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论”与“精英论”
　　在种种有关中国应否走向民主的论争中，有两类颇为流行的质疑，第一类是素质论，第二类是精英论。
　　素质论这一类质疑，认为在现阶段，中国人的民主素质不够，所以民主应该缓行。这类观点并不反对民主本身值得追求，只是认为好的民主实践需要一些条件，否则会弄巧反拙。
　　对于这类质疑，可有三个响应。
　　一、要有效实践民主，公民的确需要一定的民主素养，包括基本的政治判断能力，能够理解和遵守民主制度的一些基本规范等。但要拥有这些能力，并不需要特别技能或特殊训练。在正常环境下，大部分人都可通过教育和公共生活，逐步发展出这些能力。
　　二、即使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那么合理的推论，也不应是维持现状不变，而应是加速制度改革，提升人民的民主素质。这包括积极推动民主教育，容许言论结社自由，鼓励不同层面的政治参与等。民主的能力只能在民主的生活中孕育和发展。
　　三、持这种论调的，往往错误地将人的素质视为静态和本质的东西，却没有意识到人的信念和行为，其实很受外在制度环境影响。也就是说，今天社会上出现的对个人权利的不尊重，对程序公正的践踏，对异见的不宽容，对规则的漠视，并非什么中国人的劣质国民性所致，而是直接和制度相关。如果一个社会变得日趋公正民主，活在其中的人，自然会倾向培养出相应的正义感和民主意识。以不民主社会导致的“不良素质”为由来反对民主，是倒果为因。
　　第二类质疑，可称为精英论。这种观点认为，政治权力应该掌握在一小部分精英手中，因为只有精英，才有能力有远见有情操为人民谋福祉，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和公正，才能掌握历史进步的秘诀和承担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等。精英论有不同形式，它可以是柏拉图式的哲学王，儒家式的圣君贤相，也可以是按血统来定的贵族制或据阶级来定的阶级专政。尽管有着种种不同，精英制的共同敌人，是民主政治，因为民主主张所有公民都应享有参与政治的平等权利─无论他们在其它方面有多大差异。而对精英论来说，在一个本质上不平等的世界强求平等，是非理性的，因为大众总是无知短视和易受操纵，常会由于自利而做出违反共同利益之事。
　　我们可从不同角度反驳精英论。例如我们可以问：即使精英论是对的，但在没有经过选举洗礼下，我们怎么知道拥有权力的，就是真正的精英？这些精英从哪里培养出来？退一步，即使这些真是精英，我们怎么保证他们不会因为拥有绝对权力而导致绝对腐败？毕竟有能力和有德行，是两回事。我们也可以问：在一个利益分殊价值多元的社会，不同个体不同族群不同阶层对于什么是政治社群的共同利益，必有不同看法，一小撮统治精英的个人判断真的较一人一票的集体选择，更能知道什么是共同利益吗？
　　这些都是精英论必须面对且必须诚实回答的真问题。自由民主制在世界取得如此支配性的地位，并得到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的广泛支持，不可能是偶然的事。这些事实至少说明，运作良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不是非理性的，而且较精英制更能保障个人权利，更能反映人民意愿和向人民负责，更能有效争取社会财富合理分配，也更能约束权力被滥用，因此具有更高的正当性和稳定性。所以，即使单从后果看，精英论的断言也经不起事实检验。
　　尽管如此，不少人依然认为，在理念上，精英制并没有问题，只是在实践上，由于较难找到制约精英滥用权力的有效方法，所以才迫不得已选择民主制这个次佳方案。民主制最大的作用，是防止专制暴政，却不是为了实现什么最高的善。为什么呢？因为由大多数人决定的政治，必然是庸人政治。民主或许不坏，但极平庸。对于政治抱有极大期望同时视自身为精英的人，不喜欢民主，自然不难理解。这背后隐含了这样的态度：政治很复杂，政治是一门技艺，要实现政治社群的最高利益，就必须由才德兼备的专家来治理。真正好的政治，绝不应是“众人”之事。
　　这种观点十分流行，却不见得成立。首先，今天在大部分国家推行的代议民主制，其实并不否认治理国家需要专门知识，也不像古代雅典城邦那样用抽签方式决定谁拥有权力。民主制选择政治人才的方式，是通过公开公平的竞争。它相信，在一个制度健全的社会，通过发表政纲，公开辩论，媒体监督，最后经投票选出来的代议士，有较大机会是合适的治国之才。严格来说，代议民主并不反对精英治国，它反对的，是未经民主选举授权的精英治国。
　　当然，精英论者可能会继续说，一群无知之民，怎么可能选出有识之士？但我们绝对不应该将民主政体的公民视为无知之民。在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良好的公民教育，自由多元的公共文化，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社会参与，都能使公民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并对公共事务作出合理判断。那些藐视公民的人，往往是出于傲慢或者无知。当然，尽管如此，我们仍有机会选出能力不好和德性不彰的人。但我们也知道，即使这样，全体公民仍然可以用手上的选票重新选过。
　　
　　政治参与的过程与结果
　　讨论至此，我们见到无论是素质论还是精英论，都是担忧民主选举会导致不好的政治后果。我在上面已指出，这些担忧要么不成立，要么可以在实践中得到解决。接下来，我将讨论推深一层，指出相较于民主制，素质论和精英论有个极大缺陷，就是只着重后果，却忽略了政治参与本身对权力正当性及对个体生命的重要性。忽略这两点，就难以充分理解，为何民主制在现代政治中取得那么大的支持。
　　先谈第一点。我们知道，政治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如何将权力交到有能者手中，而在于交到有能者手中的权力如何才具正当性。我们必须问：为什么是这些人，而不是其他人，拥有如此庞大的政治权力，并要求我们无条件服从。没有人天生就有权统治他人。政治权力要有权威，就必须提出理由，说服被统治的人。但精英论者不能说，仅仅因为这些人的政治能力卓越，所以就有权统治他人；他也不能说，由于这些能力卓越的人可以为所有人謀幸福，所以我们就有义务服从。为什么这些理由不足够？因为我们理解自身是自由人。我们理解人是有自由意志，有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作选择，同时可以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的个体。我们的自由意识愈强，就愈重视选择，愈不愿意别人强加其意志于我们身上，愈希望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而因为所有人都有能力成为自由人，故在这一点上，我们彼此平等。
　　自由意识的觉醒，是现代政治的一件大事。这个觉醒，是现代性的根本特征，也是推动现代政治的根本力量。在自由人面前，一切旧有的诉诸于上帝、天命、血缘、种姓、精英等来证成权力正当性的方式，都变得软弱无力。自由人要求，政治权力的行使，必须尊重他们的意志。这正是民主选举的重要精神。民主选举之所以重要，并非在于它是实现某个政治结果的最好手段，而在于这个过程实践和体现了人是自由平等的个体。精英制最大的缺陷，是它不容许人民选择。但这绝不表示，好的政治人才和好的政府管治不重要。民主政治同样重视这些，但它在此加上一重限制：国家权力来自全体人民，因此权力的正当行使，必须得到平等公民的投票同意。
　　精英论的盲点，是没有看到，经过数百年发展，自由意识早已植根于现代人的自我理解之中，并构成评估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点。事实上，民主只是体现自由的一个环节。在社会其它领域，人们同样要求自由，包括言论思想出版和信息自由，信仰和结社自由，以及活出自己人生的自由。如果有人说，今天的中国人依然未有足够的自由意识，依然甘于所谓精英统治，那我只能说，这不是事实。退一步，即使有部分人事实是这样，也不表示应该是这样。
　　精英论的第二个盲点，是没有看到政治参与的过程本身，对个体有重大意义，却以为它最多只有工具性价值，目的是为了实现某些独立的政治目标。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更有效的方法实现这些目标，民主参与就没有价值了。他们很少想过，民主参与本身，其实十分重要。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想。我们一出生，就活在国家之中。国家设立制度，制定法律，拥有武力，并要求我们无条件服从。我们享有多少自由，拥有什么权利，承担何种义务，都由国家规定。国家的制度和政策，深远地影响每个人。既然如此，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体，对于活在其中的政治世界，如果完全没有参与权，完全被排斥在外，我们将强烈感受到屈辱和疏离。这个世界明明属于我们，我们明明在世界之中，却被迫活在世界之外。我们遂成为政治的异乡人。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的自由意识和平等意识愈强，就愈感受到被排斥的耻辱和愤怒。
　　就此而言，政治参与的重要，并不在于我的投入客观地令世界变得更好，而在于我因此有一份“在家”的感觉。“在家”之意，是说这个世界我也有份，我可以和其它人在平等权利下，一起改变和塑造属于我们的政治共同体。在这意义上，一国如家。但此家没有高高在上不可挑战的家长，不会将家中成员分等级定贵贱，而是所有成员均可参与家中大事，共同作出决定。在这过程中，我们不仅体会到平等参与的可贵，同时也在发展人之为人的种种能力，感受公共生活的美好。民主制度有分和争的一面，但在分争背后，公民之间同时有很强的道德和政治纽带，这些纽带的基础，是对自由公民的平等尊重，以及在此之上形成的政治共同体。
　　我相信，渴望在家和渴望平等尊重，是现代人最深的精神需要。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人就很难活得有尊严。精英制只看到人的差异，并将政治建立在差异之上，却看不到这种政治对人带来的伤害，看不到民主背后有着更深更广的对自由平等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