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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3月至1930年9月，有七位中央和省委特派员先后到达井冈山等地，他们是周鲁、杜修经、袁德生、罗寿南、刘安恭、涂振农、周以栗。这七位特派员在传达、贯彻执行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指示时，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有的起了正面促进的作用，有的带来消极负面的影响，甚至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第一位特派员周鲁，于1928年3月上旬到达井冈山。
1927年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率领部队到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走上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道路。然而，11月9—10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毛泽东指导湖南秋收暴动的所谓“失败”作出结论，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由于湖南省委几度遭到破坏，加之交通不便，直到1928年春，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决定派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周鲁上井冈山传达中央会议精神。
1928年3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周鲁一到井冈山就立即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去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扩大会议和中央去年12月31日给湖南省委指示信的精神。他传达的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毛泽东的“错误”。他说：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毛泽东和他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不执行进攻长沙城市的指示，而是擅自率兵上井冈山，临阵脱逃，这更是完全违背中央策略，犯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严重错误。为了严肃党的政治纪律，中央决定给毛泽东以“开除党籍”处分。（由于当时环境恶劣，文件不能随身携带，只能靠背诵记忆，结果周鲁在传达中央给毛泽东纪律处分的时候，把“开除毛泽东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误传为“开除党籍”。）二是省委的决定。他说：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省委决定解散前委，另组师委，“师委单管军中党的机关，不能过问地方，由何挺颖同志任师委书记”。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一职自然解除。三是下一步计划。他讲了湘南年关暴动大好形势，特委命令工农革命军改组后，要立即开赴湘南策应。
根据湘南特委的命令，1928年3月16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全体指战员分三路开赴湘南。后得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在湘南暴动后，正在向井冈山方向撤退，毛泽东立即派出部队接应。在周鲁指令工农红军第一师开往湘南的一个多月里，不出毛泽东所料，国民党反动派乘虚而入，井冈山失守，一时间，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很多党员和农运干部被杀，党和群众组织被破坏，大小房屋300余间被毁，这就是井岡山斗争史上的“三月失败”。
第二、第三位特派员杜修经、袁德生，于1928年6月30日到达江西永新。
中共湖南省委根据中央的战略指示，于1928年6月7日制定《湘南工作计划决议案》，并于同月19日、26日分别写信给湘赣边根据地贯彻执行。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和省委代表袁德生奉命于6月30日同时到达永新。两人传达了湖南省委6月19日、26日给湘赣边界根据地的信。省委6月19日指示信提出：“以后四军须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与湘南工农暴动相一致，进而造成湘南割据，实现中央所指示的割据赣边及湘粤大道计划。”6月26日指示信又提出明确要求：红四军攻打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出发湘南的四军军委应取消，另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杜修经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
1928 年初，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移师湘南，与中共湘南特委一起领导了湘南起义。4 月，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宁冈县砻市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图为砻市全景
毛泽东对湖南省委这种不切实际的指示和决定，坚决不赞成，但又不能硬顶，他只好用商量的口吻对杜修经、袁德生说：此事关系重大，我一个人做不了主，应由边界特委集体讨论决定，杜、袁二人同意。6月30日当晚，毛泽东在永新商会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讨论湖南省委关于红四军开赴湘南的指示和决定。虽然杜修经强调向湘南发展“是绝对正确的方针，你们要毫不犹豫地立即执行”，但经过热烈讨论，多数人反对红四军开赴湘南。毛泽东看出杜、袁的难处，主动说：你们不要为难，对会议的决定我们还要向湖南省委写报告，陈述理由。
随后毛泽东根据会上大家讨论的意见，代表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向湖南省委写了报告，陈述红四军不去湘南的六条具体理由。然而，湖南省委坚持“左”倾冒进的错误决定，造成了“八月失败”的灾难。
毛泽东上书湖南省委的第三天，敌情发生重大变化。湘赣两省敌人“会剿”井冈山，企图在永新夹击红四军主力。毛泽东立即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决定朱德、陈毅率领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开赴宁冈，迎击湘敌;毛泽东指挥三十一团在永新牵制赣敌，阻止湘赣两省敌人会合，以便各个击破。此时，随红军大部队行动的杜修经，不顾永新联席会议的决定，一味坚持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乘毛泽东远在永新之际，附和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等人想回湖南的愿望，把红军大部队拉向湘南。毛泽东在永新接到陈毅7月中旬来信，随即回信并派人火速送去，信中强调“敌人太强大，去了必然失败”，要求红军大部队停止去湘南的行动。朱德、陈毅接到毛泽东的回信后，立即动员大部队返回，但在杜修经、龚楚的坚持下，部队还是开往了湘南。杜修经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当晚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遂决定照省委的指示将军委改前委，泽东在永新不能来，书记由陈毅代;以第二十八、二十九团到湘南，第三十一、三十二两团留边界，泽东以党代表名义指挥之。
随后，杜修经将红四军大部队拉去攻打郴州，先有小胜后遭失败，二十九团被打散，最后只剩下200余人，二十八团也笼罩着失败的气氛，思想一片混乱，撤退到桂东，在沙田一带徘徊不前。在红军主力远离井冈山根据地之际，国民党军队乘虚而入，占领井冈山各县城及平原地区，焚烧房屋，屠杀干部群众，无恶不作。湘赣边界遭到严重破坏，史称“八月失败”。 1928年8月中旬，毛泽东在永新得知红四军主力在湘南失败，心急如焚，立即率第三十一团第三营日夜兼程，直奔湘南迎接受挫部队。8月23日，毛泽东在湖南桂东县城与朱德、陈毅会合，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重回井冈山。杜修经、龚楚转入湘南特委工作。
1928年10月，毛泽东这样写道：“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及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
与杜修经不同的是，袁德生没有机械地执行上级的指示。1928年7月，为了配合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中共湖南省委决定调井冈山红军向湘东发展，再次派袁德生上井冈山传达省委指示。毛泽东立即在永新九陂村召开连以上干部紧急会议，由袁德生传达省委指示。与会人员一致认为，目前战情紧张，敌情不明，进攻湘东不是时候。袁德生赞同大家的意见，没有执行省委盲目进攻湘东的错误主张。1928年11月6日，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在井冈山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6月来信，袁德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袁德生受毛泽东派遣找党中央汇报工作，把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前委给党中央的报告》秘密送交上海党中央。从上海回来后，他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建立了党和红军的秘密交通机关，沟通党中央、朱毛红军和湖南、江西两省委之间的联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做了大量工作。
第四位特派员罗寿南，于1929年4月到达于都。
1928 年11 月，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总结了井冈山斗争和各地红色政权的经验，图为起草报告的茅坪八角楼
中共中央在发出“二月来信”的同时，下决心要分散红军和调朱德、毛泽东出来，遂派中央军事部长罗寿南携带分编计划具体方案到赣南寻找红四军主力，以贯彻中央政治局的决定。1929年4月3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收到罗寿南送来的“二月来信”。其内容是：依据共产国际指示，强调城市工作的重要，对在农村的红军前途作了悲观的估计，提出将红四军分散成小股部队到乡村中开展土地革命，决定朱毛离开部队到中央来工作。
4月4日至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二月来信”。大家总结了开展井冈山斗争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红军不宜分散、朱毛不能离开的意见。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复信。罗寿南于4月11日在于都出席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除贯彻中央“二月來信”外，还转告中央领导的指示：在统治阶级稳定时红军要分散，革命高潮时红军要集中。这正好与红四军从实际出发的行动方针相反。所以，罗寿南的到来，又引起了红四军内部关于行动方针问题的争论。同月，前委召开于都会议后，争论又逐渐发展到基层。“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比如，“二月来信”中要调朱毛走的消息，很快在红四军中传开，各种说法都有，引起了思想动荡。此后罗寿南留在赣南地区工作。
第五位特派员刘安恭，于1929年4月3日到达瑞金红四军军部。
1929年初，刘安恭刚从苏联学军事回国，就被中共中央作为高级军事人才，以中央特派员的名义派到红四军工作。他的到来，使红四军内部的争论进一步加剧，前敌委员会无法继续工作，毛泽东不得不提出辞去前委书记一职。刘安恭带来了党的六大文件和中央2月7日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他以中央代表自居，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已不再坚持的“二月来信”和布哈林关于分散中国红军的指示，到处作报告，宣扬“脱离生产的红军不能长期存在”，“红军应当分散到乡村中去”;宣传苏联红军“一长制”，以否定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由于他坚持和宣传了不从实际出发的形式主义理论，制造派别、挑拨关系，加上一些同志“唯上、唯书”，从而在红四军内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建军的原则大争论。在随后召开的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成了一些人批判的主要对象，毛泽东离开红军，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后，1929年8月红四军出击闽中失利，后又根据中央指示，红四军三个纵队进军广东东江，在梅县失败，兵力损失1/3，不得不返回闽西。9月下旬，红四军第八次党代会在福建上杭召开，会议在无组织的状态下开了三天，无果而终。
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
1929年8月，中共中央在收到红四军七大决议并听取陈毅的汇报后，先后发出“八月指示”和“九月来信”，批评了红四军七大、批评了刘安恭制造“派别”，肯定了毛泽东的建党建军原则，指示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
第六位特派员涂振农，于1930年6月21日到达长汀。
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到达长汀后，即在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上作了两天传达中央精神的报告，其主要内容是：一是要无条件地扩大红军，在8月底以前扩大到50万;二是红军编制要适应进攻时代;三是批评红四军不打硬仗，“放弃了大城市”;四是指令红军要向“长江流域发展”，夺取南昌、九江，“一面屏蔽武汉，一面胁迫南京”。涂振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会议接受了这个报告提出的意见，认为：“长江（流域的）反动统治正是非常混乱，走向更急激的崩溃。争取以武汉为中心，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是非常的迫切。决定很快的集中，先打下吉安，作为进攻南昌、九江的根据地，同时在打吉安进攻南昌的口号之下，发动赣西南群众，猛烈扩大红军。”
毛泽东、朱德对涂振农传达的意见，曾表示反对。但他们还是遵循党的组织原则，只是在执行中不冒险行事，坚持从实际出发，灵活处置，从而避免了红军遭受更大的损失，并在斗争中继续得到发展。6月22日，毛泽东、朱德签发命令，拟于7月5日前开赴广昌集中，准备夺取九江、南昌等。涂振农随红军总部行动，公布了由他从中央带来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7月14日，涂振农召开红一军团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大家讨论认为，由于敌情变化，攻打吉安已错过时机，应向吉水、永丰、樟树攻击前进。后涂振农离开红军总部。从长汀北上以来，毛泽东、朱德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央关于攻打南昌、九江的命令，而是机动灵活，不断改变进军方向，不仅避免了“左”倾冒险错误可能造成的损失，而且使红军得到较大的发展，由长汀出发时的1万人左右发展到1.8万人。
1930 年5 月，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毛泽东写了《调查工作》一文，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涂振农来到红四军后，毛泽东、朱德分别同他谈了红四军争论的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涂振农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写道：“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涂振农在红四军时间很短，从他给中央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完整地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同时也没有机械地、过分地要求红四军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上级的指示。
第七位特派员周以栗，于1930年9月底到达袁州。
1930年9月中旬，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不克，毛泽东果断决定放弃攻打长沙，回师江西，攻打吉安。9月28日，在江西宜春（袁州）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通常称袁州会议）。会上发生激烈争论，毛泽东主张先打吉安，部分干部却提出直接打南昌、九江，有的甚至质问毛泽东：“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不执行中央路线？”
在会议进行期间，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从湖南赶到红一方面军总部，受长江局的委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宜春劝说红一方面军继续攻打长沙。
当晚，总前委召开会议。周以栗传达了8月29日中共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湖南省委、鄂赣前委及行动委员会的信，要求红一方面军按中央的指示继续攻打长沙。对于是否执行中央的指示，会上争论十分激烈。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曾与周以栗一起搞过农民运动，当晚就与他长谈，用事实耐心说明不能再冒险攻打长沙的理由，同时阐述攻打吉安的有利条件。周以栗听了毛泽东的深刻分析，觉得他讲的有道理，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想法，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在会上帮助说服部分干部。最后，会议决定先打吉安，然后再打南昌、九江，放弃攻打长沙。10月4日，在当地工农群众和地方武装的大力支持下，攻克吉安，随后解放附近的吉水、峡江、新干、泰和、安抚等县。这样，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纵横700余里，人口400多万，横断江西半壁江山。1930年10月6日，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至此，基本实现了毛泽东在一年前提出的“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
10月下旬，中原大战结束以后，蒋介石下令以鲁涤平为总指挥，对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此时，红军中还在争论打不打南昌的问题，特别是刚从中央回来的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又传达了中央关于红军攻打南昌的计划。10月25日，毛泽东、朱德在新余县罗坊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毛泽东根据敌情变化提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放进来，选择好战场，实行人民战争，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李文林等人反对这个主张，说：“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朱德、周以栗等多数人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经过毛泽东以及周以栗的耐心说服，大家接受了不打南昌的正确意见，但对“诱敌深入”的方针仍然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10月30日，侦察得知，国民党部队已向红军和根据地推进，形势十分危急。毛泽东立即召开前委紧急会议，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方针。
1931年4月初，蒋介石调集18个师又3个旅共20万人，对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4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迫在眉睫的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这次会议争论很激烈，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等人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中央根据地以外的地方去，引证斯大林的话说：“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根据地”，并提出“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张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军民，集中兵力，打破敌人新的“围剿”。在这次会议上，周以栗以自己由武汉大城市到中央苏区农村的亲身经历，依据创建苏区的实际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批判了“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主张，阐述了毛泽东的做法就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这样，毛泽东主张打的意见由少数变成了多数。会议经过讨论，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和作战方针。这个正确的决策，对第二次反“围剿”整个战役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938 年，參加过井冈山斗争的部分人员在延安合影。前排左六为毛泽东
纵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和省委的七位特派员在革命根据地传达执行中央和省委指示的情况，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本本主义、形式主义的危害，更加认识到坚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和上级的指示决议同下级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三月失败”，特别是“八月失败”，就是“不察当时环境”，“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的结果。红四军七大前后发生的那场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周鲁、杜修经、刘安恭等人出了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把上级的指示决议与下级的实际结合起来。与之相反，周以栗、袁德生等人既能把上级的指示决议及时传达到下边，又能紧密结合下面的实际，认真听取下面的意见建议，及时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推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重温这段历史，给我们很多启示。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从来都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对党负责，就是对人民负责;对人民负责，就是对党负责。两者统一于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负责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切实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决不做自以为领导满意却让群众失望的蠢事”。90多年前这段历史经验教训，或许能对当前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有所借鉴、有所启迪。（责任编辑 王兵）
第一位特派员周鲁，于1928年3月上旬到达井冈山。
1927年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率领部队到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走上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道路。然而，11月9—10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毛泽东指导湖南秋收暴动的所谓“失败”作出结论，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由于湖南省委几度遭到破坏，加之交通不便，直到1928年春，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决定派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周鲁上井冈山传达中央会议精神。
1928年3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周鲁一到井冈山就立即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去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扩大会议和中央去年12月31日给湖南省委指示信的精神。他传达的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毛泽东的“错误”。他说：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毛泽东和他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不执行进攻长沙城市的指示，而是擅自率兵上井冈山，临阵脱逃，这更是完全违背中央策略，犯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严重错误。为了严肃党的政治纪律，中央决定给毛泽东以“开除党籍”处分。（由于当时环境恶劣，文件不能随身携带，只能靠背诵记忆，结果周鲁在传达中央给毛泽东纪律处分的时候，把“开除毛泽东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误传为“开除党籍”。）二是省委的决定。他说：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省委决定解散前委，另组师委，“师委单管军中党的机关，不能过问地方，由何挺颖同志任师委书记”。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一职自然解除。三是下一步计划。他讲了湘南年关暴动大好形势，特委命令工农革命军改组后，要立即开赴湘南策应。
根据湘南特委的命令，1928年3月16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全体指战员分三路开赴湘南。后得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在湘南暴动后，正在向井冈山方向撤退，毛泽东立即派出部队接应。在周鲁指令工农红军第一师开往湘南的一个多月里，不出毛泽东所料，国民党反动派乘虚而入，井冈山失守，一时间，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很多党员和农运干部被杀，党和群众组织被破坏，大小房屋300余间被毁，这就是井岡山斗争史上的“三月失败”。
第二、第三位特派员杜修经、袁德生，于1928年6月30日到达江西永新。
中共湖南省委根据中央的战略指示，于1928年6月7日制定《湘南工作计划决议案》，并于同月19日、26日分别写信给湘赣边根据地贯彻执行。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和省委代表袁德生奉命于6月30日同时到达永新。两人传达了湖南省委6月19日、26日给湘赣边界根据地的信。省委6月19日指示信提出：“以后四军须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与湘南工农暴动相一致，进而造成湘南割据，实现中央所指示的割据赣边及湘粤大道计划。”6月26日指示信又提出明确要求：红四军攻打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出发湘南的四军军委应取消，另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杜修经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
毛泽东对湖南省委这种不切实际的指示和决定，坚决不赞成，但又不能硬顶，他只好用商量的口吻对杜修经、袁德生说：此事关系重大，我一个人做不了主，应由边界特委集体讨论决定，杜、袁二人同意。6月30日当晚，毛泽东在永新商会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讨论湖南省委关于红四军开赴湘南的指示和决定。虽然杜修经强调向湘南发展“是绝对正确的方针，你们要毫不犹豫地立即执行”，但经过热烈讨论，多数人反对红四军开赴湘南。毛泽东看出杜、袁的难处，主动说：你们不要为难，对会议的决定我们还要向湖南省委写报告，陈述理由。
随后毛泽东根据会上大家讨论的意见，代表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向湖南省委写了报告，陈述红四军不去湘南的六条具体理由。然而，湖南省委坚持“左”倾冒进的错误决定，造成了“八月失败”的灾难。
毛泽东上书湖南省委的第三天，敌情发生重大变化。湘赣两省敌人“会剿”井冈山，企图在永新夹击红四军主力。毛泽东立即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决定朱德、陈毅率领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开赴宁冈，迎击湘敌;毛泽东指挥三十一团在永新牵制赣敌，阻止湘赣两省敌人会合，以便各个击破。此时，随红军大部队行动的杜修经，不顾永新联席会议的决定，一味坚持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乘毛泽东远在永新之际，附和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等人想回湖南的愿望，把红军大部队拉向湘南。毛泽东在永新接到陈毅7月中旬来信，随即回信并派人火速送去，信中强调“敌人太强大，去了必然失败”，要求红军大部队停止去湘南的行动。朱德、陈毅接到毛泽东的回信后，立即动员大部队返回，但在杜修经、龚楚的坚持下，部队还是开往了湘南。杜修经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当晚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遂决定照省委的指示将军委改前委，泽东在永新不能来，书记由陈毅代;以第二十八、二十九团到湘南，第三十一、三十二两团留边界，泽东以党代表名义指挥之。
随后，杜修经将红四军大部队拉去攻打郴州，先有小胜后遭失败，二十九团被打散，最后只剩下200余人，二十八团也笼罩着失败的气氛，思想一片混乱，撤退到桂东，在沙田一带徘徊不前。在红军主力远离井冈山根据地之际，国民党军队乘虚而入，占领井冈山各县城及平原地区，焚烧房屋，屠杀干部群众，无恶不作。湘赣边界遭到严重破坏，史称“八月失败”。 1928年8月中旬，毛泽东在永新得知红四军主力在湘南失败，心急如焚，立即率第三十一团第三营日夜兼程，直奔湘南迎接受挫部队。8月23日，毛泽东在湖南桂东县城与朱德、陈毅会合，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重回井冈山。杜修经、龚楚转入湘南特委工作。
1928年10月，毛泽东这样写道：“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及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
与杜修经不同的是，袁德生没有机械地执行上级的指示。1928年7月，为了配合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中共湖南省委决定调井冈山红军向湘东发展，再次派袁德生上井冈山传达省委指示。毛泽东立即在永新九陂村召开连以上干部紧急会议，由袁德生传达省委指示。与会人员一致认为，目前战情紧张，敌情不明，进攻湘东不是时候。袁德生赞同大家的意见，没有执行省委盲目进攻湘东的错误主张。1928年11月6日，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在井冈山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6月来信，袁德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袁德生受毛泽东派遣找党中央汇报工作，把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前委给党中央的报告》秘密送交上海党中央。从上海回来后，他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建立了党和红军的秘密交通机关，沟通党中央、朱毛红军和湖南、江西两省委之间的联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做了大量工作。
第四位特派员罗寿南，于1929年4月到达于都。
中共中央在发出“二月来信”的同时，下决心要分散红军和调朱德、毛泽东出来，遂派中央军事部长罗寿南携带分编计划具体方案到赣南寻找红四军主力，以贯彻中央政治局的决定。1929年4月3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收到罗寿南送来的“二月来信”。其内容是：依据共产国际指示，强调城市工作的重要，对在农村的红军前途作了悲观的估计，提出将红四军分散成小股部队到乡村中开展土地革命，决定朱毛离开部队到中央来工作。
4月4日至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二月来信”。大家总结了开展井冈山斗争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红军不宜分散、朱毛不能离开的意见。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复信。罗寿南于4月11日在于都出席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除贯彻中央“二月來信”外，还转告中央领导的指示：在统治阶级稳定时红军要分散，革命高潮时红军要集中。这正好与红四军从实际出发的行动方针相反。所以，罗寿南的到来，又引起了红四军内部关于行动方针问题的争论。同月，前委召开于都会议后，争论又逐渐发展到基层。“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比如，“二月来信”中要调朱毛走的消息，很快在红四军中传开，各种说法都有，引起了思想动荡。此后罗寿南留在赣南地区工作。
第五位特派员刘安恭，于1929年4月3日到达瑞金红四军军部。
1929年初，刘安恭刚从苏联学军事回国，就被中共中央作为高级军事人才，以中央特派员的名义派到红四军工作。他的到来，使红四军内部的争论进一步加剧，前敌委员会无法继续工作，毛泽东不得不提出辞去前委书记一职。刘安恭带来了党的六大文件和中央2月7日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他以中央代表自居，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已不再坚持的“二月来信”和布哈林关于分散中国红军的指示，到处作报告，宣扬“脱离生产的红军不能长期存在”，“红军应当分散到乡村中去”;宣传苏联红军“一长制”，以否定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由于他坚持和宣传了不从实际出发的形式主义理论，制造派别、挑拨关系，加上一些同志“唯上、唯书”，从而在红四军内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建军的原则大争论。在随后召开的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成了一些人批判的主要对象，毛泽东离开红军，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后，1929年8月红四军出击闽中失利，后又根据中央指示，红四军三个纵队进军广东东江，在梅县失败，兵力损失1/3，不得不返回闽西。9月下旬，红四军第八次党代会在福建上杭召开，会议在无组织的状态下开了三天，无果而终。
1929年8月，中共中央在收到红四军七大决议并听取陈毅的汇报后，先后发出“八月指示”和“九月来信”，批评了红四军七大、批评了刘安恭制造“派别”，肯定了毛泽东的建党建军原则，指示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
第六位特派员涂振农，于1930年6月21日到达长汀。
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到达长汀后，即在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上作了两天传达中央精神的报告，其主要内容是：一是要无条件地扩大红军，在8月底以前扩大到50万;二是红军编制要适应进攻时代;三是批评红四军不打硬仗，“放弃了大城市”;四是指令红军要向“长江流域发展”，夺取南昌、九江，“一面屏蔽武汉，一面胁迫南京”。涂振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会议接受了这个报告提出的意见，认为：“长江（流域的）反动统治正是非常混乱，走向更急激的崩溃。争取以武汉为中心，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是非常的迫切。决定很快的集中，先打下吉安，作为进攻南昌、九江的根据地，同时在打吉安进攻南昌的口号之下，发动赣西南群众，猛烈扩大红军。”
毛泽东、朱德对涂振农传达的意见，曾表示反对。但他们还是遵循党的组织原则，只是在执行中不冒险行事，坚持从实际出发，灵活处置，从而避免了红军遭受更大的损失，并在斗争中继续得到发展。6月22日，毛泽东、朱德签发命令，拟于7月5日前开赴广昌集中，准备夺取九江、南昌等。涂振农随红军总部行动，公布了由他从中央带来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7月14日，涂振农召开红一军团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大家讨论认为，由于敌情变化，攻打吉安已错过时机，应向吉水、永丰、樟树攻击前进。后涂振农离开红军总部。从长汀北上以来，毛泽东、朱德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央关于攻打南昌、九江的命令，而是机动灵活，不断改变进军方向，不仅避免了“左”倾冒险错误可能造成的损失，而且使红军得到较大的发展，由长汀出发时的1万人左右发展到1.8万人。
涂振农来到红四军后，毛泽东、朱德分别同他谈了红四军争论的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涂振农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写道：“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涂振农在红四军时间很短，从他给中央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完整地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同时也没有机械地、过分地要求红四军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上级的指示。
第七位特派员周以栗，于1930年9月底到达袁州。
1930年9月中旬，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不克，毛泽东果断决定放弃攻打长沙，回师江西，攻打吉安。9月28日，在江西宜春（袁州）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通常称袁州会议）。会上发生激烈争论，毛泽东主张先打吉安，部分干部却提出直接打南昌、九江，有的甚至质问毛泽东：“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不执行中央路线？”
在会议进行期间，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从湖南赶到红一方面军总部，受长江局的委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宜春劝说红一方面军继续攻打长沙。
当晚，总前委召开会议。周以栗传达了8月29日中共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湖南省委、鄂赣前委及行动委员会的信，要求红一方面军按中央的指示继续攻打长沙。对于是否执行中央的指示，会上争论十分激烈。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曾与周以栗一起搞过农民运动，当晚就与他长谈，用事实耐心说明不能再冒险攻打长沙的理由，同时阐述攻打吉安的有利条件。周以栗听了毛泽东的深刻分析，觉得他讲的有道理，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想法，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在会上帮助说服部分干部。最后，会议决定先打吉安，然后再打南昌、九江，放弃攻打长沙。10月4日，在当地工农群众和地方武装的大力支持下，攻克吉安，随后解放附近的吉水、峡江、新干、泰和、安抚等县。这样，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纵横700余里，人口400多万，横断江西半壁江山。1930年10月6日，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至此，基本实现了毛泽东在一年前提出的“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
10月下旬，中原大战结束以后，蒋介石下令以鲁涤平为总指挥，对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此时，红军中还在争论打不打南昌的问题，特别是刚从中央回来的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又传达了中央关于红军攻打南昌的计划。10月25日，毛泽东、朱德在新余县罗坊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毛泽东根据敌情变化提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放进来，选择好战场，实行人民战争，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李文林等人反对这个主张，说：“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朱德、周以栗等多数人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经过毛泽东以及周以栗的耐心说服，大家接受了不打南昌的正确意见，但对“诱敌深入”的方针仍然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10月30日，侦察得知，国民党部队已向红军和根据地推进，形势十分危急。毛泽东立即召开前委紧急会议，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方针。
1931年4月初，蒋介石调集18个师又3个旅共20万人，对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4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迫在眉睫的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这次会议争论很激烈，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等人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中央根据地以外的地方去，引证斯大林的话说：“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根据地”，并提出“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张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军民，集中兵力，打破敌人新的“围剿”。在这次会议上，周以栗以自己由武汉大城市到中央苏区农村的亲身经历，依据创建苏区的实际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批判了“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主张，阐述了毛泽东的做法就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这样，毛泽东主张打的意见由少数变成了多数。会议经过讨论，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和作战方针。这个正确的决策，对第二次反“围剿”整个战役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纵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和省委的七位特派员在革命根据地传达执行中央和省委指示的情况，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本本主义、形式主义的危害，更加认识到坚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和上级的指示决议同下级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三月失败”，特别是“八月失败”，就是“不察当时环境”，“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的结果。红四军七大前后发生的那场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周鲁、杜修经、刘安恭等人出了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把上级的指示决议与下级的实际结合起来。与之相反，周以栗、袁德生等人既能把上级的指示决议及时传达到下边，又能紧密结合下面的实际，认真听取下面的意见建议，及时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推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重温这段历史，给我们很多启示。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从来都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对党负责，就是对人民负责;对人民负责，就是对党负责。两者统一于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负责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切实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决不做自以为领导满意却让群众失望的蠢事”。90多年前这段历史经验教训，或许能对当前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有所借鉴、有所启迪。（责任编辑 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