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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坦言：“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功就是因为它的体制。”
○中国共产党独创的“定期换人但不换党”的政治模式，保持了政策连续性和治理灵活性。
○以强政府、高国企比重为特点的市场经济，增强了对抗频繁发生的全球经济波动的能力。
○较为合理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与中国文化勤劳独立相吻合的“低水平、高覆盖”的社会政策，提供了最后的社会保障网。
十八大之后，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内政外交展现了非同寻常的大手笔，并迅速形成了融理论与目标于一体的“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理论和目标的创新与确立固然不易，然而要将之从蓝图化为现实则是更大的挑战。显然，正如西方所质疑的，中国的自信从何而来？
首先，自然是中国独特而有效的政治制度。这一点，就是西方也不再遮遮掩掩而是坦然承认。2014年11月5日，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被法国国家电视台最重量级的20小时新闻节目邀请，希望他就低迷的法国经济建言。在不可避免地谈到中国时，他坦言：“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功就是因为它的体制。”
这个体制首要的自然是政治体制。客观而论，中国政治制度模式确实是与众不同。从全球三大主要文明圈来看，西方多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不换党，中东不少伊斯兰社会是既不换人也不换党。
由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既需要灵活性也需要稳定性。西方的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稳定性，中东伊斯兰社会有稳定性，但缺乏灵活性，只有中国两者兼备。这也是为什么，到今天，西方是经济危机，中东出现阿拉伯之春革命，中国则是一枝独秀，继续保持高速稳定发展。
具体而言，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谓：一党领导（一个政治核心）、（组织部门主持的）人才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官员年龄限制和定期的更替。“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的培养”，这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年龄限制”是中国独创，“定期的更替”则是对西方的借鉴。
应该说，这种模式基本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险、制订长期的发展战略，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的选出最优秀的人才，可以避免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
如果和西方模式对比，中国政治制度模式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优势：即政治的独立性，就是不受各种利益集团控制和制约。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两种力量的崛起：资本和民众。
在西方，民众、资本和政治权力三种力量博弈的最后结果是以普选为特征的民主制度。民众通过选票获得了对政治的控制权，而普选导致的高成本又为资本提供了影响政治的空间。至此，政治权力成为弱势，民权和资本的权力事实上主导了西方各国，这种模式运行的结果不仅仅是导致了美国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次贷危机，危机中坚持改革的政治人物也被淘汰。近期的例子有意大利前总理蒙蒂。他实行的正确和必要的紧缩政策，引发了选民的强烈反对。结果在随后的选举中惨败。类似的例子还有以理性著称的德国。前总理施罗德2000年就未雨绸缪实行今天危机中国家的改革政策，结果也被选民赶下台。至于浪漫的法国，上世纪90年代希拉克就想改革，结果持续引发全国大规模抗议，至此改革冻结。就是经济危机来临之后，在民众的压力下，改革也依然难以启动。这样的政治现实，导致政治人物退缩保守，不敢面对现实，致使问题越积越重，最终直到形成全面危机，纸里包不住火为止。
而中国传统上，政治都是强势处于独立状态的。为了避免政治自身的不受控制，发展了“民本主义”思想（民为贵，君为轻）、“天命”理论。即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为民和执政的有效性，一旦违背，其合法性即丧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
到今天，中国政治独立性的状态和传统依然如故。如在全国一级，政治权力仍然有最终的决定权。所以，一些很困难的决策、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决策，都能够执行，比如计划生育、国企改革等。反观印度，由于百姓反对，谁主张计划生育就被选下台，所以一些政治人物不敢于正视这个问题，放任人口失控增长。
从现实角度看，一个以追求利润为核心的、资本主导的制度，其合理性、有效性要远远低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权力主导的制度。这也是为什么，去年4月30日在法国播放并早早就引发法国关注、让·米歇尔·卡雷拍摄的纪录片《中国，新帝国》，提出这样的结论：“在西方，是金融家们掌控政权，在中国不同，中国是由国家控制大公司和银行系统以及能源。”
当然，拥有一个良好运转的政治制度并不是一个国家模式的全部。对中国而言也不例外。笼统地讲，一个国家的制度优势还应该体现在三个层面：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社会模式。
经济上，虽然中国和西方各国一样都是实行的混合市场经济，但有两点十分不同。一是国有企业的比重要远高于西方。二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也要远远大于西方。这两点都颇有争议。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应对表现最佳，确实和此有关。因为面对危机，民营资本只会规避风险，不可能冒险救市。这时候只有国有资本承担抵御风险、救助经济体系的重任。同样的，面对这样全球性的百年一遇大危机，也只有依靠一个强大的、拥有丰富干预经济经验和能力的政府。
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决定了经济危机的出现是常态。2014年石油暴跌，俄罗斯卢布大幅动荡，假如重演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势必在全球引发连锁反应。因此，中国国企比重高、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强两大特点仍将时时发挥着积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另外，中国的经济增长被认为是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和低消费模式。但相对于西方低储蓄、低投资和高消费模式而言，还是要健康很多。中国有些实体投资可能效益不高，但还是留下财富。但西方单纯的消费，并不创造价值。至少到今天我们无法预测中国储蓄加低消费的模式是否可以持续，但2008年的经济危机标志着西方借贷消费以拉动经济增长或者借贷搞福利的模式已经无法再继续了。 其实今天的中国政府对过度投资带来的后果也有清醒的认识，除了从长远角度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和转型，近期推出的“一带一路”就展现了利用全球化推动解决过剩生产能力的思路。而“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又需要一个强政府和庞大的国有企业为后盾。中国的经济模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内继续发挥着其独特的优势。
最后，由于经济制度的优势，中国经济现在虽然处于7%左右的新常态，但已经是世界主要经济体最高的速度了。美国复苏后不过维持在2%，欧盟几乎是零增长，日本甚至是负增长。而这个新常态由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的潜力，仍将持续30年。
中国的经济总规模虽已跃居世界第二，基础设施方面无论高铁，还是高速公路，中国增长的幅度都是世界最前列，但远远没有达到西方今天的水准和规模。从全国的角度看，中国要达到西方基础设施的水平，投资这驾马车也还应该有30年的用武之地。
消费的情况颇类似于投资。目前中国的消费比重仅占GDP的35%，甚至都低于亚洲的50%和发达国家的60%至70%。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同样表明内需的空间极为庞大。中国只要出台合适的刺激政策（如汽车行业下调税费，家电下乡），同时逐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的消费也将会保持至少30年以上的高速增长。而西方这种消费拉动性经济到现在也已经没有多大的提升空间了，相反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所说的：美国需要减少消费，增加储蓄。
至于进出口贸易，现在就断言中国的出口黄金时代宣告结束未免过早。由于中国极其丰富的高素质劳动力以及勤劳的国民性，特别是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形成的巨大市场，就是考虑到人民币未来升值的因素，其竞争力也将长期维持。而随着中国产业升级，高新技术出口的竞争力将会更加明显。现在融合了巨额资金、高端技术和庞大规模人力的高铁就是一例——一列火车需要连接5万个接头，完全靠人工操作。类似的大型民用飞机，中国一旦技术成熟，其竞争力在世界上也是无人能企及的。
中国“新常态”别说增长30年，只要10年就具备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物质条件，那个时候中国也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由此产生的政治外溢效应将使得中国制度模式的正当性、合法性令外界无法再挑战。
政治制度良好运转前提下的经济发展，只是为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打下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但要真正落实，还需要配套的、财富合理分配的社会政策。事实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社会模式：由过去生老病死完全由政府包办，改为国家、社会（企业）、个人三方共同承担。应该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基本上都是这种模式，区别在于各方承担的比例。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的分析，中国近年来掀起社会保障的“大跃进”：到2011年，城乡居民参加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人数超过13亿，覆盖率达到95%以上。个人医疗费支出比重2011年已降至34.77%，十二五末将降到30%以下。就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而言，中国不仅低于世界40.8%平均水平，也低于高收入国家40.5%的水平，只是仍高于欧洲国家24.8%的平均水平。
此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到2012年已经达到80%，这其中包括1/6进城的农民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2011年即达到3.26亿农民，原计划2020年实现全覆盖，2012年即实现。随后中央又在城市进行类似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12年实现全覆盖。三项合计覆盖人口达7.88亿，社会养老参保率接近80%，中国建立全世界最大的养老保险体系。自2009年始，澳大利亚连续4年发布全球养老金指数，用40多个指标对各国的养老体系进行评估。中国排名第15位，高于经济发展水平在中国之上的韩国（16）和日本（17）。
另外，城乡低保总人数也超过8000万，基本将符合条件的人群纳入。至此医疗、养老、低保三大社会保障制度完全建立。从2000年至2012年，中国在社会保障的支出从5000亿增加到55000亿，占GDP的比重从5%升至10.5%。这个比重，2000年和印度相同，2005年超越亚太现今平均值，2010年超越世界平均值，2012年超越拉美与加勒比海地区的平均值，也超过中东地区平均值。中国社保方面的支出目前仅低于欧美发达经济体和前苏东地区。
当然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模式仍然是低水平、高覆盖。然而西方模式由于三个原因已经无法持续。一是过于完善的福利制度已经超过国家的承受能力，各国实是借债维持，比如希腊沦落到借债无门的地步时，就只能是国家破产。二是成本高昂的福利制度严重打击了企业的竞争力，遏制了经济的活力。三是高福利必然导致普遍的懒惰现象，整个社会效率低下，进取精神匮乏，自愿失业者比比皆是。尽管西方社会模式无法持续，但在票选民主制度的阻碍下，想进行改革却又是极为困难。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低水平、高覆盖”基本保障模式虽然不完善，但却可以持续，也能够发挥社会稳定器和保护伞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不会伤害整个社会的进取精神和效率。
另外“低水平、高覆盖”也与中国勤劳的国民性和个人进取的文化相吻合。就是已跨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台湾，除了医疗保险可以比肩西方外，其他社会保障如失业领域都差强人意。这是因为，同为中华文明圈的台湾，也不认可不想奋斗就想去领取救济的生活。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社会模式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儒家文化“仁爱”、传统文化“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三者的融合。
当然中国社会模式也面临着许多挑战。比如，贫富差距的扩大，急需化解。比如，如何解决经济效益与社会公正的矛盾问题。这些矛盾体现在就业、税收、公共财政、社会再分配、教育等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实施“四个全面”，将有效推进这些问题的解决。
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独创的“定期换人但不换党”的政治模式，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和治理的灵活性。以强政府、高国企比重为特点的市场经济，增强了对抗频繁发生的全球经济波动的能力，也满足了复杂经济活动高效决策和应对的需要。较为合理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与中国文化勤劳独立相吻合的“低水平、高覆盖”的社会政策，既提供了最后的社会保障网，也没有损及整个社会的效率。
中国模式不仅是现在，也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是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模式，甚至可能是唯一能够适应中国现实与未来挑战的模式。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自信的提出融理论和奋斗目标于一体的“四个全面”的原因。
（责任编辑：翁淮南）
○中国共产党独创的“定期换人但不换党”的政治模式，保持了政策连续性和治理灵活性。
○以强政府、高国企比重为特点的市场经济，增强了对抗频繁发生的全球经济波动的能力。
○较为合理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与中国文化勤劳独立相吻合的“低水平、高覆盖”的社会政策，提供了最后的社会保障网。
十八大之后，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内政外交展现了非同寻常的大手笔，并迅速形成了融理论与目标于一体的“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理论和目标的创新与确立固然不易，然而要将之从蓝图化为现实则是更大的挑战。显然，正如西方所质疑的，中国的自信从何而来？
首先，自然是中国独特而有效的政治制度。这一点，就是西方也不再遮遮掩掩而是坦然承认。2014年11月5日，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被法国国家电视台最重量级的20小时新闻节目邀请，希望他就低迷的法国经济建言。在不可避免地谈到中国时，他坦言：“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功就是因为它的体制。”
这个体制首要的自然是政治体制。客观而论，中国政治制度模式确实是与众不同。从全球三大主要文明圈来看，西方多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不换党，中东不少伊斯兰社会是既不换人也不换党。
由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既需要灵活性也需要稳定性。西方的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稳定性，中东伊斯兰社会有稳定性，但缺乏灵活性，只有中国两者兼备。这也是为什么，到今天，西方是经济危机，中东出现阿拉伯之春革命，中国则是一枝独秀，继续保持高速稳定发展。
具体而言，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谓：一党领导（一个政治核心）、（组织部门主持的）人才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官员年龄限制和定期的更替。“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的培养”，这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年龄限制”是中国独创，“定期的更替”则是对西方的借鉴。
应该说，这种模式基本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险、制订长期的发展战略，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的选出最优秀的人才，可以避免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
如果和西方模式对比，中国政治制度模式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优势：即政治的独立性，就是不受各种利益集团控制和制约。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两种力量的崛起：资本和民众。
在西方，民众、资本和政治权力三种力量博弈的最后结果是以普选为特征的民主制度。民众通过选票获得了对政治的控制权，而普选导致的高成本又为资本提供了影响政治的空间。至此，政治权力成为弱势，民权和资本的权力事实上主导了西方各国，这种模式运行的结果不仅仅是导致了美国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次贷危机，危机中坚持改革的政治人物也被淘汰。近期的例子有意大利前总理蒙蒂。他实行的正确和必要的紧缩政策，引发了选民的强烈反对。结果在随后的选举中惨败。类似的例子还有以理性著称的德国。前总理施罗德2000年就未雨绸缪实行今天危机中国家的改革政策，结果也被选民赶下台。至于浪漫的法国，上世纪90年代希拉克就想改革，结果持续引发全国大规模抗议，至此改革冻结。就是经济危机来临之后，在民众的压力下，改革也依然难以启动。这样的政治现实，导致政治人物退缩保守，不敢面对现实，致使问题越积越重，最终直到形成全面危机，纸里包不住火为止。
而中国传统上，政治都是强势处于独立状态的。为了避免政治自身的不受控制，发展了“民本主义”思想（民为贵，君为轻）、“天命”理论。即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为民和执政的有效性，一旦违背，其合法性即丧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
到今天，中国政治独立性的状态和传统依然如故。如在全国一级，政治权力仍然有最终的决定权。所以，一些很困难的决策、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决策，都能够执行，比如计划生育、国企改革等。反观印度，由于百姓反对，谁主张计划生育就被选下台，所以一些政治人物不敢于正视这个问题，放任人口失控增长。
从现实角度看，一个以追求利润为核心的、资本主导的制度，其合理性、有效性要远远低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权力主导的制度。这也是为什么，去年4月30日在法国播放并早早就引发法国关注、让·米歇尔·卡雷拍摄的纪录片《中国，新帝国》，提出这样的结论：“在西方，是金融家们掌控政权，在中国不同，中国是由国家控制大公司和银行系统以及能源。”
当然，拥有一个良好运转的政治制度并不是一个国家模式的全部。对中国而言也不例外。笼统地讲，一个国家的制度优势还应该体现在三个层面：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社会模式。
经济上，虽然中国和西方各国一样都是实行的混合市场经济，但有两点十分不同。一是国有企业的比重要远高于西方。二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也要远远大于西方。这两点都颇有争议。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应对表现最佳，确实和此有关。因为面对危机，民营资本只会规避风险，不可能冒险救市。这时候只有国有资本承担抵御风险、救助经济体系的重任。同样的，面对这样全球性的百年一遇大危机，也只有依靠一个强大的、拥有丰富干预经济经验和能力的政府。
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决定了经济危机的出现是常态。2014年石油暴跌，俄罗斯卢布大幅动荡，假如重演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势必在全球引发连锁反应。因此，中国国企比重高、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强两大特点仍将时时发挥着积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另外，中国的经济增长被认为是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和低消费模式。但相对于西方低储蓄、低投资和高消费模式而言，还是要健康很多。中国有些实体投资可能效益不高，但还是留下财富。但西方单纯的消费，并不创造价值。至少到今天我们无法预测中国储蓄加低消费的模式是否可以持续，但2008年的经济危机标志着西方借贷消费以拉动经济增长或者借贷搞福利的模式已经无法再继续了。 其实今天的中国政府对过度投资带来的后果也有清醒的认识，除了从长远角度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和转型，近期推出的“一带一路”就展现了利用全球化推动解决过剩生产能力的思路。而“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又需要一个强政府和庞大的国有企业为后盾。中国的经济模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内继续发挥着其独特的优势。
最后，由于经济制度的优势，中国经济现在虽然处于7%左右的新常态，但已经是世界主要经济体最高的速度了。美国复苏后不过维持在2%，欧盟几乎是零增长，日本甚至是负增长。而这个新常态由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的潜力，仍将持续30年。
中国的经济总规模虽已跃居世界第二，基础设施方面无论高铁，还是高速公路，中国增长的幅度都是世界最前列，但远远没有达到西方今天的水准和规模。从全国的角度看，中国要达到西方基础设施的水平，投资这驾马车也还应该有30年的用武之地。
消费的情况颇类似于投资。目前中国的消费比重仅占GDP的35%，甚至都低于亚洲的50%和发达国家的60%至70%。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同样表明内需的空间极为庞大。中国只要出台合适的刺激政策（如汽车行业下调税费，家电下乡），同时逐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的消费也将会保持至少30年以上的高速增长。而西方这种消费拉动性经济到现在也已经没有多大的提升空间了，相反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所说的：美国需要减少消费，增加储蓄。
至于进出口贸易，现在就断言中国的出口黄金时代宣告结束未免过早。由于中国极其丰富的高素质劳动力以及勤劳的国民性，特别是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形成的巨大市场，就是考虑到人民币未来升值的因素，其竞争力也将长期维持。而随着中国产业升级，高新技术出口的竞争力将会更加明显。现在融合了巨额资金、高端技术和庞大规模人力的高铁就是一例——一列火车需要连接5万个接头，完全靠人工操作。类似的大型民用飞机，中国一旦技术成熟，其竞争力在世界上也是无人能企及的。
中国“新常态”别说增长30年，只要10年就具备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物质条件，那个时候中国也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由此产生的政治外溢效应将使得中国制度模式的正当性、合法性令外界无法再挑战。
政治制度良好运转前提下的经济发展，只是为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打下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但要真正落实，还需要配套的、财富合理分配的社会政策。事实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社会模式：由过去生老病死完全由政府包办，改为国家、社会（企业）、个人三方共同承担。应该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基本上都是这种模式，区别在于各方承担的比例。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的分析，中国近年来掀起社会保障的“大跃进”：到2011年，城乡居民参加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人数超过13亿，覆盖率达到95%以上。个人医疗费支出比重2011年已降至34.77%，十二五末将降到30%以下。就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而言，中国不仅低于世界40.8%平均水平，也低于高收入国家40.5%的水平，只是仍高于欧洲国家24.8%的平均水平。
此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到2012年已经达到80%，这其中包括1/6进城的农民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2011年即达到3.26亿农民，原计划2020年实现全覆盖，2012年即实现。随后中央又在城市进行类似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12年实现全覆盖。三项合计覆盖人口达7.88亿，社会养老参保率接近80%，中国建立全世界最大的养老保险体系。自2009年始，澳大利亚连续4年发布全球养老金指数，用40多个指标对各国的养老体系进行评估。中国排名第15位，高于经济发展水平在中国之上的韩国（16）和日本（17）。
另外，城乡低保总人数也超过8000万，基本将符合条件的人群纳入。至此医疗、养老、低保三大社会保障制度完全建立。从2000年至2012年，中国在社会保障的支出从5000亿增加到55000亿，占GDP的比重从5%升至10.5%。这个比重，2000年和印度相同，2005年超越亚太现今平均值，2010年超越世界平均值，2012年超越拉美与加勒比海地区的平均值，也超过中东地区平均值。中国社保方面的支出目前仅低于欧美发达经济体和前苏东地区。
当然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模式仍然是低水平、高覆盖。然而西方模式由于三个原因已经无法持续。一是过于完善的福利制度已经超过国家的承受能力，各国实是借债维持，比如希腊沦落到借债无门的地步时，就只能是国家破产。二是成本高昂的福利制度严重打击了企业的竞争力，遏制了经济的活力。三是高福利必然导致普遍的懒惰现象，整个社会效率低下，进取精神匮乏，自愿失业者比比皆是。尽管西方社会模式无法持续，但在票选民主制度的阻碍下，想进行改革却又是极为困难。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低水平、高覆盖”基本保障模式虽然不完善，但却可以持续，也能够发挥社会稳定器和保护伞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不会伤害整个社会的进取精神和效率。
另外“低水平、高覆盖”也与中国勤劳的国民性和个人进取的文化相吻合。就是已跨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台湾，除了医疗保险可以比肩西方外，其他社会保障如失业领域都差强人意。这是因为，同为中华文明圈的台湾，也不认可不想奋斗就想去领取救济的生活。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社会模式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儒家文化“仁爱”、传统文化“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三者的融合。
当然中国社会模式也面临着许多挑战。比如，贫富差距的扩大，急需化解。比如，如何解决经济效益与社会公正的矛盾问题。这些矛盾体现在就业、税收、公共财政、社会再分配、教育等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实施“四个全面”，将有效推进这些问题的解决。
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独创的“定期换人但不换党”的政治模式，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和治理的灵活性。以强政府、高国企比重为特点的市场经济，增强了对抗频繁发生的全球经济波动的能力，也满足了复杂经济活动高效决策和应对的需要。较为合理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与中国文化勤劳独立相吻合的“低水平、高覆盖”的社会政策，既提供了最后的社会保障网，也没有损及整个社会的效率。
中国模式不仅是现在，也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是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模式，甚至可能是唯一能够适应中国现实与未来挑战的模式。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自信的提出融理论和奋斗目标于一体的“四个全面”的原因。
（责任编辑：翁淮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