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垃圾焚烧正从单纯的环境问题转向城市治理的新公共危机，垃圾分类被当做解决危机的一剂良药，但设计一套垃圾分类和收集方案，事关所有家庭、小区、社会、企业和政府。
　　南都周刊为此专访了王维平、黄小山、毛达，三位不同背景，却长期关注垃圾处理问题的专家，一起探讨垃圾分类离中国还有多远？
　　
　　1
　　4月1日，广州正式实施国内首部城市垃圾分类管理法规，在大多数小区连分类垃圾桶尚未准备，许多居民不知道垃圾分多少类，街道经费不足没有分类垃圾车的情况，这部突然降临的法规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黄小山：首先，我认为出台法规是没有错的，垃圾分类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客观上说中国十几亿人都会波及，在这么一件大事上，没有立法是不可想象的。
　　但仅有立法又是不够的，关键还得有靠谱的实施方案。否则，居民费心费力分好垃圾，政府又全部混到一起，运到填埋场和焚烧场处理完事，就变成“脱裤子放屁”了。
　　王维平：从国际上看垃圾分类也是比较复杂的，比如，日本垃圾分类了12年， 还有17%的人不按规矩倒，居民垃圾分类率也只有80%左右。德国垃圾分类了10年，目前还有22%的人不按规矩倒，居民垃圾分类率也只有70%左右。
　　所以，去年北京起草的法规就规划了5年的适应期，今年年初我们又取消掉类似广州的罚款规定，在居民还不清楚垃圾如何分类的情况下，贸然实行不可能的罚款，是一件既不严肃，又打击居民热情的事。
　　毛达：垃圾分类看似简单，其实取决于每一个人的价值取向、道德水平和生活习惯，也取决于一地的市政部门能否设计出适合该地大多数人的分类和收集方案。
　　事实上，公民参政议政能力比较强的发达国家，推行垃圾分类都不容易，广州仅仅出台条例而又没有拿出可行方案，这不可避免将出现北京的曲折反复。
　　北京最早做垃圾分类的大乘巷1号院，奥运结束后, 一年也只做五六次厨余垃圾收集与清运，主要是就为了做宣传，平时都是垃圾混装，这样的垃圾分类，其实是假的垃圾分类。
　　
　　2
　　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广州市要在五年内，新建11座垃圾处理设施，其中7座焚烧厂、2座填埋场、2座生化处理场。花费大量资金在垃圾处理硬件设施，会不会违背垃圾分类是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意义？
　　黄小山：如果政府是真心诚意实行垃圾分类，那么以现有垃圾量修建的焚烧厂，很可能就将面临“喂不饱”的窘境。
　　按照国际经验，垃圾分类都将减少垃圾量。比如日本在实行垃圾分类10年后，东京垃圾年产量相比20年前减少了一半，而这也导致东京的25座垃圾焚烧厂中，竟有10座因无垃圾可烧被迫关闭。广州垃圾分类真的有效果了，一些焚烧厂无用武之地，等于变相浪费纳税人的钱。
　　王维平：2009年，我从北欧考察回来，就写信给北京市长，国外一般对垃圾处理的投入分为三个部分：垃圾减量化占1/3，管理占1/3，末端也就是这些处理设施占1/3, 通常2/3的资金，用在垃圾处理之前。而我们目前90%以上的费用，都用在末端处理垃圾上，实际上这是不合理的。
　　无论什么样的垃圾处理方式，均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只是看能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
　　垃圾分类主要不是为了烧，而是通过分类来回收利用有用物质，从而极大地减少末端的处理量。因为垃圾是污染物，如果污染物减少了，那么处理量低了、处理成本低了，环境污染的风险也降低了。
　　毛达：在中国，比如北京每年投在垃圾分类上的专项资金只有2000万元，但一个垃圾焚烧厂的投资就超过8个亿，这就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其实搞垃圾的人清楚，解决垃圾问题的根本点不是最终如何处理它们，而是如何发展循环经济，也就是通常说的“3R”原则——reduce(减量)、reuse(再利用)、recycle(再循环)，首先就是在源头减量。
　　
　　3
　　目前看来，当垃圾分类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时，政府仍然将化解垃圾危机的希望放在焚化炉上？
　　黄小山：建立一个焚烧发电厂，是能够拉动当地GDP上升，带来效益的。同时与垃圾分类回收这些脚踏实地、吃力不讨好的苦活相比，建焚烧厂实在是轻松多了。
　　王维平：在垃圾处理问题上，政府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应该首先与公众建立有效沟通机制，让公众信任政府。比如芝加哥以前也是垃圾围城，城市公示要建垃圾焚烧厂，结果引来市民反对，于是政府就与市民代表协商，未来三年芝加哥市民做到了垃圾减量，就不建了，如果做不到就另当别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州市政府应该更加开诚布公告诉广州市民与企业，对于垃圾分类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