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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半年之后,执掌德国政府16年之久的“妈咪默克尔”就将完全告别政坛,这对德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会是一件大事。今年以来,执政党基民盟在州议会选举中连遭败绩,但疫情期间最能安抚选民的,仍是这位多年蝉联《福布斯》“全球最具影响力女性”榜首的女总理。
不仅仅是默克尔,闪耀于世的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女性领导人越来越多,这将如何丰富和改变国际政治议题的内涵,对建构更为发达、均衡的国际政治文化体系有何影响?就这些话题,南风窗专访了国内三位国际政治和女性政治研究方面的一线学者: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严双伍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公共管理学院)陈文博副教授、温州大学法学院付翠莲教授。
默克尔对全球女性是个象征
南风窗:当年被认为过渡性质的“科尔的小姑娘”,变成了超长时间在线的欧洲巾帼领袖。能否认为,当初默克尔由于女性和东德身份,拥有了代表包容和清廉的圈外人优势?这对激励女性从政,有着怎样的实质影响?
严双伍:默克尔2005年走上总理岗位,她的童年、青年时期都是在东德度过的,接触的大都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价值和管理制度。德国统一后30年来,东、西德差异还是很明显的。默克尔恰恰见证了两德在政治、经济、社会包括文化层面的差异和矛盾冲突。
我们经常着眼于默克尔对于领导欧盟的作用,但其实她在国内对于团结、凝聚两德发挥的作用非常大。必须把内政治理好,在国际政坛才有话语权。
而在欧盟层面,统一后的德国需要回答“是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这个问题。科尔、施罗德都很清楚,德国要统一、稳定,就得让德国成为“欧洲的德国”,将德国的发展和欧洲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不走统一之后对外扩张的老路。对于接棒的默克尔来说,维护、推动欧洲一体化,这是国家独特命运赋予她的历史使命。
陈文博:默克尔在长时间执政过程中,让德国先前阻碍两性平等观念的历史因素、文化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一定程度上得到消解。她的执政表现也获得了广泛认同,这会鼓励更多女性投身于政治领域。而更多女性的加入,会带来更多元化的议题,进而增强女性利益在政治中的表达。
虽然女性政治家群体中的异质性特征,使得其参政规模的扩大与利益代表性之间不存在必然相关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女性参政规模的扩大,能带来利益代表的多元性的增加。
付翠莲:越来越多的女性领导人登上政治舞台,与女性政治意识崛起、自身综合实力提高,以及民众对女性领导人的接受度提升,密切相关。被誉为“超长待机总理”的默克尔长期执政赢得了民众支持,给全球女性强化自身政治参与意识、积极投身女性政治参与,带来良好示范。
默克尔执政以来积极推动女性平权,在她的内阁成员中,女性比例前所未有地高。默克尔对全球女性来说是个象征,而女性在政坛崛起与其自身具备的优秀品质和独特魅力密不可分。
女性政治家内向化的倾向更为突出
默克尔对全球女性来说是个象征,而女性在政坛崛起与其自身具备的优秀品质和独特魅力密不可分。
南风窗:默克尔四次组阁,三次都与社民党联合执政,其中第三次还吸收了对方的左倾政纲,更加关注底层民众,被称为“左翼大包抄”。她展现出前任男性领导人所不具备的柔软政治手腕,也让德国被称为欧洲的“稳定之锚”。默克尔融入女性价值观的治理手段,为分析、解决世界上复杂的政经、防务问题,提供了哪些新的思路?
严双伍:二战结束后,欧洲发生转向,从过往对外扩张、关注外部世界,转变为更关心本国本大陆的事情。这种内向化的转变,典型标志就是欧洲一体化。
女性政治家内向化的倾向更为突出。欧盟国家的财政预算,绝大部分都是投入社会保障,比如婴幼儿的生活照料,就是政府的事情。這带有明显的女性视角色彩,更关注人自身。总体来说,面对矛盾、冲突僵持不下的时候,默克尔作为典型的女性政治家,更愿意为缓和矛盾寻找出路、达成妥协。
陈文博:默克尔相对包容的治理手段正是两性差异在政治中的体现,也可以证明为什么政治中需要更多女性的声音。过去这种声音可能被忽视,但现在女性声音逐渐得到重视。从“身份政治”仅仅强调性别差异性,逐渐转变到“话语政治”中强调以多元主体互动的视角来讨论差异性,就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也是未来的大趋势。
付翠莲:默克尔以其独特的坚强和柔软,展现出高超的治理能力,影响着德国政坛,更倾向于通过人道的、非暴力的和平方式追求自由与民主,使民众更有安全感。
近年来,活跃在德国政坛的女性增多。默克尔曾呼吁,希望德国能提供更多政策便利,方便女性兼顾家庭和事业。在其领导下,德国政坛为便利女性参政,提供了显著的正向贡献,提升了女性的政治话语权,可谓引领着女性参政的世界潮流。
女性政治权利不仅看参政人数
南风窗:16年来,默克尔不仅忠实履行了德国“保姆”的职责,还扮演着欧盟实质领导者的角色,成长为国际公认的顶级国务活动家。默克尔之所以能超越同侪,和她有意淡化民族国家意识、熟练运用财政杠杆维护欧盟经贸稳定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严双伍:默克尔上台时,首先提出的“价值观外交”,在现实中行不通,她才慢慢转变,这从中德关系开始密切起来就能看出。走上总理岗位之后,她能够审时度势,适应国际政治的客观现实而有所调整,但这是一个过程。
默克尔在2005年走上总理岗位的时候,大家没估计到她会做得如此不错。但在她主政的后8年,她面临的形势艰难许多。从美国金融危机传导来的欧盟主权债务危机,一直持续很多年;2015年又出现了难民危机,导致民意汹涌;2020年新冠疫情又来了。一场风暴接着一场风暴,多重危机夹击,这不是仅用经济手段可以解决的。 陈文博:这肯定是有关联的,无论是有意淡化民族国家意识还是熟练运用财政杠杆等措施,都是默克尔世界主义思想的体现和延续,也符合欧盟“主权让渡”理论的要求。
但不可否认的是,默克尔除了一贯的政治主张外,她作为女性政治家的人格魅力,也是价值所在。她低调不张扬的个性充满亲和力,因此德国媒体亲切地称她为“妈咪(Mutti)”。
默克尔的实用主义气质和过往经历,与其作为女性的特质相互融合,对于塑造其个性和世界主义的世界观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以此为起点,她在执政后,基于作为政治领导人的责任观和大局观,其世界主义思想有了持续的发展和延伸。
南风窗:默克尔倡导欧洲一体化的政策,在近年民粹主义抬头的趋势下遭到不小挑战。2021年有数据显示,超过1/8的德国人对这位“妈咪”或“保姆”不再理解,相反越来越渴望摆脱这位“家长”设下的条条框框。
严双伍:在欧洲,反全球化的思潮越来越盛行,这些思潮的出现,说明人类思想史是变化的,不可能永恒固守。如果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文明还是在逐渐提升。
1951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立,表明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启动。欧洲出现内向化转变以后,也带来欧洲社会的转变,如公民社会的诞生、选举权的普及。譬如法国女性获得选举权,也是 1945年法国恢复主权之后的事情。
这些社会观念的转变,加上五六十年代欧洲经济经历近20年的黄金发展时期,使得女性参政扩大既有政治因素的贡献,也有经济基础的保证。1960年代之后,欧美女权主义运动带来女性意识的觉醒。当女性走上社会岗位、经济不需要依靠丈夫和父亲的时候,当她们意识到自己是自己身体的主人的时候,女性的解放才被提上议程。这也是为什么欧洲在这一块走得早的缘故。直到现在,欧洲女性政治家的比例相对高,包括欧盟里面的女性议员比例、法国的地方政府女性参政比例,都相对高。
默克尔的实用主义气质和过往经历,与其作为女性的特质相互融合,对于塑造其个性和世界主义的世界观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陈文博:从默克尔有意提携曾经的接班人选卡伦鲍尔,以及同期德国社民党选出了女主席安德烈娅·纳勒斯可以看出,政党中的女性政治家,尤其是女性政党守门人,在分配高阶职位时偏向于给女性更多机会。但由于女性群体同样具备异质性,女性议员也只能表达部分女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在保障女性议员政治权利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多元主体的互动过程,不仅仅是关注议员数量和规模的变化,而是更加重视进入议程的女性议题。
从“身份政治”到“话语政治”
南风窗:近十余年来,女性国家领导人的数量明显增加,令世界政治舞台表现出过往未有的柔性化特征。普遍来看,似乎女性主义的权力观增添了国际政治的人性关怀色彩,体现“合作权力”的包容性,而更不愿看到残酷的“零和博弈”。
严双伍:女性参与政治活动,是强化女性地位、维护女性权利和利益的最高表达。但是无论从国际社会还是国内社會来看,和女性比较起来,男性发挥政治长处的环境依然更优。
这是因为,国际政治还是丛林法则的现实主义,国家暴力机器的特征没有发生变化,这样的政治现实、社会现实之下,全球经济也没有达到高度物质繁荣的地步,女性解放还远远没有完成。长远来看,女性的彻底解放,女性要追求和男性平等参与政治事务、社会事务的目标,还有待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发展包括制度的、观念的、经济的,还包括人类的进一步社会化。
陈文博:这是世界政治逐步走向“话语政治”的表现。在我看来,女性群体内部所具有的差异性,使得女性议员规模扩大与代表女性利益之间的关系不明确。因此,想要增加女性参政的政策影响力,可以进一步在选举制度中融入性别配额制,在规定女性代表比例的基础上选出更具代表性的议员。
由于女性代表天然被视为女性的代言人,所以女性代表不仅要传达需求,还需要发挥审美意义上的作用,让更多人认识和理解女性群体,消除固有的偏见和女性仅仅是要为自己争取平等权利的形象,从而为后续所提出的议题受到平等对待奠定基础。
强调女性代表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单纯突出女性代表的数量或是议题内容,后者是传统的基于对身份的强调而形成的“身份政治”话语。现代政治观念,应该是“话语政治”下的发展,女性相关议题应无差别地被纳入协商过程,通过多元化主体的讨论与协商、相互间的合作,来促成议题的落实。这才是一个良性的政治话语体系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