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外国作家的解放区书写如何界定，实际上关涉到解放区文艺的外延究竟如何确定的问题。以革命史与文学史的双重视角介入考察，可以有效地厘清这一问题，进而对解放区外国作家的创作归属加以梳理。以此为基础进入解放区外国作家创作的内部，可以发现外国作家的解放区书写具有多重意义。首先，将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纳入了同一体系，并对中国抗战和红色革命起到了宣传和正名的作用。其次，这一部分书写关注到中国民生、弱势群体解放等话题，使中国革命超越民族解放的范畴，成为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外国作家群体还构成了观察中国抗战和革命的独特视角，通过新闻报道、社会学研究的专业眼光审视中国社会，对历史细节及历史氛围的把握与中国作家创作形成互补效应，并由此形成解放区外国作家创作的独特文学性。
　　关键词：解放区文学;外国作家;世界视野
　　1990年代初期，重庆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1992），其中包含两卷“外国人士作品编”，其作者有爱泼斯坦、斯诺、史沫特莱等较为知名的作家，也有如汉姆逊、卡尔逊、西蒙诺夫等相对陌生的名字。综观这些书写过解放区（包括此前的边区、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大概有如下几类：一是直接参加解放区革命事业的外国友人，其中有些人本身便是职业作家，在解放区的创作属于职业习惯使然;有些则属于业余作者，虽然部分写作的文学水准较高，但多数作品并非为了文学目的。二是受中国共产党邀请来到解放区的外国作家，这些作家多数都有新闻记者背景，他们的写作有自身的立场和标准，新闻职业要求的“真实”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三是纯粹由于工作关系来解放区的工作人员的写作，他们写作的文学目的并不强烈，除了工作需要外纯粹是个人化写作。在解放区文艺研究中，这些文献的价值通常在于说明解放区文艺创作的语境，因为这些作家普遍以“旁观者”的姿态写作解放区，因此会带给人“旁观者清”的感受，尤其是将之与解放区原始文献结合起来，更具有非比寻常的说服力。除此之外，如何从文学史的视野——特别是解放区文艺研究的视野去认知这些作品，很多基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总体来说，包含两个基本问题：第一，解放区外国作家的创作应不应该归属到“解放区文艺”的范畴中？这个问题在很多研究中仿佛不言自明，如《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显然将之视为“解放区文学”的一部分，但细读爱泼斯坦和高粱两位分卷主编的序言，依然还是从“国际友人”的角度理解这些作品，这个定位比文学史上的“同路人”距离更远。而在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解放区文艺史和延安文艺史中，外国作家作品甚少作为典型文学案例得以分析和研究。这其中自相矛盾之处值得学界认真思考。第二，（大多数）解放区外国作家的创作是否属于“文学”的范畴？虽然在文学史上“报告文学”是个重要文类，也出现过许多经典的作品，当下中国还出现过“非虚构文学”的风潮，但如《西行漫记》《中国震撼世界》《十里店》等作品，似乎鲜少有研究者如分析报告文学一般分析它们，更多还是将它们视为实用写作——而非文学写作。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具有内在关联性，只有确定这些作品的文学归属，也才能对其文学性有较为准确的把握，不然所展开的论述难免会出现隔靴搔痒的问题，尤其是将革命意义、文学意义混为一谈。
　　解放区外国作家的创作，其实关涉到解放区文艺（延安文艺）研究中一直懸而未决的困惑，类似“解放区文艺”“延安文艺”的外延究竟如何确定，是以创作主题、作者身份，还是流通过程来衡量？事实证明，不管哪一种确定边界的办法都有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实际上，与外国作家情形类似的还有“外来作家”的创作，这个群体的范围更广，他们共同特征是短期客居解放区，他们的创作是否属于“解放区文艺”的范畴也常常没有清晰的说法。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主要是由于“解放区文艺”的特殊性，因为它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紧密联系，因此其文艺成就首先是从“革命史”还是“文学史”的视野去梳理，就成为一个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过程中，“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哪个在文艺评判中占据第一的问题被热烈讨论，会后也形成“政治标准第一”的共识，所以首先从“革命史”或“文学史”来认识解放区文艺的问题实际已经得到了解决，简单来说，“革命史”视野是整体立场，而“文学史”视野则属于技术立场。厘清两者的关系，目的在于加深对“解放区文艺”整体认识，认识到这个文学史命名背后的多重内涵，便于研究朝纵深发展。所以，本文对解放区外国作家作品归属和文学性的探讨，也会从“革命史”和“文学史”的双重视角出发，认识其文学特征如何参与到革命进程中，革命事业又如何丰富它们的文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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