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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纪委特约研究员邵道生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前高校的腐败问题并未得到充分暴露,而“这几年高校在‘大跃进’背景下存在着巨大的利益诱惑,在利益重新调整之时,有钱人和有权人就会勾结起来切这块利益蛋糕,高校也不外乎如此”。
隆冬季节,珞珈山麓,山色葱郁,红叶如织,坐落其间的武汉大学,看似平静安宁。
位于武汉大学行政楼三楼的陈昭方与龙小乐的办公室,深色大门紧闭。事实上,这幢建于民国年间的古朴楼宇中,大凡挂着校长办公室门牌的大门几乎都持闭合状态。
人来人往,未曾停歇。但当记者的话题涉及陈、龙二人之时,工作人员的神情开始变得审慎,这是一种讳莫如深的微妙,他们的手臂无一例外地遥指湖边那幢三层小楼,武汉大学党委宣传部所在地。
2009年9月3日清晨,59岁的陈昭方被守候多时的湖北省检察院办案人员从家中带走。10天之后,长陈昭方两岁的龙小乐被检方人员从其武大行政楼办公室直接带走,在场者称,当时龙小乐“已经腿软,是被架出去的”。
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常务副书记龙小乐为武汉大学第三、第四把手,位至正厅级,地位仅次于该校校长顾海良与党委书记李健。陈、龙二人如此迅捷地被批捕,在武大宛如引发“地震”。
值得一提的是,武大陈昭方、龙小乐案由湖北省检察院直接侦办,其间并未经过纪委的“双规”程序。
近日,湖北省检察院政治部宣传处处长郭清君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检察机关的反贪部门确已掌握陈、龙二人涉案的足够证据,而检方办案矛头原本并非直指陈、龙二人,“我们是在办案过程中意外发现的线索,在侦查另外一起案件中发现了这个线索”。郭清君亦确认,陈、龙二人涉嫌受贿罪,目前此案尚在侦查阶段。
百年名校三四把手落马
陈、龙二人落马后,有关武大前校长侯杰昌“被检方带去问话”的传闻一时间在武大传得沸沸扬扬。侯自1996年10月上台,主掌武大7年,其任内完成了武大四校合并,当时与其搭档的副校长即为陈昭方、龙小乐。
2009年12月2日傍晚,武汉大学老年活动中心对面一幢浓荫掩映中的博导楼中,武大前校长侯杰昌隔着一楼的对讲机,对《新民周刊》记者坚称,“这个事情找学校宣传部”,“说检方找我调查,这是谣传!”
2009年9月6日,武汉大学本科新生报到第一天,在查看迎新工作的校领导队伍中,已没有了陈昭方的身影。4天以后,在武汉大学梅园小操场,一年一度的新生开学典礼如期举行,多位校领导在主席台就座,身在此列的龙小乐,面目沉沉,保持着他一贯的“低调”作风,而陈昭方缺席。
2009年10月9日,武汉大学网站终于发布了一则简短消息,证实陈昭方与龙小乐因涉嫌受贿罪,先后于9月13日和9月26日被湖北省检察院批准逮捕,“陈昭方被捕后已被免去常务副校长职务,龙小乐在被拘留前已被免去校党委常务副书记职务”。
此前,各种各样的传言版本,早已在武大炸开了锅。
大约在今年9月底左右,陈昭方曾深耕的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召开了一次全体教师会议,会上由该院领导宣布了陈、龙二人出事的消息。“院方的表态有稳定人心的含义。对于老师们来说,之前的传言终于正式得到了证实”,与会的一位武大经管学院老师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当时院方表态的几个重点为:首先,要相信党组织、相信检察机关;其次,不要对媒体发布相关信息,也不要再议论此事。
但私底下,武大的老师们对此事的关切从未停止。所以,当上述武大经管学院老师在武大附中附近的菜场都遭遇卖菜大妈的追问时,他不得不感叹,陈、龙案已人尽皆知,校方对此事的噤若寒蝉,好比“穿着皇帝的新装”。
一位在母校任教的武大子弟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此前,陈昭方已经“第N次粉碎传言”,早在去年,武大就有传闻称陈昭方被“双规”,但很快陈公开露面,以实际行动辟谣。
山雨欲来风满楼。早在今年8月份,武汉大学后勤保障部部长江建勤被湖北省检察院立案批捕,罪名为涉嫌受贿。实际上,在此前两个月,江建勤就因涉嫌受贿而被湖北省纪委调查。
《新民周刊》记者从武大内部多方求证获悉:此前江建勤曾在武汉大学的几个重要部门任职,在担任武汉大学后勤保障部部长之前,江建勤还曾出任过武汉大学出版社社长、武汉大学驻京办主任与武汉大学师资培训中心主任。
江建勤在武大的这几个任职,都被认为是毋庸置疑的“肥缺”。武汉大学一位前校长办公室主任透露,武大驻京办直属校长办公室,驻京办主任级别为正处级。
也是直至江建勤东窗事发后,武汉大学不少老师才得知,原来学校还设了一个“驻京办”。“我以前出差也去过北京,但甚至都不知道武大驻京办在哪条街上!”武汉大学一位两鬓苍苍的老教授对记者慨叹。
江建勤的另一个身份,在武大内部几乎是妇孺皆知,江是前任武大党委书记和校长庄果的女婿。
“庄果为人还比较老实,江建勤的出事,算是庄果人生中的一个憾点”,一位与庄果一起工作过的前武大副校长向《新民周刊》记者坦言,某种程度而言,“江建勤不能说没有利用他岳父的影响力”。而江建勤的事发,缘于一个名为程发明的副处级干部。武大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程发明原来只是武大校办机械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后来曾出任武汉大学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一直在武大与校外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程发明,被认为与其分管领导江建勤往来密切。
今年上半年,程发明的情妇因事反目将其举报,并交出程的“账本”,程不得不向检察部门交代,由此牵连出江建勤。
在今夏江建勤被检方带走以后,一时间武大风声鹤唳,猜测纷纷:下一个“被带走”的,会是谁?
而据该知情人士透露,江建勤供出了他的主管领导陈昭方及武汉弘博集团董事长巴能军。
由巴能军所掌控的武汉弘博集团,靠投资创办独立学院发家,从2000年最早创办武汉大学东湖分校,到创办中南民大工商学院、军事工程学院地方学院,历来与湖北高校过往甚密,此番巴能军被认为涉案极深。
近日,郭清君处长亦向《新民周刊》记者证实,陈昭方的出事,跟巴能军是有关系。
早在今年10月11日,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在出席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一场学术会议期间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陈昭方、龙小乐是在1999年至2000年左右,武大兴建校外学生公寓时出现经济问题的”,对于涉案金额,顾透露达“上百万元”,检察院向学校通报情况时,亦形容“数额巨大”。
这一“校外学生公寓”后来被证实为是武汉大学弘博学生公寓。投资方老板、时任武汉弘博集团董事长的巴能军,在武汉教育界算是“牛人”。
一位与巴家熟识的人士向记者透露,巴能军的妻子彭秀春是弘博集团的股东之一,对巴能军的事情“了解得比较清楚”,巴能军想与妻子离婚,在双方闹到“鱼死网破”的情形之下,巴妻“就去告,后来导致陈昭方、龙小乐都被牵连出来了”。
武汉弘博集团方面则否认了巴能军夫妻不和的传言,并称,“弘博公寓不是武大腐败案的始作俑者”。
1999年,位于武汉大学校外的能够容纳近4000人的武大弘博学生公寓上马,工程总造价约为4000万元。在当时,巴能军并没有这么多资金,他通过江建勤找到武汉大学主管财务、后勤的副校长陈昭方,陈昭方出手相助。武大弘博学生公寓,成为巴能军事业生涯中的“第一桶金”。据媒体报道,陈“以武大名义为其在银行贷款提供了担保,并提前预付了三年学生租金”。陈的这一举动,日后被解读为,“巴向陈投桃报李,逾百万元”。
几年间,在一个隐秘的财富神话光环下,巴能军已坐拥八九亿身家。“作为一名商人,整合好自身资源是很重要的,比如,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人脉网络”——日后,巴能军如此总结。
今年9月初,45岁的巴能军在外地因经济问题涉案被捕,随后供出修建弘博公寓期间巨额行贿的具体细节。于2003年退休的侯杰昌此前亦对媒体称,据其所知,陈、龙二人涉及的案情并非是一两件。
巴能军的另一身份为武汉大学东湖分校副董事长。9年前由武大与湖北田野集团、弘博集团三方合作成立的武汉大学东湖分校,合作方式为武大出招牌、田野出资65%、弘博出资35%。依照同样方式创办的还有武汉大学珞珈学院。武大东湖分校在2003年曾发生违规招生、违规收费事件,导致2004年5月31日下午,该分校环湖校区部分学生集体到武大本部上访。
而陈昭方在落马前负责的一项重要工作即为分管武大东湖分校与珞珈学院。
武大上述知情人士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在武大陈昭方、龙小乐案中,有两条线索已渐趋明朗:一是,程发明——江建勤——陈昭方、龙小乐;二是,江建勤——巴能军——陈昭方、龙小乐。最后,两条线索均指向陈昭方、龙小乐,“其中,巴能军扮演了重要角色”。
湖北省检方一位内部人士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按照属地管理,目前由湖北省检方负责查办武大腐败案。该人士称,“这个案子是窝案”,全案确凿细节的厘清尚需时日。
一些武大老师则对记者称,陈、龙案让身为武大人的他们承受了“切肤之痛”,此时已到刮骨疗毒时分,“现在武大很多老师都希望这个案子能够彻查,我们不希望武大成为腐败的温床”。
陈昭方是如何炼成的
“如果这些事情最后没有扯出陈昭方、龙小乐,他们现在应该会平平安安直到退休了”,多位武大老师向《新民周刊》记者感叹。
出身湖北京山县宋河镇清贫农家的陈昭方,在1970年,被认为是踏准了时代的拐点,他幸运地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1974年,24岁的陈昭方从武汉大学襄阳分校政治经济系毕业,被留在武汉大学本部工作。
从1974年至1994年,陈昭方在武汉大学经济系(武大经管学院前身)一干就是20载,先后担任该系10年党支部副书记、10年党总支书记。
陈昭方长子的一位高中同学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在他们念中学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陈家与武大普通老师家庭并无太大区别,只不过陈家比普通老师“房子大一点”,而陈昭方夫妇当时“穿得都很朴素”。
上世纪90年代初,商业化浪潮也开始冲击这座珞珈山麓的百年名校,那时一进武大校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武大农场”,墙上写着“出售特种蜗牛、白蚯蚓、鹌鹑”的标语。
陈昭方的崛起被认为是既有时代因素,也是个人奋斗的结果。1994年对于陈昭方而言,是人生中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他的财经背景也成为助力。这一年,陈昭方从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正处级),升任武汉大学总会计师(副厅级),作为武大总会计师,陈昭方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校长管理财务”。
在武大总会计师的职位上,陈昭方又一干多年。1997年,他擢升为武大党委常委、副校长,依然兼任武大总会计师,协助校长管理财务。
2000年,陈昭方成为武大“基础建设委员会”主任,武大前校长侯杰昌曾对媒体称,陈昭方“7年管基建”,当时武大建文科区,学校的后勤、规划、基建归不同的副校长在分管,“造成诸多不便”,基建委员会由此诞生。直至2003年,陈昭方平步青云,被中组部任命为武大常务副校长(正厅级)。
而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类似武大这样的国家重点高校,其收入来源亦开始走向多元化,国家拨款投入仅为其中一项。以2000年为例,当年国家给武汉大学拨款16296万元,仅占同年该校总收入的35.92%。
这段时间,也是武汉大学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2000年,历经四校合并的武汉大学规模迅速膨胀,基建规模也不断扩大,后勤领域被铺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大摊子。一项数据显示,至2006年,武大共计完成102项基建工程的论证、设计和82项基建工程的施工任务,合计投资超过9.8亿元。
一位武大经管学院老师形容出事之前的陈昭方,在武大“权倾一时”,是名副其实的“铁帽子王”,“他站在了教育产业化的门槛上,也成为教育产业化的直接受益者”。
而另一位与陈昭方熟识的武大老师则称,陈昭方“并不如外界所想象的权势那么大”,因为武大后勤部门关系纵深交错,“有时即便是陈昭方交待下去的一些事情,下面也不一定就照办”,陈昭方同这位熟识人士偶有感慨,“副手难当”。
多位与陈昭方熟识的人士向记者评价,陈“工作努力”,“有能力,有能量,有人脉”,并且“为人谨慎”。在陈事发前,当地银行系统人士曾评价陈昭方是“攻不破的堡垒”。此外,陈昭方被认为是“有点怕老婆”,陈妻原是农村供销社业务员,后来先后在武大经管学院办公室、武大人民防空办公室工作过,一位知情人称,陈妻作风强势,陈昭方对她一直“很忍让”。
上述陈昭方长子的高中同学告诉记者,陈昭方有两子,陈的长子如今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念书,陈的次子从清华本科毕业后又在清华念了半年硕士,之后转入武大法学院学习,硕士毕业后在北京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总部工作,陈昭方事发后,其次子回过一次武大。
静水流深。这座饱经沧桑的高等学府在后勤、基建方面的问题也渐露端倪,相关领域负责人成为工程承建商、包工头的“重点公关”目标,铁证如山之下,几位主管干部相继落网:原武大资产部部长、采购中心主任成金华在其负责武大设备采购及工程发包工作中,先后多次收受12家供应商贿赂共计人民币40多万元,2005年1月被判处徒刑6年;原武大后勤服务集团总经理的朱山河因为在任职期间,利用全面负责后勤服务集团行政管理工作的职务之便,先后收受业务往来单位有关人员给付的贿赂20多万元,2007年11月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原武大后勤服务集团副总经理何力兼任“武大教职工校外住宅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期间,收受贿赂60多万元,2007年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半。
武大后勤系统一位中层干部向记者反映,武大当初修建的高23层的弘毅大酒店盖好之后,最开始是由武大基建处来装修的,但分管基建的陈昭方明确指示要交给武大后勤部门来负责,后来负责装修的时任武大后勤服务集团总经理的朱山河,“在工程施工中出了事”。
相比陈昭方的如雷贯耳,武汉大学的许多老师对于龙小乐至今感到陌生,记者接触到的几位武大教授直至龙事发之际,才将这位微微谢顶的校领导与媒体公布的照片对上号。
曾任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党委副书记的龙小乐,于2000年8月武大四校合并后始任武大副校长,负责行政,分管后勤工作,2003年后转任武大党委副书记,工作重心调整为党务。2005年10月,龙始任武大党委常务副书记。
一位与龙小乐相识的武大老师称,龙平时给人的印象是,“按时上下班,社会活动少”,而龙的一些学生则评价他“为人和蔼”。
此前陈、龙二人之间的关系,被一位与两人都相识的武大老师形容为“见面点个头而已”。为何陈、龙案几乎同时爆发?
一个消息称,龙小乐在分管武大后勤工作期间,曾介入巴能军投资的弘博学生公寓项目。
随着武大的三、四号人物、主管后勤工作的干部以及商人巴能军的逐一落网,所揭开的这所高等学府权钱交易、后勤腐败盖子,引人深思。
压倒骆驼身上的稻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们俩出事,是早晚的事情”,对陈昭方、龙小乐案,一位在武大执教多年的老师如此作评。一个鲜明的对比是,相比武大行政系统的“铁板一块”,私底下武大的老师们对于武大后勤及管理部门的指责与非议,势成“井喷”。
武汉大学教授吴意梁(化名)是最早向中纪委及相关部门举报陈昭方的人士之一。2004年,在陈昭方身任武汉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之际,吴意梁就向相关部门反映了关于陈昭方的一些情况,吴意梁希望相关部门“及时派工作组来彻底处理清楚”。
吴意梁向《新民周刊》记者提供的一份举报材料,涉及陈昭方的多方面“问题”。
其中一项称,陈昭方掌握财务后勤部门后,“曾把武大珞涵屯教工家属区房屋建设工程发包给一位前任校长的内弟,其内弟转让给他人,陈从中收取好处费几十万元”。
吴意梁还反映,“陈昭方从80年代中期以来,从他担任武大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开始,每年都为他的亲朋好友、为省市官员本人或子弟报考武大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走后门,违反原则批条子或亲自找有关人员联系(指示),降低分数录取或免试,他个人则捞取经济上、有人脉上的好处”。
此番陈昭方的落马,让吴意梁深信,中纪委、湖北省纪委等有关部门已经接到了他当年的举报材料。但吴意梁担心,鉴于陈昭方在武大经营多年,“他笼络了一部分人,至今余威犹在”,所以举报人目前依然顾虑重重,“我们害怕报复,至今不敢用真名反映实情”。
在陈昭方、龙小乐落马之后,武汉大学后勤部门成为不少武大师生攻击的“靶点”。“现在暴露出来的案子,只是冰山一角”,多位武大老师向《新民周刊》记者反映。
压倒骆驼的稻草,积压已久。事实上,在武汉当地闻名的“珞桂小区事件”,被认为是武大腐败案的一根导火索。
位于洪山区原武汉市无线电电表厂内的珞桂小区是当年武汉大学为了落实高校住房改革政策、实现校内教职工住宅外迁并改善教职工住宿条件的首个市场化运作的教师小区。
当年,武汉大学选择了由社会资本联合参与的承建模式,珞桂小区由武汉大学与一家并不知名的“湖北新纪元实业有限公司”开发承建。
入住珞桂小区的武汉大学教授李相如(化名)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根据武大的老师们与开发商所签订的协议,本来珞桂小区应该在2004年7月31日交房,但开发商拖至当年12月份才让老师们拿到房子。等到交房之时,老师们发现“每栋楼都有裂缝、渗水等大大小小的质量问题”,其中11栋的外墙裂缝“从一楼一直开裂至七楼”。本刊记者在珞桂小区亦看到,该小区多处楼宇外墙出现渗水而致的黄色斑块。
其后,300多名武大老师愤怒了,他们联合起来,一部分人将开发商告上了法庭,还有一部分人申请武汉仲裁委员会的裁决。
诡谲的是开发商的身份。等到律师介入对开发商背景的调查后,武大的老师们才发现,原来珞桂小区的开发商,这家名不见经传的“湖北新纪元实业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李伯伟,就是原武大人防办主任程发明之妻。
李伯伟本人原是武大后勤部门的一名仓库保管员,而珞桂小区的开发工作正是由武大后勤保障部负责。一名参与当年状告珞桂小区开发商的武大老师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实际上,主持新纪元公司工作的就是程发明,每次开庭被告方来的代表也正是程发明本人”。
李相如教授告诉记者,武汉市洪山区法院一审后判老师们胜诉,对方申请上诉后法院发回重审,但4年多下来,法院的重审结果至今未见分晓;而4年前武汉仲裁委员会就做出的仲裁也执行不了,“当老师们要去申请强制执行时,开发商就放话威胁,说要卸胳膊、卸腿的”。
与此同时,一封落款为“武汉大学珞桂小区全体业主青年教工”的信件也被递交至央视焦点访谈节目组。
2004年10月24日,一批神情焦灼的年轻武大教师在历史悠久的“国立武汉大学”牌坊下集体维权,“因为一直得不到处理,到那时老师们已经没有办法了”。之后,校领导将他们接到办公室面谈,时任校党委副书记的龙小乐曾当面承诺,会“给老师一个交待”。约在2001年左右,也正是龙小乐与这些青年老师们座谈兴建武大教师小区的相关事宜。
之后,武大校方与政府派代表组成调查组调查过珞桂小区的问题,但李相如称,“老师们至今不知道调查结果。到了现在,老师们的心都凉了”。
《新民周刊》记者拿到的一份《定向开发教师小区协议》显示,对于珞桂小区,“购房均价未减免前暂按甲(新纪元实业有限公司)、乙方(武汉大学)议定的下列价格收取”、“购房均价待政府减免落实后甲、乙双方将根据减免的有关收据共同核定”。
李相如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政府对于教师小区有一系列的优惠减免政策,而当年老师们按照约1700元每平方米交纳的购房款,是未享受政府减免政策的价格(当年武汉房屋市场均价约为1500元至1700元),实际上,这部分政府给予珞桂小区约270万元的优惠,“被开发商所侵占”。
而相关人士称,当年程发明拿到珞桂小区的地时,由于手上缺乏资金,便求助于时任武汉大学出版社社长的江建勤,江挪用了出版社约2000万元的公款,存入银行并以此为抵押贷款给程发明。程发明为此送给江不少“好处费”。
“洞”有多深?
在陈、龙落马后,一张纠结隐秘、盘根错节的利益网渐渐浮出水面,这所高等学府诸多有利可图的角落均可见留痕。
从2005年开始,武汉大学的一批离退休教职员工就不断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要求解决住房问题。
《新民周刊》记者看到的一份《武汉大学一区(老武大)离休干部住房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武大一区住在校内的离休干部119人,住房达标者23人,约占19%,未达标的是81%。本刊记者亦收到武大老教授们提供的一份签署于2004年、达600多人的签名名单。
这些退休的武大老教授向《新民周刊》记者反映,1998年,武大曾有过集资建房,但规定,只有20%的“向离退休老同志倾斜”,并且规定,需要在3天内一次性交清8万元至9万元的集资费,“否则视为自动弃权”。
76岁的武汉大学退休教授宋太郎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当年,他每月的工资仅1000多元,“根本拿不出9万元”。
记者看到,武大许多老教授至今居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造的老旧住房中。在此问题多年悬而未决的情况下,从2005年至2007年,这些武大的老年教职员工们开始向湖北省委至中央有关部门上书。
几位武大老教授告诉记者,在湖北省委领导批复与武汉市的支持下,武大从湖北省农科院以每亩70多万元的低价购买了270多亩土地,可以修建3000多套住房。“当时武大的领导都说,我们老同志帮了武大的忙,解决了武大的一个大问题”,一位武大老教授回忆。
当时,包括江建勤在内的几位武大后勤保障部负责人参与了与这批武大老教授们的座谈。“江建勤跟我们说过很多次,他描绘得很好,说合同签了,下个月就开工了……到最后,地却没了”,一位多次参与此类座谈的武大老教授忆称。
最终,湖北省农科院地块计划泡汤了。多位武大老教授表示,此后武大方面打算再以约每亩170万元的价格转卖该地块于某开发商,省市政府获悉,终止了农科院该地块的交易。
在2007年,武大以120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补偿了老教授们的住房面积差额,而此时武汉房屋市场均价已逼近六七千元每平方米。“他们把钱打到了我的工资卡上,他们说如果不拿,以后都没有了”,宋太郎教授在他的旧宅中居住了21年,“现在我老了,房子的问题看起来也没希望了”。
一位武汉大学的老师对记者表示,后勤社会化改革给武大带来的是“后勤垄断化”,武大后勤保障部门名下的许多食堂、超市以及项目都被该部门或某些有特权的领导层亲属所掌控,由此滋生出凌驾于监管之上的一些特殊利益集团。
在1997年之前,师生们还可以选择在友谊街的大片小餐厅解决吃饭问题,但随着后勤社会化的推行,师生们只能在后勤系统掌管的店铺内解决,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自强超市”,“上至电器,下至卫生纸,自强超市的任何商品都比一墙之外的店铺贵得多”。
“除了桂园食堂,实行上下层分别承包,伙食好一点以外,其他樱园、梅园、枫园三个食堂稀烂”,一位武大教师评价,武大曾广为流传的一个段子是:每到军训时,食堂包子的馅儿会多一点,等军训结束后,“包子馅儿都小了”。
武汉大学曾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珞珈山下修建了许多防空洞,这些防空洞除了至今为师生们提供穿行于庞大校园的交通要道外,还有一些防空洞洞门是被锁住的。武大内部多位人士向记者反映,程发明在担任武大人防办主任期间,曾将空洞里很多空地出租用以储藏新鲜水果。其间获利走向,对外并不明朗。
在武大陈昭方、龙小乐案爆发后,一些交错隐秘的关系网逐渐曝露,有武大老师调侃——武大“洞”有多深?
高校已成反腐重地
在校大学生人数达100万人以上的武汉,规模雄居全国榜首,其中部属高校达8所。2000年前后开始的中国高校扩招重组大潮之下,湖北高校亦步入合校、扩校、建分校的“摊大饼”阶段。
今年8月,湖北省科技学院院长张建刚,以及分管基建、财务的副院长王志贵,因涉嫌腐败被“双规”,并已被免去行政职务。
仅就湖北省而言,包括原湖北美院副院长李泽霖、原武汉理工大学副校长李海婴、原武汉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吴国民和原校长刘光临、原湖北大学副校长李金和等,近年均纷纷落马。
郭清君处长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湖北省检察院已经“办了好多”当地高校负责人落马案件,具备了一些经验,而这些高校负责人落马“多数在基建方面,还有学校的采购设备、后勤这块,招生方面也有”。
湖北省检察院的一项专项调研也显示,基建、后勤、采购、招生等财权、事权集中的环节,已成为高校领导腐败的集中领域。
近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纪委特约研究员邵道生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前高校的腐败问题并未得到充分暴露,而“这几年高校在‘大跃进’背景下存在着巨大的利益诱惑,在利益重新调整之时,有钱人和有权人就会勾结起来切这块利益蛋糕,高校也不外乎如此”。
高校已成为腐败多发地区。高校特殊的财务“一支笔”制度,也为权力寻租埋下隐患。在目前的高校,这个封闭的小社会内,重大的财务决策虽然一般要经校务委员会讨论,但最终对此把关的就是高校的总会计师,以陈昭方为例,身兼总会计师与分管财务、基建的副校长,集财务、会计、招投标诸多权力于一身。
某些高校领导过大的权力往往缺乏监督。武大一名法学院教授曾经手过一个由前校长办公室主任起草的、准备送交前校长的法律合同,当年武大准备改造校园电信设备,项目承包方、武汉电信局在工程合同里曾提出让武大把电信设施归武汉电信局所有,并由武大承担武汉电信局方面派出的12个人的工资福利待遇。
在这位教授看来,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他逐条批驳,言语锋利——“这是谁提出来的?为什么电信设施所有权要归武汉电信局所有?!为什么要负担他们12个人的工资?!”
后来,这位教授被前校办主任告知,他不再负责处理这些送交时任校长的合同。之后一年多,该教授才得知,当时这位前校长的儿子就在武汉市电信局工作,这位教授并不清楚当时的校长是否看到了这份合同,但某些校领导超越权力范畴的做法,让他至今心绪难平。
一位武大老师提醒,发生腐败案的武大缺乏一个有效的外部审计监管系统,“作为非营利机构的高校理应建立透明的财务报表制度,但目前高校的内部审计一般仅在院一级内部公开,财务报表只送达院领导一级,对普通老师只是口头转述”。
对于陈、龙事发之前的廉政考核情况,武大纪委一位工作人员对本刊记者直称,“不知道”。《新民周刊》记者辗转获悉,在陈昭方、龙小乐二位出事之前,武大纪委对两人的廉政考核档案是“年年优秀”。如今这个一路绿灯的考评结果,无疑给武大纪委出了道难题。
《新民周刊》记者亦看到,武大纪委与武大审计处同在武大行政楼隔壁的西南楼办公。这种格局,在一些武大老师看来颇具讽刺意味,“这个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象征,这个体系内部的监督审查者与它的监督对象如此之近,近到它们对于存在的问题可以熟视无睹”。
对于陈、龙落马,一位曾在上世纪70年代担任过武大校领导的老红军神情凝重地对《新民周刊》记者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校方要配合检方办案,要把这些武大的蛀虫挖出来,把盖子打开!”但部分前任武大校领导亦对本刊记者表示“不便发表评论”,“前任不评论后任工作”。
而截至目前,记者掌握到的情况是,中纪委尚未介入陈昭方、龙小乐案。
作为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武大的书记、校长均由中组部任命,与湖北省检察院同为副部级。
日前,中纪委一位人士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一般情况下,中纪委负责直接查办的是副部级以上级别的涉案高官,而陈、龙此类的高校几把手腐败案,在程序上一般应该是由其所在省份的省纪委和教育部纪检组先介入查办。
对比落马的校领导令人咋舌的贪腐金额,武大一些年轻的老师们,对于他们尴尬的收入多有怨言。他们常常自嘲是“进入人才市场的高学历民工”,“在金字塔的底端”,为完成工作量而疲于奔命。
武汉大学数学系一位讲师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他每月的工资约为1600元,在武大,讲师给本科生上课,每堂课课贴约为一二十元,每年他得上300至320节课,才能拿到这份工资,“每年上三四百节课,压力其实很大,再加上备课的时间,我们的时薪算下来,比麦当劳打工的还廉价!”
这个冬天,距离“国立武汉大学”牌坊不远处的青葱草坪中,校长顾海良在一块巨石上题下“止于至善”四字,十分惹眼。在陈、龙案如火如荼的当口,这取自《礼记
隆冬季节,珞珈山麓,山色葱郁,红叶如织,坐落其间的武汉大学,看似平静安宁。
位于武汉大学行政楼三楼的陈昭方与龙小乐的办公室,深色大门紧闭。事实上,这幢建于民国年间的古朴楼宇中,大凡挂着校长办公室门牌的大门几乎都持闭合状态。
人来人往,未曾停歇。但当记者的话题涉及陈、龙二人之时,工作人员的神情开始变得审慎,这是一种讳莫如深的微妙,他们的手臂无一例外地遥指湖边那幢三层小楼,武汉大学党委宣传部所在地。
2009年9月3日清晨,59岁的陈昭方被守候多时的湖北省检察院办案人员从家中带走。10天之后,长陈昭方两岁的龙小乐被检方人员从其武大行政楼办公室直接带走,在场者称,当时龙小乐“已经腿软,是被架出去的”。
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常务副书记龙小乐为武汉大学第三、第四把手,位至正厅级,地位仅次于该校校长顾海良与党委书记李健。陈、龙二人如此迅捷地被批捕,在武大宛如引发“地震”。
值得一提的是,武大陈昭方、龙小乐案由湖北省检察院直接侦办,其间并未经过纪委的“双规”程序。
近日,湖北省检察院政治部宣传处处长郭清君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检察机关的反贪部门确已掌握陈、龙二人涉案的足够证据,而检方办案矛头原本并非直指陈、龙二人,“我们是在办案过程中意外发现的线索,在侦查另外一起案件中发现了这个线索”。郭清君亦确认,陈、龙二人涉嫌受贿罪,目前此案尚在侦查阶段。
百年名校三四把手落马
陈、龙二人落马后,有关武大前校长侯杰昌“被检方带去问话”的传闻一时间在武大传得沸沸扬扬。侯自1996年10月上台,主掌武大7年,其任内完成了武大四校合并,当时与其搭档的副校长即为陈昭方、龙小乐。
2009年12月2日傍晚,武汉大学老年活动中心对面一幢浓荫掩映中的博导楼中,武大前校长侯杰昌隔着一楼的对讲机,对《新民周刊》记者坚称,“这个事情找学校宣传部”,“说检方找我调查,这是谣传!”
2009年9月6日,武汉大学本科新生报到第一天,在查看迎新工作的校领导队伍中,已没有了陈昭方的身影。4天以后,在武汉大学梅园小操场,一年一度的新生开学典礼如期举行,多位校领导在主席台就座,身在此列的龙小乐,面目沉沉,保持着他一贯的“低调”作风,而陈昭方缺席。
2009年10月9日,武汉大学网站终于发布了一则简短消息,证实陈昭方与龙小乐因涉嫌受贿罪,先后于9月13日和9月26日被湖北省检察院批准逮捕,“陈昭方被捕后已被免去常务副校长职务,龙小乐在被拘留前已被免去校党委常务副书记职务”。
此前,各种各样的传言版本,早已在武大炸开了锅。
大约在今年9月底左右,陈昭方曾深耕的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召开了一次全体教师会议,会上由该院领导宣布了陈、龙二人出事的消息。“院方的表态有稳定人心的含义。对于老师们来说,之前的传言终于正式得到了证实”,与会的一位武大经管学院老师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当时院方表态的几个重点为:首先,要相信党组织、相信检察机关;其次,不要对媒体发布相关信息,也不要再议论此事。
但私底下,武大的老师们对此事的关切从未停止。所以,当上述武大经管学院老师在武大附中附近的菜场都遭遇卖菜大妈的追问时,他不得不感叹,陈、龙案已人尽皆知,校方对此事的噤若寒蝉,好比“穿着皇帝的新装”。
一位在母校任教的武大子弟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此前,陈昭方已经“第N次粉碎传言”,早在去年,武大就有传闻称陈昭方被“双规”,但很快陈公开露面,以实际行动辟谣。
山雨欲来风满楼。早在今年8月份,武汉大学后勤保障部部长江建勤被湖北省检察院立案批捕,罪名为涉嫌受贿。实际上,在此前两个月,江建勤就因涉嫌受贿而被湖北省纪委调查。
《新民周刊》记者从武大内部多方求证获悉:此前江建勤曾在武汉大学的几个重要部门任职,在担任武汉大学后勤保障部部长之前,江建勤还曾出任过武汉大学出版社社长、武汉大学驻京办主任与武汉大学师资培训中心主任。
江建勤在武大的这几个任职,都被认为是毋庸置疑的“肥缺”。武汉大学一位前校长办公室主任透露,武大驻京办直属校长办公室,驻京办主任级别为正处级。
也是直至江建勤东窗事发后,武汉大学不少老师才得知,原来学校还设了一个“驻京办”。“我以前出差也去过北京,但甚至都不知道武大驻京办在哪条街上!”武汉大学一位两鬓苍苍的老教授对记者慨叹。
江建勤的另一个身份,在武大内部几乎是妇孺皆知,江是前任武大党委书记和校长庄果的女婿。
“庄果为人还比较老实,江建勤的出事,算是庄果人生中的一个憾点”,一位与庄果一起工作过的前武大副校长向《新民周刊》记者坦言,某种程度而言,“江建勤不能说没有利用他岳父的影响力”。而江建勤的事发,缘于一个名为程发明的副处级干部。武大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程发明原来只是武大校办机械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后来曾出任武汉大学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一直在武大与校外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程发明,被认为与其分管领导江建勤往来密切。
今年上半年,程发明的情妇因事反目将其举报,并交出程的“账本”,程不得不向检察部门交代,由此牵连出江建勤。
在今夏江建勤被检方带走以后,一时间武大风声鹤唳,猜测纷纷:下一个“被带走”的,会是谁?
而据该知情人士透露,江建勤供出了他的主管领导陈昭方及武汉弘博集团董事长巴能军。
由巴能军所掌控的武汉弘博集团,靠投资创办独立学院发家,从2000年最早创办武汉大学东湖分校,到创办中南民大工商学院、军事工程学院地方学院,历来与湖北高校过往甚密,此番巴能军被认为涉案极深。
近日,郭清君处长亦向《新民周刊》记者证实,陈昭方的出事,跟巴能军是有关系。
早在今年10月11日,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在出席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一场学术会议期间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陈昭方、龙小乐是在1999年至2000年左右,武大兴建校外学生公寓时出现经济问题的”,对于涉案金额,顾透露达“上百万元”,检察院向学校通报情况时,亦形容“数额巨大”。
这一“校外学生公寓”后来被证实为是武汉大学弘博学生公寓。投资方老板、时任武汉弘博集团董事长的巴能军,在武汉教育界算是“牛人”。
一位与巴家熟识的人士向记者透露,巴能军的妻子彭秀春是弘博集团的股东之一,对巴能军的事情“了解得比较清楚”,巴能军想与妻子离婚,在双方闹到“鱼死网破”的情形之下,巴妻“就去告,后来导致陈昭方、龙小乐都被牵连出来了”。
武汉弘博集团方面则否认了巴能军夫妻不和的传言,并称,“弘博公寓不是武大腐败案的始作俑者”。
1999年,位于武汉大学校外的能够容纳近4000人的武大弘博学生公寓上马,工程总造价约为4000万元。在当时,巴能军并没有这么多资金,他通过江建勤找到武汉大学主管财务、后勤的副校长陈昭方,陈昭方出手相助。武大弘博学生公寓,成为巴能军事业生涯中的“第一桶金”。据媒体报道,陈“以武大名义为其在银行贷款提供了担保,并提前预付了三年学生租金”。陈的这一举动,日后被解读为,“巴向陈投桃报李,逾百万元”。
几年间,在一个隐秘的财富神话光环下,巴能军已坐拥八九亿身家。“作为一名商人,整合好自身资源是很重要的,比如,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人脉网络”——日后,巴能军如此总结。
今年9月初,45岁的巴能军在外地因经济问题涉案被捕,随后供出修建弘博公寓期间巨额行贿的具体细节。于2003年退休的侯杰昌此前亦对媒体称,据其所知,陈、龙二人涉及的案情并非是一两件。
巴能军的另一身份为武汉大学东湖分校副董事长。9年前由武大与湖北田野集团、弘博集团三方合作成立的武汉大学东湖分校,合作方式为武大出招牌、田野出资65%、弘博出资35%。依照同样方式创办的还有武汉大学珞珈学院。武大东湖分校在2003年曾发生违规招生、违规收费事件,导致2004年5月31日下午,该分校环湖校区部分学生集体到武大本部上访。
而陈昭方在落马前负责的一项重要工作即为分管武大东湖分校与珞珈学院。
武大上述知情人士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在武大陈昭方、龙小乐案中,有两条线索已渐趋明朗:一是,程发明——江建勤——陈昭方、龙小乐;二是,江建勤——巴能军——陈昭方、龙小乐。最后,两条线索均指向陈昭方、龙小乐,“其中,巴能军扮演了重要角色”。
湖北省检方一位内部人士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按照属地管理,目前由湖北省检方负责查办武大腐败案。该人士称,“这个案子是窝案”,全案确凿细节的厘清尚需时日。
一些武大老师则对记者称,陈、龙案让身为武大人的他们承受了“切肤之痛”,此时已到刮骨疗毒时分,“现在武大很多老师都希望这个案子能够彻查,我们不希望武大成为腐败的温床”。
陈昭方是如何炼成的
“如果这些事情最后没有扯出陈昭方、龙小乐,他们现在应该会平平安安直到退休了”,多位武大老师向《新民周刊》记者感叹。
出身湖北京山县宋河镇清贫农家的陈昭方,在1970年,被认为是踏准了时代的拐点,他幸运地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1974年,24岁的陈昭方从武汉大学襄阳分校政治经济系毕业,被留在武汉大学本部工作。
从1974年至1994年,陈昭方在武汉大学经济系(武大经管学院前身)一干就是20载,先后担任该系10年党支部副书记、10年党总支书记。
陈昭方长子的一位高中同学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在他们念中学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陈家与武大普通老师家庭并无太大区别,只不过陈家比普通老师“房子大一点”,而陈昭方夫妇当时“穿得都很朴素”。
上世纪90年代初,商业化浪潮也开始冲击这座珞珈山麓的百年名校,那时一进武大校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武大农场”,墙上写着“出售特种蜗牛、白蚯蚓、鹌鹑”的标语。
陈昭方的崛起被认为是既有时代因素,也是个人奋斗的结果。1994年对于陈昭方而言,是人生中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他的财经背景也成为助力。这一年,陈昭方从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正处级),升任武汉大学总会计师(副厅级),作为武大总会计师,陈昭方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校长管理财务”。
在武大总会计师的职位上,陈昭方又一干多年。1997年,他擢升为武大党委常委、副校长,依然兼任武大总会计师,协助校长管理财务。
2000年,陈昭方成为武大“基础建设委员会”主任,武大前校长侯杰昌曾对媒体称,陈昭方“7年管基建”,当时武大建文科区,学校的后勤、规划、基建归不同的副校长在分管,“造成诸多不便”,基建委员会由此诞生。直至2003年,陈昭方平步青云,被中组部任命为武大常务副校长(正厅级)。
而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类似武大这样的国家重点高校,其收入来源亦开始走向多元化,国家拨款投入仅为其中一项。以2000年为例,当年国家给武汉大学拨款16296万元,仅占同年该校总收入的35.92%。
这段时间,也是武汉大学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2000年,历经四校合并的武汉大学规模迅速膨胀,基建规模也不断扩大,后勤领域被铺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大摊子。一项数据显示,至2006年,武大共计完成102项基建工程的论证、设计和82项基建工程的施工任务,合计投资超过9.8亿元。
一位武大经管学院老师形容出事之前的陈昭方,在武大“权倾一时”,是名副其实的“铁帽子王”,“他站在了教育产业化的门槛上,也成为教育产业化的直接受益者”。
而另一位与陈昭方熟识的武大老师则称,陈昭方“并不如外界所想象的权势那么大”,因为武大后勤部门关系纵深交错,“有时即便是陈昭方交待下去的一些事情,下面也不一定就照办”,陈昭方同这位熟识人士偶有感慨,“副手难当”。
多位与陈昭方熟识的人士向记者评价,陈“工作努力”,“有能力,有能量,有人脉”,并且“为人谨慎”。在陈事发前,当地银行系统人士曾评价陈昭方是“攻不破的堡垒”。此外,陈昭方被认为是“有点怕老婆”,陈妻原是农村供销社业务员,后来先后在武大经管学院办公室、武大人民防空办公室工作过,一位知情人称,陈妻作风强势,陈昭方对她一直“很忍让”。
上述陈昭方长子的高中同学告诉记者,陈昭方有两子,陈的长子如今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念书,陈的次子从清华本科毕业后又在清华念了半年硕士,之后转入武大法学院学习,硕士毕业后在北京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总部工作,陈昭方事发后,其次子回过一次武大。
静水流深。这座饱经沧桑的高等学府在后勤、基建方面的问题也渐露端倪,相关领域负责人成为工程承建商、包工头的“重点公关”目标,铁证如山之下,几位主管干部相继落网:原武大资产部部长、采购中心主任成金华在其负责武大设备采购及工程发包工作中,先后多次收受12家供应商贿赂共计人民币40多万元,2005年1月被判处徒刑6年;原武大后勤服务集团总经理的朱山河因为在任职期间,利用全面负责后勤服务集团行政管理工作的职务之便,先后收受业务往来单位有关人员给付的贿赂20多万元,2007年11月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原武大后勤服务集团副总经理何力兼任“武大教职工校外住宅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期间,收受贿赂60多万元,2007年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半。
武大后勤系统一位中层干部向记者反映,武大当初修建的高23层的弘毅大酒店盖好之后,最开始是由武大基建处来装修的,但分管基建的陈昭方明确指示要交给武大后勤部门来负责,后来负责装修的时任武大后勤服务集团总经理的朱山河,“在工程施工中出了事”。
相比陈昭方的如雷贯耳,武汉大学的许多老师对于龙小乐至今感到陌生,记者接触到的几位武大教授直至龙事发之际,才将这位微微谢顶的校领导与媒体公布的照片对上号。
曾任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党委副书记的龙小乐,于2000年8月武大四校合并后始任武大副校长,负责行政,分管后勤工作,2003年后转任武大党委副书记,工作重心调整为党务。2005年10月,龙始任武大党委常务副书记。
一位与龙小乐相识的武大老师称,龙平时给人的印象是,“按时上下班,社会活动少”,而龙的一些学生则评价他“为人和蔼”。
此前陈、龙二人之间的关系,被一位与两人都相识的武大老师形容为“见面点个头而已”。为何陈、龙案几乎同时爆发?
一个消息称,龙小乐在分管武大后勤工作期间,曾介入巴能军投资的弘博学生公寓项目。
随着武大的三、四号人物、主管后勤工作的干部以及商人巴能军的逐一落网,所揭开的这所高等学府权钱交易、后勤腐败盖子,引人深思。
压倒骆驼身上的稻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们俩出事,是早晚的事情”,对陈昭方、龙小乐案,一位在武大执教多年的老师如此作评。一个鲜明的对比是,相比武大行政系统的“铁板一块”,私底下武大的老师们对于武大后勤及管理部门的指责与非议,势成“井喷”。
武汉大学教授吴意梁(化名)是最早向中纪委及相关部门举报陈昭方的人士之一。2004年,在陈昭方身任武汉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之际,吴意梁就向相关部门反映了关于陈昭方的一些情况,吴意梁希望相关部门“及时派工作组来彻底处理清楚”。
吴意梁向《新民周刊》记者提供的一份举报材料,涉及陈昭方的多方面“问题”。
其中一项称,陈昭方掌握财务后勤部门后,“曾把武大珞涵屯教工家属区房屋建设工程发包给一位前任校长的内弟,其内弟转让给他人,陈从中收取好处费几十万元”。
吴意梁还反映,“陈昭方从80年代中期以来,从他担任武大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开始,每年都为他的亲朋好友、为省市官员本人或子弟报考武大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走后门,违反原则批条子或亲自找有关人员联系(指示),降低分数录取或免试,他个人则捞取经济上、有人脉上的好处”。
此番陈昭方的落马,让吴意梁深信,中纪委、湖北省纪委等有关部门已经接到了他当年的举报材料。但吴意梁担心,鉴于陈昭方在武大经营多年,“他笼络了一部分人,至今余威犹在”,所以举报人目前依然顾虑重重,“我们害怕报复,至今不敢用真名反映实情”。
在陈昭方、龙小乐落马之后,武汉大学后勤部门成为不少武大师生攻击的“靶点”。“现在暴露出来的案子,只是冰山一角”,多位武大老师向《新民周刊》记者反映。
压倒骆驼的稻草,积压已久。事实上,在武汉当地闻名的“珞桂小区事件”,被认为是武大腐败案的一根导火索。
位于洪山区原武汉市无线电电表厂内的珞桂小区是当年武汉大学为了落实高校住房改革政策、实现校内教职工住宅外迁并改善教职工住宿条件的首个市场化运作的教师小区。
当年,武汉大学选择了由社会资本联合参与的承建模式,珞桂小区由武汉大学与一家并不知名的“湖北新纪元实业有限公司”开发承建。
入住珞桂小区的武汉大学教授李相如(化名)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根据武大的老师们与开发商所签订的协议,本来珞桂小区应该在2004年7月31日交房,但开发商拖至当年12月份才让老师们拿到房子。等到交房之时,老师们发现“每栋楼都有裂缝、渗水等大大小小的质量问题”,其中11栋的外墙裂缝“从一楼一直开裂至七楼”。本刊记者在珞桂小区亦看到,该小区多处楼宇外墙出现渗水而致的黄色斑块。
其后,300多名武大老师愤怒了,他们联合起来,一部分人将开发商告上了法庭,还有一部分人申请武汉仲裁委员会的裁决。
诡谲的是开发商的身份。等到律师介入对开发商背景的调查后,武大的老师们才发现,原来珞桂小区的开发商,这家名不见经传的“湖北新纪元实业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李伯伟,就是原武大人防办主任程发明之妻。
李伯伟本人原是武大后勤部门的一名仓库保管员,而珞桂小区的开发工作正是由武大后勤保障部负责。一名参与当年状告珞桂小区开发商的武大老师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实际上,主持新纪元公司工作的就是程发明,每次开庭被告方来的代表也正是程发明本人”。
李相如教授告诉记者,武汉市洪山区法院一审后判老师们胜诉,对方申请上诉后法院发回重审,但4年多下来,法院的重审结果至今未见分晓;而4年前武汉仲裁委员会就做出的仲裁也执行不了,“当老师们要去申请强制执行时,开发商就放话威胁,说要卸胳膊、卸腿的”。
与此同时,一封落款为“武汉大学珞桂小区全体业主青年教工”的信件也被递交至央视焦点访谈节目组。
2004年10月24日,一批神情焦灼的年轻武大教师在历史悠久的“国立武汉大学”牌坊下集体维权,“因为一直得不到处理,到那时老师们已经没有办法了”。之后,校领导将他们接到办公室面谈,时任校党委副书记的龙小乐曾当面承诺,会“给老师一个交待”。约在2001年左右,也正是龙小乐与这些青年老师们座谈兴建武大教师小区的相关事宜。
之后,武大校方与政府派代表组成调查组调查过珞桂小区的问题,但李相如称,“老师们至今不知道调查结果。到了现在,老师们的心都凉了”。
《新民周刊》记者拿到的一份《定向开发教师小区协议》显示,对于珞桂小区,“购房均价未减免前暂按甲(新纪元实业有限公司)、乙方(武汉大学)议定的下列价格收取”、“购房均价待政府减免落实后甲、乙双方将根据减免的有关收据共同核定”。
李相如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政府对于教师小区有一系列的优惠减免政策,而当年老师们按照约1700元每平方米交纳的购房款,是未享受政府减免政策的价格(当年武汉房屋市场均价约为1500元至1700元),实际上,这部分政府给予珞桂小区约270万元的优惠,“被开发商所侵占”。
而相关人士称,当年程发明拿到珞桂小区的地时,由于手上缺乏资金,便求助于时任武汉大学出版社社长的江建勤,江挪用了出版社约2000万元的公款,存入银行并以此为抵押贷款给程发明。程发明为此送给江不少“好处费”。
“洞”有多深?
在陈、龙落马后,一张纠结隐秘、盘根错节的利益网渐渐浮出水面,这所高等学府诸多有利可图的角落均可见留痕。
从2005年开始,武汉大学的一批离退休教职员工就不断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要求解决住房问题。
《新民周刊》记者看到的一份《武汉大学一区(老武大)离休干部住房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武大一区住在校内的离休干部119人,住房达标者23人,约占19%,未达标的是81%。本刊记者亦收到武大老教授们提供的一份签署于2004年、达600多人的签名名单。
这些退休的武大老教授向《新民周刊》记者反映,1998年,武大曾有过集资建房,但规定,只有20%的“向离退休老同志倾斜”,并且规定,需要在3天内一次性交清8万元至9万元的集资费,“否则视为自动弃权”。
76岁的武汉大学退休教授宋太郎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当年,他每月的工资仅1000多元,“根本拿不出9万元”。
记者看到,武大许多老教授至今居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造的老旧住房中。在此问题多年悬而未决的情况下,从2005年至2007年,这些武大的老年教职员工们开始向湖北省委至中央有关部门上书。
几位武大老教授告诉记者,在湖北省委领导批复与武汉市的支持下,武大从湖北省农科院以每亩70多万元的低价购买了270多亩土地,可以修建3000多套住房。“当时武大的领导都说,我们老同志帮了武大的忙,解决了武大的一个大问题”,一位武大老教授回忆。
当时,包括江建勤在内的几位武大后勤保障部负责人参与了与这批武大老教授们的座谈。“江建勤跟我们说过很多次,他描绘得很好,说合同签了,下个月就开工了……到最后,地却没了”,一位多次参与此类座谈的武大老教授忆称。
最终,湖北省农科院地块计划泡汤了。多位武大老教授表示,此后武大方面打算再以约每亩170万元的价格转卖该地块于某开发商,省市政府获悉,终止了农科院该地块的交易。
在2007年,武大以120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补偿了老教授们的住房面积差额,而此时武汉房屋市场均价已逼近六七千元每平方米。“他们把钱打到了我的工资卡上,他们说如果不拿,以后都没有了”,宋太郎教授在他的旧宅中居住了21年,“现在我老了,房子的问题看起来也没希望了”。
一位武汉大学的老师对记者表示,后勤社会化改革给武大带来的是“后勤垄断化”,武大后勤保障部门名下的许多食堂、超市以及项目都被该部门或某些有特权的领导层亲属所掌控,由此滋生出凌驾于监管之上的一些特殊利益集团。
在1997年之前,师生们还可以选择在友谊街的大片小餐厅解决吃饭问题,但随着后勤社会化的推行,师生们只能在后勤系统掌管的店铺内解决,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自强超市”,“上至电器,下至卫生纸,自强超市的任何商品都比一墙之外的店铺贵得多”。
“除了桂园食堂,实行上下层分别承包,伙食好一点以外,其他樱园、梅园、枫园三个食堂稀烂”,一位武大教师评价,武大曾广为流传的一个段子是:每到军训时,食堂包子的馅儿会多一点,等军训结束后,“包子馅儿都小了”。
武汉大学曾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珞珈山下修建了许多防空洞,这些防空洞除了至今为师生们提供穿行于庞大校园的交通要道外,还有一些防空洞洞门是被锁住的。武大内部多位人士向记者反映,程发明在担任武大人防办主任期间,曾将空洞里很多空地出租用以储藏新鲜水果。其间获利走向,对外并不明朗。
在武大陈昭方、龙小乐案爆发后,一些交错隐秘的关系网逐渐曝露,有武大老师调侃——武大“洞”有多深?
高校已成反腐重地
在校大学生人数达100万人以上的武汉,规模雄居全国榜首,其中部属高校达8所。2000年前后开始的中国高校扩招重组大潮之下,湖北高校亦步入合校、扩校、建分校的“摊大饼”阶段。
今年8月,湖北省科技学院院长张建刚,以及分管基建、财务的副院长王志贵,因涉嫌腐败被“双规”,并已被免去行政职务。
仅就湖北省而言,包括原湖北美院副院长李泽霖、原武汉理工大学副校长李海婴、原武汉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吴国民和原校长刘光临、原湖北大学副校长李金和等,近年均纷纷落马。
郭清君处长告诉《新民周刊》记者,湖北省检察院已经“办了好多”当地高校负责人落马案件,具备了一些经验,而这些高校负责人落马“多数在基建方面,还有学校的采购设备、后勤这块,招生方面也有”。
湖北省检察院的一项专项调研也显示,基建、后勤、采购、招生等财权、事权集中的环节,已成为高校领导腐败的集中领域。
近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纪委特约研究员邵道生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前高校的腐败问题并未得到充分暴露,而“这几年高校在‘大跃进’背景下存在着巨大的利益诱惑,在利益重新调整之时,有钱人和有权人就会勾结起来切这块利益蛋糕,高校也不外乎如此”。
高校已成为腐败多发地区。高校特殊的财务“一支笔”制度,也为权力寻租埋下隐患。在目前的高校,这个封闭的小社会内,重大的财务决策虽然一般要经校务委员会讨论,但最终对此把关的就是高校的总会计师,以陈昭方为例,身兼总会计师与分管财务、基建的副校长,集财务、会计、招投标诸多权力于一身。
某些高校领导过大的权力往往缺乏监督。武大一名法学院教授曾经手过一个由前校长办公室主任起草的、准备送交前校长的法律合同,当年武大准备改造校园电信设备,项目承包方、武汉电信局在工程合同里曾提出让武大把电信设施归武汉电信局所有,并由武大承担武汉电信局方面派出的12个人的工资福利待遇。
在这位教授看来,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他逐条批驳,言语锋利——“这是谁提出来的?为什么电信设施所有权要归武汉电信局所有?!为什么要负担他们12个人的工资?!”
后来,这位教授被前校办主任告知,他不再负责处理这些送交时任校长的合同。之后一年多,该教授才得知,当时这位前校长的儿子就在武汉市电信局工作,这位教授并不清楚当时的校长是否看到了这份合同,但某些校领导超越权力范畴的做法,让他至今心绪难平。
一位武大老师提醒,发生腐败案的武大缺乏一个有效的外部审计监管系统,“作为非营利机构的高校理应建立透明的财务报表制度,但目前高校的内部审计一般仅在院一级内部公开,财务报表只送达院领导一级,对普通老师只是口头转述”。
对于陈、龙事发之前的廉政考核情况,武大纪委一位工作人员对本刊记者直称,“不知道”。《新民周刊》记者辗转获悉,在陈昭方、龙小乐二位出事之前,武大纪委对两人的廉政考核档案是“年年优秀”。如今这个一路绿灯的考评结果,无疑给武大纪委出了道难题。
《新民周刊》记者亦看到,武大纪委与武大审计处同在武大行政楼隔壁的西南楼办公。这种格局,在一些武大老师看来颇具讽刺意味,“这个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象征,这个体系内部的监督审查者与它的监督对象如此之近,近到它们对于存在的问题可以熟视无睹”。
对于陈、龙落马,一位曾在上世纪70年代担任过武大校领导的老红军神情凝重地对《新民周刊》记者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校方要配合检方办案,要把这些武大的蛀虫挖出来,把盖子打开!”但部分前任武大校领导亦对本刊记者表示“不便发表评论”,“前任不评论后任工作”。
而截至目前,记者掌握到的情况是,中纪委尚未介入陈昭方、龙小乐案。
作为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武大的书记、校长均由中组部任命,与湖北省检察院同为副部级。
日前,中纪委一位人士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一般情况下,中纪委负责直接查办的是副部级以上级别的涉案高官,而陈、龙此类的高校几把手腐败案,在程序上一般应该是由其所在省份的省纪委和教育部纪检组先介入查办。
对比落马的校领导令人咋舌的贪腐金额,武大一些年轻的老师们,对于他们尴尬的收入多有怨言。他们常常自嘲是“进入人才市场的高学历民工”,“在金字塔的底端”,为完成工作量而疲于奔命。
武汉大学数学系一位讲师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他每月的工资约为1600元,在武大,讲师给本科生上课,每堂课课贴约为一二十元,每年他得上300至320节课,才能拿到这份工资,“每年上三四百节课,压力其实很大,再加上备课的时间,我们的时薪算下来,比麦当劳打工的还廉价!”
这个冬天,距离“国立武汉大学”牌坊不远处的青葱草坪中,校长顾海良在一块巨石上题下“止于至善”四字,十分惹眼。在陈、龙案如火如荼的当口,这取自《礼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