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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在《毛泽东的秘书们》的《后记》中说,据其不完全统计,毛泽东一生,先后任用过二十六位秘书｡他们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时间大致如下:
江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部秘书长,1928);古柏(1929～1933);曾碧漪(1929-1933);贺子珍(1929-1937);谢觉哉(1932～1934);李六如(办公室秘书长,1932～1938);叶子龙(初为生活秘书,后为机要室主任｡1935～1962);张子彬(1936～1938);周小舟(1936.8～1938);李一氓(1936);张如心(1937);李井泉(1938);江青(生活秘书,1938.8～1976.9);陈伯达(政治秘书,1939年春～1970,共31年);胡乔木(政治秘书,1942.2～1966.6,共25年);王炳南(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田家英(1948.10～1966.5,共18年);罗光禄(机要秘书,1948～1963.5,共15年);高智(机要秘书,1953年初～1962.4);林克(国际问题秘书,1954～1966);徐业夫(机要秘书,195?～197?);李锐(兼职秘书,1959);戚本禹(“文革”初期～1968年初);高碧岑(机要秘书,?～1974);张玉凤(机要秘书,1975年初～1976.9)｡
1956年,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毛泽东的秘书为五位,即增加了江青｡由此,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青､叶子龙,人称毛泽东的“五大秘书”｡
飞往苏联疗
1949年3月,江青随毛泽东进入北平｡
就在进入北平一个来月,江青走了,离开了毛泽东,离开了北平｡
江青上哪儿去了呢?
她带着女儿李讷以及警卫员､护士和一位苏联医生,坐火车到沈阳,再从沈阳转往大连｡在大连机场,一架苏联派来的专机正在等候她｡她要去苏联｡她说她身体不好,要去苏联检查｡另外,要带李讷到苏联做切除扁桃腺手术｡
她第一次坐上专机,尝到了“第一夫人”的尊荣滋味｡
在苏联期间,江青最为高兴的事,是见到了斯大林｡
那是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指派,秘密访问苏联｡斯大林接见了刘少奇,同时也接见了作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
在宴会上,江青站起来向斯大林敬酒｡斯大林见她那么年轻,以为她会怯场｡她,演员本色,不慌不忙走到斯大林面前,高举着酒杯,像朗诵台词一般清楚地说道:“我举杯,向斯大林同志敬酒,祝愿斯大林同志健康长寿!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
斯大林听了江青的祝辞,脸上浮现笑容,说道:“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健康就是你们的幸福!谢谢!我祝愿毛泽东同志健康长寿!”
斯大林高举酒杯,和江青碰杯,一饮而尽｡
住进中南海菊香书屋
1949年秋,当江青从苏联回到北平时,毛泽东已从西郊香山的双清别墅搬入中南海｡
虽说菊香书屋无法跟斯大林的别墅相比,但是比延安的窑洞毕竟好多了｡江青住进菊香书屋,在北房跟毛泽东相对而居,这意味着她完全是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出现在这里,不必担心由于贺子珍的回国而造成对她的夫人地位的威胁｡
此后不久,江青受到毛泽东委托,执行一次使她颇为高兴的公务——到北京火车站为宋庆龄送行｡
1949年8月28日,当宋庆龄从上海坐火车到达北平时,毛泽东亲自前往火车站迎接,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也一起去欢迎她｡
11月,宋庆龄因事要从北京回上海｡毛泽东委派江青前去送行｡江青兴高采烈,不是在于送行本身,而在于执行此次公务她“代表毛泽东”,亦即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在社交场合露面｡
江青要求工作
毛泽东夫人毕竟只是一种身份,不是一种职务｡在菊香书屋闲居,终究不行｡江青要求工作｡组织上斟酌再三,给江青安排了一个不大不小又适宜她的兴趣的职务,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
她是一个不安分的女人,看到毛泽东成为党和国家的主席,她也跃跃欲试｡企图染指政治｡她的最初尝试,那便是批判电影《清宫秘史》｡江青看了《清宫秘史》,认为此片“内容反动”,是一部卖国主义的片子”｡江青向毛泽东诉说了自己的“观后感”,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于是,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次会议上,这位文艺处的副处长发话了:“《清宫秘史》是一部很坏的影片,我们应该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对这位文艺处的副处长之言,不以为然｡另一位副处长胡乔木,还发表了与江青相左的意见｡
这时,江青深有“人微言轻”的感触｡
对于《清宫秘史》的批判未能如愿,江青又抓住了另一部电影《武训传》｡
《武训传》影片上映之后,最初的三个月得到一片赞扬,各报纷纷发表文章给影片以好评｡《大众电影》杂志还把《武训传》列为1950年十部最佳国产片之一｡
作为“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委员,江青看了《武训传》｡仿佛众人皆醉她独醒,她看出了《武训传》存在“严重问题”｡
毛泽东调看了影片《武训传》,他认为这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片｡
毛泽东的意见,使江青万分欣喜｡跟上一回一样,江青只是谈出毛泽东的意见,并没有说明这是谁的话｡
周扬仍不以为然,以为那是江青再一次挑刺,便顶了她一句:“你这个人,有点改良主义,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但是,江青借助毛泽东的权威,在对《武训传》的批判中,一下子使周扬､夏衍纷纷检讨｡
又一次飞往苏联治病
就在江青一次次抛头露面之际,在1952年2月,这江上“奇峰”忽地又“锁在烟雾中”了!江青由前台退回幕后,其原因是她忙于批判《武训传》,太“伤神”了,以至累倒,终日发低烧,失眠,特别是右肋下时有疼痛｡
经大夫诊断,她患了慢性胆囊炎｡
这是常见病,北京的医院完全可以为她治疗,不过,她仍要求去苏联动手术｡毛泽东同意了她的要求｡1952年8月,她飞往苏联,又住进莫斯科郊区的斯大林别墅｡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时,江青正在苏联养病｡她以为毛泽东会来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追悼会,结果毛泽东没有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来苏联的是周恩来｡
江青在苏联休养了一年多,直到1935年秋才返回北京｡
就在她小病大养了两年多之后,忽地又一次“露峥嵘”,开始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江青跟周扬等人的三番较量,她克敌胜的“王牌”便是借助于毛泽东的权威｡这三番较量,是她在解放后参与中国政治的尝试｡她都得胜归朝!
“政治夫妻”
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之后,江青又处于云遮雾障之中了｡
江青从前台又一次退到幕后,是因为她再度犯病了｡北京协合医院的大夫认为,子宫颈口长期糜烂发炎,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生长肿瘤,需要进行治疗｡
她不得不把政治上的野心撂在一边忙于治病保命｡她再一次要求去苏联治疗｡保健大夫为她写了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
于是,她第三次飞往苏联｡
她在苏联住了些日子,仍不能确诊｡江青无奈,只得回国休养｡
回国之后,国内的大夫又对她的病进行会诊｡大夫的结论是“子宫癌肿”,建议她作子宫切除手术｡
江青坚决反对子宫切除手术｡不能作子宫切除手术,那就只好进行放射治疗｡她希望到苏联进行放射治疗｡
这样,江青第四次飞往苏联治病,依然住在莫斯科郊区斯大林别墅｡
经过钴放射治疗,三个疗程顺利地进行,把她的子宫颈瘤彻底治好了｡
经过复查,江青已经康复,可以回国了｡
在回国前夕,如朱仲丽所忆:
“她提出如何预防的问题,又提出将来再并发其他疾病问题｡教授都详细地一一解答了,还告诉她在一年之内不能同房｡她马上干脆地答道:‘我们早就不在一块,我同毛泽东同志是政治夫妻!’”
成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决定正式任命毛泽东的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江青,人称“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为政治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在提名江青时,毛泽东并不赞同｡常委们经过讨论,认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还是由江青担任比较合适｡
这样,江青有了一项正式任命,即毛泽东的生活秘书｡
就这样,江青以毛泽东秘书的名义,过着她的吃､喝､玩､乐生活｡直至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江青以为时机到了｡她从抓“革命样板戏”入手,渐入政坛,成为中国活跃的政治新星｡
(据《作家文摘》)
“文革”中毛泽东致江青的三封信
一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了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相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二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毛泽东1974年3月20日
三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毛泽东1974年11月20日(据《民族文世》)
陈云力主不杀江青
毛泽东逝世以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他们的种种倒行逆施,在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激起了越来越强烈的愤慨｡大家都觉得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76年9月下旬,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开始酝酿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当时,可供选择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帮”搞下去;一个是采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帮”抓起来:究竟采取何种方式更加稳妥,颇费思量｡
难以决断之际,叶剑英想到了在党的历史上久经风浪､立场坚定､长于谋略的陈云,便委托王震多次找陈云商量｡最初,陈云曾设想用召开中央全会的办法来解决｡据姚依林回忆,他去陈云家递交关于江青问题的材料时,看到陈云在家里反复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但算来算去,觉得并没有完全的把握｡因为“四人帮”在政治局中虽然是少数,但他们一个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是假借毛泽东主席的名义作威作福､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一个是掌握全部宣传工具的吹鼓手,人数虽少,能量颇大;更加不利的是十届中央委员会里面混进了许多“文革”中的造反派｡鉴于中央委员会这样的组成状况,陈云觉得还是应该采取更加坚决果断的措施｡10月2日以后的一个晚上,叶剑英派他的侄子叶选基到北长街请陈云到他在西山的住所面谈｡陈云过去在上海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知晓对敌斗争的残酷性和危险性｡临行前,他把保险柜的钥匙交给了长子陈元,叮嘱他一旦发生意外,把保险柜里的文件收一收,作好了一去不复返的准备｡
到了叶剑英的住地以后,叶剑英同邓颖超正在一间屋子里谈话,陈云在外面的一间房子里等｡邓颖超出来的时候,见到陈云说,好久不见叶帅了,我是来看叶帅的,陈云也说是来看叶帅的｡邓颖超走后,陈云进去｡叶剑英先给陈云看了一份材料｡这份材料是谢静宜记录的一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内有毛泽东主席的讲话,讲话里面有“帮派”这样的字眼;在当时这些材料陈云是无法看到的｡看完材料之后,叶剑英问陈云把他们几个(指“四人帮”)抓起来,你看怎么样?陈云坚定地说:“赞成,这场斗争不可避免｡”中央于是下定了决心,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和国家｡
陈云虽然赞成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但却坚决反对对他们用死刑｡为了清算“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特别法庭,对他们进行立案审理｡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气氛中,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对主犯江青量刑｡许多人主张判处死刑,陈云却力主“不能杀”,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提出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依然坚持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陈云甚至最后说,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下,“陈云同志不同意”｡后来大多数人接受了陈云的主张,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又改判无期徒刑,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影响,表现了陈云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和远见卓识｡
(据《书刊报》)
江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部秘书长,1928);古柏(1929～1933);曾碧漪(1929-1933);贺子珍(1929-1937);谢觉哉(1932～1934);李六如(办公室秘书长,1932～1938);叶子龙(初为生活秘书,后为机要室主任｡1935～1962);张子彬(1936～1938);周小舟(1936.8～1938);李一氓(1936);张如心(1937);李井泉(1938);江青(生活秘书,1938.8～1976.9);陈伯达(政治秘书,1939年春～1970,共31年);胡乔木(政治秘书,1942.2～1966.6,共25年);王炳南(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田家英(1948.10～1966.5,共18年);罗光禄(机要秘书,1948～1963.5,共15年);高智(机要秘书,1953年初～1962.4);林克(国际问题秘书,1954～1966);徐业夫(机要秘书,195?～197?);李锐(兼职秘书,1959);戚本禹(“文革”初期～1968年初);高碧岑(机要秘书,?～1974);张玉凤(机要秘书,1975年初～1976.9)｡
1956年,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毛泽东的秘书为五位,即增加了江青｡由此,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青､叶子龙,人称毛泽东的“五大秘书”｡
飞往苏联疗
1949年3月,江青随毛泽东进入北平｡
就在进入北平一个来月,江青走了,离开了毛泽东,离开了北平｡
江青上哪儿去了呢?
她带着女儿李讷以及警卫员､护士和一位苏联医生,坐火车到沈阳,再从沈阳转往大连｡在大连机场,一架苏联派来的专机正在等候她｡她要去苏联｡她说她身体不好,要去苏联检查｡另外,要带李讷到苏联做切除扁桃腺手术｡
她第一次坐上专机,尝到了“第一夫人”的尊荣滋味｡
在苏联期间,江青最为高兴的事,是见到了斯大林｡
那是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指派,秘密访问苏联｡斯大林接见了刘少奇,同时也接见了作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
在宴会上,江青站起来向斯大林敬酒｡斯大林见她那么年轻,以为她会怯场｡她,演员本色,不慌不忙走到斯大林面前,高举着酒杯,像朗诵台词一般清楚地说道:“我举杯,向斯大林同志敬酒,祝愿斯大林同志健康长寿!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
斯大林听了江青的祝辞,脸上浮现笑容,说道:“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健康就是你们的幸福!谢谢!我祝愿毛泽东同志健康长寿!”
斯大林高举酒杯,和江青碰杯,一饮而尽｡
住进中南海菊香书屋
1949年秋,当江青从苏联回到北平时,毛泽东已从西郊香山的双清别墅搬入中南海｡
虽说菊香书屋无法跟斯大林的别墅相比,但是比延安的窑洞毕竟好多了｡江青住进菊香书屋,在北房跟毛泽东相对而居,这意味着她完全是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出现在这里,不必担心由于贺子珍的回国而造成对她的夫人地位的威胁｡
此后不久,江青受到毛泽东委托,执行一次使她颇为高兴的公务——到北京火车站为宋庆龄送行｡
1949年8月28日,当宋庆龄从上海坐火车到达北平时,毛泽东亲自前往火车站迎接,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也一起去欢迎她｡
11月,宋庆龄因事要从北京回上海｡毛泽东委派江青前去送行｡江青兴高采烈,不是在于送行本身,而在于执行此次公务她“代表毛泽东”,亦即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在社交场合露面｡
江青要求工作
毛泽东夫人毕竟只是一种身份,不是一种职务｡在菊香书屋闲居,终究不行｡江青要求工作｡组织上斟酌再三,给江青安排了一个不大不小又适宜她的兴趣的职务,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
她是一个不安分的女人,看到毛泽东成为党和国家的主席,她也跃跃欲试｡企图染指政治｡她的最初尝试,那便是批判电影《清宫秘史》｡江青看了《清宫秘史》,认为此片“内容反动”,是一部卖国主义的片子”｡江青向毛泽东诉说了自己的“观后感”,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于是,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次会议上,这位文艺处的副处长发话了:“《清宫秘史》是一部很坏的影片,我们应该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对这位文艺处的副处长之言,不以为然｡另一位副处长胡乔木,还发表了与江青相左的意见｡
这时,江青深有“人微言轻”的感触｡
对于《清宫秘史》的批判未能如愿,江青又抓住了另一部电影《武训传》｡
《武训传》影片上映之后,最初的三个月得到一片赞扬,各报纷纷发表文章给影片以好评｡《大众电影》杂志还把《武训传》列为1950年十部最佳国产片之一｡
作为“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委员,江青看了《武训传》｡仿佛众人皆醉她独醒,她看出了《武训传》存在“严重问题”｡
毛泽东调看了影片《武训传》,他认为这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片｡
毛泽东的意见,使江青万分欣喜｡跟上一回一样,江青只是谈出毛泽东的意见,并没有说明这是谁的话｡
周扬仍不以为然,以为那是江青再一次挑刺,便顶了她一句:“你这个人,有点改良主义,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但是,江青借助毛泽东的权威,在对《武训传》的批判中,一下子使周扬､夏衍纷纷检讨｡
又一次飞往苏联治病
就在江青一次次抛头露面之际,在1952年2月,这江上“奇峰”忽地又“锁在烟雾中”了!江青由前台退回幕后,其原因是她忙于批判《武训传》,太“伤神”了,以至累倒,终日发低烧,失眠,特别是右肋下时有疼痛｡
经大夫诊断,她患了慢性胆囊炎｡
这是常见病,北京的医院完全可以为她治疗,不过,她仍要求去苏联动手术｡毛泽东同意了她的要求｡1952年8月,她飞往苏联,又住进莫斯科郊区的斯大林别墅｡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时,江青正在苏联养病｡她以为毛泽东会来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追悼会,结果毛泽东没有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来苏联的是周恩来｡
江青在苏联休养了一年多,直到1935年秋才返回北京｡
就在她小病大养了两年多之后,忽地又一次“露峥嵘”,开始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江青跟周扬等人的三番较量,她克敌胜的“王牌”便是借助于毛泽东的权威｡这三番较量,是她在解放后参与中国政治的尝试｡她都得胜归朝!
“政治夫妻”
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之后,江青又处于云遮雾障之中了｡
江青从前台又一次退到幕后,是因为她再度犯病了｡北京协合医院的大夫认为,子宫颈口长期糜烂发炎,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生长肿瘤,需要进行治疗｡
她不得不把政治上的野心撂在一边忙于治病保命｡她再一次要求去苏联治疗｡保健大夫为她写了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
于是,她第三次飞往苏联｡
她在苏联住了些日子,仍不能确诊｡江青无奈,只得回国休养｡
回国之后,国内的大夫又对她的病进行会诊｡大夫的结论是“子宫癌肿”,建议她作子宫切除手术｡
江青坚决反对子宫切除手术｡不能作子宫切除手术,那就只好进行放射治疗｡她希望到苏联进行放射治疗｡
这样,江青第四次飞往苏联治病,依然住在莫斯科郊区斯大林别墅｡
经过钴放射治疗,三个疗程顺利地进行,把她的子宫颈瘤彻底治好了｡
经过复查,江青已经康复,可以回国了｡
在回国前夕,如朱仲丽所忆:
“她提出如何预防的问题,又提出将来再并发其他疾病问题｡教授都详细地一一解答了,还告诉她在一年之内不能同房｡她马上干脆地答道:‘我们早就不在一块,我同毛泽东同志是政治夫妻!’”
成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决定正式任命毛泽东的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江青,人称“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为政治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在提名江青时,毛泽东并不赞同｡常委们经过讨论,认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还是由江青担任比较合适｡
这样,江青有了一项正式任命,即毛泽东的生活秘书｡
就这样,江青以毛泽东秘书的名义,过着她的吃､喝､玩､乐生活｡直至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江青以为时机到了｡她从抓“革命样板戏”入手,渐入政坛,成为中国活跃的政治新星｡
(据《作家文摘》)
“文革”中毛泽东致江青的三封信
一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了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相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二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毛泽东1974年3月20日
三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毛泽东1974年11月20日(据《民族文世》)
陈云力主不杀江青
毛泽东逝世以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他们的种种倒行逆施,在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激起了越来越强烈的愤慨｡大家都觉得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76年9月下旬,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开始酝酿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当时,可供选择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帮”搞下去;一个是采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帮”抓起来:究竟采取何种方式更加稳妥,颇费思量｡
难以决断之际,叶剑英想到了在党的历史上久经风浪､立场坚定､长于谋略的陈云,便委托王震多次找陈云商量｡最初,陈云曾设想用召开中央全会的办法来解决｡据姚依林回忆,他去陈云家递交关于江青问题的材料时,看到陈云在家里反复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但算来算去,觉得并没有完全的把握｡因为“四人帮”在政治局中虽然是少数,但他们一个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是假借毛泽东主席的名义作威作福､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一个是掌握全部宣传工具的吹鼓手,人数虽少,能量颇大;更加不利的是十届中央委员会里面混进了许多“文革”中的造反派｡鉴于中央委员会这样的组成状况,陈云觉得还是应该采取更加坚决果断的措施｡10月2日以后的一个晚上,叶剑英派他的侄子叶选基到北长街请陈云到他在西山的住所面谈｡陈云过去在上海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知晓对敌斗争的残酷性和危险性｡临行前,他把保险柜的钥匙交给了长子陈元,叮嘱他一旦发生意外,把保险柜里的文件收一收,作好了一去不复返的准备｡
到了叶剑英的住地以后,叶剑英同邓颖超正在一间屋子里谈话,陈云在外面的一间房子里等｡邓颖超出来的时候,见到陈云说,好久不见叶帅了,我是来看叶帅的,陈云也说是来看叶帅的｡邓颖超走后,陈云进去｡叶剑英先给陈云看了一份材料｡这份材料是谢静宜记录的一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内有毛泽东主席的讲话,讲话里面有“帮派”这样的字眼;在当时这些材料陈云是无法看到的｡看完材料之后,叶剑英问陈云把他们几个(指“四人帮”)抓起来,你看怎么样?陈云坚定地说:“赞成,这场斗争不可避免｡”中央于是下定了决心,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和国家｡
陈云虽然赞成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但却坚决反对对他们用死刑｡为了清算“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特别法庭,对他们进行立案审理｡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气氛中,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对主犯江青量刑｡许多人主张判处死刑,陈云却力主“不能杀”,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提出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依然坚持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陈云甚至最后说,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下,“陈云同志不同意”｡后来大多数人接受了陈云的主张,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又改判无期徒刑,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影响,表现了陈云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和远见卓识｡
(据《书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