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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4日,第63届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评选尘埃落定。《圆屋》在激烈的竞争中突出重围,荣获国家图书奖小说奖。该书作者路易丝·厄德里克是美国当代最多产、最重要、最有成就的印第安裔女作家之一。
《圆屋》讲述的是奥吉布瓦妇女杰拉尔丁在印第安居住地的圆屋附近惨遭强暴,她的儿子乔在三个密友的帮助下竭力寻找罪犯,却由此过早地被推入了悲伤、幻灭的成人世界的故事。《圆屋》看似是一部悬疑刺激的侦探小说,又像是一个充满忧伤的成长故事,但更是一部反思印第安内部暴力文化的作品。
小说以一桩疑案拉开序幕,开篇的第一句话便隐约给人一种不祥的预感:“小树已经侵蚀了我家的地基,它们只不过是长了一两片挺实叶子的小树苗,然而,茎上的新芽已经从装饰在水泥砖上的棕色木瓦的裂缝中挤了出来,它们钻进了看不到的墙里,难以撬动。”这些悄然露面的“不速之客”搅乱了周末午后的宁静,似乎也预示了这个幸福家庭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果然,去办公室取文件的母亲杰拉尔丁迟迟未归,父子俩最终在一辆汽车上发现了她。她遭到了歹徒的强暴,甚至差点被活活烧死。这一突如其来的噩梦完全改变了杰拉尔丁,“她往日的沉静矜持不见了,脸上涌现出紧张的恐惧”。这次不幸遭遇带给杰拉尔丁的绝不仅仅是肉体上的伤害,更是一种精神和意志的严重摧残,一个曾经坚强能干的印第安女性从此变得沉默寡言,她将自己封闭起来,陷入了深深的孤独和颓废之中。
印第安人作为美国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长期遭受白人的歧视与欺凌,而杰拉尔丁作为一名印第安女性,在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迫下,其境遇更为艰难。其实杰拉尔丁仅仅是当代美国印第安女性悲惨境遇的一个缩影,厄德里克在小说的编后记中写到:“三个印第安女性中就有一人会遭到强暴(当然实际数字还要更高些,因为印第安妇女通常不会报告这种事情);而针对她们的强奸和性骚扰案86%都是非印第安裔男子所为。”因此,在厄德里克的小说中,将案件的受害者定格为一个遭受强暴的印第安女性,无疑体现了她对这一弱势群体长期遭受歧视和迫害,处于失语状态的密切关注与深切同情。
法律一向被认为是维护正义、惩治邪恶的有力武器。案件发生后,警方随即展开了全面的调查。但是,心理上的巨大创伤使杰拉尔丁拒绝回忆凶手的作案过程,对凶手的身份也缄口不言,这给案件的侦破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案情变得扑朔迷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杰拉尔丁的丈夫安东·库茨就是部落法庭法官,然而,面对妻子遭受的虐待,他却表现得无能为力。相反,他们13岁的儿子乔不忍看到母亲日益憔悴,精神颓废,决心要找出真凶,替母亲报仇。他叫来三个最好的朋友凯皮、扎克和安格斯帮助他一起寻找案件的线索。悬而未决的案件瞬时将稚气未脱的乔推进了成人世界。最终。案件的谜团一点点被揭开,凶手是一个白人。尽管凶手的身份已经真相大白,但案件到此还远没有结束,确定凶手实施暴行的准确地点成为案件审理的关键点。杰拉尔丁遭袭的地点位于奥吉布瓦部落聚集地的圆屋附近,圆屋是当地印第安人举行祭祀仪式的神圣场所,地处印第安保留地、州属地和联邦属地的交界。杰拉尔丁惨遭歹徒强暴时,双眼已经被蒙住,无法断定犯罪分子作案的第一现场,案件的审理因此陷入僵局。如果该案是在州领地或联邦领地发生的,部落法庭根本无权受理;即使案发现场是在保留地,部落法庭也无法处置一个非印第安裔的白入罪犯,而州立法庭对于发生在保留地上的案件均不予受理。结果,已经被捕入狱的犯罪嫌疑人因证据不足很快被释放出来,继续逍遥法外。
面对这样一个令人意外的判决,我们没有理由不感到愤怒和失望。然而,这就是保留地上法律制度的现状。尽管在美国一系列的印第安人法中,部落被视为拥有自治权的独立实体,享有独立的刑事和民事司法权。但是,随着1885年《重罪法》的颁布和1953年通过的《第280号公共法》的施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全面介入了印第安部落的刑事司法权,部落政府的权力被大大削弱。时至今日,部落法官也不得不面对“无牙的主权”这一窘境,只能审理一些“偷鸡摸狗”之类的小案子。更为致命的是,联邦、州及部落三级司法权力的重叠造成了司法主体的混乱,办案过程中的责任推诿现象日益严重,这就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许多人在犯下了强奸杀人等重罪后,都成功地钻了法律的空子,逃脱了应有的制裁。换句话说,美国政府对保留地司法权力的介入,以及法律制度的失位,将印第安女性暴露于犯罪分子的魔爪之下,使保留地成为滋生犯罪的温床。
法律本应该是扑灭社会丛林之火的有力工具,但是在保留地的土地上,它却扮演着助长火势的风的角色。在这样的混乱局面下,谁来为保留地上的印第安人维护公道,伸张正义?印第安人将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未来?萦绕在人们心头的一个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不免使人感到一丝担忧和悲观。然而,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乔和父亲的一段对话似乎又给人们带来了一丝希望。在得知嫌疑犯被无罪释放后,乔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和悲伤,他大声质问身为法官的父亲:“你抓的不过是些醉鬼和偷热狗的贼……你的权力等于零,老爸,一个大大的零!你什么也管不了,你还管它做什么?”父亲缓缓地解释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要精心盘算。我们在努力地为部落的主权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努力去挤压我们得到允许的边界……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尽管这在你看来可能很渺小或琐碎。”的确,印第安人的自主权不能指望白人的同情与施舍,权力的获得和维护也不是一朝一夕的易事,它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与抗争。作为印第安族裔的一员,厄德里克本人不也在通过笔尖的文字,竭力为自己的同胞在“集体失语”的时刻争取话语权,发出最强烈的“本土部落的声音”吗?
在《圆屋》中,尽管印第安保留地上罪恶肆虐横行、暴力事件频发,但是族群中入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相互支持却使人们感到暖意融融。家的概念并不仅限于血缘关系,朋友、邻居、社区的工作人员,大家都和睦相处,相互依靠,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遇到什么困难,他们总是彼此关心,倾力相助。最终,正是丈夫的体贴与安慰、儿子的关心与保护、族人的鼓励和帮助,使杰拉尔丁一点一点地从严重的心理阴影中走了出来,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中。在厄德里克看来,也许唯有爱才能医治奥吉布瓦人的痛苦、悲伤与绝望,唯有爱才是化解仇恨、救赎心灵的最有效的疗药。
印第安文化是厄德里克的文化之根,她的小说具有浓烈的印第安文化气息。比如《圆屋》这个题目,就蕴含着深厚的印第安文化。圆屋是保留地上印第安人举行仪式的圣地。事实上,许多印第安卉建筑都是圆形的设计,比如他们商议事情的会堂、祖先居住的帐篷等,圆形结构的概念是印第安人对自然界一种特殊的认知模式。他们认为,圆形是世间万物的主导,宇宙是环形的,太阳、月亮、地球等天体是圆形的,旋风、鸟巢、树的年轮都是圆形的;太阳东升西落、四季的循环往复、生命的轮回也是环形的,因此,环形模式的宇宙观是印第安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小说中杰拉尔丁在圣地圆屋附近遭到性侵犯,这一方面暗指美国政府对整个部落权力的侵犯、对印第安人传统信仰的亵渎,另一方面它是否也暗示了印第安文化和印第安人具有非凡的适应力和强有力的恢复性呢?
“睿智而充满悬念……厄德里克的声音和她的洞察力与想象力弥漫于整部小说……她把追求正义的年少激情描写得如此出色而透彻,把人们载向了北方她家乡的保留地。”《芝加哥论坛报》的这段文字恰如其分地评价了厄德里克的这部新作,时间将会证明《圆屋》是厄德里克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本文编辑 谢宁)
《圆屋》讲述的是奥吉布瓦妇女杰拉尔丁在印第安居住地的圆屋附近惨遭强暴,她的儿子乔在三个密友的帮助下竭力寻找罪犯,却由此过早地被推入了悲伤、幻灭的成人世界的故事。《圆屋》看似是一部悬疑刺激的侦探小说,又像是一个充满忧伤的成长故事,但更是一部反思印第安内部暴力文化的作品。
小说以一桩疑案拉开序幕,开篇的第一句话便隐约给人一种不祥的预感:“小树已经侵蚀了我家的地基,它们只不过是长了一两片挺实叶子的小树苗,然而,茎上的新芽已经从装饰在水泥砖上的棕色木瓦的裂缝中挤了出来,它们钻进了看不到的墙里,难以撬动。”这些悄然露面的“不速之客”搅乱了周末午后的宁静,似乎也预示了这个幸福家庭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果然,去办公室取文件的母亲杰拉尔丁迟迟未归,父子俩最终在一辆汽车上发现了她。她遭到了歹徒的强暴,甚至差点被活活烧死。这一突如其来的噩梦完全改变了杰拉尔丁,“她往日的沉静矜持不见了,脸上涌现出紧张的恐惧”。这次不幸遭遇带给杰拉尔丁的绝不仅仅是肉体上的伤害,更是一种精神和意志的严重摧残,一个曾经坚强能干的印第安女性从此变得沉默寡言,她将自己封闭起来,陷入了深深的孤独和颓废之中。
印第安人作为美国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长期遭受白人的歧视与欺凌,而杰拉尔丁作为一名印第安女性,在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迫下,其境遇更为艰难。其实杰拉尔丁仅仅是当代美国印第安女性悲惨境遇的一个缩影,厄德里克在小说的编后记中写到:“三个印第安女性中就有一人会遭到强暴(当然实际数字还要更高些,因为印第安妇女通常不会报告这种事情);而针对她们的强奸和性骚扰案86%都是非印第安裔男子所为。”因此,在厄德里克的小说中,将案件的受害者定格为一个遭受强暴的印第安女性,无疑体现了她对这一弱势群体长期遭受歧视和迫害,处于失语状态的密切关注与深切同情。
法律一向被认为是维护正义、惩治邪恶的有力武器。案件发生后,警方随即展开了全面的调查。但是,心理上的巨大创伤使杰拉尔丁拒绝回忆凶手的作案过程,对凶手的身份也缄口不言,这给案件的侦破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案情变得扑朔迷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杰拉尔丁的丈夫安东·库茨就是部落法庭法官,然而,面对妻子遭受的虐待,他却表现得无能为力。相反,他们13岁的儿子乔不忍看到母亲日益憔悴,精神颓废,决心要找出真凶,替母亲报仇。他叫来三个最好的朋友凯皮、扎克和安格斯帮助他一起寻找案件的线索。悬而未决的案件瞬时将稚气未脱的乔推进了成人世界。最终。案件的谜团一点点被揭开,凶手是一个白人。尽管凶手的身份已经真相大白,但案件到此还远没有结束,确定凶手实施暴行的准确地点成为案件审理的关键点。杰拉尔丁遭袭的地点位于奥吉布瓦部落聚集地的圆屋附近,圆屋是当地印第安人举行祭祀仪式的神圣场所,地处印第安保留地、州属地和联邦属地的交界。杰拉尔丁惨遭歹徒强暴时,双眼已经被蒙住,无法断定犯罪分子作案的第一现场,案件的审理因此陷入僵局。如果该案是在州领地或联邦领地发生的,部落法庭根本无权受理;即使案发现场是在保留地,部落法庭也无法处置一个非印第安裔的白入罪犯,而州立法庭对于发生在保留地上的案件均不予受理。结果,已经被捕入狱的犯罪嫌疑人因证据不足很快被释放出来,继续逍遥法外。
面对这样一个令人意外的判决,我们没有理由不感到愤怒和失望。然而,这就是保留地上法律制度的现状。尽管在美国一系列的印第安人法中,部落被视为拥有自治权的独立实体,享有独立的刑事和民事司法权。但是,随着1885年《重罪法》的颁布和1953年通过的《第280号公共法》的施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全面介入了印第安部落的刑事司法权,部落政府的权力被大大削弱。时至今日,部落法官也不得不面对“无牙的主权”这一窘境,只能审理一些“偷鸡摸狗”之类的小案子。更为致命的是,联邦、州及部落三级司法权力的重叠造成了司法主体的混乱,办案过程中的责任推诿现象日益严重,这就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许多人在犯下了强奸杀人等重罪后,都成功地钻了法律的空子,逃脱了应有的制裁。换句话说,美国政府对保留地司法权力的介入,以及法律制度的失位,将印第安女性暴露于犯罪分子的魔爪之下,使保留地成为滋生犯罪的温床。
法律本应该是扑灭社会丛林之火的有力工具,但是在保留地的土地上,它却扮演着助长火势的风的角色。在这样的混乱局面下,谁来为保留地上的印第安人维护公道,伸张正义?印第安人将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未来?萦绕在人们心头的一个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不免使人感到一丝担忧和悲观。然而,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乔和父亲的一段对话似乎又给人们带来了一丝希望。在得知嫌疑犯被无罪释放后,乔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和悲伤,他大声质问身为法官的父亲:“你抓的不过是些醉鬼和偷热狗的贼……你的权力等于零,老爸,一个大大的零!你什么也管不了,你还管它做什么?”父亲缓缓地解释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要精心盘算。我们在努力地为部落的主权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努力去挤压我们得到允许的边界……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尽管这在你看来可能很渺小或琐碎。”的确,印第安人的自主权不能指望白人的同情与施舍,权力的获得和维护也不是一朝一夕的易事,它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与抗争。作为印第安族裔的一员,厄德里克本人不也在通过笔尖的文字,竭力为自己的同胞在“集体失语”的时刻争取话语权,发出最强烈的“本土部落的声音”吗?
在《圆屋》中,尽管印第安保留地上罪恶肆虐横行、暴力事件频发,但是族群中入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相互支持却使人们感到暖意融融。家的概念并不仅限于血缘关系,朋友、邻居、社区的工作人员,大家都和睦相处,相互依靠,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遇到什么困难,他们总是彼此关心,倾力相助。最终,正是丈夫的体贴与安慰、儿子的关心与保护、族人的鼓励和帮助,使杰拉尔丁一点一点地从严重的心理阴影中走了出来,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中。在厄德里克看来,也许唯有爱才能医治奥吉布瓦人的痛苦、悲伤与绝望,唯有爱才是化解仇恨、救赎心灵的最有效的疗药。
印第安文化是厄德里克的文化之根,她的小说具有浓烈的印第安文化气息。比如《圆屋》这个题目,就蕴含着深厚的印第安文化。圆屋是保留地上印第安人举行仪式的圣地。事实上,许多印第安卉建筑都是圆形的设计,比如他们商议事情的会堂、祖先居住的帐篷等,圆形结构的概念是印第安人对自然界一种特殊的认知模式。他们认为,圆形是世间万物的主导,宇宙是环形的,太阳、月亮、地球等天体是圆形的,旋风、鸟巢、树的年轮都是圆形的;太阳东升西落、四季的循环往复、生命的轮回也是环形的,因此,环形模式的宇宙观是印第安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小说中杰拉尔丁在圣地圆屋附近遭到性侵犯,这一方面暗指美国政府对整个部落权力的侵犯、对印第安人传统信仰的亵渎,另一方面它是否也暗示了印第安文化和印第安人具有非凡的适应力和强有力的恢复性呢?
“睿智而充满悬念……厄德里克的声音和她的洞察力与想象力弥漫于整部小说……她把追求正义的年少激情描写得如此出色而透彻,把人们载向了北方她家乡的保留地。”《芝加哥论坛报》的这段文字恰如其分地评价了厄德里克的这部新作,时间将会证明《圆屋》是厄德里克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