个，即男女主人公和“兄弟”，但真正有特点的形象只有“氓”与女子两人。氓在结婚前的憨厚老实和婚后对女子的奴役厌弃形成强烈对比，充分体现出其性格中的狡诈和女主人公的单纯痴情。但其人物刻画皆出自女子的抒情口吻，无第三视角的客观描绘，因此形象较为单薄。《孔雀东南飞》对人物的刻画则融外貌、语言、动作等于一体。如在塑造刘兰芝的形象时，以“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活化出其外貌的美丽娇娆之态，而通过她归家前的精心打扮及与焦母、小姑的对话又可看出其既倔强又贤良大方的特点。又如从焦仲卿与母亲的对话可看出男主人公性格中反抗性与软弱性并存的一面，从他与刘兰芝的约定可明了其对待感情的认真与责任感。除此之外，《孔雀东南飞》中焦母、刘母、刘兄等配角人物也各有特点。《氓》中对女方家人的描绘只以“兄弟不知，咥其笑矣”一笔带过，而在《孔雀东南飞》中，刘兄“怅然心中烦”和对于兰芝的斥责则侧面表现出他贪慕富贵，不顾骨肉亲情的丑恶嘴脸。焦母与刘母对待子女意愿的不同态度也显示出两人个性的不同。
三、主旨
《氓》通过女主人公讲述自己的被弃经历，表达了对男子多变薄情的怨愤与自己的悔恨之情，反映出封建制度下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孔雀东南飞》则意在表达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即封建礼教对人的摧残。由全诗内容来看，悲剧缘起于刘兰芝与焦母的冲突，兰芝不同于封建礼教束缚下的软弱妇女，具有一定的个人自由精神，这却引起了焦母的不满，反映出专权思想下自由意志受压抑的状态。焦仲卿作为在儒家孝道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士子，唯母命是从的行为既是其孝子身份的展现亦显示出忠孝观念对人们的钳制作用。除此之外，刘兄也可说是促成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之一。兰芝被遣归家后依旧守着与焦仲卿的盟约，屡次拒绝他人提亲，刘母对此也表现出理解顺从的态度，但兄长的一番责难却让兰芝痛下分离之心。中国古代素有“夫死从子”“长兄如父”的观念，由“父兄”的称谓可知刘兄在兰芝家中地位之高，因此她也就不得不屈从于兄长的威势。如此看来，刘兰芝与焦仲卿正如诗中所言“同是被逼迫”，而逼迫他们的对象从根本上说就是带有专制性与残酷性的封建礼教和家长制婚姻，焦刘二人的自杀殉情便是对这种专制的无声反抗。
《孔雀东南飞》的思想主旨明显比《氓》要深刻复杂。氓与女主人公的悲歌首先是由男子性格中的偶然因素所决定的，并不具有社会代表性，这便使该诗的主题思想局限在一个狭窄的层面。《孔雀东南飞》则不同，诗中表现出的来自封建家长的压力是鲜明而集中的，再加之二人殉情后两家人追悔的做法，都显示出为着同一个主旨服务，即“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透过焦刘的悲剧表层，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时代的悲哀，这便是《孔雀东南飞》主题思想的深刻性所在。
四、艺术手法
《氓》的表达方式主要以主人公的自诉为主，随着故事的进展女子的情绪由欢快欣喜走向悲愁怨怼，带有叙述人强烈的主观情感的表达。到了乐府时代，这种方式被对话形式所代替。在《孔雀东南飞》中，从兰芝与焦母争端之初，到二人决心赴死，中间的情节转折皆是由典型人物的对话构成。多角度、口语化的叙述方式将故事发展的多方面客观展现在读者眼前，更利于人们理解剧情，合理评价。
《氓》的语言抒情性强，作者多用比兴手法，如以“桑”的“沃若”和“黄陨”比喻自己年轻貌美和年老色衰两个不同时期，以兴自己被弃的痛苦，以“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比自己悲愁的无边无际。《孔雀东南飞》的对话式语言则极摹个人性格特点。从兰芝的话语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贤良勤劳又孝顺知礼的女子形象。“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此妇无礼节”等语言则描绘出焦母的蛮横及权威之高。“贫贱有此女”“老姆岂敢言”又表现出一个“夫死从子”的母亲说话时谨小慎微的特点。作者根据不同身份、环境下人物的不同个性和心理状态，揣摩出人物说话方式的差别，形成一种戏剧性极强的叙事效果。
《孔雀东南飞》叙事艺术的进步还体现在细节描写上。《氓》的故事偏于简单，因此也甚少对细节的描绘。而《孔雀东南飞》则在人物动作、衣饰外貌、环境等方面皆可见到细节描写的痕迹。如兰芝返家前对其服饰妆容的描写，兰芝被许他人后“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的举动，坐卧窗前显示出其等待焦仲卿的焦灼心情。此种心情在与恋人相见时通过“蹑履相逢迎”这一动作细节再次得到验证，“蹑履”充分显示出兰芝的匆忙之态。而之后“举手拍马鞍”的动作更是蕴含着兰芝欲言还休，一言难尽的无奈心酸。对于环境细节的渲染如“晻晻日欲明”“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等，与人物心情相吻合，体现出情景交融的特点。
《氓》与《孔雀东南飞》分别是《诗经》与汉乐府中叙事诗的杰出代表。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孔雀东南飞》在情节的完整性、人物的丰富性、主题思想的深刻性及艺术手法的多样性上比《氓》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显示出中国古代叙事诗已从原始状态发展至完备状态。从《氓》到《孔雀东南飞》，这是中国古代叙事艺术的一次大飞跃，也是叙事诗发展的大变革，后世叙事诗歌正是沿着这条路径继续探索，才创造出如《长恨歌》等不朽篇章。
参考文献：
[1]（陈）徐陵编.（清）吴兆宜注.玉台新咏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2] 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图文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作者简介：
王蓓蓓（1993—），女，漢族，山东省淄博市人，文学硕士，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关键词：氓；孔雀东南飞；叙事艺术
中国古代诗歌的叙事传统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代反映先民生活的歌谣《弹歌》。至《诗经》出现，叙事诗的基本面貌才正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古代叙事诗真正的成熟阶段发生在汉代，以乐府诗为代表的叙事诗改变了先秦时期叙事诗较为单薄朴素的特点，体现出叙事艺术的高度发展。
《氓》是《诗经》中最为完整的一首叙事抒情诗，在情节结构、篇幅上都已达到叙事诗的雏形，是先秦叙事诗的杰出代表。而经过百年的发展之后，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的《孔雀东南飞》的出现，将古代民间叙事诗推向了高峰。其叙事艺术在情节、人物、主旨、艺术手法上比《氓》已经有了较大进步。
一、情节
《氓》与《孔雀东南飞》皆是以婚姻爱情为题材的叙事诗。但从具体情节来看，《孔雀东南飞》在故事完整性和戏剧冲突的塑造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氓》主要通过六章文字记叙了女主人公与名为“氓”的男子从恋爱婚姻走向分离的过程，大多数内容是女主人公以抒情的口吻道出，像是一个弃妇的深沉回忆，缺少具体情节的描述。而《孔雀东南飞》则弥补了这个不足，故事从兰芝的抱怨讲起，交待了两位主人公的情感经历和故事的肇端，详细叙述了刘兰芝被遣归家至夫妻二人双双殉情的缘由经过，情节完整细致，叙事要素完备。在戏剧冲突的设置上，《氓》的冲突主要发生在男女主人公两者之间，较为单一。而《孔雀东南飞》的矛盾冲突主要由两条线索构成，一是封建家长的阻挠，二是焦刘二人的情感轨迹。相比《氓》的单线冲突，《孔雀东南飞》的冲突设置使故事情节一波三折，极大增强了诗歌叙事的跌宕性，戏剧矛盾多样而激烈。
二、人物
《氓》中涉及到的人物形象只有三个，即男女主人公和“兄弟”，但真正有特点的形象只有“氓”与女子两人。氓在结婚前的憨厚老实和婚后对女子的奴役厌弃形成强烈对比，充分体现出其性格中的狡诈和女主人公的单纯痴情。但其人物刻画皆出自女子的抒情口吻，无第三视角的客观描绘，因此形象较为单薄。《孔雀东南飞》对人物的刻画则融外貌、语言、动作等于一体。如在塑造刘兰芝的形象时，以“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活化出其外貌的美丽娇娆之态，而通过她归家前的精心打扮及与焦母、小姑的对话又可看出其既倔强又贤良大方的特点。又如从焦仲卿与母亲的对话可看出男主人公性格中反抗性与软弱性并存的一面，从他与刘兰芝的约定可明了其对待感情的认真与责任感。除此之外，《孔雀东南飞》中焦母、刘母、刘兄等配角人物也各有特点。《氓》中对女方家人的描绘只以“兄弟不知，咥其笑矣”一笔带过，而在《孔雀东南飞》中，刘兄“怅然心中烦”和对于兰芝的斥责则侧面表现出他贪慕富贵，不顾骨肉亲情的丑恶嘴脸。焦母与刘母对待子女意愿的不同态度也显示出两人个性的不同。
三、主旨
《氓》通过女主人公讲述自己的被弃经历，表达了对男子多变薄情的怨愤与自己的悔恨之情，反映出封建制度下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孔雀东南飞》则意在表达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即封建礼教对人的摧残。由全诗内容来看，悲剧缘起于刘兰芝与焦母的冲突，兰芝不同于封建礼教束缚下的软弱妇女，具有一定的个人自由精神，这却引起了焦母的不满，反映出专权思想下自由意志受压抑的状态。焦仲卿作为在儒家孝道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士子，唯母命是从的行为既是其孝子身份的展现亦显示出忠孝观念对人们的钳制作用。除此之外，刘兄也可说是促成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之一。兰芝被遣归家后依旧守着与焦仲卿的盟约，屡次拒绝他人提亲，刘母对此也表现出理解顺从的态度，但兄长的一番责难却让兰芝痛下分离之心。中国古代素有“夫死从子”“长兄如父”的观念，由“父兄”的称谓可知刘兄在兰芝家中地位之高，因此她也就不得不屈从于兄长的威势。如此看来，刘兰芝与焦仲卿正如诗中所言“同是被逼迫”，而逼迫他们的对象从根本上说就是带有专制性与残酷性的封建礼教和家长制婚姻，焦刘二人的自杀殉情便是对这种专制的无声反抗。
《孔雀东南飞》的思想主旨明显比《氓》要深刻复杂。氓与女主人公的悲歌首先是由男子性格中的偶然因素所决定的，并不具有社会代表性，这便使该诗的主题思想局限在一个狭窄的层面。《孔雀东南飞》则不同，诗中表现出的来自封建家长的压力是鲜明而集中的，再加之二人殉情后两家人追悔的做法，都显示出为着同一个主旨服务，即“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透过焦刘的悲剧表层，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时代的悲哀，这便是《孔雀东南飞》主题思想的深刻性所在。
四、艺术手法
《氓》的表达方式主要以主人公的自诉为主，随着故事的进展女子的情绪由欢快欣喜走向悲愁怨怼，带有叙述人强烈的主观情感的表达。到了乐府时代，这种方式被对话形式所代替。在《孔雀东南飞》中，从兰芝与焦母争端之初，到二人决心赴死，中间的情节转折皆是由典型人物的对话构成。多角度、口语化的叙述方式将故事发展的多方面客观展现在读者眼前，更利于人们理解剧情，合理评价。
《氓》的语言抒情性强，作者多用比兴手法，如以“桑”的“沃若”和“黄陨”比喻自己年轻貌美和年老色衰两个不同时期，以兴自己被弃的痛苦，以“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比自己悲愁的无边无际。《孔雀东南飞》的对话式语言则极摹个人性格特点。从兰芝的话语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贤良勤劳又孝顺知礼的女子形象。“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此妇无礼节”等语言则描绘出焦母的蛮横及权威之高。“贫贱有此女”“老姆岂敢言”又表现出一个“夫死从子”的母亲说话时谨小慎微的特点。作者根据不同身份、环境下人物的不同个性和心理状态，揣摩出人物说话方式的差别，形成一种戏剧性极强的叙事效果。
《孔雀东南飞》叙事艺术的进步还体现在细节描写上。《氓》的故事偏于简单，因此也甚少对细节的描绘。而《孔雀东南飞》则在人物动作、衣饰外貌、环境等方面皆可见到细节描写的痕迹。如兰芝返家前对其服饰妆容的描写，兰芝被许他人后“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的举动，坐卧窗前显示出其等待焦仲卿的焦灼心情。此种心情在与恋人相见时通过“蹑履相逢迎”这一动作细节再次得到验证，“蹑履”充分显示出兰芝的匆忙之态。而之后“举手拍马鞍”的动作更是蕴含着兰芝欲言还休，一言难尽的无奈心酸。对于环境细节的渲染如“晻晻日欲明”“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等，与人物心情相吻合，体现出情景交融的特点。
《氓》与《孔雀东南飞》分别是《诗经》与汉乐府中叙事诗的杰出代表。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孔雀东南飞》在情节的完整性、人物的丰富性、主题思想的深刻性及艺术手法的多样性上比《氓》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显示出中国古代叙事诗已从原始状态发展至完备状态。从《氓》到《孔雀东南飞》，这是中国古代叙事艺术的一次大飞跃，也是叙事诗发展的大变革，后世叙事诗歌正是沿着这条路径继续探索，才创造出如《长恨歌》等不朽篇章。
参考文献：
[1]（陈）徐陵编.（清）吴兆宜注.玉台新咏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2] 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图文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作者简介：
王蓓蓓（1993—），女，漢族，山东省淄博市人，文学硕士，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