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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沈起元是清代前期著名的官员和理学家，为官期间，重视教育，特别是在书院教育方面卓有成就，曾先后执掌多所著名书院，尤以在娄东书院的成就最为突出。作为其书院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沈起元执掌娄东书院三年，是其理学思想发展与传播的一次充分实践。他为书院生徒制定的《娄东书院规条》，推动了娄东书院的发展。娄东书院后来发展成为江南地区的著名学府，沈起元实具有开创之功。
[关键词]沈起元，娄东书院，书院教育实践，理学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8-0094-03
沈起元是清代前期著名的官员和理学家，为官期间，注重教育和理学的传播，特别是在书院教育方面卓有成就。娄东书院是清代太仓地区的最高学府，自创建以来，一大批硕学鸿儒、著名学者先后主讲于此，不唯培养人才，振兴文教，而且推进了学术的繁荣，对江南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沈起元主娄东书院讲席三年，制定规条，对娄东书院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即以其在娄东书院的教学活动为例，拟对沈起元的教育思想作一探讨。
一、沈起元书院教育实践
沈起元(1685－1763年)，字子大，号敬亭，江苏太仓人，12岁即能作诗、古文，康熙六十年(1721年)进士，先后任吏部主事、员外郎、知府、河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光禄寺卿。其“诗宗盛唐，文学欧、曾，书法颜”，晚年穷《易》理，著有《敬亭公年谱》《敬亭文稿》《敬亭诗文集》《学古录》《周易孔义集说》等。
沈起元性格沉稳，“不以得失动其心，待后进慊慊如不及”。自少即潜心钻研理学，谓“学问须知行合一，躬行实践为验”。为官期间，留意文教，尤其重视书院教育，身体力行，不仅积极参与书院的创建和管理，而且还先后担任钟山、泺源、安定、娄东四所著名书院山长，为书院教育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雍正五年(1727年)，沈起元任福州知府。在闽三载，政声日著。时因闽人“语言不正”，沈起元遂设立正音书院，教授闽人语言。
雍正十三年(1736年)，在友人的推荐下，沈起元出任江宁钟山书院山长。当时虽“书院甚宏敞，生徒济济”，但疏于管理，学风不振。沈起元主钟山期间，勤于工作，严格管理：一是严立课程，制定《钟山书院规条》，刊发诸生，勤加劝饬。规条共八则，包括立志、士贵务实、读书之法、读史之法、制义之始权舆于经义、诗学、业精于勤荒于嬉、书院读书即师友之乐等。二是对教学工作极端负责，“阅文必逐字批改”。在沈的努力下，钟山书院学风大变，效果显著。
乾隆元年(1736年)，沈起元受皇帝特旨召见，离开钟山，次年擢河南按察使。在任期间，他深得巡抚雅尔图的信任，两人关系亲密，达到“有事必商，有言必从”的地步。乾隆五年(1740年)，雅尔图委沈起元经理大梁书院。沈以“先儒圣学入门书刊发诸子”，令书院诸生“省察敬怠”，每日记载，并“登簿送阅”，以考察诸生省过迁善、尊崇实学的情况。效果显著，诸生“力行克己之功者，竞不乏人”。第二年乡试，书院中式者多达16名，并且解元亦出自该书院。主考官张鹏冲、钱度在发榜后称“中州文风大变，以为一时之盛”。
乾隆六年(1741年)，雅尔图檄各府县设立书院，以沈起元统其事，全权办理。沈“教群士省身克己之学，立章善坊，书孝子、悌弟、义夫、贞妇名，采访事实，为彰善录版行，一时风动”。
乾隆十六年(1751年)，沈起元受聘山东泺源书院掌教。时泺源有诸生60余名，“皆闭户用功，早暮书声满院”，用力勤苦。沈起元根据每个人的文笔火候，“或宜读庆历，宜读启祯，宜读八家者，各为选授”。诸生受益颇大。乾隆十八年(1753年)，书院选拔优等生27人，取得“乡试中式七人，选拔居五”的好成绩。沈起元为泺源书院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乾隆十九年八月，沈起元辞归，路过扬州时，受友人邀请，受聘扬州安定书院。但沈在安定仅一年，发现“扬州士鲜实心向学，卢运使又好侵书院课政”，故于乾隆二十一年七月趁书院诸生赴金陵应举时返乡，九月“寄书辞馆”①。适娄东书院首任山长许廷口以年老辞，州牧王公闻知，“遂来致聘，余诺之”，担任娄东书院山长。
二、娄东书院发展历程
娄东书院在太仓文庙西，是清代太仓地区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学府，乾隆十七年(1752年)由太仓知州宋楚望、镇洋知县冷时松倡建。
冷时松任镇洋知县时，认为：“繇乎政令而不本诸教化，何以使之易知而易从也?”于是在察院故址建书院，拨“俸入之羡”，委其下属王君，“鸠工庀材”。在知州宋楚望、知县冷时松的支持下，讲堂、斋舍、门垣、庖廪、射圃等“皆以次落成”。又以官捐、拨田等手段，作为书院延聘山长、生徒膏火之来源。
书院初建时，规模宏大，有大门一楹、二门三楹、讲堂三楹。学政雷铉题讲堂曰“敬业堂”，堂右门曰“云露”。院内有斋舍27楹、正舍三楹，书院后有二程祠三楹，旁舍庖口咸具，规制齐备。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太仓知州鳌图重修娄东书院。增建房舍书斋，并改二程祠为“希贤堂”，祭祀先贤周子、二程、张子、朱子及乡先贤陈瑚、陆世仪、江士韶、盛敬等学者，“旁附知州宋楚望、知县冷时松栗主”，后增院长沈起元、毛詠，每年春秋丁祭次日制祭。书院规模进一步扩大。
嘉道年间，著名学者、大师相继执掌娄东，书院影响日盛一日。道光后期开始，书院逐渐衰落，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改为太仓高等小学堂，前后经历150余年。
三、沈起元与《娄东书院规条》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五月，沈起元正式掌教娄东书院，任书院第二任山长。时书院生徒40余人，次年又入学12人，开馆之初，沈起元即为书院生徒制定规条，“以所得于庭训，所闻于先达者，为诸生相劝勉”。
沈起元自少覃心理学，谓“学问须知行合一，躬行实践为验”。基于此，他在昔年《钟山书院规条》的基础上，为书院生徒制定规条六则：一士子以立品为先，二为学以穷经为本，三人不读史，识见必隘而陋，四古文作手近日颇罕，大都为制义所误，五诗学以吾娄东为最正，六为举业者，先戒揣摩时墨。此即《娄东书院规条》，亦名“沈起元课士条言”，内容包括道德、经学、史学、古文、诗学、应举等各个方面。
沈起元为书院生徒制定的第一条规条是“士子以立品为先”，首先应培养高尚的品德，“圣贤千言万语，无非教人做人。功令“四书五经”取士，诚以能读是书，必能以经书所言为科律，身体力行，进可宣力朝廷，退亦可表率里党也”。为此，他要求诸生每日读书，“将平日自己居心——与之印证，必有通身汗下之处，及快然心得之时，于是见善即迁，有过即改……如此方为不负读书”。
沈起元认为“为学以穷经为本”，“学问须知行合一，躬行实践为验”。“四书五经”是“千圣之心源尽在”，如果 能够专注于此，仿如古圣先贤耳提面命，“自能养其心、淑其身，以归于道”。但士子习经却只知拟题剽窃，“成文于拟题之外，概之不观”。沈起元深感“经学之荒，莫此为甚”。因此要求诸生“先将所习本经，穷起熟读，本文考汉儒之训诂，探宋儒之义理，更荟萃诸家同异之说，以寻至当不易之解。庶几融洽贯穿，经旨可以焕然矣”。等到本经既通之后，再治他经，量力所能，兼通五经，才不愧为通儒。
经学、史学缺一不可，“人不读史，识见必隘而陋”。但是初学者不可能遍读全史，沈起元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读史方法：“先看通鉴纲目等书，考其治乱兴亡之所由，辨其贤奸邪正之所趋，综其典章制度之沿革，稽其形势都邑之离合。再次第细看历代全史，以极其胜，是在有志者要之。然人资禀不同，各就其性之所嗜、资之所近，或经或史，各专一家，亦可卓然明世。”
古文方面，沈起元指出“古文作手近日颇罕”的原因是“为制义所误”，“然昔之工于制义者，未有不从古文中来者也”。而古文之法，“昌黎与李翊书，柳州与韦中立尽之”。凡有志学为古文者，如能“第守韩柳之所学，精心专力以求之，何韩柳之不可再见?”初学入门者应“先读八家，由八家而上溯之。史、汉溯之左国，更溯之孟子、尚书，而古文之道尽矣”。
娄东诗学，名重三吴，作者代兴，但“近日作者寥寥，间有吟咏成家者鲜现，奉新纶已人功令，则此艺尤不可不讲”。沈起元初至娄东，就规定诸生皆须学诗，“凡未得入门法，余将唐人五言律选数十首，细批作法，以示诸生”。学诗的方法是：“先读中唐诸公，次读李、杜，次读昌黎，次读王、孟、韦、柳，而温、李、元、白以次。而后更上溯汉魏六朝，以睿其源，下及欧、苏及元明诸公，以极其变，而诗道备矣。学诗先作五律，后作五古七古，后作七律七绝，庶工力易进，而风骨道上。”在这种方法的训练下，仅一年的时间，书院能诗者不断涌现，出现“陆元遇、徐升堂、顾王铭、朱大挺、闻益、朱衣等皆可教者”翻。沈起元还劝勉生徒要“学诗者自当以成家为贵，不第为科场计也”。
沈起元反对士子为了能在科场胜出而“揣摩时墨”，批评“昔人以书治举业，今人治举业而废书”。虽然“自有制科以来，士子之得失有数，有司之程式无凭，唐宋已然”，但行文都有“一定之法，浅深顺逆、开合疏密，不可不讲也”。行文要以气运法，以法御气；再加之以书卷，发一意议，皆有根柢，用一字句，皆有来历；更用审题之法；再看题位。如此，“必于成宏正嘉取其格律”，故多读前辈一篇，胜读时藁百首。仅揣摩时墨，则“作者与取者，皆出偶然，有何准式?而弊精神糜，岁月以为之，不已惑乎?”。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常州龙城书院山长毛泳因儿子去世，而其“生父与嗣父皆高年，不可远离”，故托人致信沈起元，意欲相互调任。沈起元觉得“昔年即辞维扬，今岂能复就常州?”更兼其时已是75岁高龄，遂辞去山长一席，并力荐毛泳为娄东书院山长。
从乾隆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1757－1759年)，虽然沈起元掌教娄东仅三年，但对娄东书院的发展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使初建的娄东书院迅速走上正轨。沈起元掌教娄东，不仅是其书院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其理学思想发展与传播的一次充分实践。掌院期间，他重视诗赋经史，培养了大批人才，尤其是他为书院制定的规条，为后任山长所继承，对书院的学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继沈起元之后，毛泳、蒋元益、卢文口、钱大昕、王昶、段玉裁等人先后担任娄东书院山长。如此众多的著名学者、大师执教于斯，使娄东书院在乾嘉道时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不仅规模不断扩大，而且影响日盛一日，一跃而为江南著名学府，对江南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沈起元着实具有开创之功。
责任编辑 杨莲霞
[关键词]沈起元，娄东书院，书院教育实践，理学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8-0094-03
沈起元是清代前期著名的官员和理学家，为官期间，注重教育和理学的传播，特别是在书院教育方面卓有成就。娄东书院是清代太仓地区的最高学府，自创建以来，一大批硕学鸿儒、著名学者先后主讲于此，不唯培养人才，振兴文教，而且推进了学术的繁荣，对江南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沈起元主娄东书院讲席三年，制定规条，对娄东书院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即以其在娄东书院的教学活动为例，拟对沈起元的教育思想作一探讨。
一、沈起元书院教育实践
沈起元(1685－1763年)，字子大，号敬亭，江苏太仓人，12岁即能作诗、古文，康熙六十年(1721年)进士，先后任吏部主事、员外郎、知府、河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光禄寺卿。其“诗宗盛唐，文学欧、曾，书法颜”，晚年穷《易》理，著有《敬亭公年谱》《敬亭文稿》《敬亭诗文集》《学古录》《周易孔义集说》等。
沈起元性格沉稳，“不以得失动其心，待后进慊慊如不及”。自少即潜心钻研理学，谓“学问须知行合一，躬行实践为验”。为官期间，留意文教，尤其重视书院教育，身体力行，不仅积极参与书院的创建和管理，而且还先后担任钟山、泺源、安定、娄东四所著名书院山长，为书院教育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雍正五年(1727年)，沈起元任福州知府。在闽三载，政声日著。时因闽人“语言不正”，沈起元遂设立正音书院，教授闽人语言。
雍正十三年(1736年)，在友人的推荐下，沈起元出任江宁钟山书院山长。当时虽“书院甚宏敞，生徒济济”，但疏于管理，学风不振。沈起元主钟山期间，勤于工作，严格管理：一是严立课程，制定《钟山书院规条》，刊发诸生，勤加劝饬。规条共八则，包括立志、士贵务实、读书之法、读史之法、制义之始权舆于经义、诗学、业精于勤荒于嬉、书院读书即师友之乐等。二是对教学工作极端负责，“阅文必逐字批改”。在沈的努力下，钟山书院学风大变，效果显著。
乾隆元年(1736年)，沈起元受皇帝特旨召见，离开钟山，次年擢河南按察使。在任期间，他深得巡抚雅尔图的信任，两人关系亲密，达到“有事必商，有言必从”的地步。乾隆五年(1740年)，雅尔图委沈起元经理大梁书院。沈以“先儒圣学入门书刊发诸子”，令书院诸生“省察敬怠”，每日记载，并“登簿送阅”，以考察诸生省过迁善、尊崇实学的情况。效果显著，诸生“力行克己之功者，竞不乏人”。第二年乡试，书院中式者多达16名，并且解元亦出自该书院。主考官张鹏冲、钱度在发榜后称“中州文风大变，以为一时之盛”。
乾隆六年(1741年)，雅尔图檄各府县设立书院，以沈起元统其事，全权办理。沈“教群士省身克己之学，立章善坊，书孝子、悌弟、义夫、贞妇名，采访事实，为彰善录版行，一时风动”。
乾隆十六年(1751年)，沈起元受聘山东泺源书院掌教。时泺源有诸生60余名，“皆闭户用功，早暮书声满院”，用力勤苦。沈起元根据每个人的文笔火候，“或宜读庆历，宜读启祯，宜读八家者，各为选授”。诸生受益颇大。乾隆十八年(1753年)，书院选拔优等生27人，取得“乡试中式七人，选拔居五”的好成绩。沈起元为泺源书院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乾隆十九年八月，沈起元辞归，路过扬州时，受友人邀请，受聘扬州安定书院。但沈在安定仅一年，发现“扬州士鲜实心向学，卢运使又好侵书院课政”，故于乾隆二十一年七月趁书院诸生赴金陵应举时返乡，九月“寄书辞馆”①。适娄东书院首任山长许廷口以年老辞，州牧王公闻知，“遂来致聘，余诺之”，担任娄东书院山长。
二、娄东书院发展历程
娄东书院在太仓文庙西，是清代太仓地区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学府，乾隆十七年(1752年)由太仓知州宋楚望、镇洋知县冷时松倡建。
冷时松任镇洋知县时，认为：“繇乎政令而不本诸教化，何以使之易知而易从也?”于是在察院故址建书院，拨“俸入之羡”，委其下属王君，“鸠工庀材”。在知州宋楚望、知县冷时松的支持下，讲堂、斋舍、门垣、庖廪、射圃等“皆以次落成”。又以官捐、拨田等手段，作为书院延聘山长、生徒膏火之来源。
书院初建时，规模宏大，有大门一楹、二门三楹、讲堂三楹。学政雷铉题讲堂曰“敬业堂”，堂右门曰“云露”。院内有斋舍27楹、正舍三楹，书院后有二程祠三楹，旁舍庖口咸具，规制齐备。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太仓知州鳌图重修娄东书院。增建房舍书斋，并改二程祠为“希贤堂”，祭祀先贤周子、二程、张子、朱子及乡先贤陈瑚、陆世仪、江士韶、盛敬等学者，“旁附知州宋楚望、知县冷时松栗主”，后增院长沈起元、毛詠，每年春秋丁祭次日制祭。书院规模进一步扩大。
嘉道年间，著名学者、大师相继执掌娄东，书院影响日盛一日。道光后期开始，书院逐渐衰落，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改为太仓高等小学堂，前后经历150余年。
三、沈起元与《娄东书院规条》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五月，沈起元正式掌教娄东书院，任书院第二任山长。时书院生徒40余人，次年又入学12人，开馆之初，沈起元即为书院生徒制定规条，“以所得于庭训，所闻于先达者，为诸生相劝勉”。
沈起元自少覃心理学，谓“学问须知行合一，躬行实践为验”。基于此，他在昔年《钟山书院规条》的基础上，为书院生徒制定规条六则：一士子以立品为先，二为学以穷经为本，三人不读史，识见必隘而陋，四古文作手近日颇罕，大都为制义所误，五诗学以吾娄东为最正，六为举业者，先戒揣摩时墨。此即《娄东书院规条》，亦名“沈起元课士条言”，内容包括道德、经学、史学、古文、诗学、应举等各个方面。
沈起元为书院生徒制定的第一条规条是“士子以立品为先”，首先应培养高尚的品德，“圣贤千言万语，无非教人做人。功令“四书五经”取士，诚以能读是书，必能以经书所言为科律，身体力行，进可宣力朝廷，退亦可表率里党也”。为此，他要求诸生每日读书，“将平日自己居心——与之印证，必有通身汗下之处，及快然心得之时，于是见善即迁，有过即改……如此方为不负读书”。
沈起元认为“为学以穷经为本”，“学问须知行合一，躬行实践为验”。“四书五经”是“千圣之心源尽在”，如果 能够专注于此，仿如古圣先贤耳提面命，“自能养其心、淑其身，以归于道”。但士子习经却只知拟题剽窃，“成文于拟题之外，概之不观”。沈起元深感“经学之荒，莫此为甚”。因此要求诸生“先将所习本经，穷起熟读，本文考汉儒之训诂，探宋儒之义理，更荟萃诸家同异之说，以寻至当不易之解。庶几融洽贯穿，经旨可以焕然矣”。等到本经既通之后，再治他经，量力所能，兼通五经，才不愧为通儒。
经学、史学缺一不可，“人不读史，识见必隘而陋”。但是初学者不可能遍读全史，沈起元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读史方法：“先看通鉴纲目等书，考其治乱兴亡之所由，辨其贤奸邪正之所趋，综其典章制度之沿革，稽其形势都邑之离合。再次第细看历代全史，以极其胜，是在有志者要之。然人资禀不同，各就其性之所嗜、资之所近，或经或史，各专一家，亦可卓然明世。”
古文方面，沈起元指出“古文作手近日颇罕”的原因是“为制义所误”，“然昔之工于制义者，未有不从古文中来者也”。而古文之法，“昌黎与李翊书，柳州与韦中立尽之”。凡有志学为古文者，如能“第守韩柳之所学，精心专力以求之，何韩柳之不可再见?”初学入门者应“先读八家，由八家而上溯之。史、汉溯之左国，更溯之孟子、尚书，而古文之道尽矣”。
娄东诗学，名重三吴，作者代兴，但“近日作者寥寥，间有吟咏成家者鲜现，奉新纶已人功令，则此艺尤不可不讲”。沈起元初至娄东，就规定诸生皆须学诗，“凡未得入门法，余将唐人五言律选数十首，细批作法，以示诸生”。学诗的方法是：“先读中唐诸公，次读李、杜，次读昌黎，次读王、孟、韦、柳，而温、李、元、白以次。而后更上溯汉魏六朝，以睿其源，下及欧、苏及元明诸公，以极其变，而诗道备矣。学诗先作五律，后作五古七古，后作七律七绝，庶工力易进，而风骨道上。”在这种方法的训练下，仅一年的时间，书院能诗者不断涌现，出现“陆元遇、徐升堂、顾王铭、朱大挺、闻益、朱衣等皆可教者”翻。沈起元还劝勉生徒要“学诗者自当以成家为贵，不第为科场计也”。
沈起元反对士子为了能在科场胜出而“揣摩时墨”，批评“昔人以书治举业，今人治举业而废书”。虽然“自有制科以来，士子之得失有数，有司之程式无凭，唐宋已然”，但行文都有“一定之法，浅深顺逆、开合疏密，不可不讲也”。行文要以气运法，以法御气；再加之以书卷，发一意议，皆有根柢，用一字句，皆有来历；更用审题之法；再看题位。如此，“必于成宏正嘉取其格律”，故多读前辈一篇，胜读时藁百首。仅揣摩时墨，则“作者与取者，皆出偶然，有何准式?而弊精神糜，岁月以为之，不已惑乎?”。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常州龙城书院山长毛泳因儿子去世，而其“生父与嗣父皆高年，不可远离”，故托人致信沈起元，意欲相互调任。沈起元觉得“昔年即辞维扬，今岂能复就常州?”更兼其时已是75岁高龄，遂辞去山长一席，并力荐毛泳为娄东书院山长。
从乾隆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1757－1759年)，虽然沈起元掌教娄东仅三年，但对娄东书院的发展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使初建的娄东书院迅速走上正轨。沈起元掌教娄东，不仅是其书院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其理学思想发展与传播的一次充分实践。掌院期间，他重视诗赋经史，培养了大批人才，尤其是他为书院制定的规条，为后任山长所继承，对书院的学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继沈起元之后，毛泳、蒋元益、卢文口、钱大昕、王昶、段玉裁等人先后担任娄东书院山长。如此众多的著名学者、大师执教于斯，使娄东书院在乾嘉道时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不仅规模不断扩大，而且影响日盛一日，一跃而为江南著名学府，对江南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沈起元着实具有开创之功。
责任编辑 杨莲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