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陈伯吹先生离开我们有17个年头了，就像天上的一颗永不陨落的星辰，时光愈久愈加光耀照人。眼见他生前亲手播种的一颗种子，发芽长大而终于成为参天大树，正在福荫着千家万户的孩子们，后学如我者不能不感到由衷的欣慰和无尽的怀念。
　　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代宗师，自幼家境贫寒的伯吹先生，16岁担任乡村小学教师，17岁写作《模范同学》。这部小说后来改名为《学校生活记》，于1927年正式出版。自兹算起，至1996年90岁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小薇游园记》，如此长的创作生涯，把整整七十年的岁月和毕生精力全部奉献给儿童文学和少儿出版事业，在中国当属首屈一指，就是世界儿童文学史上恐怕也很难找到第二人。
　　伯吹先生的成就包括创作、理论研究和翻译等多个领域，创作涉及诗歌、散文、小说、童话、寓言、戏剧和报告文学等几乎所有文学样式。他早年就任北新书局、儿童书局、中华书局和国立编译馆编审，主编过《小学生》《儿童世界》《常识画报》《小小画报》《小朋友》等杂志和大公报《现代儿童》副刊，解放后三度出任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先后兼任复旦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教授，讲授儿童文学。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同时兼任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中日儿童文学和美术交流协会会长等诸多重要职务，社会活动之多可想而知。然而直至耄耋之年，他仍然坚持每星期定时至出版社上班，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翻译书稿一直都是经他之手终审签发的。
　　谁都知道，伯吹先生有一句最出名也因此遭罪的话，这就是：“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愿意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能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这一观点曾在1960年前后遭到不公正的批判，被戴上“童心论”的帽子，把它与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儿童本位论”划上等号，而大加笔伐。十年动乱期间，更是把陈伯吹作为“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儿童文学的代表”横加批判。疾风知劲草，风刀霜剑方显一颗赤子之心。1981年，陈伯吹先生将其全部积蓄五万五千元悉数捐献，设立了“儿童文学园丁奖”，旨在鼓励儿童文学创作。1988年，此奖改名为“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成为新中国文坛第一个以作家名字命名的文学奖项。从2014年起，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专业委员会、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共同决定，将“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升格为“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该奖项每年评选一次，每年与“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同步举办。2014年11月19日下午，首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在伯吹先生的故乡——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隆重颁奖，有20位中外儿童文学作家、画家和出版家获此殊荣，受到奖掖。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岁月悠悠，许多温暖的画面又一一清晰地浮现在我脑海中。
　　粉碎“四人帮”后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期。严冬过后必然迎来万象更新、百花争艳的春天，各地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和少儿报刊社如雨后春笋般争相成立，一个接一个的儿童文学研讨会和笔会争先恐后召开。德高望重的伯吹先生永远那么慈祥谦逊又从不端架子，全国各地凡有儿童文学活动，都以能够请到这位儿童文学的耆宿为无上荣光。而伯吹先生也从来以能与后生晚辈们欢聚一堂共商儿童文学大计为乐事，有请必到。有很多次我有幸与伯吹先生同宿一屋，耳濡目染先生之为人处事，对先生的高风亮节和一颗对儿童文学的拳拳之心就有了更多感受。
　　记得1990年的暑假，杭州《少年儿童故事报》要在湖州南浔举办童话夏令营，邀请伯吹先生同小作者见面。主编知道我也准备去南浔参加另一个笔会，来电希望我陪护伯吹先生同往，路上好有个照应。偏偏那年的夏天热得要命，在这样的时候出门连年轻人都担心受不了，何况一个85岁高龄的人！我遵照出版社领导的意见，不得不代伯吹先生婉言谢绝。殊不料到了临行的前一天，《少年儿童故事报》编辑部还是派了专人专车来到上海，说是他们的活动将由杭州电视台拍成专题片，三代同堂更有特别意义，一定要请伯吹先生到场。那位同志看出我很为难，就直接上伯吹先生家去。我深知伯吹先生的为人，不出所料，第二天伯吹先生就与我同坐在前往南浔的车子里了。
　　到了南浔，我和伯吹先生分住两处。为孩子们开办的童话夏令营营地设在小莲庄，而笔会的同志全体住在镇政府办的一个招待所里。天气热得要命，那时的招待所还没有全部装上空调，很多人已经赤膊上阵还喊着吃不消，都想提前打道回府。我牵挂着伯吹先生，就抽了个空寻到小莲庄。小莲庄是南浔著名的私家花园，绿树翠荷，亭榭楼阁，环境幽雅，换上早春初夏，这里确是个疗养休憩的好去处。可惜此时烈日如火，连树上的知了都热得叫不出声音，我想象着伯吹先生在这烈日下对准摄像机镜头，不得不摆出各种姿势，怎么能受得了？
　　我随着一位夏令营辅导老师的指点，走进一栋小洋楼。小洋楼里原本倒是装了空调的，只可惜恰恰伯吹先生房间里的空调不知何故坏了，不能制冷。我走进房间时正好有一群小朋友手里拿了各自做的作文在请伯吹先生批改。伯吹先生手握钢笔，正毫不厌烦地一字一句批改着孩子们的作文。我真不知该怎么说，转身就走出房间，找到那位老师，请她多照顾照顾伯吹老先生——很显然我这口气里不无责备的成分。事后想想，实际上这又怎么能怪老师们，伯吹先生就是太喜欢孩子，他从16岁开始当小学教师，后来成为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他的所有作品包括他的最著名的儿童文学观——“从儿童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不都是视儿童为上帝，以儿童为出发点吗？一见到孩子就忘了自己的年龄，就连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大孩子！
　　伯吹先生就是这么一个人。
　　对孩子是这样，对后生晚辈又何尝不是。晚年他把大量的精力花在为后辈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集或专著撰写序文上。大家都知道，这是一项极其费神费力的事，为了一二千字的文章，常常要阅读几万甚至一二十万字的作品。很多名家大师都不屑做这种事，伯吹先生却从来有求必应。无论是成名作家或是初出茅庐的新人，他都不会让你高兴而来扫兴而去。据我不完全统计，他总共写了186篇序文，出版了4本序文专集，即《他山漫步》《天涯芳草》《火树银花》和《苍松翠柏》。我想，光这个数字，就足以载入吉尼斯纪录。
　　固然听说也有某某作家可以不看原作便能写作序文，可是我相信向来一丝不苟、处事严谨的伯吹先生绝对做不来这种事。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就是请伯吹先生作的序，当我如期拜读到他的序文时，只见他对我的好几篇习作都一一作了精辟的评点，可见他是认认真真花工夫读过的。后来我的另一本中篇小说集《横祸飞来》即将出版，我见他的精神大不如前，不敢让他太劳神，就请他题几个字。他十分认真地写了一条字，不满意，又写了一条，让我挑选。字如其人，虽然只有几个字——“爱的故事”，依然那么清隽，每一笔都浸透着老人的拳拳之心。临别时他还把我送至大门外，我走出很远很远，回头还见他站在瑞金路的门口频频向我招手。每念及此，一股暖流便会伴随着对先生的无尽思念和敬意涌上心头。
　　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鲁迅先生那“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也很自然想起伯吹先生晚年的一篇童话《骆驼寻宝记》。读过这篇童话的人都说故事中的骆驼就是伯吹先生自己。儿童文学事业正是需要这样一种脚踏实地、坚忍不拔、不辞艰辛、一步一步向前探宝寻宝的骆驼精神。上海是中国少年儿童报刊的策源地，也是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祥地。数十年来，正是在伯吹先生等众多前辈的骆驼精神的感召和带领下，上海的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一直支撑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半边天，中国儿童文学走过了从幼稚到逐步发展繁荣的可喜历程，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正在茁壮成长。伯吹先生地下有知，当会感到欣慰。虽然随着电脑和电子传媒的快速发展，眼下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正在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我们有理由坚信，只要一切有志于儿童文学的后来者们，坚定不移地追随伯吹先生等前辈的足迹，继续发扬不弃不舍的骆驼精神，中国的儿童文学一定会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