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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肃飒旧坟茔，灯火禅林无限情。豪气当年空盖世，清时何意好论兵。
非朱非陆一家学，维文维武千古名。今日人才寂寥甚，转教后进慕先生。
这首七律出自十九世纪中后期日本汉诗坛巨子小野湖山笔下。某年秋夜，湖山前往江户城外拜谒荻生徂徕墓地，赋诗缅怀。诗中的“禅林”就是净土宗佛门长松寺，至今犹在东京都港区三田三丁目一带，从地铁线泉岳寺站出来，步行不到十分钟就到了。某年月日我陪同本地航空公司与日本同行洽谈商务，曾在港区的高轮八王子酒店居停数日，客中无事游遍了周边的寺庙园林，在长松寺邂逅荻生徂徕的墓地时抄出湖山的这首悼亡诗。
1666年3月，荻生徂徕出生于江户，别名茂卿，一名双松，通称总右卫门。及长敬慕中华风物，因自号徂徕，取自《诗经》“徂徕之松”句。徂徕家世，朱之谦先生在《日本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说他是“穷苦人家出身”，不确。徂徕家非但不穷苦且非常显赫，远祖是大和朝廷时代掌管军权和刑法的豪族物部氏，江户时代依然是衣冠士族。父亲荻生景明是上野国馆林藩（现群马县）藩主德川纲吉的侍医，叔父荻生北溪是名医兼资深法律学家。这样的家庭背景，对徂徕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身为士族子弟，徂徕自幼被送入幕府官学事师林凤冈治学。十四岁时，父亲因谗言获罪，被藩主夺官并遭禁闭，徂徕被疏散到外祖父家，在上总国长柄郡木纳村（今千叶县茂原市）海边荒村里，徂徕刻苦攻读经典，将随身带去的伊藤仁斋的朱子学论著翻烂，打下扎实的儒学基础。1692年，二十五岁那年，随着父亲平反昭雪，徂徕重返江户城。此时家里一贫如洗，他在德川家庙增上寺边上开办了一所私塾借以谋生，一边钻研学问。
江户城居之不易，徂徕一介青青子衿，埋没无闻，没人愿意把子弟送到他的私塾，生活一度非常拮據，经常穷得断炊。《先哲丛谈》有云：“初，卜居于芝街，时贫居如洗，舌耕怠不给衣食。”房东家是个厚道人，拖欠房租从不刻意催讨，而且经常从豆腐店那里买来廉价的豆渣炒了给他当饭吃。荻生后来发迹，贵为幕府将军的御用学者兼政治顾问，每月从俸禄中支给房东两斗大米回报，这是日本饮食文化史上非常有名的“徂徕豆腐”。
苦斗数年，徂徕的学问和人品在江户城已经远近闻名，引起幕府高层柳泽吉保的关注。柳泽是元禄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原来也是馆林藩时代纲吉藩主的家臣，与徂徕父亲是同僚。1680年德川纲吉继任第六代幕府将军后被拔擢为侧用人（近臣），实行了一系列积极的社会改革，以文治代替武功，振兴工商业，奖励学术，迎来了元禄盛世。元禄九年（1696）徂徕被柳泽吉保聘往柳泽家领地川越藩任侍讲兼政治顾问，领俸五百石大米，外加十个贴身随从，境况为之一变。1705年柳泽被任命为甲府藩藩主，徂徕也一同随往。1709年德川纲吉病逝，德川家宣继任将军。一朝天子一朝臣，家宣上台后重用任甲府藩主时期的侍臣新井白石，柳泽失势。徂徕离开柳泽府邸回到江户，在日本桥开办私塾“萱园塾”，萱是黄花菜的雅称，语出《诗经疏》：“北堂幽暗，可以种萱。”隔壁就住着俳圣芭蕉的高徒宝井其角，写俳句赞芳邻：“寒梅香可闻，芳邻谁人也，荻生总右卫门。”
“萱园学派”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崇尚中华学术，把中国当做日本的文化故乡仰慕憧憬，在文化上是不折不扣的“亲华派”。徂徕追溯日本文明起源时说：位于世界东方的日本，原本是混沌未开漆黑一团的，后来王仁从朝鲜传来《论语》，吉备真备等遣唐使传来“六经”，菅原道真传播大唐文章、诗艺，藤原惺窝传播孔、孟、程、朱圣人之言，没有这四个人，日本的学堂上只是尸祝摆设罢了。他进一步发挥：“既然包括文字、典籍、学问、法律制度在内的中国文化传来后才促成日本文明开化，创造这一伟大文明成果的只有圣人，中国是圣人的国度。相比之下，无论日本或者西洋，都不具备此能力，只能算是野蛮夷国。”“中国者，人之人也。夷狄者，人之物也。物不能思，唯人能思。中国为礼乐之邦，是其能思之故也。”他曾几度想到中国求学，只是日本实行锁国政策无法如愿。
徂徕或许称得上江户时代首屈一指的精通中国语言、学问的汉学家，有如后世的吉川幸次郎、竹内好之流。他认为，要掌握中国学问的精髓，单靠读汉籍经典是不够的，必须像一个中国人一样从日常生活中去吟味体验，就是把自己彻头彻尾中国化。他以身作则，说汉语，写汉诗，吃中国菜，赏玩中国文物，连姓名也中国化，壮年后自号“徂徕”。据说他去为幕府将军讲学时，无视武家严格规范，不着日本武士装，特地订制了中国儒生服，讲席上与略通华语的纲吉将军答问，周围一头雾水。他将孔子像挂在书斋或家塾里。据说一次搬家到品川，偏离了江户城中心，他却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这一来他离圣人国度又近了。他书房里挂的是中国画家的山水或人物画，用的纸张和毛笔非中国进口的不能书写。徂徕这种极端崇拜思想对后世影响很深，大多数知识武士还拿徂徕的书想象中国的乌托邦。直到1862年，幕府派遣千岁丸访问上海，耳闻目睹中国的现实，总会潜意思拿徂徕笔下的圣人之国的描绘做比，才知道“此中国已非彼中国”，大失所望，大呼上当。近代以后，崇尚中国文化风物的不乏其人，如沉迷“中国趣味”的谷崎润一郎、常怀“中国文化乡愁”的吉川幸次郎，身上都有徂徕的投影。但与此同时，日本不可一世，徂徕的学问和思想不受主流意识形态待见而被边缘化，一大因素就因为他的“亲华情结”。
徂徕之学虽是冷僻学问，但他在日本却广为人知，是因为主导了“赤穗仇讨事件”的定案裁判。
元禄14年（1701）阴历正月，将军派遣权臣吉良义央到京都御所给天皇贺年，3月天皇特使前来江户城还礼。此时在江户“参觐交代”的赤穗藩主浅野长距奉命负责接待，就向吉良义央请教接待礼仪及要领，因没有送礼，受到吉良的刁难和羞辱，导致在接待过程中漏洞百出颜面尽失。3月14日上午，送完特使，浅野羞愤之余拔刀砍伤吉良。接待朝廷特使之际在将军府上动刀斗殴，犯上不敬。德川将军震怒之下当日令浅野切腹自尽谢罪，而领地食俸尽数没收。浅野死后丢下的藩士成了浪人，其中四十七人（其中一人后来失踪）为主君伸冤不果，在赤穗藩首席家老大石内良雄的领导下，卧薪尝胆，次年腊月以雪夜为掩护杀入吉良宅邸，将其杀死并割下头颅前往泉岳寺祭告浅野怨灵，为主君雪耻复仇，然后向幕府投案自首。 赤穗浪士履行武士忠节伦理的复仇行为获得社会的高度礼赞和同情，舆论呼吁幕府赦免他们的死罪。幕府高层对处置意见也异见纷陈，如主管幕府意识形态的林凤冈、高级幕僚室鸠巢等都主张赦免或轻判，连将军也举棋不定，就征询徂徕的意见。徂徕上书：义者洁己之道，法乃天下规矩。以礼制心，以义制事，今四十六士为其主报仇，是武士知恥之道也……而长矩殿中犯上，以罪论罚，其众以吉良为仇，未经幕府许可，私自复仇，是以私害公，于法难容。今判决四十六士之罪：予以武士之礼自决云云，这就有名的《徂徕拟律书》，“忠义可嘉，国法难容”。这一判决最终成为幕府妥善处置赤穗浪士的依据，于是让他们以武士最体面的方式自决，并与主君葬在一起。次年春天，樱花盛开时节，四十六浪士在泉岳寺切腹自尽，遗骸厚葬于浅野墓旁。这段鲜血淋淋的恐怖仇杀事件居然被后世学者渲染或武士道经典美谈，徂徕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来源。不过饶富趣味的是，四十六浪人自尽的泉岳寺就在长松寺不远处，与徂徕安葬的长松寺相隔十分钟不到的步行距离。“赤穗忠义仇讨”后来被戏剧大师近松门左卫门写成《假名手本忠臣藏》搬上舞台，热演几百年，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就像西湖边上的岳飞与秦桧之墓一样，每天前来观瞻的游人很多。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经济起飞，东京奥运会之后后，旅游渐成全民热潮，泉岳寺成了一大热点，为了迎合需求，1968年东京都营地铁线专门开设了泉岳寺站，有两条地铁线通过。相比之下，让赤穗义士青史留名的荻生徂徕反而被人淡忘了，成了少数“素心人”钻研的冷僻学问名词。泡沫经济以来“江户热”蔚为潮流，德川时代的吹拉弹唱、吃喝玩乐都被挖掘出来怀旧，唯独不见那些曾风靡一世的学者、诗人复出，虽然徂徕一度高居江户学术和诗歌高端，但时移世易，明治时代以后，举国热衷“广求知识于世界”，“脱亚入欧”，形势大变，汉学日渐式微，也就是小野湖山感叹的“今日人才寂寥甚”，除了追慕只能怀旧。到二战后，汉文学教育几乎从学生必修课程中退出，已经几代人读不来汉诗漢文了。我到过几次长松寺，徂徕的墓地依旧满目肃飒。
荻生徂徕在日本历史上以哲学、思想闻名，讲到日本古代思想史，尤其是江户时代的学术，徂徕学绝对是个绕不过的存在。我于此道是门外汉，关于徂徕的粗浅认知，我曾从朱之谦先生的《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日本哲学史》上略知一点，也止于浮光掠影。相比之下后来在神保町旧书店购买的吉川幸次郎写的《仁斋·徂徕·宣长》相对好读，比较有趣的是他独特的治学门径。
以朱子学为中心的汉学在江户时代成为显学，是上层社会的高级学问，但并不意味着学习这门学问的人都懂汉语。不像现在如研究欧美文学者，不懂英语则令人匪夷所思一样。由于日语融汉字、训读音读为一体的暧昧性和便利性，日本读书人在掌握一定的汉字和汉语词汇之后，就能依照训读来读汉籍了。比如在日本无人不知的杜甫《春望》，但却是和式读法：
くに や さんが
国 破れて、山河あり
じょう はる そうもく ふか
城 春にして、草木 深し
意思有了，但汉诗特有的平仄、意境和整饬的形式美像兑了水的百年花雕一样“淡出鸟来”，这还是被誉为汉诗训读中的经典。此外，还要顾及语法习惯，还要颠倒迂回，就是动宾倒置，从后往前读，比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日本人做如是训读：
つき お とりな しもてん み
月落ち、鳥啼いて、霜天に満つ
こうふう ぎょか しゅうみん たい
江楓 漁火 愁眠に 対す
こ そ じょうがい かんざんじ
姑蘇 城外 寒山寺
やはん しょうせい きゃくせん いた
夜半 鐘声 客船に 到る
古诗如此，儒学汉籍的阅读也是如此。这种治学方式，相当于用直译解读原著，意思明白了，韵味则寡淡了，尤其是韵文作品，一经训读，不仅汉文诗赋的整饬感消失，押韵也对不上，整体意境也被削弱，原著神韵流失大半，也就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徂徕自青年时代起就对这种治学弊端甚为不满，主张应该“唐音唐读”，就是说应该像中国人一样按照中国语的发音和语法习惯来研读汉籍，为此必须先通晓“崎阳之学”也就是汉语，才是窥得汉学精髓的不二法门。
徂徕在私塾里举办汉语培训班，请长崎的唐通事前来执教。江户时代日本锁国，只允许长崎作为和中国、荷兰贸易港口。那里有很多和中国人打交道的翻译叫唐通事。徂徕的外语教学法颇有独到之处：“先崎之学，教以俗语，诵以华音，翻译以此方俚语，绝不做和训回环之读。开始以零细者，二字三字为句，后使读成书者。崎阳之学既成，乃开始得为中华人。而后稍稍读“经史子集”四部书，势如破竹，是最上乘也。”
徂徕对外语用功很深，也由此引起治学面貌发生巨变。四十几岁时，接触了明朝文学家李攀龙、王世贞的文学理论和创作，深受震动。晚明文坛，文风萎靡不振，十六世纪末后七子中的李攀龙、王世贞力矫时弊，提出“文则秦汉诗则汉魏盛唐”、“不读宋以后之书”等口号，被称为古文辞学派，获得文坛广泛响应，一时成为一种新的潮流。徂徕接触之后如醍醐灌顶，从中悟出一条治学蹊径，也就是排除翻译或注解，直接从经典原著入手来沟通古今学问，踏出一条蹊径。
徂徕是江户时代的学术怪杰。才高胆也大，谁也不放在眼里，对子学前辈伊藤仁斋一改青年时代仰慕与推崇，在《萱园随笔》中通篇嬉笑怒骂，最后一直骂到朱子学老祖宗朱熹。他认为儒学之道，孟子以后的学者因为不通古文辞，并没有真正读懂圣人之道，承载先王之道的“诗书礼乐”经过秦汉、唐宋到明朝的三次大变革已经衰弱消亡了。宋儒不通古文辞，所以他们所阐述的所谓道是伪儒学，与真正的先王之道相去甚远。骂人是徂徕一大癖好，尤其喜欢单挑当世名人、大师，连神道和武士道也不放过。芥川龙之介在《侏儒的话》中说徂徕恃才傲物，最大乐趣就是边吃炒豆，边月旦当代学者短长。
萱园派门下人才济济，太宰春台、服部南郭、山县周南等辈驰名遐迩，对江户和关西学术重镇冲击力相当大，徂徕学曾长久风靡江户学术界。不过，物极必反，徂徕应该不会想到，他如此钟情中华学术文物，却无端造成两个二律背反的结果：由于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亲华情结”，引起了文化民族主义者的不满和激愤，不但激发了日本宗教神道家对古神道研发的勃兴，也刺激了一些本土学者如荷田春满、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人对日本古代经典文本的发掘和研究，导致以“去中国化”为己任的江户日本国学兴起，而这些都为后来中华文化在日本的衰微埋下伏笔。
徂徕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死后门人为他编纂著述目录，有三十六种之多，研究跨越哲学、政治、法律、经济、文学、兵学甚至连音乐、农学等领域都有涉及。汉诗是徂徕一大成就，晚清大学者俞樾在《东瀛诗选》为他留了重要一席，认为广博精深的学养滋养了徂徕的汉诗创作：“盖其所学有余于诗之外者，宜其诗之超然等伦也，东国之诗至徂徕而一变。”徂徕佳作不少，比如《春日怀次公》值得一读：
暗淡中原一病夫，登楼数日满平芜。沧溟春涌涛声大，菡萏晴摇雪色孤。五斗时能愈我渴，千秋未必须人扶。只缘寂寞悲同调，苦忆周南县孝儒。
这首诗场景阔大，境界深远，登高望远，离愁别绪、春日景观融为一体，寂寞难当，越发想念爱徒山县周南。八句承启转合，写景抒情颇有几分杜工部《登高》的韵味。诗中“中原”、“平芜”、“沧溟”、“菡萏”都是中国古典诗词常用语，荻生信手拈来，用以描摹日本景观。幕末汉诗人柴野邦彦吟咏富士山“谁将东海水，濯出玉芙蓉”，可能就是直接脱胎于徂徕的创意。徂徕刻意写得“唐味”十足，惜乎最后一句还是露出了马脚，“周南县孝儒”，即徂徕门下高徒山县周南（字孝儒，也就是诗题的“次公”），为了押韵和平仄把人家名字砍头又颠倒，中国诗人一般不会这么乱来的，是为“和臭”一例。
还有清新可诵的好句子，《甲斐客中》写的随柳泽前往甲府的旅途即景：“甲阳美酒绿葡萄，霜露三更湿客袍。须识良宵天下少，芙蓉峰上一轮高。”
山梨县胜沼出产葡萄，用青葡萄做成的绿酒自古有名，明治维新后作为殖产兴业的一环，日本引进欧美葡萄酒酿造工艺，那里成了日本葡萄酒威士忌的一大发祥地，被誉为“东洋的波尔多”。妙的是尾句，芙蓉峰即富士山，芙蓉、菡萏都是莲花的别称，将相模湾畔的富士山比喻为出水芙蓉，十分贴切，并成为汉诗化的日本景观。这句诗来自李白“峨眉山上一轮秋”的化用，颇见境界，也是江户汉诗中写富士山的名句。
非朱非陆一家学，维文维武千古名。今日人才寂寥甚，转教后进慕先生。
这首七律出自十九世纪中后期日本汉诗坛巨子小野湖山笔下。某年秋夜，湖山前往江户城外拜谒荻生徂徕墓地，赋诗缅怀。诗中的“禅林”就是净土宗佛门长松寺，至今犹在东京都港区三田三丁目一带，从地铁线泉岳寺站出来，步行不到十分钟就到了。某年月日我陪同本地航空公司与日本同行洽谈商务，曾在港区的高轮八王子酒店居停数日，客中无事游遍了周边的寺庙园林，在长松寺邂逅荻生徂徕的墓地时抄出湖山的这首悼亡诗。
1666年3月，荻生徂徕出生于江户，别名茂卿，一名双松，通称总右卫门。及长敬慕中华风物，因自号徂徕，取自《诗经》“徂徕之松”句。徂徕家世，朱之谦先生在《日本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说他是“穷苦人家出身”，不确。徂徕家非但不穷苦且非常显赫，远祖是大和朝廷时代掌管军权和刑法的豪族物部氏，江户时代依然是衣冠士族。父亲荻生景明是上野国馆林藩（现群马县）藩主德川纲吉的侍医，叔父荻生北溪是名医兼资深法律学家。这样的家庭背景，对徂徕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身为士族子弟，徂徕自幼被送入幕府官学事师林凤冈治学。十四岁时，父亲因谗言获罪，被藩主夺官并遭禁闭，徂徕被疏散到外祖父家，在上总国长柄郡木纳村（今千叶县茂原市）海边荒村里，徂徕刻苦攻读经典，将随身带去的伊藤仁斋的朱子学论著翻烂，打下扎实的儒学基础。1692年，二十五岁那年，随着父亲平反昭雪，徂徕重返江户城。此时家里一贫如洗，他在德川家庙增上寺边上开办了一所私塾借以谋生，一边钻研学问。
江户城居之不易，徂徕一介青青子衿，埋没无闻，没人愿意把子弟送到他的私塾，生活一度非常拮據，经常穷得断炊。《先哲丛谈》有云：“初，卜居于芝街，时贫居如洗，舌耕怠不给衣食。”房东家是个厚道人，拖欠房租从不刻意催讨，而且经常从豆腐店那里买来廉价的豆渣炒了给他当饭吃。荻生后来发迹，贵为幕府将军的御用学者兼政治顾问，每月从俸禄中支给房东两斗大米回报，这是日本饮食文化史上非常有名的“徂徕豆腐”。
苦斗数年，徂徕的学问和人品在江户城已经远近闻名，引起幕府高层柳泽吉保的关注。柳泽是元禄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原来也是馆林藩时代纲吉藩主的家臣，与徂徕父亲是同僚。1680年德川纲吉继任第六代幕府将军后被拔擢为侧用人（近臣），实行了一系列积极的社会改革，以文治代替武功，振兴工商业，奖励学术，迎来了元禄盛世。元禄九年（1696）徂徕被柳泽吉保聘往柳泽家领地川越藩任侍讲兼政治顾问，领俸五百石大米，外加十个贴身随从，境况为之一变。1705年柳泽被任命为甲府藩藩主，徂徕也一同随往。1709年德川纲吉病逝，德川家宣继任将军。一朝天子一朝臣，家宣上台后重用任甲府藩主时期的侍臣新井白石，柳泽失势。徂徕离开柳泽府邸回到江户，在日本桥开办私塾“萱园塾”，萱是黄花菜的雅称，语出《诗经疏》：“北堂幽暗，可以种萱。”隔壁就住着俳圣芭蕉的高徒宝井其角，写俳句赞芳邻：“寒梅香可闻，芳邻谁人也，荻生总右卫门。”
“萱园学派”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崇尚中华学术，把中国当做日本的文化故乡仰慕憧憬，在文化上是不折不扣的“亲华派”。徂徕追溯日本文明起源时说：位于世界东方的日本，原本是混沌未开漆黑一团的，后来王仁从朝鲜传来《论语》，吉备真备等遣唐使传来“六经”，菅原道真传播大唐文章、诗艺，藤原惺窝传播孔、孟、程、朱圣人之言，没有这四个人，日本的学堂上只是尸祝摆设罢了。他进一步发挥：“既然包括文字、典籍、学问、法律制度在内的中国文化传来后才促成日本文明开化，创造这一伟大文明成果的只有圣人，中国是圣人的国度。相比之下，无论日本或者西洋，都不具备此能力，只能算是野蛮夷国。”“中国者，人之人也。夷狄者，人之物也。物不能思，唯人能思。中国为礼乐之邦，是其能思之故也。”他曾几度想到中国求学，只是日本实行锁国政策无法如愿。
徂徕或许称得上江户时代首屈一指的精通中国语言、学问的汉学家，有如后世的吉川幸次郎、竹内好之流。他认为，要掌握中国学问的精髓，单靠读汉籍经典是不够的，必须像一个中国人一样从日常生活中去吟味体验，就是把自己彻头彻尾中国化。他以身作则，说汉语，写汉诗，吃中国菜，赏玩中国文物，连姓名也中国化，壮年后自号“徂徕”。据说他去为幕府将军讲学时，无视武家严格规范，不着日本武士装，特地订制了中国儒生服，讲席上与略通华语的纲吉将军答问，周围一头雾水。他将孔子像挂在书斋或家塾里。据说一次搬家到品川，偏离了江户城中心，他却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这一来他离圣人国度又近了。他书房里挂的是中国画家的山水或人物画，用的纸张和毛笔非中国进口的不能书写。徂徕这种极端崇拜思想对后世影响很深，大多数知识武士还拿徂徕的书想象中国的乌托邦。直到1862年，幕府派遣千岁丸访问上海，耳闻目睹中国的现实，总会潜意思拿徂徕笔下的圣人之国的描绘做比，才知道“此中国已非彼中国”，大失所望，大呼上当。近代以后，崇尚中国文化风物的不乏其人，如沉迷“中国趣味”的谷崎润一郎、常怀“中国文化乡愁”的吉川幸次郎，身上都有徂徕的投影。但与此同时，日本不可一世，徂徕的学问和思想不受主流意识形态待见而被边缘化，一大因素就因为他的“亲华情结”。
徂徕之学虽是冷僻学问，但他在日本却广为人知，是因为主导了“赤穗仇讨事件”的定案裁判。
元禄14年（1701）阴历正月，将军派遣权臣吉良义央到京都御所给天皇贺年，3月天皇特使前来江户城还礼。此时在江户“参觐交代”的赤穗藩主浅野长距奉命负责接待，就向吉良义央请教接待礼仪及要领，因没有送礼，受到吉良的刁难和羞辱，导致在接待过程中漏洞百出颜面尽失。3月14日上午，送完特使，浅野羞愤之余拔刀砍伤吉良。接待朝廷特使之际在将军府上动刀斗殴，犯上不敬。德川将军震怒之下当日令浅野切腹自尽谢罪，而领地食俸尽数没收。浅野死后丢下的藩士成了浪人，其中四十七人（其中一人后来失踪）为主君伸冤不果，在赤穗藩首席家老大石内良雄的领导下，卧薪尝胆，次年腊月以雪夜为掩护杀入吉良宅邸，将其杀死并割下头颅前往泉岳寺祭告浅野怨灵，为主君雪耻复仇，然后向幕府投案自首。 赤穗浪士履行武士忠节伦理的复仇行为获得社会的高度礼赞和同情，舆论呼吁幕府赦免他们的死罪。幕府高层对处置意见也异见纷陈，如主管幕府意识形态的林凤冈、高级幕僚室鸠巢等都主张赦免或轻判，连将军也举棋不定，就征询徂徕的意见。徂徕上书：义者洁己之道，法乃天下规矩。以礼制心，以义制事，今四十六士为其主报仇，是武士知恥之道也……而长矩殿中犯上，以罪论罚，其众以吉良为仇，未经幕府许可，私自复仇，是以私害公，于法难容。今判决四十六士之罪：予以武士之礼自决云云，这就有名的《徂徕拟律书》，“忠义可嘉，国法难容”。这一判决最终成为幕府妥善处置赤穗浪士的依据，于是让他们以武士最体面的方式自决，并与主君葬在一起。次年春天，樱花盛开时节，四十六浪士在泉岳寺切腹自尽，遗骸厚葬于浅野墓旁。这段鲜血淋淋的恐怖仇杀事件居然被后世学者渲染或武士道经典美谈，徂徕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来源。不过饶富趣味的是，四十六浪人自尽的泉岳寺就在长松寺不远处，与徂徕安葬的长松寺相隔十分钟不到的步行距离。“赤穗忠义仇讨”后来被戏剧大师近松门左卫门写成《假名手本忠臣藏》搬上舞台，热演几百年，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就像西湖边上的岳飞与秦桧之墓一样，每天前来观瞻的游人很多。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经济起飞，东京奥运会之后后，旅游渐成全民热潮，泉岳寺成了一大热点，为了迎合需求，1968年东京都营地铁线专门开设了泉岳寺站，有两条地铁线通过。相比之下，让赤穗义士青史留名的荻生徂徕反而被人淡忘了，成了少数“素心人”钻研的冷僻学问名词。泡沫经济以来“江户热”蔚为潮流，德川时代的吹拉弹唱、吃喝玩乐都被挖掘出来怀旧，唯独不见那些曾风靡一世的学者、诗人复出，虽然徂徕一度高居江户学术和诗歌高端，但时移世易，明治时代以后，举国热衷“广求知识于世界”，“脱亚入欧”，形势大变，汉学日渐式微，也就是小野湖山感叹的“今日人才寂寥甚”，除了追慕只能怀旧。到二战后，汉文学教育几乎从学生必修课程中退出，已经几代人读不来汉诗漢文了。我到过几次长松寺，徂徕的墓地依旧满目肃飒。
荻生徂徕在日本历史上以哲学、思想闻名，讲到日本古代思想史，尤其是江户时代的学术，徂徕学绝对是个绕不过的存在。我于此道是门外汉，关于徂徕的粗浅认知，我曾从朱之谦先生的《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日本哲学史》上略知一点，也止于浮光掠影。相比之下后来在神保町旧书店购买的吉川幸次郎写的《仁斋·徂徕·宣长》相对好读，比较有趣的是他独特的治学门径。
以朱子学为中心的汉学在江户时代成为显学，是上层社会的高级学问，但并不意味着学习这门学问的人都懂汉语。不像现在如研究欧美文学者，不懂英语则令人匪夷所思一样。由于日语融汉字、训读音读为一体的暧昧性和便利性，日本读书人在掌握一定的汉字和汉语词汇之后，就能依照训读来读汉籍了。比如在日本无人不知的杜甫《春望》，但却是和式读法：
くに や さんが
国 破れて、山河あり
じょう はる そうもく ふか
城 春にして、草木 深し
意思有了，但汉诗特有的平仄、意境和整饬的形式美像兑了水的百年花雕一样“淡出鸟来”，这还是被誉为汉诗训读中的经典。此外，还要顾及语法习惯，还要颠倒迂回，就是动宾倒置，从后往前读，比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日本人做如是训读：
つき お とりな しもてん み
月落ち、鳥啼いて、霜天に満つ
こうふう ぎょか しゅうみん たい
江楓 漁火 愁眠に 対す
こ そ じょうがい かんざんじ
姑蘇 城外 寒山寺
やはん しょうせい きゃくせん いた
夜半 鐘声 客船に 到る
古诗如此，儒学汉籍的阅读也是如此。这种治学方式，相当于用直译解读原著，意思明白了，韵味则寡淡了，尤其是韵文作品，一经训读，不仅汉文诗赋的整饬感消失，押韵也对不上，整体意境也被削弱，原著神韵流失大半，也就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徂徕自青年时代起就对这种治学弊端甚为不满，主张应该“唐音唐读”，就是说应该像中国人一样按照中国语的发音和语法习惯来研读汉籍，为此必须先通晓“崎阳之学”也就是汉语，才是窥得汉学精髓的不二法门。
徂徕在私塾里举办汉语培训班，请长崎的唐通事前来执教。江户时代日本锁国，只允许长崎作为和中国、荷兰贸易港口。那里有很多和中国人打交道的翻译叫唐通事。徂徕的外语教学法颇有独到之处：“先崎之学，教以俗语，诵以华音，翻译以此方俚语，绝不做和训回环之读。开始以零细者，二字三字为句，后使读成书者。崎阳之学既成，乃开始得为中华人。而后稍稍读“经史子集”四部书，势如破竹，是最上乘也。”
徂徕对外语用功很深，也由此引起治学面貌发生巨变。四十几岁时，接触了明朝文学家李攀龙、王世贞的文学理论和创作，深受震动。晚明文坛，文风萎靡不振，十六世纪末后七子中的李攀龙、王世贞力矫时弊，提出“文则秦汉诗则汉魏盛唐”、“不读宋以后之书”等口号，被称为古文辞学派，获得文坛广泛响应，一时成为一种新的潮流。徂徕接触之后如醍醐灌顶，从中悟出一条治学蹊径，也就是排除翻译或注解，直接从经典原著入手来沟通古今学问，踏出一条蹊径。
徂徕是江户时代的学术怪杰。才高胆也大，谁也不放在眼里，对子学前辈伊藤仁斋一改青年时代仰慕与推崇，在《萱园随笔》中通篇嬉笑怒骂，最后一直骂到朱子学老祖宗朱熹。他认为儒学之道，孟子以后的学者因为不通古文辞，并没有真正读懂圣人之道，承载先王之道的“诗书礼乐”经过秦汉、唐宋到明朝的三次大变革已经衰弱消亡了。宋儒不通古文辞，所以他们所阐述的所谓道是伪儒学，与真正的先王之道相去甚远。骂人是徂徕一大癖好，尤其喜欢单挑当世名人、大师，连神道和武士道也不放过。芥川龙之介在《侏儒的话》中说徂徕恃才傲物，最大乐趣就是边吃炒豆，边月旦当代学者短长。
萱园派门下人才济济，太宰春台、服部南郭、山县周南等辈驰名遐迩，对江户和关西学术重镇冲击力相当大，徂徕学曾长久风靡江户学术界。不过，物极必反，徂徕应该不会想到，他如此钟情中华学术文物，却无端造成两个二律背反的结果：由于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亲华情结”，引起了文化民族主义者的不满和激愤，不但激发了日本宗教神道家对古神道研发的勃兴，也刺激了一些本土学者如荷田春满、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人对日本古代经典文本的发掘和研究，导致以“去中国化”为己任的江户日本国学兴起，而这些都为后来中华文化在日本的衰微埋下伏笔。
徂徕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死后门人为他编纂著述目录，有三十六种之多，研究跨越哲学、政治、法律、经济、文学、兵学甚至连音乐、农学等领域都有涉及。汉诗是徂徕一大成就，晚清大学者俞樾在《东瀛诗选》为他留了重要一席，认为广博精深的学养滋养了徂徕的汉诗创作：“盖其所学有余于诗之外者，宜其诗之超然等伦也，东国之诗至徂徕而一变。”徂徕佳作不少，比如《春日怀次公》值得一读：
暗淡中原一病夫，登楼数日满平芜。沧溟春涌涛声大，菡萏晴摇雪色孤。五斗时能愈我渴，千秋未必须人扶。只缘寂寞悲同调，苦忆周南县孝儒。
这首诗场景阔大，境界深远，登高望远，离愁别绪、春日景观融为一体，寂寞难当，越发想念爱徒山县周南。八句承启转合，写景抒情颇有几分杜工部《登高》的韵味。诗中“中原”、“平芜”、“沧溟”、“菡萏”都是中国古典诗词常用语，荻生信手拈来，用以描摹日本景观。幕末汉诗人柴野邦彦吟咏富士山“谁将东海水，濯出玉芙蓉”，可能就是直接脱胎于徂徕的创意。徂徕刻意写得“唐味”十足，惜乎最后一句还是露出了马脚，“周南县孝儒”，即徂徕门下高徒山县周南（字孝儒，也就是诗题的“次公”），为了押韵和平仄把人家名字砍头又颠倒，中国诗人一般不会这么乱来的，是为“和臭”一例。
还有清新可诵的好句子，《甲斐客中》写的随柳泽前往甲府的旅途即景：“甲阳美酒绿葡萄，霜露三更湿客袍。须识良宵天下少，芙蓉峰上一轮高。”
山梨县胜沼出产葡萄，用青葡萄做成的绿酒自古有名，明治维新后作为殖产兴业的一环，日本引进欧美葡萄酒酿造工艺，那里成了日本葡萄酒威士忌的一大发祥地，被誉为“东洋的波尔多”。妙的是尾句，芙蓉峰即富士山，芙蓉、菡萏都是莲花的别称，将相模湾畔的富士山比喻为出水芙蓉，十分贴切，并成为汉诗化的日本景观。这句诗来自李白“峨眉山上一轮秋”的化用，颇见境界，也是江户汉诗中写富士山的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