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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真实与艺术是纪录片的内涵和外延。二者并不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真实性是纪录片的本质属性。记录真实的地点、真实的事件和真实的人物。同时，纪录片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在建构真实的同时，也融入了创作者的情感与理念，表现为不同形式的艺术手法。对生活的真实记录并不表示表现方式的简单和粗线条，用纪实以外的多种表达手法也并不妨碍纪录片的真实性，而是为了实现对更本真的真实的追求。
【关键词】纪录片 真实记录 艺术表达
“从某种意义上说，纪录片的历史就是一部关于真实观念的理解史。真实问题永远与纪录片联系在一起，互相缠绕。无法分离，不管过去还是今天。”诚然，真实性是纪录片的本质属性。但是纪录片的真实并不是绝对的客观真实。如埃·莱塞所说，“世界上没有纯客观的电影，每一个影片制作者都有自己的理念和想法。纪录电影的制作者所要表现的是他所认为的真实、他所见所闻的真实以及他所感受的真实。确切地说，所谓‘纪录电影’就是能够被电影形象地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种解说和感受。”换句话说，纪录片的真实性并不仅仅体现在事实真实。更是一种艺术真实。纪录片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表现手法就不能仅仅拘泥于简单的一种。是否可以主观介入，采用一些虚构手段和策略来揭示真实。下面我们以世界“纪录片之父”罗伯特·弗拉哈迪的开山之作《北方的纳努克》为例来谈谈其创作理念与创作手法给我们的启示。
一、纪录片的“真实性”要求并不是要消解创作者的主体意识
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20世纪美国符号论美学家苏珊·卡纳斯·朗格在《情感与形式》里说，“艺术是人类情感符号的创造。”两种观点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艺术的重要因素，即情感与理念。
既然纪录片是艺术，那么必然要有创作者的情感与理念的融入。于是，在创作者决定拍些什么、如何拍、哪些要被忽略哪些要被强调，就存在相当多的倾向性。可见，纪录片并不是绝对的客观真实，而是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有创作者的主体参与。也正是这种恰当的参与，更好地表现了纪录片的真实性，扩大了影响力。《北方的纳努克》之所以远远超越了当时以猎奇或审视态度拍成的同类影片，甚至在百年纪录电影史上保持着惊人魅力，长青永驻，是因为弗拉哈迪在作品中注入了自己品格的创作理念，并坚持自己观察现实的独特视角。
弗拉哈迪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主题，始终把人作为电影的中心，满怀着对行将消逝的古老文化的深切关怀，第一次把游移的镜头从风俗猎奇转为长期跟踪一个爱斯基摩人的家庭。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生动再现了纳努克一家的捕猎生活和生存状态。弗拉哈迪始终把商业的侵入、现代文明与古老传统的矛盾挡在镜头之外。在表现被破坏的现实和依然保存着美感的现实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他曾说到，“我并非想拍摄白种人对未开化民族的所作所为……白种人不单破坏了这些人的人格，也把他们的民族破坏殆尽。我想在尚有可能的情况下，将他们遭受破坏之前的人格和尊严展现在人们面前。”在影片中，弗拉哈迪用搬演的手法复原了爱斯基摩人祖辈人的捕猎方式，增强了真实感和感染力，使观众近距离地接触爱斯基摩人的传统生活方式。
弗拉哈迪的艺术手段和艺术观念成就了他“浪漫主义者”的美誉。用摄像机记录正在消失的人类文化也开创了影像记录社会的人类纪录片类型。中央电视台著名纪录片专家刘效礼和冷冶夫在1993年第2期到第5期的《中国电视》连载的《纪实论》中曾提出过四个重要命题；电视片成功的背后是真实；真实的背后是纪实；纪实的背后是人；人的背后是观点。这也证明，纪录片的“真实性”要求并不是要消解创作者的主体意识，而是呼唤一种更为独立的观念和艺术追求。
二、“创造性的利用现实”是为了追求更本真的真实
《北方的纳努克》这部影片并不是对爱斯基摩人纳努克一家现实生活的精确记录，而是合理地对现实生活场景的再创造。弗拉哈迪要求自己积极地介入到影片之中，“创造性的利用现实”。该影片第一次将戏剧元素引入纪录片，也采用了搬演的手法。但是弗拉哈迪对纳努克一家家庭生活的重新建构是基于符合生活真实的。无论采用哪种叙述方式，弗拉哈迪始终以“结果要真实”为信条。总而言之，《北方的纳努克》成功借鉴了故事片的叙事技巧。以纪实以外的多种表现手段来实现对“真实”的追求。在该片中纪录片叙述的真实性与故事片表现情节的艺术性相结合并没有妨碍对真实性的表达。
1、情景再现：“真实”与“虚构”合理结合，增强其与现实的相似性。
弗拉哈迪认为结果要真实，为了真实不惜搬演。在《北方的纳努克》中，为了拍摄需要，重新搭建了一个大的冰屋，冰屋在拍摄时被迫削去了一半，因为屋内光线不好。拍摄只好选在露天状态下进行。纳努克一家人在刺骨的寒风中表演了在屋内起床的场景。另外。在当时爱斯基摩人已经用步枪来替代渔叉捕海象，为了拍到原始的场景，弗拉哈迪让纳努克用渔叉像祖辈人那样捕猎。纪录片本是一种依靠视觉产生“真实感”的艺术形态。情景再现复原了画面缺失的时空。更具故事性和可视性。但是，恰如其分地运用情景再现手法是始终以客观真实为坐标。避免过分虚构，“真实”与“虚构”要合理结合。
《北方的纳努克》运用纪实手法和情景再现的故事化手法朴实、生动地再现了哈里森港爱斯基摩人聚居地真实的生活场景。摄像机前的生活只有合理干预才是更真实、更合理的。这种理念也影响了后来的纪录片创作者。
2、讲故事的技巧：提高了观赏性，但始终只是“客观记录”的辅助手段。
《北方的纳努克》把故事片的叙事技巧创造性地运用到纪录片中，使这部影片不再像七拼八凑的新闻素材，而是充满韵律和活力的有机整体。在弗拉哈迪看来，观赏性是不可或缺的。于是，他在影片中引入戏剧元素。设置了悬念，安排了兴奋点。有一场捕海豹的戏是这样安排的：纳努克一次又一次地从冰窟窿里往外拉一条绳子，但一次又一次被绳子拖倒。观众们觉得好笑又好奇，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疑问逐渐扩大……当大家赶来一起拉出绳子，观众才发现绳子的另一端原来是一只海豹。这样，悬念终于揭开了——原来纳努克是在捕海豹。这样的表现方式远比平铺直叙要有意思的多。可见，合理地采用故事化手法可以使叙述更有感染力，提高趣味性和观赏性。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故事化手法既不能主观臆断、虚构故事，也不能过于注重情节的生动，架空弱化纪录片应有的理性思考与批判精神。任何技巧方法都是为了服务于纪录片的整体创作。故事化手法始终只是“真实记录”的辅助手段，不能本末倒置，舍本逐末。诚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吕新雨教授所说的那样，“艺术可以成为纪录片的风格，但是无法成为它的‘骨头’：一部纪录片可以只讲‘艺术’，但是所有的纪录片都只讲‘艺术’的话，那是玩物丧志，有灭种或蜕化的危险。”
《北方的纳努克》在纪录片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指导意义。在纪录片创作走向多元化的今天。艺术表现手法的多样性似乎呈现燎原之势。但如何坚守纪录片“真实”的底线、将“真实记录”与“艺术表达”完美融合、深层对接是我们仍需深入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纪录片 真实记录 艺术表达
“从某种意义上说，纪录片的历史就是一部关于真实观念的理解史。真实问题永远与纪录片联系在一起，互相缠绕。无法分离，不管过去还是今天。”诚然，真实性是纪录片的本质属性。但是纪录片的真实并不是绝对的客观真实。如埃·莱塞所说，“世界上没有纯客观的电影，每一个影片制作者都有自己的理念和想法。纪录电影的制作者所要表现的是他所认为的真实、他所见所闻的真实以及他所感受的真实。确切地说，所谓‘纪录电影’就是能够被电影形象地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种解说和感受。”换句话说，纪录片的真实性并不仅仅体现在事实真实。更是一种艺术真实。纪录片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表现手法就不能仅仅拘泥于简单的一种。是否可以主观介入，采用一些虚构手段和策略来揭示真实。下面我们以世界“纪录片之父”罗伯特·弗拉哈迪的开山之作《北方的纳努克》为例来谈谈其创作理念与创作手法给我们的启示。
一、纪录片的“真实性”要求并不是要消解创作者的主体意识
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20世纪美国符号论美学家苏珊·卡纳斯·朗格在《情感与形式》里说，“艺术是人类情感符号的创造。”两种观点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艺术的重要因素，即情感与理念。
既然纪录片是艺术，那么必然要有创作者的情感与理念的融入。于是，在创作者决定拍些什么、如何拍、哪些要被忽略哪些要被强调，就存在相当多的倾向性。可见，纪录片并不是绝对的客观真实，而是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有创作者的主体参与。也正是这种恰当的参与，更好地表现了纪录片的真实性，扩大了影响力。《北方的纳努克》之所以远远超越了当时以猎奇或审视态度拍成的同类影片，甚至在百年纪录电影史上保持着惊人魅力，长青永驻，是因为弗拉哈迪在作品中注入了自己品格的创作理念，并坚持自己观察现实的独特视角。
弗拉哈迪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主题，始终把人作为电影的中心，满怀着对行将消逝的古老文化的深切关怀，第一次把游移的镜头从风俗猎奇转为长期跟踪一个爱斯基摩人的家庭。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生动再现了纳努克一家的捕猎生活和生存状态。弗拉哈迪始终把商业的侵入、现代文明与古老传统的矛盾挡在镜头之外。在表现被破坏的现实和依然保存着美感的现实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他曾说到，“我并非想拍摄白种人对未开化民族的所作所为……白种人不单破坏了这些人的人格，也把他们的民族破坏殆尽。我想在尚有可能的情况下，将他们遭受破坏之前的人格和尊严展现在人们面前。”在影片中，弗拉哈迪用搬演的手法复原了爱斯基摩人祖辈人的捕猎方式，增强了真实感和感染力，使观众近距离地接触爱斯基摩人的传统生活方式。
弗拉哈迪的艺术手段和艺术观念成就了他“浪漫主义者”的美誉。用摄像机记录正在消失的人类文化也开创了影像记录社会的人类纪录片类型。中央电视台著名纪录片专家刘效礼和冷冶夫在1993年第2期到第5期的《中国电视》连载的《纪实论》中曾提出过四个重要命题；电视片成功的背后是真实；真实的背后是纪实；纪实的背后是人；人的背后是观点。这也证明，纪录片的“真实性”要求并不是要消解创作者的主体意识，而是呼唤一种更为独立的观念和艺术追求。
二、“创造性的利用现实”是为了追求更本真的真实
《北方的纳努克》这部影片并不是对爱斯基摩人纳努克一家现实生活的精确记录，而是合理地对现实生活场景的再创造。弗拉哈迪要求自己积极地介入到影片之中，“创造性的利用现实”。该影片第一次将戏剧元素引入纪录片，也采用了搬演的手法。但是弗拉哈迪对纳努克一家家庭生活的重新建构是基于符合生活真实的。无论采用哪种叙述方式，弗拉哈迪始终以“结果要真实”为信条。总而言之，《北方的纳努克》成功借鉴了故事片的叙事技巧。以纪实以外的多种表现手段来实现对“真实”的追求。在该片中纪录片叙述的真实性与故事片表现情节的艺术性相结合并没有妨碍对真实性的表达。
1、情景再现：“真实”与“虚构”合理结合，增强其与现实的相似性。
弗拉哈迪认为结果要真实，为了真实不惜搬演。在《北方的纳努克》中，为了拍摄需要，重新搭建了一个大的冰屋，冰屋在拍摄时被迫削去了一半，因为屋内光线不好。拍摄只好选在露天状态下进行。纳努克一家人在刺骨的寒风中表演了在屋内起床的场景。另外。在当时爱斯基摩人已经用步枪来替代渔叉捕海象，为了拍到原始的场景，弗拉哈迪让纳努克用渔叉像祖辈人那样捕猎。纪录片本是一种依靠视觉产生“真实感”的艺术形态。情景再现复原了画面缺失的时空。更具故事性和可视性。但是，恰如其分地运用情景再现手法是始终以客观真实为坐标。避免过分虚构，“真实”与“虚构”要合理结合。
《北方的纳努克》运用纪实手法和情景再现的故事化手法朴实、生动地再现了哈里森港爱斯基摩人聚居地真实的生活场景。摄像机前的生活只有合理干预才是更真实、更合理的。这种理念也影响了后来的纪录片创作者。
2、讲故事的技巧：提高了观赏性，但始终只是“客观记录”的辅助手段。
《北方的纳努克》把故事片的叙事技巧创造性地运用到纪录片中，使这部影片不再像七拼八凑的新闻素材，而是充满韵律和活力的有机整体。在弗拉哈迪看来，观赏性是不可或缺的。于是，他在影片中引入戏剧元素。设置了悬念，安排了兴奋点。有一场捕海豹的戏是这样安排的：纳努克一次又一次地从冰窟窿里往外拉一条绳子，但一次又一次被绳子拖倒。观众们觉得好笑又好奇，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疑问逐渐扩大……当大家赶来一起拉出绳子，观众才发现绳子的另一端原来是一只海豹。这样，悬念终于揭开了——原来纳努克是在捕海豹。这样的表现方式远比平铺直叙要有意思的多。可见，合理地采用故事化手法可以使叙述更有感染力，提高趣味性和观赏性。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故事化手法既不能主观臆断、虚构故事，也不能过于注重情节的生动，架空弱化纪录片应有的理性思考与批判精神。任何技巧方法都是为了服务于纪录片的整体创作。故事化手法始终只是“真实记录”的辅助手段，不能本末倒置，舍本逐末。诚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吕新雨教授所说的那样，“艺术可以成为纪录片的风格，但是无法成为它的‘骨头’：一部纪录片可以只讲‘艺术’，但是所有的纪录片都只讲‘艺术’的话，那是玩物丧志，有灭种或蜕化的危险。”
《北方的纳努克》在纪录片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指导意义。在纪录片创作走向多元化的今天。艺术表现手法的多样性似乎呈现燎原之势。但如何坚守纪录片“真实”的底线、将“真实记录”与“艺术表达”完美融合、深层对接是我们仍需深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