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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其他国家央行几乎一致的升息行动，无疑极大地舒缓了中国通过升息来控制物价上涨的压力
如今是一个全球中央银行家们升息演出的时代。
两年多时间里，美联储已连续十七次以0．25个百分点的步调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值，目前联储的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值已上升到了5．25％。升息幅度之大，频率之高，在货币政策史上实属少见。
升息：中央银行家们的联袂演出
升息的又何止是美国。
致力于保持欧元区内购买力及价格水平稳定的欧洲中央银行(ECB)于2005年12月首次加息后，已连续四次加息。8月3日，欧洲央行再次宣布，将其关键利率再次提高25个基点，其中再融资最低投标利率升至3％，边际贷款利率则上升到了4％，这一决定从8月9日起正式生效。舆论普遍据此预测，欧洲央行将会继续在升息的通道上前行。
在欧洲央行8月3日宣布升息的同一天，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MPC)出人意料地宣布，将该国指标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75％。8月2日，澳大利亚也宣布，将基准利率提高0．25个百分点至6％，这是澳央行三个月之内第二次加息，澳大利亚基准利率也升至2001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不过，比英格兰银行和澳大利亚升息表现得更为积极的是加拿大中央银行。自2005年9月以来，加央行已先后7次提高利率，隔夜利率的目标值已升至4．25％。
从这些国家央行在决定升息后发表的声明中可以看出，促使它们升息的原因大致是雷同的：国内经济增长和需求强劲，实际的通货膨胀高于它们设定的通胀目标值。如，英国的通胀率已经达到了2．5％，高于其2％的通胀目标0．5个百分点，房屋价格也现出了较大幅度的上升，7月房屋价格年比增长了5．9％；澳大利亚经济活跃、国内需求旺盛，通货膨胀压力开始增大，今年第二季度，由于油价上涨和香蕉价格暴涨等因素澳通胀率达到了4．0％，远远高于澳央行设定的2％～3％的通胀目标。加拿大央行升息的理由也大致如此。
升息并非只是这些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家的独角戏。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的央行行长们也在以升息的方式，展示他们管理宏观经济的技艺。如，印度、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土耳其等国已经纷纷加息。现在看来，升息已成为中央银行家们的联袂登台演出。
中国利率调整与众不同
同样是因为能源、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以货币供应量和信贷快速增长为标志的所谓流动性泛滥，因而中国国内要求央行加息的呼声并不微弱，更有甚者，直呼央行至少应该加息3个百分点。
不过，我们注意到，虽然能源等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过多的流动性是一个全球现象，但具体到中国，宏观经济表现出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殊性。例如，与其他国家消费需求的强劲增长不同，中国在总需求的增长方面主要表现为过高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而消费需求的增长则相对缓慢。由于消费需求的高涨，致使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大幅飙升很快被传递到了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一些国家的央行不得不升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实际的CPI超过了它们的目标值，而中国则不同，由于消费需求增长相对缓慢，投资的快速增长又形成了一些新的供给能力，因而最终产品的价格并没有随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而同步上涨。
而且，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为全球的剩余资本提供了良好的盈利场所，因而大规模的资本在不断地流入中国，再加之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推动，一些所谓的国际热钱也在近年涌向中国等。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在货币政策操作上，尤其是在利率的调整上可以采取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策略。
事实上，面对今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新变化与货币、信贷超预期地大幅增长，央行已经先后三次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措施，一次是4月28日提高了0．27个百分点的贷款基准利率，另外两次分别是6月16日和7月22日宣布提高0．5个百分点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其中，4月份的加息采取了所谓的非对称性的策略，即只提高了各期限档次的贷款利率，没有提高存款利率，央行在事后阐明了这一策略的理由，如CPI处于较低的水平，居民消费增长相对较慢，为了促使消费成为GDP增长的主要动力等。
已有的三次紧缩中，两次是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这样的数量型调控，在调控效果上，着眼于信贷与货币供给方面的数量调控对流动性的紧缩更为直接，而利率调整则是着眼于资金成本的需求方的调控，传递链条相对较长而间接。显然，政府对于今年投资、信贷与货币供应的快速增长的降温，确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以静制动
对中国来说，全球加息，惟我不动，也不失为一种以静制动的货币政策策略。
因为，和一些舆论要求大幅升息搅在一起的，还有人民币大幅升值的预期，这决定了中国在利率政策的选择上实际上比其他国家要复杂得多，潜在的宏观风险也更大，不得不再三权衡。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是，如果中国选择大幅度地升息，那么，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推动下，大量的国际资本便可流。人中国获取套利与套汇的双重机会，而国际资本的涌人正是造成我国外汇占款急剧增加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本来是着眼于紧缩流动性的加息措施反而会带来更多的流动性，国内的货币政策反而可能更加被动。
同样，如果说中国同样存在因能源等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且这些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是一个全球现象，那么，中国的央行也可以在不选择提高国内利率的情况下，享受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家们积极升息的益处。全球其他国家央行几乎一致的升息行动，无疑极大地舒缓了中国通过升息来控制物价上涨的压力。
至于国内较高的投资增长率，政府应当在采取地根与银根紧缩的措施来加以控制的同时，加快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投资结构的调整。持续扩大的国际贸易顺差，是新的全球分工和国际资本在全球重新配置的结果，从长期来看，对由此引起的贸易差额根本不是提高国内利率或者本币升值所能够解决的。
(作者系社科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研究室主任)
如今是一个全球中央银行家们升息演出的时代。
两年多时间里，美联储已连续十七次以0．25个百分点的步调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值，目前联储的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值已上升到了5．25％。升息幅度之大，频率之高，在货币政策史上实属少见。
升息：中央银行家们的联袂演出
升息的又何止是美国。
致力于保持欧元区内购买力及价格水平稳定的欧洲中央银行(ECB)于2005年12月首次加息后，已连续四次加息。8月3日，欧洲央行再次宣布，将其关键利率再次提高25个基点，其中再融资最低投标利率升至3％，边际贷款利率则上升到了4％，这一决定从8月9日起正式生效。舆论普遍据此预测，欧洲央行将会继续在升息的通道上前行。
在欧洲央行8月3日宣布升息的同一天，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MPC)出人意料地宣布，将该国指标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75％。8月2日，澳大利亚也宣布，将基准利率提高0．25个百分点至6％，这是澳央行三个月之内第二次加息，澳大利亚基准利率也升至2001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不过，比英格兰银行和澳大利亚升息表现得更为积极的是加拿大中央银行。自2005年9月以来，加央行已先后7次提高利率，隔夜利率的目标值已升至4．25％。
从这些国家央行在决定升息后发表的声明中可以看出，促使它们升息的原因大致是雷同的：国内经济增长和需求强劲，实际的通货膨胀高于它们设定的通胀目标值。如，英国的通胀率已经达到了2．5％，高于其2％的通胀目标0．5个百分点，房屋价格也现出了较大幅度的上升，7月房屋价格年比增长了5．9％；澳大利亚经济活跃、国内需求旺盛，通货膨胀压力开始增大，今年第二季度，由于油价上涨和香蕉价格暴涨等因素澳通胀率达到了4．0％，远远高于澳央行设定的2％～3％的通胀目标。加拿大央行升息的理由也大致如此。
升息并非只是这些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家的独角戏。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的央行行长们也在以升息的方式，展示他们管理宏观经济的技艺。如，印度、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土耳其等国已经纷纷加息。现在看来，升息已成为中央银行家们的联袂登台演出。
中国利率调整与众不同
同样是因为能源、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以货币供应量和信贷快速增长为标志的所谓流动性泛滥，因而中国国内要求央行加息的呼声并不微弱，更有甚者，直呼央行至少应该加息3个百分点。
不过，我们注意到，虽然能源等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过多的流动性是一个全球现象，但具体到中国，宏观经济表现出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殊性。例如，与其他国家消费需求的强劲增长不同，中国在总需求的增长方面主要表现为过高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而消费需求的增长则相对缓慢。由于消费需求的高涨，致使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大幅飙升很快被传递到了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一些国家的央行不得不升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实际的CPI超过了它们的目标值，而中国则不同，由于消费需求增长相对缓慢，投资的快速增长又形成了一些新的供给能力，因而最终产品的价格并没有随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而同步上涨。
而且，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为全球的剩余资本提供了良好的盈利场所，因而大规模的资本在不断地流入中国，再加之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推动，一些所谓的国际热钱也在近年涌向中国等。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在货币政策操作上，尤其是在利率的调整上可以采取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策略。
事实上，面对今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新变化与货币、信贷超预期地大幅增长，央行已经先后三次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措施，一次是4月28日提高了0．27个百分点的贷款基准利率，另外两次分别是6月16日和7月22日宣布提高0．5个百分点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其中，4月份的加息采取了所谓的非对称性的策略，即只提高了各期限档次的贷款利率，没有提高存款利率，央行在事后阐明了这一策略的理由，如CPI处于较低的水平，居民消费增长相对较慢，为了促使消费成为GDP增长的主要动力等。
已有的三次紧缩中，两次是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这样的数量型调控，在调控效果上，着眼于信贷与货币供给方面的数量调控对流动性的紧缩更为直接，而利率调整则是着眼于资金成本的需求方的调控，传递链条相对较长而间接。显然，政府对于今年投资、信贷与货币供应的快速增长的降温，确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以静制动
对中国来说，全球加息，惟我不动，也不失为一种以静制动的货币政策策略。
因为，和一些舆论要求大幅升息搅在一起的，还有人民币大幅升值的预期，这决定了中国在利率政策的选择上实际上比其他国家要复杂得多，潜在的宏观风险也更大，不得不再三权衡。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是，如果中国选择大幅度地升息，那么，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推动下，大量的国际资本便可流。人中国获取套利与套汇的双重机会，而国际资本的涌人正是造成我国外汇占款急剧增加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本来是着眼于紧缩流动性的加息措施反而会带来更多的流动性，国内的货币政策反而可能更加被动。
同样，如果说中国同样存在因能源等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且这些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是一个全球现象，那么，中国的央行也可以在不选择提高国内利率的情况下，享受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家们积极升息的益处。全球其他国家央行几乎一致的升息行动，无疑极大地舒缓了中国通过升息来控制物价上涨的压力。
至于国内较高的投资增长率，政府应当在采取地根与银根紧缩的措施来加以控制的同时，加快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投资结构的调整。持续扩大的国际贸易顺差，是新的全球分工和国际资本在全球重新配置的结果，从长期来看，对由此引起的贸易差额根本不是提高国内利率或者本币升值所能够解决的。
(作者系社科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