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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海新闻综合频道《新生代农民工专题报道》，到2011年底上海有600万农民工，其中新生代农民工达360～400万。新生代“新”在年轻；“新”在没有务农经验；“新”在对城市生活有更强的憧憬和向往；“新”在更少家庭负担。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而城市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对农民工进行必要的培训将有助于农民工顺利在城市就业、生活。为了解农民工培训现状，研究其特点与规律，2012年2—8月，课题组以问卷调查、实地考察、召开座谈会等不同形式，对上海市4000多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培训目的、从事行业、选择职业、每月收入、是否愿意参加培训等5个方面的调查统计，并进行了分析。
一、上海新生代农民工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年龄20岁到30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以1980年出生为界，在被调查对象中，80%为1980年以后出生，20%为1980年之前出生。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
（一）文化程度不同
第一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明显低于第二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以小学和初中文化为主，初中以下占82%。而第二代农民工以初中及以上为主，占91%。
（二）外出打工目的不同
第一代农民工家庭负担较重，外出就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收入，改善家庭生活条件；第二代农民工未婚的多一些，家庭负担较轻，外出打工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增加收入，第二代农民工“学技术”占32%；“提高生活水平”占25%；“在城市立足成家”占21%；“不愿意干农活”占15%；其他占7%。
（三）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不同
第一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更趋于稳定，不会因生活环境而改变太多，而第二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尚未定型，更容易受到生活环境变化的影响。他们往往不清楚自己未来在哪里，他们向往城市，城市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不一样的前途及不一样的命运，希望通过进城务工告别祖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从而改变生活习惯，提高生活质量。
（四）务农年限不同
第一代农民工有比较丰富的务农经验，平均务农年限为12年，到大城市务工因缺乏一技之长及文化知识，有相当一部分仍从事农业生产，到大城市承包土地，凭着自己多年在农村的劳动生产经验种、养一些经济作物、动物。而第二代农民工，平均务农年限为2年，且有50%以上从来没有干过农活。
（五）对自己的认同感不同
第一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命运不好，生在山区或经济比较落后的农村，到城市“打工”只是“过客”，自己的“根”在农村，今后归属还在农村。第二代农民工认为自己能成为城市中的一员，通过努力，应该得到城里人同等的社会地位，今后在城市成家立业。
二、上海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现状分析
农民工转移到城市生活、就业，一方面为城市经济发展、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也为上海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由于农民工整体素质尤其是文化素养较低，缺少必要的工作技能，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因此，要帮助农民工顺利在城市就业、生活，就必须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培训。农民工培训，是指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开发农民工体能、技能和智能资源，从而提高农民工经济生产能力的农村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和行为现状
当前农民工到上海务工的动机主要包括以下因素：一方面上海经济迅速发展，吸引着全国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据统计，在上海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安徽、四川占前2位。近几年不少农民工进城的主要动机已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为了赚钱养家，改善家里生活，而是转变为寻求机会，谋求发展；另一方面，现代农业的发展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多，上海的新兴行业发展需要大批劳动力。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通过招工等各种渠道进入上海的各行各业。新生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更积极寻求职业培训和发展机会，更愿意留在城市发展和尝试创业，并希望有可能取得职业提升和在上海安家乐业。
（二）新生代农民工对就业培训需求的现状
新生代农民工无论在受教育程度还是年龄结构、整体素质上，都可以说是农村社会的精英和希望，但是他们与城市的人口素质相比，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上海现代化进程的大力推进，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朝着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已不再是纯体力的劳动者，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文化程度比第一代农民工有所提高，但仍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培训，使得他们在进城务工的初期只能选择偏向体力劳动的社会地位较低的工作。新生代农民工面临过剩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复杂局面，不是单纯只要肯出力、肯吃苦就能生存的。同时他们对职业的期望值较高，既看不上低收入的体力活，又找不到高收入的工作。而在就业问题上，新生代农民工不仅要和第一代农民工竞争岗位，还要与另一个庞大的大学生群体竞争岗位。所以新生代农民工要想就业顺利，必须参加培训，全面提高自己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才能适应上海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调整的客观要求。
当前，加强对农民工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的培训，已成了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都应当重视并做好这项工作，把农民工整体素质的提高看成是上海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三、上海启动“三年职业技能培训行动计划”
从2011年起，上海市启动了“三年职业技能培训行动计划”，对参加技能培训的农民工给予一定补贴。计划通过3年行动计划，使有技术的农民工从2011年的15%提高到30%。截至2011年底，上海累计培训农民工232万人次。
（一）安全生产培训
2010年11月15日，静安区一场大火给上海人民、上海政府敲响了警钟！为此，上海从2011年起启动了农民工安全生产培训行动计划。2012年2月召开农民工安全生产培训推进大会，计划2012年为30万人次农民工提供安全生产培训。要求各相关政府部门、培训机构严格做到“五个统一”，即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时间、统一考核、统一证书。旨在全面提高农民工安全素质和安全生产技能，减少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二）学历提升
第二代农民工中，有相当数量的务工者有着“城市梦”，他们想通过进城务工，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殊不知，由于缺少学历和技能，到城市只能做最苦、最累、最脏的活，然而收入也是最低的。由于种种原因，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相比，待遇上甚至成了“三等工人”，即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状况，他们只有靠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为此，每年进入上海“四大一院”（电大、开大、业大、夜大及网络学院）学习的人数不少，据统计，上海电大每年招收专科、本科学历人数达2～3万人，其中21.8%是新生代农民工。
（三）职业技术培训
职业技术培训是对新生代农民工最实际、最实用、最有效的培训。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的渴望超过第一代农民工，对未来的人生也有一定的规划，但往往因为喜欢享受，总是离自己的预期目标很远。与第一代农民的求生存为主不同，学技术成为外出务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大多希望有一技之长，以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各种类型的职业和岗位都需要一定技术能力，每一个行业、每一项工作都有其要求的技能，木工、电工、钳工固然是一技之长，汽车驾驶、计算机操作、家电维修也是一技之长，甚至家政服务、商品推销、摆摊售货等看似简单的工作，同样需要许多技能，缺乏必要的技能是难以适应工作的。截至2011年底，上海市培训机构已达500多家。例如2012年上海“IT”软件行业迅猛发展，使得信息技术人才空前紧缺。为吸引更多中、高级软件技术人才，部分企业不仅打出月收入5000以上的丰厚薪资待遇，还采用各种提升机会留住优秀人才。为缓解供求矛盾，上海华育软件实训基地2012年全面推行“长三角软件工程师培养与输送计划”，受多家工厂企业委托，针对沪上地区中等及以上学历者发放96个技能实训名额。
（四）特殊工种培训
特殊工种指电焊工、锅炉工、铲车司机、电工、电梯工、危险化学品等特殊岗位工作。上海市2012年将为30万人次农民工提供安全生产培训，要求各区、县成立安全生产教育考试培训中心，并由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编写《上海市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应知、应会考核教材及习题集》。闵行区是一个人口导入区，到2011年底全区240万人口中，外来人口占了50%以上，2012年闵行区安全生产教育考试中心对特种作业人员培训达1万人以上。
（五）服务行业培训
在上海，餐饮、宾馆、家政等服务业中，农民工已占了70%以上，每当春节来临，就出现“民工荒”。春节前后，上海的早晨买不到早点，各大饭店出双倍工资也请不到服务员。上海是个老龄化速度非常快的城市，60岁以上的老人占上海市总人口的20%，很多老人需要服侍，可到了春节找不到家政服务员。中国家庭历来把生儿育女当作家庭的头等大事，据报道上海一度出现“月嫂荒”，2011年预定月嫂需提前3个月，而到2012年得提前半年。月嫂在上海属于家政行业的“白领”，月工资均在6000元以上，相当于企业高级技师的工资。各培训中心近年来高度重视家政服务员的培训，既解决了他们的就业，同时解决了社会需求。上海的每个养老院都需要家政服务员，特别是男性服务员更紧缺。
（六）涉农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
在上海务工的农民工达600万，其中近70%为新生代农民工，这支大军中有相当一部分奋斗在新农村建设工作中，为上海新农村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上海市农委以近年来新进农业领域的青年创业农民、进合作社的“三支一扶”大学生、投身新农村建设的有志青年等为重点，开展“三农”基础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培训，共培训了211名。通过培训，让新生代农民工全面了解“三农”，熟悉上海新农村建设政策法规，掌握农业生产基本知识和技能。
据今年2月上海综合新闻《新闻透视》栏目播放的《20年以后上海还有人来种菜吗》节目调查，上海每天需要1.5万吨蔬菜，目前种菜人年龄偏高，年轻人不愿意种田，主要原因是收入太低。上海把种田技术人员引为上海紧缺人才之首。上海郊区常年种植蔬菜面积达50多万亩，涉及到种菜的农民21万人，其中6.5万为农民工，占总菜农的30%。外来菜农的流动性大，文化水平偏低，技术水平偏差。市、区县两级蔬菜生产行政部门和技术部门结合蔬菜实际，积极落实技术培训各项措施。2011年，上海市年度培训总人数达1700人，其中标准化生产技术培训1000人，蔬菜产业示范技术培训700人，2011年农业部无公害行动计划蔬菜农药残留量检测合格率达到98%，在全国37个城市排名第一。经过专业培训，新型专业技术农民的收入有了明显提高。奉贤区青长蔬菜基地所聘技术员每月工资在5000～6000元，普通农民工每月工资在2000～3000元。
近年来，上海市每年举行优秀农民工评选活动。2011年390人受到表彰，获得优秀农民工和农民工先进个人称号。其中获评为优秀农民工的96人都是各行各业的技术能手，68%具有中高级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大上海，自身素质的高低决定着他们的收入、就业、择业、发展等空间。上海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农村建设等都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尽快掌握新知识、新技术、新文化，这就要求社会和政府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提升、职业技能提高、综合素质的提高，引导他们尽快适应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促进平等就业，统筹考虑新生代农民工对公共服务保障的需求，努力构建起适应新生代农民工需要的公共服务保障体系，逐步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与上海市民享有同等待遇。
一、上海新生代农民工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年龄20岁到30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以1980年出生为界，在被调查对象中，80%为1980年以后出生，20%为1980年之前出生。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
（一）文化程度不同
第一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明显低于第二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以小学和初中文化为主，初中以下占82%。而第二代农民工以初中及以上为主，占91%。
（二）外出打工目的不同
第一代农民工家庭负担较重，外出就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收入，改善家庭生活条件；第二代农民工未婚的多一些，家庭负担较轻，外出打工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增加收入，第二代农民工“学技术”占32%；“提高生活水平”占25%；“在城市立足成家”占21%；“不愿意干农活”占15%；其他占7%。
（三）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不同
第一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更趋于稳定，不会因生活环境而改变太多，而第二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尚未定型，更容易受到生活环境变化的影响。他们往往不清楚自己未来在哪里，他们向往城市，城市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不一样的前途及不一样的命运，希望通过进城务工告别祖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从而改变生活习惯，提高生活质量。
（四）务农年限不同
第一代农民工有比较丰富的务农经验，平均务农年限为12年，到大城市务工因缺乏一技之长及文化知识，有相当一部分仍从事农业生产，到大城市承包土地，凭着自己多年在农村的劳动生产经验种、养一些经济作物、动物。而第二代农民工，平均务农年限为2年，且有50%以上从来没有干过农活。
（五）对自己的认同感不同
第一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命运不好，生在山区或经济比较落后的农村，到城市“打工”只是“过客”，自己的“根”在农村，今后归属还在农村。第二代农民工认为自己能成为城市中的一员，通过努力，应该得到城里人同等的社会地位，今后在城市成家立业。
二、上海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现状分析
农民工转移到城市生活、就业，一方面为城市经济发展、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也为上海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由于农民工整体素质尤其是文化素养较低，缺少必要的工作技能，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因此，要帮助农民工顺利在城市就业、生活，就必须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培训。农民工培训，是指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开发农民工体能、技能和智能资源，从而提高农民工经济生产能力的农村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和行为现状
当前农民工到上海务工的动机主要包括以下因素：一方面上海经济迅速发展，吸引着全国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据统计，在上海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安徽、四川占前2位。近几年不少农民工进城的主要动机已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为了赚钱养家，改善家里生活，而是转变为寻求机会，谋求发展；另一方面，现代农业的发展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多，上海的新兴行业发展需要大批劳动力。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通过招工等各种渠道进入上海的各行各业。新生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更积极寻求职业培训和发展机会，更愿意留在城市发展和尝试创业，并希望有可能取得职业提升和在上海安家乐业。
（二）新生代农民工对就业培训需求的现状
新生代农民工无论在受教育程度还是年龄结构、整体素质上，都可以说是农村社会的精英和希望，但是他们与城市的人口素质相比，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上海现代化进程的大力推进，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朝着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已不再是纯体力的劳动者，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文化程度比第一代农民工有所提高，但仍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培训，使得他们在进城务工的初期只能选择偏向体力劳动的社会地位较低的工作。新生代农民工面临过剩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复杂局面，不是单纯只要肯出力、肯吃苦就能生存的。同时他们对职业的期望值较高，既看不上低收入的体力活，又找不到高收入的工作。而在就业问题上，新生代农民工不仅要和第一代农民工竞争岗位，还要与另一个庞大的大学生群体竞争岗位。所以新生代农民工要想就业顺利，必须参加培训，全面提高自己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才能适应上海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调整的客观要求。
当前，加强对农民工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的培训，已成了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都应当重视并做好这项工作，把农民工整体素质的提高看成是上海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三、上海启动“三年职业技能培训行动计划”
从2011年起，上海市启动了“三年职业技能培训行动计划”，对参加技能培训的农民工给予一定补贴。计划通过3年行动计划，使有技术的农民工从2011年的15%提高到30%。截至2011年底，上海累计培训农民工232万人次。
（一）安全生产培训
2010年11月15日，静安区一场大火给上海人民、上海政府敲响了警钟！为此，上海从2011年起启动了农民工安全生产培训行动计划。2012年2月召开农民工安全生产培训推进大会，计划2012年为30万人次农民工提供安全生产培训。要求各相关政府部门、培训机构严格做到“五个统一”，即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时间、统一考核、统一证书。旨在全面提高农民工安全素质和安全生产技能，减少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二）学历提升
第二代农民工中，有相当数量的务工者有着“城市梦”，他们想通过进城务工，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殊不知，由于缺少学历和技能，到城市只能做最苦、最累、最脏的活，然而收入也是最低的。由于种种原因，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相比，待遇上甚至成了“三等工人”，即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状况，他们只有靠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为此，每年进入上海“四大一院”（电大、开大、业大、夜大及网络学院）学习的人数不少，据统计，上海电大每年招收专科、本科学历人数达2～3万人，其中21.8%是新生代农民工。
（三）职业技术培训
职业技术培训是对新生代农民工最实际、最实用、最有效的培训。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的渴望超过第一代农民工，对未来的人生也有一定的规划，但往往因为喜欢享受，总是离自己的预期目标很远。与第一代农民的求生存为主不同，学技术成为外出务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大多希望有一技之长，以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各种类型的职业和岗位都需要一定技术能力，每一个行业、每一项工作都有其要求的技能，木工、电工、钳工固然是一技之长，汽车驾驶、计算机操作、家电维修也是一技之长，甚至家政服务、商品推销、摆摊售货等看似简单的工作，同样需要许多技能，缺乏必要的技能是难以适应工作的。截至2011年底，上海市培训机构已达500多家。例如2012年上海“IT”软件行业迅猛发展，使得信息技术人才空前紧缺。为吸引更多中、高级软件技术人才，部分企业不仅打出月收入5000以上的丰厚薪资待遇，还采用各种提升机会留住优秀人才。为缓解供求矛盾，上海华育软件实训基地2012年全面推行“长三角软件工程师培养与输送计划”，受多家工厂企业委托，针对沪上地区中等及以上学历者发放96个技能实训名额。
（四）特殊工种培训
特殊工种指电焊工、锅炉工、铲车司机、电工、电梯工、危险化学品等特殊岗位工作。上海市2012年将为30万人次农民工提供安全生产培训，要求各区、县成立安全生产教育考试培训中心，并由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编写《上海市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应知、应会考核教材及习题集》。闵行区是一个人口导入区，到2011年底全区240万人口中，外来人口占了50%以上，2012年闵行区安全生产教育考试中心对特种作业人员培训达1万人以上。
（五）服务行业培训
在上海，餐饮、宾馆、家政等服务业中，农民工已占了70%以上，每当春节来临，就出现“民工荒”。春节前后，上海的早晨买不到早点，各大饭店出双倍工资也请不到服务员。上海是个老龄化速度非常快的城市，60岁以上的老人占上海市总人口的20%，很多老人需要服侍，可到了春节找不到家政服务员。中国家庭历来把生儿育女当作家庭的头等大事，据报道上海一度出现“月嫂荒”，2011年预定月嫂需提前3个月，而到2012年得提前半年。月嫂在上海属于家政行业的“白领”，月工资均在6000元以上，相当于企业高级技师的工资。各培训中心近年来高度重视家政服务员的培训，既解决了他们的就业，同时解决了社会需求。上海的每个养老院都需要家政服务员，特别是男性服务员更紧缺。
（六）涉农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
在上海务工的农民工达600万，其中近70%为新生代农民工，这支大军中有相当一部分奋斗在新农村建设工作中，为上海新农村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上海市农委以近年来新进农业领域的青年创业农民、进合作社的“三支一扶”大学生、投身新农村建设的有志青年等为重点，开展“三农”基础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培训，共培训了211名。通过培训，让新生代农民工全面了解“三农”，熟悉上海新农村建设政策法规，掌握农业生产基本知识和技能。
据今年2月上海综合新闻《新闻透视》栏目播放的《20年以后上海还有人来种菜吗》节目调查，上海每天需要1.5万吨蔬菜，目前种菜人年龄偏高，年轻人不愿意种田，主要原因是收入太低。上海把种田技术人员引为上海紧缺人才之首。上海郊区常年种植蔬菜面积达50多万亩，涉及到种菜的农民21万人，其中6.5万为农民工，占总菜农的30%。外来菜农的流动性大，文化水平偏低，技术水平偏差。市、区县两级蔬菜生产行政部门和技术部门结合蔬菜实际，积极落实技术培训各项措施。2011年，上海市年度培训总人数达1700人，其中标准化生产技术培训1000人，蔬菜产业示范技术培训700人，2011年农业部无公害行动计划蔬菜农药残留量检测合格率达到98%，在全国37个城市排名第一。经过专业培训，新型专业技术农民的收入有了明显提高。奉贤区青长蔬菜基地所聘技术员每月工资在5000～6000元，普通农民工每月工资在2000～3000元。
近年来，上海市每年举行优秀农民工评选活动。2011年390人受到表彰，获得优秀农民工和农民工先进个人称号。其中获评为优秀农民工的96人都是各行各业的技术能手，68%具有中高级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大上海，自身素质的高低决定着他们的收入、就业、择业、发展等空间。上海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农村建设等都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尽快掌握新知识、新技术、新文化，这就要求社会和政府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提升、职业技能提高、综合素质的提高，引导他们尽快适应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促进平等就业，统筹考虑新生代农民工对公共服务保障的需求，努力构建起适应新生代农民工需要的公共服务保障体系，逐步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与上海市民享有同等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