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各种盘点和展望纷纷出炉。人们都感到世界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但无法用准确的概念帮助自己去理解，反而是各种段子更能抓住人心，比如这一句话：2019可能会是未来10年里最好的一年。事实未必真的如此，但这句话能够表达出告别高速增长的转折时期的焦虑状态。
　　已经过去的2019年，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取得现在的成绩很不容易。而已经到来的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将是中国社会重要变化的又一个起点。这个结论的基本依据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发展哲学将更多地突出内生性增长，如何激发出社会的更大活力，就成为实现内生性增长的关键。岁末年初的比较密集出台的中央政府的政策，围绕的也正是这样一个主题。
　　社会的更大活力再加上中国本身的特殊禀赋，两者结合喷发出来的能量，足以让人对于未来又一个“黄金十年”充满期待和想象。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付出努力去实现的愿景。

民营经济的角色

　　2019年党中央最重要的会议莫过于十九届四中全会。这次全会研究的主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是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提到，2019年10月24日，世界银行发表《2020营商环境报告》，中国营商环境排名由46位上升到31位，提升15位。中国首次跻身前40位。2018年中国的排名也曾经大幅度提升，从前一期的第78位提升至第46位。
　　世界银行对各国营商便利度的总体评分来自对十个方面的评估（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获得电力、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办理破产），而在中国主要是检测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常住人口最多的城市，作为评估样本，具体的依据就是北京、上海两市以及有关部门截止到当年5月1日的过去12个月间，推出的优化营商环境改革措施。能够连续两年大幅度提升排名，说明在被评估的多个方面，中国都大力推进改革议程，出现了实质性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营商环境的打造主要服务的其实就是民营经济。不是说国有经济不需要好的营商环境，而是营商环境的主要指向是通过各种改革，让民间经济活力充分迸发出来。为此，国有经济还要作出自己的贡献。比如电力，2018年取得突出进展的七个方面，就包括获得电力，这个项目排名从98位一下子到了14位。2019年继续提升到12位，具体来说，进展在于：中国企业接电需要两个环节，耗时32天，仅为地区平均4.2个环节和耗时63天的一半。世界银行点评这方面的改革亮点在于，精简办事接电流程，提高电费透明度。从接电到电价，电力系统成为这两年中国改善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领域。

　　一个经济体的转型升级归根到底要靠千千万万个市场主体的创新，是要经历过无数试错才能完成的，它绝对不是只凭借事先的人为设计就可以实现的。民营企业的重要性，从根本上说是各种资本形式和各类市场主体的重要性。

　　国务院这些年一直大力推动的减税降费，受益方主要也是民营经济。根据《国务院关于减税降费工作情况的报告》，2019年1—10月，全国实现减税降费19688.94亿元，其中减税16473.26亿元，降低社会保险费3215.68亿元。2019年全年减税降费数额将超过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超过2%，明显高于世界其他国家。深化增值税改革后，增值税高档税率由16%下降至13%，在G20国家中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低于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而据财税部门测算，减税降费拉动2019年GDP增长0.8个百分点，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5个百分点，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个百分点。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的发布，是中央政府进一步宣示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最新动作，提出了诸多颇有含金量的举措。文件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保障民营企业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推动民营企业改革创新、转型升级、健康发展，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让民营企业创造活力充分进发。《意见》要求相关职能部门研究制定民营企业分行业、分领域、分业务市场准入具体路径和办法，明确路线图和时间表。
　　民营经济的重要性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小到老百姓的生计，大到国家的战略规划，都离不开民营经济的力量。但有必要重申的一点是，民营经济的重要性其实就是千千万万个市场主体的重要性。一个经济体的转型升级归根到底要靠千千万万个市场主体的创新，是要经历过无数试错才能完成的，它绝对不是只凭借事先的人为设计就可以实现的。民营企业的重要性，从根本上说是各种资本形式和各类市场主体的重要性。事实上，就是对于国有经济来说，如果没有非国有经济力量的存在，它的市场化运营改革也很难会有实质性突破——改革通常是有了异质力量测参与之后，才有了质的变化，局限于自身内部的封闭循环，其实是很难获得突破性进展的。
　　民营经济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一个充满各种计算的经济问题，而是应该成为事关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严肃的政治问題。

让超大规模优势变成现实

　　无论变局如何演化，超大规模始终是中国可以依仗的关键优势。2019年的一次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会议的主题是研究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会议提到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反复被提及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成为今天被反复提及的市场优势。

　　政策意义上提出的超大规模优势，是在经济全球化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凸显中国经济自身的回旋余地大。因为中国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是全世界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那么，借助于自身的市场的超大规模，可以有效应对国际产业链的变化。这无疑是一个精准的判断，代表了一种政策的重要转向，那就是借助于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保护产业链的完整性，比如促进产业链的垂直化，打造区域产业链，区域之间進行更好的产业链分工等等。因为市场的超大规模，区域之间禀赋的巨大不同，让这种政策转向变得可能。

　　促进社会流动，不仅仅是让企业更方便地使用人才、更方便地进行全国范围内合作等，更是让每一个个体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当然，实际上超大规模优势的内涵不局限于此。超大规模的市场本质上是通过规模效应降低成本。这个优势的发挥是需要条件的，特别是要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健全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深化区域合作机制。统一开放，对应的是地区壁垒;竞争有序，对应的是恶性竞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的充分发挥就有了最根本的依托。今天各地都在打造高水平的、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百舸争流，也都是最终朝着这个目标前行。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激发社会流动性活力，为此在户籍制度、用人制度、档案制度等方面做出改革部署。劳动力、人才的社会性流动，是实现创新驱动的基础。对每个行业和每个企业来说，体制机制的活力最终还是体现在人的活力上，没有劳动力、人才的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也往往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无法落地。
　　这里的“流动”的指向不仅仅是对人才的具体使用，更是包含个人改变命运的含义。促进社会流动，不仅仅是让企业更方便地使用人才、更方便地进行全国范围内合作等，更是让每一个个体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比如这个文件就提出要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这其实就是社会流动最深层的内涵。没有一定的水平流动和向上流动，一个社会必然会失去活力。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超大规模国家之所以能长期维系而不坠，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科举制为代表的较为充分的社会流动，以及精英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显然也没有比人才的自由流动更好地发挥出超大规模优势的选择。
　　通过种种动作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实际上对激发整个社会活力有通盘的考虑，这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21世纪20年代是又一个“黄金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