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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国家的尊严。中国人民的生活，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我们已经彻底解决温饱问题，正在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相对来说，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
改革开放的40多年，我们前进的步伐不仅超越了别人的想象，也超越了我们自己的想象。1984年小平同志跟日本前首相说：我们要努力实现小康，我们的小康跟你们讲现代化是不同的，我们是一个初步的现代化。希望到本世纪末（2000年）GDP翻两番，人均GDP到800美金、接近1，000美金就非常不错了。那是小平同志当年想象的小康。其实到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GDP已经远超1，000美金。而不出意外的话，我们2019年的人均GDP会超过1万美金。所以这个巨大的进步确实是超乎世界的想象、也超过我们自己的想象的。
目前中国正处在一个迅速转型的路口，我们的制造业正在努力完成从Made in China到“中国创造”的伟大转型。美国某些政客也正是因为担心中国产业有可能往价值链上游转移从而迅速壮大国力最终可能挑战其霸主地位，才在最近对中国“痛下杀手”的。的确，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遇之大变局”。
我最近有一个思考，若不是从国家政治角度去看，而是从人民生活角度去看，我们就会发现，现在所发生的，就不只是“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而是“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万年未遇之大变局”了。
诚如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中国从21世纪初开始，已经告别了一个非常漫长的物质匮乏的时代。现在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最大的变革：从现在起，绝大部分中国人再也不会为温饱操心，因为即便我们没有工作，我们仍然可以靠低保生存，且随着国力增长未来我们的社会保障水准会越来越高。与此相应，在教育领域我们的进步也是划时代的，比如21世纪初的中国已彻底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在我们的教育史、文化史上，无论哪一个强盛的朝代，也都没有能够像现在这样让所有适龄儿童全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未来义务教育的年限还会延长）。
如果我们认可整个社会已经有这样一个大的时代变革的话，那这一变革对德育来讲又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即从每一个学生个体的角度来讲，上学的理由、接受德育的理由、接受教育的理由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曾经，饥饿是接受教育最重要的理由。像我上学的时候，我们的父辈都是告诉孩子们：不好好上学就没饭吃或者说没好饭吃。但现在，你即便没有工作也不至于没饭吃。既然对个体来讲，他已经没有温饱的后顾之忧，上学的理由一定程度上要从工具性的需要变成本体性的需要。用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观点来解释就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优势需要”已经从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逐步转移到自我实现、真善美等精神追求上来。这些精神追求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个体之所以要接受教育、从事教育最重要的理由。这个不光是对德育，对全部的教育都很重要。尽管许多家长还没有来得及转变观念，但作为教育者应该稍微领先社会一步、两步去考虑社会发展趋势对我们的要求。所以今天孩子之所以要接受德育，最主要的理由已经不再是生存性的需要，最主要的理由一定是未来他们的生活幸福、生命有意义的充盈！
尽管现在应试教育在民间老百姓的价值观念里面还仍然顽强地存在着，尽管教育的“饥饿逻辑”仍将存在，但是，时代潮流浩浩汤汤，我们最重要的变革节点已经到了。慢慢地，中国老百姓必会明白，其实逼着孩子学一个不喜欢的专业，远不如问孩子喜欢什么。比如他喜欢不赚钱的考古专业，就不要逼他去学金融。学考古的他未来可能会很清贫，但是作为考古学家他的人生会很幸福，而幸福的他比有钱的他更重要。所以，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对教育来讲，的确有一些特殊的意味。个人的物质需要永远存在，但“优势需要”会转移到精神需求上去。随着社会发展，由于中产阶级的崛起，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等这些理念将成为全社会的成员特别需要的一个普遍性价值诉求。从教育角度来讲，优质教育就是要解放人，要真正让人的生活更有品质。这将成为今天乃至未来中国教育最重要的诉求。
第二，如果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对教育确有某些新的要求的话，道德教育或者广义的德育，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
对于个体来讲，教育怎么能够关注每一个我们每天都朝夕相处的教育对象摆脱低级趣味，实现对由于高级精神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导致的超越性病态（生活枯燥、寂寞、无意义等等）的治愈，或者说避免陷入超越性病态，变成了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挑战。脱离低级趣味都是需要努力的。在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因为诱惑更多，这一努力也会更难。比如此时此刻，我们多少人能夠下决心，从我们对手机、对微信的沉迷里面摆脱出来？这是一个挑战！我特别担心我们的下一代都毁于手机阅读。因为老辈人都是纸质阅读，所以我们还会看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泰戈尔的作品，或者我们会阅读中国的唐诗宋词以及《红楼梦》《水浒传》等等，但现在不是，许多最低劣的文字，正以最狂欢的、让人“最爽的”表现形式，呈现在每一个儿童的面前，而孩子们会认为那是世上最高级的文字。所以，我们的欣赏品味会越来越差，表达也会越来越粗俗，我们的精神、灵魂的质量也会越来越低。所以，在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道德教育只会越来越难做，而不会越来越好做。这是一个挑战。从个体角度来讲，物质丰裕时代的道德教育会变得更难。
挑战不只是说明了当代德育的重要性。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好并不那么容易。最近媒体比较关注香港的动荡，许多教育工作者最近也因此比较关注香港通识教育教材问题。说实在的，媒体在许多情况下都是肤浅的。他们讲的那些事情不是说不存在，但关键问题都是皮毛。香港通识教育的问题，教材只是那个问题的表象之一，不是根本原因。有人说是教材把孩子教坏了，根本没触及到要害。教材是教育的一个细节而已。因为没有那个教材，某些“黄师”的实际教学还能一切照旧，这才是相对深入一些的问题所在。仔细考察，你就会发现其实不是一个科目，整个教育的生态、社会生态都有问题。今年（2019年）暑假我在香港交流时，曾经对香港的同事们说：以前我们认为香港缺国民教育，许多年轻人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今天街头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告诉我们—香港不仅缺国民教育，最要命的是缺你们自认为不缺的公民教育。比如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不允许别的声音出现？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你们说了算，别人不能提反对意见吗？法治是什么？法治就是以无条件地对抗管治、以破坏法律的方式去主张法治社会吗？自由、平等、公民权利，这些“民主”派嘴里面天天念叨的那些词汇都已经变质。孩子们天天在那儿穿上奇怪的、类似于恐怖分子那样的服装去抗议，本身就说明，他们所主张的“公民抗命”名不正言不顺。在一个接受了良好公民教育的社会，孩子们不会不讲民主、自由、人权的基本常识。
此外，在互联网时代，德育会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管你开放不开放，“价值观市场”已经开放了。无论如何对网络加强管理，形形色色的价值观念仍然会通过我们的微信传到每一个手机里面。所以在这种时候，如果你还板起面孔去说话，你仍然坚持不讲道理，你仍然用威胁的方式去做德育，其实际效果可想而知。
我们成人社会，包括老师、家长都必须要意识到这一点：价值观是要通过竞争才能真正确立起来的。我们不是讲理论自信吗？我们在做德育的时候，一方面要确保自己所传达的是“好的”价值观，另外一方面还要努力用合适的方式与学生们互动，帮助他们建构这个“好的”价值观。如果你用压迫的方式，就既说服不了成人，更说服不了学生，尤其是小学高年级一直到高中，青春期那些具有叛逆个性的孩子！所以，今天我们要做好德育就一定要清楚认识到我们成人社会和儿童的关系，这种巨大的时代变化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教育任务，是要跟别人去开展价值教育的竞争，必须意识到我们的教育形式必须变革，至少有两条变革的路径可以尝试：一条是德育美学观的道路，就是德育本身要提高自身的魅力，让学习者在精神愉悦状态下接受德育;另一条就是将批判性思维引入德育，经风雨见世面，在思维的锻炼中提高学生的道德认知、判断与选择能力。
在物质丰裕的时代，德育、教育都必须是一个有美感性质的词汇。就因为如前所述，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已经转移到真善美、自我实现上，我们必须与时俱进。
总而言之，物质丰裕的时代对于德育有着许多十分重要的意味。今天的德育，我们一方面面临一个最好的时期，因为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去做德育。但与此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临这个新时代诸多艰巨的挑战。这些挑战需要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在一线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携手，通过不懈地努力，主动、勇敢地面对！
责任编辑︱李 敏
改革开放的40多年，我们前进的步伐不仅超越了别人的想象，也超越了我们自己的想象。1984年小平同志跟日本前首相说：我们要努力实现小康，我们的小康跟你们讲现代化是不同的，我们是一个初步的现代化。希望到本世纪末（2000年）GDP翻两番，人均GDP到800美金、接近1，000美金就非常不错了。那是小平同志当年想象的小康。其实到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GDP已经远超1，000美金。而不出意外的话，我们2019年的人均GDP会超过1万美金。所以这个巨大的进步确实是超乎世界的想象、也超过我们自己的想象的。
目前中国正处在一个迅速转型的路口，我们的制造业正在努力完成从Made in China到“中国创造”的伟大转型。美国某些政客也正是因为担心中国产业有可能往价值链上游转移从而迅速壮大国力最终可能挑战其霸主地位，才在最近对中国“痛下杀手”的。的确，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遇之大变局”。
我最近有一个思考，若不是从国家政治角度去看，而是从人民生活角度去看，我们就会发现，现在所发生的，就不只是“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而是“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万年未遇之大变局”了。
诚如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中国从21世纪初开始，已经告别了一个非常漫长的物质匮乏的时代。现在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最大的变革：从现在起，绝大部分中国人再也不会为温饱操心，因为即便我们没有工作，我们仍然可以靠低保生存，且随着国力增长未来我们的社会保障水准会越来越高。与此相应，在教育领域我们的进步也是划时代的，比如21世纪初的中国已彻底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在我们的教育史、文化史上，无论哪一个强盛的朝代，也都没有能够像现在这样让所有适龄儿童全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未来义务教育的年限还会延长）。
如果我们认可整个社会已经有这样一个大的时代变革的话，那这一变革对德育来讲又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即从每一个学生个体的角度来讲，上学的理由、接受德育的理由、接受教育的理由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曾经，饥饿是接受教育最重要的理由。像我上学的时候，我们的父辈都是告诉孩子们：不好好上学就没饭吃或者说没好饭吃。但现在，你即便没有工作也不至于没饭吃。既然对个体来讲，他已经没有温饱的后顾之忧，上学的理由一定程度上要从工具性的需要变成本体性的需要。用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观点来解释就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优势需要”已经从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逐步转移到自我实现、真善美等精神追求上来。这些精神追求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个体之所以要接受教育、从事教育最重要的理由。这个不光是对德育，对全部的教育都很重要。尽管许多家长还没有来得及转变观念，但作为教育者应该稍微领先社会一步、两步去考虑社会发展趋势对我们的要求。所以今天孩子之所以要接受德育，最主要的理由已经不再是生存性的需要，最主要的理由一定是未来他们的生活幸福、生命有意义的充盈！
尽管现在应试教育在民间老百姓的价值观念里面还仍然顽强地存在着，尽管教育的“饥饿逻辑”仍将存在，但是，时代潮流浩浩汤汤，我们最重要的变革节点已经到了。慢慢地，中国老百姓必会明白，其实逼着孩子学一个不喜欢的专业，远不如问孩子喜欢什么。比如他喜欢不赚钱的考古专业，就不要逼他去学金融。学考古的他未来可能会很清贫，但是作为考古学家他的人生会很幸福，而幸福的他比有钱的他更重要。所以，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对教育来讲，的确有一些特殊的意味。个人的物质需要永远存在，但“优势需要”会转移到精神需求上去。随着社会发展，由于中产阶级的崛起，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等这些理念将成为全社会的成员特别需要的一个普遍性价值诉求。从教育角度来讲，优质教育就是要解放人，要真正让人的生活更有品质。这将成为今天乃至未来中国教育最重要的诉求。
第二，如果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对教育确有某些新的要求的话，道德教育或者广义的德育，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
对于个体来讲，教育怎么能够关注每一个我们每天都朝夕相处的教育对象摆脱低级趣味，实现对由于高级精神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导致的超越性病态（生活枯燥、寂寞、无意义等等）的治愈，或者说避免陷入超越性病态，变成了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挑战。脱离低级趣味都是需要努力的。在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因为诱惑更多，这一努力也会更难。比如此时此刻，我们多少人能夠下决心，从我们对手机、对微信的沉迷里面摆脱出来？这是一个挑战！我特别担心我们的下一代都毁于手机阅读。因为老辈人都是纸质阅读，所以我们还会看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泰戈尔的作品，或者我们会阅读中国的唐诗宋词以及《红楼梦》《水浒传》等等，但现在不是，许多最低劣的文字，正以最狂欢的、让人“最爽的”表现形式，呈现在每一个儿童的面前，而孩子们会认为那是世上最高级的文字。所以，我们的欣赏品味会越来越差，表达也会越来越粗俗，我们的精神、灵魂的质量也会越来越低。所以，在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道德教育只会越来越难做，而不会越来越好做。这是一个挑战。从个体角度来讲，物质丰裕时代的道德教育会变得更难。
挑战不只是说明了当代德育的重要性。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好并不那么容易。最近媒体比较关注香港的动荡，许多教育工作者最近也因此比较关注香港通识教育教材问题。说实在的，媒体在许多情况下都是肤浅的。他们讲的那些事情不是说不存在，但关键问题都是皮毛。香港通识教育的问题，教材只是那个问题的表象之一，不是根本原因。有人说是教材把孩子教坏了，根本没触及到要害。教材是教育的一个细节而已。因为没有那个教材，某些“黄师”的实际教学还能一切照旧，这才是相对深入一些的问题所在。仔细考察，你就会发现其实不是一个科目，整个教育的生态、社会生态都有问题。今年（2019年）暑假我在香港交流时，曾经对香港的同事们说：以前我们认为香港缺国民教育，许多年轻人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今天街头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告诉我们—香港不仅缺国民教育，最要命的是缺你们自认为不缺的公民教育。比如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不允许别的声音出现？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你们说了算，别人不能提反对意见吗？法治是什么？法治就是以无条件地对抗管治、以破坏法律的方式去主张法治社会吗？自由、平等、公民权利，这些“民主”派嘴里面天天念叨的那些词汇都已经变质。孩子们天天在那儿穿上奇怪的、类似于恐怖分子那样的服装去抗议，本身就说明，他们所主张的“公民抗命”名不正言不顺。在一个接受了良好公民教育的社会，孩子们不会不讲民主、自由、人权的基本常识。
此外，在互联网时代，德育会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管你开放不开放，“价值观市场”已经开放了。无论如何对网络加强管理，形形色色的价值观念仍然会通过我们的微信传到每一个手机里面。所以在这种时候，如果你还板起面孔去说话，你仍然坚持不讲道理，你仍然用威胁的方式去做德育，其实际效果可想而知。
我们成人社会，包括老师、家长都必须要意识到这一点：价值观是要通过竞争才能真正确立起来的。我们不是讲理论自信吗？我们在做德育的时候，一方面要确保自己所传达的是“好的”价值观，另外一方面还要努力用合适的方式与学生们互动，帮助他们建构这个“好的”价值观。如果你用压迫的方式，就既说服不了成人，更说服不了学生，尤其是小学高年级一直到高中，青春期那些具有叛逆个性的孩子！所以，今天我们要做好德育就一定要清楚认识到我们成人社会和儿童的关系，这种巨大的时代变化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教育任务，是要跟别人去开展价值教育的竞争，必须意识到我们的教育形式必须变革，至少有两条变革的路径可以尝试：一条是德育美学观的道路，就是德育本身要提高自身的魅力，让学习者在精神愉悦状态下接受德育;另一条就是将批判性思维引入德育，经风雨见世面，在思维的锻炼中提高学生的道德认知、判断与选择能力。
在物质丰裕的时代，德育、教育都必须是一个有美感性质的词汇。就因为如前所述，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已经转移到真善美、自我实现上，我们必须与时俱进。
总而言之，物质丰裕的时代对于德育有着许多十分重要的意味。今天的德育，我们一方面面临一个最好的时期，因为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去做德育。但与此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临这个新时代诸多艰巨的挑战。这些挑战需要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在一线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携手，通过不懈地努力，主动、勇敢地面对！
责任编辑︱李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