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哲人曾经说过：游泳的最高境界是自由自在地躺在水面上，随心所欲地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套用这个说法，我们或许可以说小说写作的最高境界就是能在行云流水的生活场景中准确地表达自己最想表达的意思。邵丽的过人之处是她在一篇看似高度写实的“挂职笔记”中不动声色地透视了当下社会两类不同文化——官场文化与知识分子文化之间的微妙关系，既有二者互为镜像的相互审视，也有对于知识分子文化的自我反省。收放自如、浑然天成的叙事艺术使之超越了流行的官场小说或是单纯讲述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成长小说，以一个短篇的有限容量，显示出作者对于探测人性深度与社会广度的孜孜兴趣与卓越成就。
　　小说开头，叙述者在看似饶舌的议论中首先介绍了自己的身份——一个被派往基层体验生活并挂职副县长的小说家。“小说家”这一特殊身份标示出“我”不同于一般干部的知识分子文化立场，而且，“我”对于“国粹之一种”的“讨好——讨打——讨饶”、“拼赢——拼凑——拼命——拼嘴”这样阿Q式的人生哲学直接表明了自己的价值判断：“但我不喜欢这样，认为它不是智慧，充其量是聪明，而且是小聪明。”可是，这种有些高蹈带点洁癖的文化价值取向仅仅通过两个梦就暴露了其软肋：它连理解梦境都无能为力，更别谈能在现实生活中一显身手了。当党外副县长与县委副书记无师自通而又准确无比地解了“我”的两个梦之后，“我”在“骇然”中不由得重新审视那些先前被认为是“小聪明”的文化形态。
　　叙述者以“融不进去”的小说家之眼撷取了三个人物——祁副县长、资深司机刘三召、食堂师傅王三炳，将他们的故事娓娓道来。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祁福旺是从通讯员一步一步干上来的，他与提拔他的公社书记、赏识公社书记的县委书记同属一个谱系，都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产物，豪放粗野，粗俗中又带着一股子倔劲，在他们的时代也能将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反讽的是，这个一辈子服从“上级安排”的祁福旺，老了却执意要一个继承香火的孙子而不惜放弃来之不易的职位，“副县长不也是个孙子”的惊人之语浓缩了他宦海生涯的全部悲酸。看似本分老实的政府司机刘三召却改变了官场显规则，先后做过六位县长司机的他，除了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其它方面也十分低调：不装空调、老婆当清洁工、拒绝办公室副主任职位的升迁，但这种韬光养晦的背后却是“没他办不成的事”的神通，成了其他司机羡慕不已有能耐的“神人”。相传有“三赖”的食堂师傅王三炳尽管做人口碑不好，对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却一点儿都不赖，他一丝不苟的敬业态度与工作中渴望别人“看得起”的心理期待使他平添了几分复杂与可爱。与人像展览式的故事相映成趣的是告别聚会上的人物群像勾勒：和“我”一样由省城下来的县委书记也和“我”一样“融不进去”；相反地，从基层上来的县长却能左右逢源；还有深谙人情世故、荤素不忌的党外副县长。由于叙事者在讲述这些故事之前就已经觉察出其知识分子文化立场的有限性，所以在讲述中并不预设这套价值标准来评判什么，既不纵容笔下人物的缺陷，也不掩盖其性格中的亮点，始终保持着一种客观理性的叙事态度。即便如此，这些融民间气、江湖气与传统文化糟粕于一炉的官场中人还是将博大精深的“官场文化”演绎得出神入化。叙述者那曾经犹疑不定甚至一度有所放弃的知识分子立场终于在最后那场“不大适应”的“群官会”上重新变得坚定起来，借给祁福旺的孙子起名的机会，表明了自己对于官场文化的否定——“错儿”，尽管这种表态是极度含蓄、绵里藏针的。
　　小说的显文本是官场文化的透视，潜文本则是在与官场文化碰撞过程中对于知识分子文化自我审视、自我校正的过程，即“我”的故事，其中也包括官场文化对知识分子文化的认知态度。一方面，“我”是“天真”的局外人，需要他们——包括党外副县长、“我”的司机对“我”进行人际关系辩证法、表象与本质等方面的启蒙；另一方面，他们也都对“我”这个有着副县长身份的知识分子保持了相当的尊敬。党外副县长在为“我”解围时特别强调“人家赵县长是个知识分子”，食堂师傅王三炳也口口声声称“你们知识分子”，连祁福旺也把给孙子起名这样的重任托付给“我”，要“沾点儿你这大作家的光”。这些“症候”又似乎表明，即使是官场中人，也仍然对“知识分子”抱着某些更高的期待。可以说，“我”也最终在这种期待的不断暗示与提醒中清醒过来，从而以小说家婉曲的方式表明了自己对官场文化的批判立场。
　　王海燕，青年评论家，现任教于湖北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