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忠赴难、痛斥明成祖篡位的儒家君子方孝孺和斥责以色列诸王的希伯来先知，二者身上闪烁着相似的风范。两种看似迥然不同的人格之间有微妙的契合。
　　君子和先知都以个体的身份直接感悟至上的精神，也就是君子的“上天”，先知的“上帝”。君子和先知都表现出了来自至上精神的灵感。君子不断让原典的枯枝上开出惊艳的花朵，先知则在布道中宣告上帝授意。君子和先知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竭力要在人世间建构理想的秩序。君子和先知又都承担着社会警戒的作用。人世间实际的政治和生活秩序总是不断地背离上天或上帝旨意，君子和先知就如同西绪福斯，不断用徒劳而严厉的谴责和呼吁矫正现存秩序。
　　这种比照开启了儒家和其他文化与宗教进行沟通、甚至转化的可能。儒家的君子有可能被犹太人接受吗？
　　对于“真正”的儒家来说，根本的问题不仅是物质方面的，而且是道德和精神方面的。尤其是后者，儒家的教育理想突出地重视人生问题和天下为公，而这种理想恰恰应该被整合到美国教育的核心理想中去。在大学里，每个专业的核心课程，焦点应该是围绕人生和社会展开的中心问题。它能推动公民针对核心价值与当代问题的关系进行积极思考。如果我们不深入思考那些仍在支撑人类视野的传统价值，我们就不可能对保全生命的价值达成共识。今天，就像先前的儒家一样，要想拥有上述知识和理解力，没有哪一个民族可以仅仅依赖自己的传统。
　　正像和我对话的杜维明所说的，儒家理想的包容力是这样展开的：“自我必须克服利己思想才可能真正具有人性，家庭也必须克服裙带关系才可能真正具有人性。依此类推，社群必须克服狭隘的地方观念，国家必须克服种族中心主义，而世界必须克服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它们才可能真正具有人性。”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