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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间普通的书房，“藏身”于陕西师范大学家属区，屋里堆满了线装书和资料。这也是一间传奇的书房。在这里，甘于寂寞的迟铎先生，带领一支逾百人的专家团队，用28年去完成一项事业——编纂《十三经辞典》。
这曾是一项被学界权威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今，共计15册、3000多万字的“辞典”终于得以全部完稿、出版。
啃一块没人愿意啃的硬骨头
“不图名利，不求职称，不顾他议，兢兢业业埋头读书，认认真真潜心钻研。”最近出版的《十三经辞典编纂纪念文集》中，提到了学界对编纂团队的评价，这部巨著承载的，正是“那个年代，老一辈先生们‘匠人精神’的最好体现。”
集中了儒家思想文化的“十三经”，是我国现存古籍的始祖。从《周易》《尚书》《诗经》《周礼》到《仪礼》《礼记》《春秋左传》……从古至今，无数学者为这13本經书终生苦读，却终因难解其意，嗟叹不已。
迟铎告诉记者，无论是在编写规模、难度还是影响上，《十三经辞典》的编纂都在我国文科科研项目中十分少见。“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几乎没有人敢动这个题目。”
为了不再让后来人“皓首穷经”，上世纪80年代，在陕师大辞书编纂研究所原所长刘学林力主下，这项浩大的学术工程——《十三经辞典》编纂工作确定启动。
得知他们要编《十三经辞典》，有人质疑：没有经学专家，没有系统读过“十三经”，凭什么编纂？也有人怀疑：清代儒生整天钻在故纸堆里，“皓首”只穷一经、两经，你们能编纂出“十三经”？
“只要是汉字写的，我们就不怕。”刘学林回应，没读过就读，读不懂就学。谁天生什么都会？他邀请到刘尚慈、高树操、胡大浚、汤斌、饶尚宽等一批国内学者加盟，他们在学界颇有造诣，为编写工作打下很好的基础。
但研究所内部大部分是年轻人，几乎没人系统读过“十三经”，刘学林专门为他们请来一批老先生担任顾问。至此，一支由陕西师范大学辞书编纂研究所主持、全国十几所院校专家学者组成的《十三经辞典》编纂委员会得以组建。
编纂初期，“辞典要怎么编，编成什么样？”专家们展开激烈讨论，甚至争论。大家最终形成共识：这部辞典，不同于一般的语词词典，是专书辞典——它要对每部经书进行语言研究，呈现每部经书语言的使用状态；它要对含有经意的词语进行详解，肩负起帮助读者读懂经书的任务。
“你走了，我替你继续前进”
辞典编纂，被称作“圣人的苦役”。作为课题发起人，刘学林不仅要为辞典绘制蓝图，制定凡例，组织编写样稿，还要忙于资金的筹措，就连编辞典用的稿纸也是他“厚着脸皮”向校内熟人要的，更不要说购买图书、添置资料。
第一笔资助来得有些意外。当时，刘学林和妻子迟铎赴香港探亲，遇到了喜爱传统文化的实业家朱恩馀夫妇，得知他们要编写《十三经辞典》，朱恩馀夫妇为编纂工作提供了72万元的捐赠。之后，在刘学林等人不断争取下，《十三经辞典》又被列入省级重点工程，获得百万元资助。
“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好好编辞典了。”热爱的事业迎来春天，噩耗却突然传来：因操劳奔波，刘学林先生心脏病突发，猝然离世。
那是1994年1月19日，刘学林的突然离去使团队成员惴惴不安。刚刚启动的项目还能否继续？以后的路怎么走？关键时刻，同为学者的迟铎作出决定：我们要继续把这件事做好。
在迟铎看来，此时的《十三经辞典》编纂已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事业。料理完丈夫的后事，迟铎与研究所副所长白玉林一起，正式接过编纂《十三经辞典》的重担。
就这样，几位没有“经学专家”头衔的主编，领着一群从未系统读过经书的青年，重新踏上了这条艰苦的修书路。
逾百学者践守承诺的“马拉松”
这一编就是几十年，没有寒暑假、没有休息日，一字一字地抠，一词一词地磨……这是一场逾百学者共同践行承诺的“马拉松”。
如今担任陕师大副校长职务的党怀兴，是《十三经辞典》副主编、《周易卷》主编。当年，刚刚接手编写任务的他，“根本不了解《周易》”。为了编纂，他跟着老先生们，一学就是十几年。
最艰巨的任务是编写词条。党怀兴告诉记者，经过多年理论探讨和编写实践，《十三经辞典》从形式到内容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就收词而言，要求“穷尽式”地收录每部经书的全部词语，并显示其频数，然后对其辨读音，定词性，立义项。
《左传卷》主编李孝仓回忆，自己从1996年承担《左传卷》编写任务，到2012年年底交稿，这一部分涉及的编写人员前前后后就有40多位。仅仅为了《左传》中的“之”这一词条，就编写几千条、花费3个多月。
成员们面临的，还有职称福利等实际问题。编《十三经辞典》，不但是件几乎没有稿费的苦差事，最初还不算科研成果，不少人受了影响。“可贵的是，大家都自觉、自愿——干了这件事，我们认了！”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1994年夏，《孝经》正式定稿，为其他辞典的编纂确定了基本框架。2002年，《十三经辞典》（《毛诗卷》《论语卷》《孝经卷》《孟子卷》《春秋谷梁传》）正式出版。然而，出版几册之后，由于出版及编写方面遭遇瓶颈，辞典的编纂几乎濒于夭折。
直到2009年，陕师大将《十三经辞典》纳入国家“211”工程建设项目，给予研究经费上的大力支持，几乎断炊的编委会才得以渡过难关，使《十三经辞典》最终全部完成任务。
浮躁社会中的“十年磨一剑”
当辞典最终完成，一心投入编纂的迟铎已是满头白发。曾多次生病的她，硬是把这块“没有人愿意啃的硬骨头”给一点点啃完了。
“百人的编纂团队，紧紧攥成一个拳头，才能在中国文化的河流中执楫推舟。”迟铎说，在经济大潮涌动、人心浮躁的社会中，“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才更显出它的可贵。
这项浩大的工程、一万多个日夜的努力，也得到了最好的嘉奖。《十三经辞典》多个卷本分别获得多项省、部级优秀成果奖项。学界评价，《十三经辞典》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实用性，还在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普及儒家经典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为断代或系统的汉语史、词汇史、语法史提供可靠、完备的原始资料，为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提供了翔实的素材。
28年风风雨雨，团队中一些成员退休、故去，当年的那批青年成员则已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专业学者，活跃在高等学校教学、科研的第一线，成为学术带头人或主力军。
“我希望有更多年轻人能投入这个事情，但一定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而且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十三经辞典》主编白玉林说。《十三经辞典》的故事并没有画上句号——目前，迟铎先生和她的团队还在继续着《十三经辞典》的修订工作。“这件事，我会一直做下去。”迟铎说。
（摘自《中国青年报》
2017年02月9日）
这曾是一项被学界权威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今，共计15册、3000多万字的“辞典”终于得以全部完稿、出版。
啃一块没人愿意啃的硬骨头
“不图名利，不求职称，不顾他议，兢兢业业埋头读书，认认真真潜心钻研。”最近出版的《十三经辞典编纂纪念文集》中，提到了学界对编纂团队的评价，这部巨著承载的，正是“那个年代，老一辈先生们‘匠人精神’的最好体现。”
集中了儒家思想文化的“十三经”，是我国现存古籍的始祖。从《周易》《尚书》《诗经》《周礼》到《仪礼》《礼记》《春秋左传》……从古至今，无数学者为这13本經书终生苦读，却终因难解其意，嗟叹不已。
迟铎告诉记者，无论是在编写规模、难度还是影响上，《十三经辞典》的编纂都在我国文科科研项目中十分少见。“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几乎没有人敢动这个题目。”
为了不再让后来人“皓首穷经”，上世纪80年代，在陕师大辞书编纂研究所原所长刘学林力主下，这项浩大的学术工程——《十三经辞典》编纂工作确定启动。
得知他们要编《十三经辞典》，有人质疑：没有经学专家，没有系统读过“十三经”，凭什么编纂？也有人怀疑：清代儒生整天钻在故纸堆里，“皓首”只穷一经、两经，你们能编纂出“十三经”？
“只要是汉字写的，我们就不怕。”刘学林回应，没读过就读，读不懂就学。谁天生什么都会？他邀请到刘尚慈、高树操、胡大浚、汤斌、饶尚宽等一批国内学者加盟，他们在学界颇有造诣，为编写工作打下很好的基础。
但研究所内部大部分是年轻人，几乎没人系统读过“十三经”，刘学林专门为他们请来一批老先生担任顾问。至此，一支由陕西师范大学辞书编纂研究所主持、全国十几所院校专家学者组成的《十三经辞典》编纂委员会得以组建。
编纂初期，“辞典要怎么编，编成什么样？”专家们展开激烈讨论，甚至争论。大家最终形成共识：这部辞典，不同于一般的语词词典，是专书辞典——它要对每部经书进行语言研究，呈现每部经书语言的使用状态；它要对含有经意的词语进行详解，肩负起帮助读者读懂经书的任务。
“你走了，我替你继续前进”
辞典编纂，被称作“圣人的苦役”。作为课题发起人，刘学林不仅要为辞典绘制蓝图，制定凡例，组织编写样稿，还要忙于资金的筹措，就连编辞典用的稿纸也是他“厚着脸皮”向校内熟人要的，更不要说购买图书、添置资料。
第一笔资助来得有些意外。当时，刘学林和妻子迟铎赴香港探亲，遇到了喜爱传统文化的实业家朱恩馀夫妇，得知他们要编写《十三经辞典》，朱恩馀夫妇为编纂工作提供了72万元的捐赠。之后，在刘学林等人不断争取下，《十三经辞典》又被列入省级重点工程，获得百万元资助。
“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好好编辞典了。”热爱的事业迎来春天，噩耗却突然传来：因操劳奔波，刘学林先生心脏病突发，猝然离世。
那是1994年1月19日，刘学林的突然离去使团队成员惴惴不安。刚刚启动的项目还能否继续？以后的路怎么走？关键时刻，同为学者的迟铎作出决定：我们要继续把这件事做好。
在迟铎看来，此时的《十三经辞典》编纂已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事业。料理完丈夫的后事，迟铎与研究所副所长白玉林一起，正式接过编纂《十三经辞典》的重担。
就这样，几位没有“经学专家”头衔的主编，领着一群从未系统读过经书的青年，重新踏上了这条艰苦的修书路。
逾百学者践守承诺的“马拉松”
这一编就是几十年，没有寒暑假、没有休息日，一字一字地抠，一词一词地磨……这是一场逾百学者共同践行承诺的“马拉松”。
如今担任陕师大副校长职务的党怀兴，是《十三经辞典》副主编、《周易卷》主编。当年，刚刚接手编写任务的他，“根本不了解《周易》”。为了编纂，他跟着老先生们，一学就是十几年。
最艰巨的任务是编写词条。党怀兴告诉记者，经过多年理论探讨和编写实践，《十三经辞典》从形式到内容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就收词而言，要求“穷尽式”地收录每部经书的全部词语，并显示其频数，然后对其辨读音，定词性，立义项。
《左传卷》主编李孝仓回忆，自己从1996年承担《左传卷》编写任务，到2012年年底交稿，这一部分涉及的编写人员前前后后就有40多位。仅仅为了《左传》中的“之”这一词条，就编写几千条、花费3个多月。
成员们面临的，还有职称福利等实际问题。编《十三经辞典》，不但是件几乎没有稿费的苦差事，最初还不算科研成果，不少人受了影响。“可贵的是，大家都自觉、自愿——干了这件事，我们认了！”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1994年夏，《孝经》正式定稿，为其他辞典的编纂确定了基本框架。2002年，《十三经辞典》（《毛诗卷》《论语卷》《孝经卷》《孟子卷》《春秋谷梁传》）正式出版。然而，出版几册之后，由于出版及编写方面遭遇瓶颈，辞典的编纂几乎濒于夭折。
直到2009年，陕师大将《十三经辞典》纳入国家“211”工程建设项目，给予研究经费上的大力支持，几乎断炊的编委会才得以渡过难关，使《十三经辞典》最终全部完成任务。
浮躁社会中的“十年磨一剑”
当辞典最终完成，一心投入编纂的迟铎已是满头白发。曾多次生病的她，硬是把这块“没有人愿意啃的硬骨头”给一点点啃完了。
“百人的编纂团队，紧紧攥成一个拳头，才能在中国文化的河流中执楫推舟。”迟铎说，在经济大潮涌动、人心浮躁的社会中，“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才更显出它的可贵。
这项浩大的工程、一万多个日夜的努力，也得到了最好的嘉奖。《十三经辞典》多个卷本分别获得多项省、部级优秀成果奖项。学界评价，《十三经辞典》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实用性，还在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普及儒家经典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为断代或系统的汉语史、词汇史、语法史提供可靠、完备的原始资料，为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提供了翔实的素材。
28年风风雨雨，团队中一些成员退休、故去，当年的那批青年成员则已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专业学者，活跃在高等学校教学、科研的第一线，成为学术带头人或主力军。
“我希望有更多年轻人能投入这个事情，但一定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而且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十三经辞典》主编白玉林说。《十三经辞典》的故事并没有画上句号——目前，迟铎先生和她的团队还在继续着《十三经辞典》的修订工作。“这件事，我会一直做下去。”迟铎说。
（摘自《中国青年报》
2017年0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