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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踹稳了脚跟做人，拿很好的心肠待人，大家力争上游，一个个携手向着共同的大道上走”
黄炎培100多年前提出的关于家庭建设的主张，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父母都在人生壮年去世，这成为黄炎培心中的一个阴影。后来，他先后和两位夫人生了十六个子女（三个早夭）。人丁兴旺，儿孙绕膝，黄炎培自撰了一副对联：“勿忘孤苦出身，看诸儿绕膝相依，已较我少年有福;切莫奢华过甚，听到处向隅而泣，试问你独乐何心。”
黄炎培与王纠思育有六男六女，其中有三个孩子早夭。黄炎培与姚维钧育有两儿两女。黄炎培给儿女起名字，大多有讲究。有一女儿出生于1919年，这年五四运动席卷神州，女儿出生之时，恰逢黄炎培观看钱塘江大潮，于是给她起名黄学潮。给三子起名黄万里，结果三子成为水利专家，和万里江河打了一辈子交道。给第四个儿子起名黄大能，儿子出生时，黄炎培刚从美国考察教育回来，有感于中国的文明、科学落后于美国，希望家里有一个“大能”人，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落后局面。
黄炎培深知环境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因此，他十分重视家庭生活环境的建设。1909年2月，他就在《教育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理想的家庭》的文章，大力提倡“改良家庭”，建设理想的家庭。
在物质环境方面，他不仅对家庭的设施和卫生提出了建议，还对衣食住行有明确要求。主张“居宅朴雅而整洁”“食品不必丰必洁”“衣服朴雅而整洁，即有陈旧，无绽裂，即勿置华服，必备礼服”“出门非有急事，非远道，非携重物，勿乘车”。
在精神环境的建设方面，他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他主张家长要有自立精神，“家产宁无有，有则自置，非传自祖父”“男于必毕业中学，女子必毕业小学。”家庭要有文化氛围，“入其门，有歌声、琴声、书声，无诟碎、叱咤声、喧笑声、博具声”，“起卧食息，必有定时。子女洒扫有定职，常日以外，必定时为大扫除，家庭生活要量入为出，加强计划性。”“量入以为用，年之终，预算明年度之出入，一年之始，决算昔年度之出入，有四分其所出，则衣食住占其一，教育占其一，卫生与游历占其一，而储备金占其一。”这些主张，虽然是在100多年前提出的，但对今天的家庭建设，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在家庭教育中，黄炎培夫妇从不采用打骂的手段，而是以身作则，建立良好的家风。他说：“做父母的十分检束自己的行为，凡不许儿女做的，父母不做，且禁止家庭中任何人做。具体的如赌博，如吸纸烟——乃至亲友到我家里，恕不敬烟——苟为权力所及，总不让这些在我家里发见出来。此等处我诚然多少对不起亲友，实在是为了我这一群儿女呀。”这样做很有好处：“到底我们家庭里并没有因此感觉枯寂，我们很热闹，很快乐，很和爱，家人相处，情感浓厚到极度。踹稳了脚跟做人，拿很好的心肠待人，大家力争上游，一个个携手向着共同的大道上走，成年以后，父子间更如亲密的朋友般。”
黄方刚：“虽其年不永，亦可以无愧于人，无愧于天地”
长子黄方刚于1901年出生。他曾在清华就读，与潘光旦、闻一多、梁实秋、张心一、梁思成等都是同班同学。后来他在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与美国人微华兰结婚。回国后，黄方刚自1928年起，历任广西、东北、北京、四川、武汉各国立大学及华西大学教授，还担任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前后共执教16年。他的爱国主义引导对青年学生影响很大，不少学生在他的影响下奔赴抗日前线。
1932年1月28日，黄方刚电告父亲黄炎培“今晨微华兰生男，母子均安”。黄炎培给孙子起名叫“十九”，以纪念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日。
1940年2月1日，黄炎培写信给黄方刚和微华兰，信中写道：“高尚纯洁之品格，博爱互助之精神，侠义勇敢之气概，刻苦耐劳之习惯，其主要含义为：自爱、爱他、爱人、爱国、爱物。”这是黄炎培对他们的亲切教导。
全面抗战爆发后，局势动荡，加上经济拮据，黄方刚的健康出现问题，不时吐血。贫病交困之下，黄方刚于1944年在四川乐山去世，年仅43岁。
痛失长子的黄炎培深受打击，先后写了《方刚哀记》《哭方刚墓》《哲学家方刚志》等诗文怀念爱子，谓：“方刚一生清正，抱道有得，言行一致，诚爱待人，取物不苟，著书讲学，到死方休。虽其年不永，亦可以无愧于人，无愧于天地。”
黄炎培亲自带着孙儿十九、海川、岷江到黄方刚墓前训话：“你们须念父亲一生做人，怎样端正做学问，怎样踏实，怎样一心教授;寧使贫不就他职，不取分外的钱;怎样待人好，诚恳忠实;怎样教人好，至诚亲切。你们想念父亲，须和父亲为人一样好，这就是安慰已死的父亲，也是安慰活着的母亲。你们的祖父老了，就是希望你们按照祖父的要求去做人！”
黄竞武：牺牲于解放前夜，被敌人残忍活埋
黄炎培次子黄竞武也毕业于清华，在哈佛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他积极参与并组织海内外人士开展民主运动，1949年时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黄竞武之子黄孟复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上海解放前不久的一个晚上，父亲没有回家。特务们闯进家搜查，母亲很紧张，说父亲被捕了。从此家里就得不到安宁，白天是特务的恫吓和调查，晚上听到的是上海周围的隆隆炮声。上海解放了！可是父亲却没有回来。父亲肯定被害了。于是哪个地方挖出了死人，母亲便去认尸。终于在国民党保密局监狱的空地里挖出了五花大绑、头套蓝布后被活埋的13位革命志士，其中第8位便是父亲。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黄竞武生于1903年，是祖父的次子。父亲1924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公费赴美留学。入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1929年学成毕业， 获硕士学位，时年26岁。当时中国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不已，战乱不断。但父亲学成归国、报效祖国的初衷没有改变。他订购了船票，毅然踏上了归国的征途。
回国后，他以青年人特有的锐气，深入基层，精勤不懈。日本侵略和时局恶化使他忧虑国家安危，痛感国民党的无能。他因“拒与奸商合污舞弊”被停职，在痛恶社会腐败的同时，他深感英雄无用武之地。他在给胞弟大能的信中写道：“方刚哥是很有学问及修养的，他是为战争牺牲了，最可惜者国家没有用他的才能”，他又写道：“我们常常感觉应如何为国出正当的力量，也许我们努力不够，而大半仍为政府不能利用人才，或养而不用，或用而不重用，使怀才者无所发展。我常感因政治之组织不良，效率低微，实缺乏立国之条件。此次战争完全靠穷苦之老百姓，而一部分执政者竟居以为功，岂非笑话……中国这种腐化的政治继续下去，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但内战老百姓又如何忍受得起呢！” 他“痛政治颓败，人民陷于水火”。他开始读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等一批著作，从中又获得了希望，他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他勇敢地投入到争民主、反内战的地下斗争中去。许多遭国民党特务追捕的共产党人，在他的直接掩护、安排下隐蔽起来，脱离了危险。他常常告诫同事们：“我们不能坐等解放军来，我们要做配合工作，不让那些官僚资本转移。我们要保存国家财产。如果解放的是一座空空的上海城，怎么养活600万人口？我们要团结工商界朋友，使他们组织起来，准备为新中国服务。”许多工商界和科技界的朋友，在他的反复宣传、劝说下留了下来。父亲已经自觉地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帮助下进行工作。
1948年底，在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民建会因为地下斗争的需要，特指定15人为临时干事，组成临时干事会，承担民建总会和上海分会的职责，父亲为“临干会”常务干事之一，主要负责组织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父亲，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地下工作中去。
1949年初，临近灭亡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疯狂残害革命者和爱国人士。部分爱国民主人士转移出上海，这时，祖父已在地下党帮助下从上海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解放区电台播放了这个消息后，民建会许多同志劝父亲离沪暂避，并安排了苏州和川沙两处安全避所。但父亲说：“决不能因个人的安危而使工作陷于停顿”“越是在紧要关头，越要坚守岗位”。
4月的一天，父亲对同事讲，他发现特务已在监视他了。他的第一反应是立即转移走办公室的民建机要资料。
5月初，解放军对上海已形成包围之势。父亲认为，在大兵压境之时，许多国民党官员为留后路，都愿找共产党门路以顺应历史潮流，这是个好时机。征得地下党同意，他利用同学关系，使“税警团同意在条件许可时即弃暗投明”，并与国民党某军要人取得联系，谈判“虚江湾、闸北一线，俾我军入沪”。正当紧要关头，父亲落入虎口。父亲落入特务之手后，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处境，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残暴的特务对他用尽酷刑，拔掉了他的所有指甲，打断了他的腿，父亲一直是横眉冷对，严厉斥责。
1987年，我在北京见到了父亲的老友李正文同志，他是当时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委员，直接与我父亲联系。他说，从党内外同志都没有出事可以证明我父亲从被捕到牺牲是坚贞不屈的。
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恼怒的特务在隆隆的炮声下绝望了，残忍地将父亲活埋。
祖父在文章中写道：“竞武死了，倘然他预知死后8天，上海600万市民便得解放，全中国四万万七千万人民将先后都得解放，竞武！你虽死得惨，也可以安心了。”
值得一提的是，黄竞武之子黄孟复曾任全国工商联主席，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与其祖父一样，官至副国级。
黄万里：一生命运都和黄河息息相关
三子黄万里于1911年出生。黄万里儿时十分淘气，从小学开始，父亲就把他送进了寄宿学校。放假时，他经常回不了家，而是到姑姑家。黄炎培的两个妹妹都结婚较晚，后经人介绍，其中一个与后来的夫婿相识，双方谈得很融洽。一天，两人关在屋里，最后商定终身大事。
黄万里预先躲在床下偷听。当一对情侣商量完大事，他突然从床底下钻出来，大喊：“噢，成功了！”无论黄万里多么淘气，父亲对他还是很喜欢的。作为一个教育家，他知道淘气的孩子，如果教育得当定能成才，所以，从未对其苛责，偶尔只是笑嘻嘻地说：“你总要闹出个名堂才好。”1927年，黄万里进入唐山交大，是全班年纪最小的学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时还不满22周岁。他的三篇毕业论文富有创见，由茅以升审定作序，由学校出版。
黄万里毕业后来到杭江铁路，任见习工程师，参加杭江铁路江山港铁路桥的建设。当时，桥梁工程师很受人尊敬。黄万里住在工地，不但做自己分内的工作，而且主动“为工人代管伙食，以保护从农人转来做工的可爱的农民不受工头的剥削”。他亲自做沉箱、打汽桩，曾连守工地27个小时。
中国在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轨的过程中，水利事业是国人最为关心的一項既古老又年轻的事业。1931年长江、汉水泛滥，水淹武汉三镇100天，云梦县城一夜之间顿成泽国，死亡7万人。灾民凄惨，举国震撼。1933年黄河决口十几处，人命财产损失无数，惨痛的现实唤起许多青年奋志学习水利。黄万里和另两位唐山交大的校友一道，毅然放弃铁路桥梁工程师的职务，出国改学水利。听说黄河是最难治理的，黄万里便立志学水利治黄河，并从水文学入门学习水利。
1934年，黄万里赴美留学，此后三年间，他先后获得了康乃尔大学硕士学位、伊利诺伊大学工程博士学位，是该校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其间黄万里驱车四万五千英里，看遍了美国各大工程，在田纳西河流域治理专区坝上实习了四个月，在密西西比河1936年特大洪水之后，黄万里坐船考察了整条河流直至出海口。这些经历使黄万里眼界大开。
1937年他学成回国。抗日战争期间，本着建设水利的雄心壮志，他步行考察长江上游至金沙江段，徒步三千多公里测量了大部分川江，设计修建多个水利工程。抗战胜利后，黄万里在甘肃主持水利工作并任水利部河西勘测设计总队长，在工作中，他摸清了黄河的秉性，并且深深爱上了这条大河。
也许是冥冥之中一种机缘和巧合，黄万里一生的命运都和黄河息息相关。早在1955年关于黄河规划的讨论会上，已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黄万里就力排众议，不同意苏联专家提出在三门峡修水电站的规划。只有黄万里一人发言反对。他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对众多专家指出：“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自己的建议不被重视，没有采纳，作为睿智的水利学家，黄万里是苦闷的，同时也是被孤立的对象。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个科学家能有胆量公开反对国家大型工程建设，如果没有超人的智慧和过人的勇气，那是不可想象的。
黄万里由于坚持己见，被错打成了右派，而即便在右派生涯中，他一直惦念着三门峡。 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开始蓄水拦沙。当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正中黄万里的预见。为此，三门峡工程不得不于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初期进行了两次改建。
上世纪70年代，黄万里在很困难的条件下写出《论治理黄河的方略》，他描绘了他“分流排沙”的治黄方略。他说：“孟津以下北至天津，南至淮阴，是一个向上隆突的圆锥体形大三角洲，面积25万平方公里。在没有人类活动以前，这个三角洲上的水沙本来是向北、向东、向南分散开来的，现在我们就应该因势利导地、继续有秩序地把水沙送到这个三角洲上，‘且灌且粪，长我禾黍’。”黄万里治河，不用建拦河大坝，也不需上拦下排，还不需加高堤身，甚至不需整治河道与河口。他的思想在当时太超前了，只有在今天才有可能得到理解。
1980年2月，黄万里获平反。黄万里一生眷恋着祖国的江河。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给探望他的学生留下遗嘱：“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汉口段力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2001年8月27日，90岁的黄万里溘然而逝。
黄大能：回忆父亲抗战时的一段叮嘱
黄炎培四子黄大能于1916年出生。他毕业于复旦土木工程系，历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硅酸盐学会建筑材料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学会副理事长。2010年逝世。
黄大能曾回忆自己的少年时期：
从1931年“九一八”日军入侵我东北，1932年“一·二八”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爆发，正是我十五岁到二十一岁在沪高中到大学的青年时代。两次战火都在我身边燃烧。而吾父对我的言传身教，给我深深地灌输了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思想。
“九一八”东北沦亡，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遭到全国人民的怒斥。学生救亡运动席卷全国。我在中华职业学校求学时期是走读生。办墙报、演话剧、沿街募捐支援东北义勇军，常常深夜回家。吾父平时家教极严，子女晚归常遭训斥，而这一时期一反常规，竟然慰勉有加。
特别不能忘记的是，在“一·二八”淞沪战役中，为了支援十九路军抗日，我们全家男女老少在父亲带领下曾连续几个晚上制作丝绵背心送往前线。原来吾父该时已发起成立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以后改称上海市地方协会）与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和以后的第五军张治中将军等取得联系，宣传动员上海市民供应军需物资、筹募捐款。1937年“八一三”抗战期间，上海地方协会在战区救济、救护、推动民族工业内迁以及慰劳、募捐等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还有一件难以忘怀的事是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我在复旦大学参加上海各大学生组成的赴南京请愿团要求蒋政权出兵抗日。学生队伍冲破军警层层阻拦，到达北火车站僵持。当晚我父竟和我母深夜亲来车站慰问。在朦胧月色的站台上，父母对我叮嘱，吾父在我耳边低声说：“胆要大而心要细，要勇敢而有策略。”
黄氏人才辈出
五子黄必信出生于1925年，曾于大连工学院担任讲师，1966年去世。长女黄路于1907年出生，毕业于金陵女大，后来在中华医学会工作，2001年去世。她的丈夫是我国农业统计学的奠基人张心一。次女黄小同于1913年出生，曾在首都图书馆工作，后在北京担任英语教师，1996年去世。三女黄学潮于1920年出生，退休后加入了中国致公党。四女黄素回于1923年出生，曾在內蒙古医学院工作，其丈夫是心血管疾病专家陈锵。六子黄方毅长年从事经济相关研究，并且在霍普金斯、哥伦比亚大学任职教授。曾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七子黄钢曾在杂志社工作。五女黄当时于1943年出生，2009年曾被续聘为国务院参事。六女黄丁年为原科学院信息所的高级员工。
（责编/兰嘉娜 责校/黄梦怡 来源/《永远怀念父亲黄竞武》，黄孟复/文，《中国统一战线》1999年第11期;《英雄黄万里与河官王化云》，单之蔷/文，《中国国家地理》2008年6月30日;《黄万里：只会讲真话》，佚名/文，《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第38期）
黄炎培100多年前提出的关于家庭建设的主张，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父母都在人生壮年去世，这成为黄炎培心中的一个阴影。后来，他先后和两位夫人生了十六个子女（三个早夭）。人丁兴旺，儿孙绕膝，黄炎培自撰了一副对联：“勿忘孤苦出身，看诸儿绕膝相依，已较我少年有福;切莫奢华过甚，听到处向隅而泣，试问你独乐何心。”
黄炎培与王纠思育有六男六女，其中有三个孩子早夭。黄炎培与姚维钧育有两儿两女。黄炎培给儿女起名字，大多有讲究。有一女儿出生于1919年，这年五四运动席卷神州，女儿出生之时，恰逢黄炎培观看钱塘江大潮，于是给她起名黄学潮。给三子起名黄万里，结果三子成为水利专家，和万里江河打了一辈子交道。给第四个儿子起名黄大能，儿子出生时，黄炎培刚从美国考察教育回来，有感于中国的文明、科学落后于美国，希望家里有一个“大能”人，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落后局面。
黄炎培深知环境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因此，他十分重视家庭生活环境的建设。1909年2月，他就在《教育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理想的家庭》的文章，大力提倡“改良家庭”，建设理想的家庭。
在物质环境方面，他不仅对家庭的设施和卫生提出了建议，还对衣食住行有明确要求。主张“居宅朴雅而整洁”“食品不必丰必洁”“衣服朴雅而整洁，即有陈旧，无绽裂，即勿置华服，必备礼服”“出门非有急事，非远道，非携重物，勿乘车”。
在精神环境的建设方面，他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他主张家长要有自立精神，“家产宁无有，有则自置，非传自祖父”“男于必毕业中学，女子必毕业小学。”家庭要有文化氛围，“入其门，有歌声、琴声、书声，无诟碎、叱咤声、喧笑声、博具声”，“起卧食息，必有定时。子女洒扫有定职，常日以外，必定时为大扫除，家庭生活要量入为出，加强计划性。”“量入以为用，年之终，预算明年度之出入，一年之始，决算昔年度之出入，有四分其所出，则衣食住占其一，教育占其一，卫生与游历占其一，而储备金占其一。”这些主张，虽然是在100多年前提出的，但对今天的家庭建设，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在家庭教育中，黄炎培夫妇从不采用打骂的手段，而是以身作则，建立良好的家风。他说：“做父母的十分检束自己的行为，凡不许儿女做的，父母不做，且禁止家庭中任何人做。具体的如赌博，如吸纸烟——乃至亲友到我家里，恕不敬烟——苟为权力所及，总不让这些在我家里发见出来。此等处我诚然多少对不起亲友，实在是为了我这一群儿女呀。”这样做很有好处：“到底我们家庭里并没有因此感觉枯寂，我们很热闹，很快乐，很和爱，家人相处，情感浓厚到极度。踹稳了脚跟做人，拿很好的心肠待人，大家力争上游，一个个携手向着共同的大道上走，成年以后，父子间更如亲密的朋友般。”
黄方刚：“虽其年不永，亦可以无愧于人，无愧于天地”
长子黄方刚于1901年出生。他曾在清华就读，与潘光旦、闻一多、梁实秋、张心一、梁思成等都是同班同学。后来他在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与美国人微华兰结婚。回国后，黄方刚自1928年起，历任广西、东北、北京、四川、武汉各国立大学及华西大学教授，还担任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前后共执教16年。他的爱国主义引导对青年学生影响很大，不少学生在他的影响下奔赴抗日前线。
1932年1月28日，黄方刚电告父亲黄炎培“今晨微华兰生男，母子均安”。黄炎培给孙子起名叫“十九”，以纪念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日。
1940年2月1日，黄炎培写信给黄方刚和微华兰，信中写道：“高尚纯洁之品格，博爱互助之精神，侠义勇敢之气概，刻苦耐劳之习惯，其主要含义为：自爱、爱他、爱人、爱国、爱物。”这是黄炎培对他们的亲切教导。
全面抗战爆发后，局势动荡，加上经济拮据，黄方刚的健康出现问题，不时吐血。贫病交困之下，黄方刚于1944年在四川乐山去世，年仅43岁。
痛失长子的黄炎培深受打击，先后写了《方刚哀记》《哭方刚墓》《哲学家方刚志》等诗文怀念爱子，谓：“方刚一生清正，抱道有得，言行一致，诚爱待人，取物不苟，著书讲学，到死方休。虽其年不永，亦可以无愧于人，无愧于天地。”
黄炎培亲自带着孙儿十九、海川、岷江到黄方刚墓前训话：“你们须念父亲一生做人，怎样端正做学问，怎样踏实，怎样一心教授;寧使贫不就他职，不取分外的钱;怎样待人好，诚恳忠实;怎样教人好，至诚亲切。你们想念父亲，须和父亲为人一样好，这就是安慰已死的父亲，也是安慰活着的母亲。你们的祖父老了，就是希望你们按照祖父的要求去做人！”
黄竞武：牺牲于解放前夜，被敌人残忍活埋
黄炎培次子黄竞武也毕业于清华，在哈佛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他积极参与并组织海内外人士开展民主运动，1949年时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黄竞武之子黄孟复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上海解放前不久的一个晚上，父亲没有回家。特务们闯进家搜查，母亲很紧张，说父亲被捕了。从此家里就得不到安宁，白天是特务的恫吓和调查，晚上听到的是上海周围的隆隆炮声。上海解放了！可是父亲却没有回来。父亲肯定被害了。于是哪个地方挖出了死人，母亲便去认尸。终于在国民党保密局监狱的空地里挖出了五花大绑、头套蓝布后被活埋的13位革命志士，其中第8位便是父亲。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黄竞武生于1903年，是祖父的次子。父亲1924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公费赴美留学。入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1929年学成毕业， 获硕士学位，时年26岁。当时中国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不已，战乱不断。但父亲学成归国、报效祖国的初衷没有改变。他订购了船票，毅然踏上了归国的征途。
回国后，他以青年人特有的锐气，深入基层，精勤不懈。日本侵略和时局恶化使他忧虑国家安危，痛感国民党的无能。他因“拒与奸商合污舞弊”被停职，在痛恶社会腐败的同时，他深感英雄无用武之地。他在给胞弟大能的信中写道：“方刚哥是很有学问及修养的，他是为战争牺牲了，最可惜者国家没有用他的才能”，他又写道：“我们常常感觉应如何为国出正当的力量，也许我们努力不够，而大半仍为政府不能利用人才，或养而不用，或用而不重用，使怀才者无所发展。我常感因政治之组织不良，效率低微，实缺乏立国之条件。此次战争完全靠穷苦之老百姓，而一部分执政者竟居以为功，岂非笑话……中国这种腐化的政治继续下去，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但内战老百姓又如何忍受得起呢！” 他“痛政治颓败，人民陷于水火”。他开始读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等一批著作，从中又获得了希望，他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他勇敢地投入到争民主、反内战的地下斗争中去。许多遭国民党特务追捕的共产党人，在他的直接掩护、安排下隐蔽起来，脱离了危险。他常常告诫同事们：“我们不能坐等解放军来，我们要做配合工作，不让那些官僚资本转移。我们要保存国家财产。如果解放的是一座空空的上海城，怎么养活600万人口？我们要团结工商界朋友，使他们组织起来，准备为新中国服务。”许多工商界和科技界的朋友，在他的反复宣传、劝说下留了下来。父亲已经自觉地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帮助下进行工作。
1948年底，在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民建会因为地下斗争的需要，特指定15人为临时干事，组成临时干事会，承担民建总会和上海分会的职责，父亲为“临干会”常务干事之一，主要负责组织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父亲，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地下工作中去。
1949年初，临近灭亡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疯狂残害革命者和爱国人士。部分爱国民主人士转移出上海，这时，祖父已在地下党帮助下从上海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解放区电台播放了这个消息后，民建会许多同志劝父亲离沪暂避，并安排了苏州和川沙两处安全避所。但父亲说：“决不能因个人的安危而使工作陷于停顿”“越是在紧要关头，越要坚守岗位”。
4月的一天，父亲对同事讲，他发现特务已在监视他了。他的第一反应是立即转移走办公室的民建机要资料。
5月初，解放军对上海已形成包围之势。父亲认为，在大兵压境之时，许多国民党官员为留后路，都愿找共产党门路以顺应历史潮流，这是个好时机。征得地下党同意，他利用同学关系，使“税警团同意在条件许可时即弃暗投明”，并与国民党某军要人取得联系，谈判“虚江湾、闸北一线，俾我军入沪”。正当紧要关头，父亲落入虎口。父亲落入特务之手后，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处境，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残暴的特务对他用尽酷刑，拔掉了他的所有指甲，打断了他的腿，父亲一直是横眉冷对，严厉斥责。
1987年，我在北京见到了父亲的老友李正文同志，他是当时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委员，直接与我父亲联系。他说，从党内外同志都没有出事可以证明我父亲从被捕到牺牲是坚贞不屈的。
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恼怒的特务在隆隆的炮声下绝望了，残忍地将父亲活埋。
祖父在文章中写道：“竞武死了，倘然他预知死后8天，上海600万市民便得解放，全中国四万万七千万人民将先后都得解放，竞武！你虽死得惨，也可以安心了。”
值得一提的是，黄竞武之子黄孟复曾任全国工商联主席，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与其祖父一样，官至副国级。
黄万里：一生命运都和黄河息息相关
三子黄万里于1911年出生。黄万里儿时十分淘气，从小学开始，父亲就把他送进了寄宿学校。放假时，他经常回不了家，而是到姑姑家。黄炎培的两个妹妹都结婚较晚，后经人介绍，其中一个与后来的夫婿相识，双方谈得很融洽。一天，两人关在屋里，最后商定终身大事。
黄万里预先躲在床下偷听。当一对情侣商量完大事，他突然从床底下钻出来，大喊：“噢，成功了！”无论黄万里多么淘气，父亲对他还是很喜欢的。作为一个教育家，他知道淘气的孩子，如果教育得当定能成才，所以，从未对其苛责，偶尔只是笑嘻嘻地说：“你总要闹出个名堂才好。”1927年，黄万里进入唐山交大，是全班年纪最小的学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时还不满22周岁。他的三篇毕业论文富有创见，由茅以升审定作序，由学校出版。
黄万里毕业后来到杭江铁路，任见习工程师，参加杭江铁路江山港铁路桥的建设。当时，桥梁工程师很受人尊敬。黄万里住在工地，不但做自己分内的工作，而且主动“为工人代管伙食，以保护从农人转来做工的可爱的农民不受工头的剥削”。他亲自做沉箱、打汽桩，曾连守工地27个小时。
中国在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轨的过程中，水利事业是国人最为关心的一項既古老又年轻的事业。1931年长江、汉水泛滥，水淹武汉三镇100天，云梦县城一夜之间顿成泽国，死亡7万人。灾民凄惨，举国震撼。1933年黄河决口十几处，人命财产损失无数，惨痛的现实唤起许多青年奋志学习水利。黄万里和另两位唐山交大的校友一道，毅然放弃铁路桥梁工程师的职务，出国改学水利。听说黄河是最难治理的，黄万里便立志学水利治黄河，并从水文学入门学习水利。
1934年，黄万里赴美留学，此后三年间，他先后获得了康乃尔大学硕士学位、伊利诺伊大学工程博士学位，是该校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其间黄万里驱车四万五千英里，看遍了美国各大工程，在田纳西河流域治理专区坝上实习了四个月，在密西西比河1936年特大洪水之后，黄万里坐船考察了整条河流直至出海口。这些经历使黄万里眼界大开。
1937年他学成回国。抗日战争期间，本着建设水利的雄心壮志，他步行考察长江上游至金沙江段，徒步三千多公里测量了大部分川江，设计修建多个水利工程。抗战胜利后，黄万里在甘肃主持水利工作并任水利部河西勘测设计总队长，在工作中，他摸清了黄河的秉性，并且深深爱上了这条大河。
也许是冥冥之中一种机缘和巧合，黄万里一生的命运都和黄河息息相关。早在1955年关于黄河规划的讨论会上，已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黄万里就力排众议，不同意苏联专家提出在三门峡修水电站的规划。只有黄万里一人发言反对。他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对众多专家指出：“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自己的建议不被重视，没有采纳，作为睿智的水利学家，黄万里是苦闷的，同时也是被孤立的对象。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个科学家能有胆量公开反对国家大型工程建设，如果没有超人的智慧和过人的勇气，那是不可想象的。
黄万里由于坚持己见，被错打成了右派，而即便在右派生涯中，他一直惦念着三门峡。 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开始蓄水拦沙。当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正中黄万里的预见。为此，三门峡工程不得不于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初期进行了两次改建。
上世纪70年代，黄万里在很困难的条件下写出《论治理黄河的方略》，他描绘了他“分流排沙”的治黄方略。他说：“孟津以下北至天津，南至淮阴，是一个向上隆突的圆锥体形大三角洲，面积25万平方公里。在没有人类活动以前，这个三角洲上的水沙本来是向北、向东、向南分散开来的，现在我们就应该因势利导地、继续有秩序地把水沙送到这个三角洲上，‘且灌且粪，长我禾黍’。”黄万里治河，不用建拦河大坝，也不需上拦下排，还不需加高堤身，甚至不需整治河道与河口。他的思想在当时太超前了，只有在今天才有可能得到理解。
1980年2月，黄万里获平反。黄万里一生眷恋着祖国的江河。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给探望他的学生留下遗嘱：“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汉口段力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2001年8月27日，90岁的黄万里溘然而逝。
黄大能：回忆父亲抗战时的一段叮嘱
黄炎培四子黄大能于1916年出生。他毕业于复旦土木工程系，历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硅酸盐学会建筑材料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学会副理事长。2010年逝世。
黄大能曾回忆自己的少年时期：
从1931年“九一八”日军入侵我东北，1932年“一·二八”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爆发，正是我十五岁到二十一岁在沪高中到大学的青年时代。两次战火都在我身边燃烧。而吾父对我的言传身教，给我深深地灌输了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思想。
“九一八”东北沦亡，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遭到全国人民的怒斥。学生救亡运动席卷全国。我在中华职业学校求学时期是走读生。办墙报、演话剧、沿街募捐支援东北义勇军，常常深夜回家。吾父平时家教极严，子女晚归常遭训斥，而这一时期一反常规，竟然慰勉有加。
特别不能忘记的是，在“一·二八”淞沪战役中，为了支援十九路军抗日，我们全家男女老少在父亲带领下曾连续几个晚上制作丝绵背心送往前线。原来吾父该时已发起成立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以后改称上海市地方协会）与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和以后的第五军张治中将军等取得联系，宣传动员上海市民供应军需物资、筹募捐款。1937年“八一三”抗战期间，上海地方协会在战区救济、救护、推动民族工业内迁以及慰劳、募捐等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还有一件难以忘怀的事是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我在复旦大学参加上海各大学生组成的赴南京请愿团要求蒋政权出兵抗日。学生队伍冲破军警层层阻拦，到达北火车站僵持。当晚我父竟和我母深夜亲来车站慰问。在朦胧月色的站台上，父母对我叮嘱，吾父在我耳边低声说：“胆要大而心要细，要勇敢而有策略。”
黄氏人才辈出
五子黄必信出生于1925年，曾于大连工学院担任讲师，1966年去世。长女黄路于1907年出生，毕业于金陵女大，后来在中华医学会工作，2001年去世。她的丈夫是我国农业统计学的奠基人张心一。次女黄小同于1913年出生，曾在首都图书馆工作，后在北京担任英语教师，1996年去世。三女黄学潮于1920年出生，退休后加入了中国致公党。四女黄素回于1923年出生，曾在內蒙古医学院工作，其丈夫是心血管疾病专家陈锵。六子黄方毅长年从事经济相关研究，并且在霍普金斯、哥伦比亚大学任职教授。曾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七子黄钢曾在杂志社工作。五女黄当时于1943年出生，2009年曾被续聘为国务院参事。六女黄丁年为原科学院信息所的高级员工。
（责编/兰嘉娜 责校/黄梦怡 来源/《永远怀念父亲黄竞武》，黄孟复/文，《中国统一战线》1999年第11期;《英雄黄万里与河官王化云》，单之蔷/文，《中国国家地理》2008年6月30日;《黄万里：只会讲真话》，佚名/文，《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第3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