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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城市题材纪录片的创作观念不断迭代和更新，在叙事层面显现出一些重要转向，尤其在叙事风格、叙事深度和叙事意图方面呈现出一定的纪实美学特点和人文关怀倾向。主要表现为由制造奇观转向聚焦生活、由制造符号转向解析城市、由宣传说教转向思想启迪三个方面。本文以近年来国产优秀城市题材纪录片《城市24小时》和《我的城》为研究样本，从城市内涵、受众的移情和期待视野角度分析上述转向出现的原因，并论述其对城市的多重价值。
关键词：城市纪录片;叙事话语;叙事转向;价值
中图分类号：J9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11-0093-05
随着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城市题材的影视作品逐渐进入到公众视野，引起影视创作者和受众的创作与观看热情。城市纪录片以记录现实、成风化人为主旨，在纪实美学和人文美学的影响下，也逐渐深入复杂的社会层面，用独特的视角记录城市的发展。近年来在央视和各大视频网站上播出的城市题材纪录片中，《城市24小时》和《我的城》是纪实美学纪录片的代表。这两部纪录片以具体城市为单位和切入点，立足于城市生活的真实语境，在叙事话语上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重要转向。
《城市24小时》是2019年5月份在中央广播电视台播出的系列纪录片，以一天24小时为叙事线索，以城市普通人的生活为横切面，将纷繁复杂的城市生活整理成一段段节奏鲜明的叙事片段，展现出都市生活中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世像。第一季记录了郑州、武汉、成都、深圳、厦门五个城市。《我的城》是2018年在国内视频网站爱奇艺上播出的系列纪录片，以在城市中出生成长的普通人的第一视角，记录了北京、成都、上海、深圳、银川五个城市的都市日常。两部纪录片均立足于群众生活，在叙事风格、叙事深度和叙事意图方面都呈现出一定的纪实特点和人文深度。
一、城市题材纪录片中的叙事转向
纪录片的核心是真实，尤其在表现城市的纪录片中，真实或真实感也是镜头、用光、构图、剪辑等拍摄制作过程的出发点和重点。在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语境下，城市纪录片的叙事话语也亟待创新。创作者需要在纪录片中讲述受众愿意听、听得懂的城市故事，同时做到新鲜感与生活化的平衡。在《城市24小时》和《我的城》中，叙事转向主要体现在叙事风格、叙事深度和叙事意图三个方面。
（一）叙事风格转向：从制造视觉奇观到聚焦百姓生活在互联网时代，摄影工具的普及和信息交流之高效，使得专业与非专业群体之间生产“奇观”的壁垒逐步消解，也使得受众对网络上层出不穷的“城市奇观”习以为常， “技术改变美学”正成为现实。在城市纪录片中，奇观式的拍摄和剪辑方法正成为表现城市特色的“常规镜头”，如无人机航拍、延时摄影、特效渲染等，让受众生活在他者话语和“奇观”叙事的包围中，为司空见惯的城市景观加上了几分脱离现实的陌生感。大部分城市纪录片中呈现的是最具代表性和观赏性的历史、人文、自然和现代景观，并在画面、构图、剪辑效果上达到了足够的震撼性，给观众带来了超出预料的视觉观感和审美体验。然而，奇观化叙事中的城市景观对“城里人”来说，在视觉上存在着较大的“错位”，很多时候现实中的城市并不如纪录片中那样光彩夺目;对“城外人”来说，难以从纪录片中看到城市真实的生活。脱离城市现实、过度奇观化的作品与纪录片要求“还原真实”的使命背道而驰。
相比之下，《城市24小时》《我的城》的創作者对奇观化镜头的使用显得极为克制：在景别的选择上，多选用近景和特写，拍摄的角度与人的目视效果相一致;在空间的表达上，不再用快速运动的镜头直接展示城市空间，而是以大量的生活场景拼图来隐喻城市的地理空间特征。例如，在《城市24小时》的武汉篇中，市民“过早”时街上熙熙攘攘的盛况、热干面店铺中整齐摆放的酱料、早高峰时段繁忙又有秩序的交通，都选择了极具生活气息的镜头来表现。同样，《我的城》中大部分镜头的景别也是中景和近景，内容上极度贴近现实和受众的日常所见。城市纪录片的叙事风格从奇观化向生活化的转变，意味着创作者为城市摘掉滤镜、褪去光环，以朴素自然的姿态讲述城市故事，让受众在观看他人生活的同时也能看到自己。
（二）叙事深度转向：从制造城市符号到深描城市气质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丰裕的时代，身边充满了符号。媒体和消费社会构建出来的城市“景观”吸引着游客的凝视，而城市被贴上的 “标签”也常常引起和加剧受众对城市的认知偏见。对于一座城市而言，许多符号是天然存在的，如历史遗迹、山川河流、名人志士等，也有许多是消费社会的产物，如当下非常流行的“网红景点”——奶茶店、小吃街，甚至是景区里并不特别的玻璃栈道，都可以成为游客前往一观的理由。城市可以有多个符号，却也容易在这种制造符号的狂欢中囿于“符号”所能涵盖的范围。正如《城市24小时》的“郑州篇”中所说：“对于很多人来说，郑州是一座面目模糊的城市”。这座城市以铁路闻名，却容易让人忽视了郑州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因为一个城市的内在气质无法用碎片化的、孤立的符号去诠释。
《城市24小时》《我的城》则围绕城市符号讲述人物故事，深入挖掘隐藏在符号之中的城市气质。《城市24小时》中以“交通”为关键词，讲述郑州火车站值班站长深夜坚守岗位的故事、为了纪念铁路工人罢工而修建二七塔的故事、圃田车站调车员日常巡视的故事。通过真实故事来展现交通行业的工作人员对岗位的坚守，讲述交通、铁路对郑州的意义，而不是浮光掠影地展示铁路运输场景。《我的城》中不直接讲家喻户晓的成都名片“火锅”，而是深入到成都人泼辣直爽的性格中，讲火锅对城市和成都人的影响。在真实故事的渲染下，城市形象变得更为立体和丰满，城市气质也由每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人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以“参与生活”“观察生活”“书写生活”的民族志式纪实方式来勾勒城市发展轨迹，描摹城市独特气质的方式，让城市形象不再浮于符号和数字的堆积。
（三）叙事意图转向：从宣传说教到思想启迪在日趋同一的视觉文化生产和在传统城市纪录片创作框架下，大量的宣传片、纪录片作品以较强的主导意识和“不可侵犯与质疑”的姿态，让受众成为了被动接受观念的一方。然而只有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城市纪录片，才能给人们带来心灵的触动与观念的启迪。城市纪录片不仅是呈现城市的物象，更是城市文化传播的载体，创作者需要对意识形态和传播主旨进行艺术加工，实现宣传效果。以《城市24小时》《我的城》为代表的城市纪录片在叙事意图上就跳出了注重宣传说教的桎梏，将不同城市文化中人们的生活观、伦理观融入生活场景之中。让镜头对准城市普通人的生活，更是一场与观众的平等“对话”，少有宣传和说教意味。从相聚在成都街角的老茶馆里的知己好友、武汉街头边喝茶边晒太阳的老人、鼓浪屿上痴迷音乐的老年乐队、郑州四厂烩面馆里唠家常的街坊邻居们的身上，受众得以看到城市中人们的真实生活，感受色彩各异的城市魅力。这些生活化的语言和场景容易让受众放下心理防御机制，将自身代入叙事者意图构建的话语体系和城市景观中，从而进行自我映射，寻找文化认同，从而实现城市纪录片的意识形态与思想启迪的有机结合。正所谓“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 二、城市题材纪录片叙事转向的原因分析
城市题材纪录片从诞生发展至今，每个阶段都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也凝结着每一代人对城市的认识和反思。从浏览式地展现城市景观到对城市细节的不断打磨，影像中的城市形象逐渐清晰和饱满。这反映出纪录片创作艺术的不断成熟，创作者对城市与人的关系的不断探求和对城市发展状况的持续关注。在新媒体时代，城市纪录片中的叙事转向背后，是城市内涵的丰富、受众审美的提高和纪录片行业激烈竞争等多种因素共同催生出叙事话语的转变。
（一）城市内涵的丰富：“流动的城市”催生多元叙事形态城市存在的过程是一个社会流动变迁的过程，城市是一个从未停止过变迁的社会。著名的城市社会学者曼纽尔·卡斯特提出了“流动社会”的概念，他认为当前社会最主要的特征是流动性，通过不断地撕裂与融合、解构与重塑，形成一种扁平化、平等的结构，并伴随着话语权的分散与转移[1]。人才流动、资源流动、思想流动等，都成为当下城市的显著特点。 “城市”所代表的内涵也愈加复杂这一特点，在叙事上为城市纪录片提供了更多独特的观察角度和诠释空间。同时，随着受众审美素养的提高，传统城市纪录片的宣教策略难以取得预期效果。这促使城市题材纪录片根据叙事对象调整叙事策略，变换叙事视角，精心安排叙事结构，在叙事上追求多元化表达。例如《城市24小时》中既讲述了厦门鼓浪屿上音乐老人生活的悠闲与诗意，也讲述了往返于岛上轮渡工作人员的“舍小家为大家”;《我的城》中不仅讲上海的时尚和繁荣，也讲这座城市的气度和包容，讲东西方文化如何在这里碰撞与融合。同时，叙述者通过情感渲染和留白来引导受众想象纪录片之外的城市空间和言外之意，从而达到场景的具体性和意义的开放性的统一。
（二）受众移情的需要：以平凡故事引发情感认同中国观众由于长期受戏曲、说本的熏陶，早已形成了一种浓厚的“故事链情结”，人们在一回又一回的故事中不断感受着情感的冲击，也在作者塑造的人物群像中进行自我投射，寻找故事中的自我。源于生活的故事也总是能够跨越语言障碍、文化纷争和心灵隔阂，在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生活背景的人们中间传播价值观念，增进文化认同。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指出，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因此，城市纪录片在叙事清晰和技法精妙之余，还需要审视自身与受众情感的链接。既要体现城市特色、城市风格、城市底蕴，又要贴近受众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找准城市与受众的话语共同点和情感共鸣点。
在以往的城市纪录片作品中，老生常谈的话题、高高在上的传者姿态、不够接地气的话语表达方式是加筑在作品和受众之间的一道屏障，受众无法将自身代入到叙事者展现的情景与语境中，从而造成了“叙事的隔阂”。比尔·尼科尔斯在《纪录片导论》中把纪录片的创作模式分为说明模式、诗意模式、观察模式、参与模式、反身模式、述形模式六种[2]。以往的城市纪录片中经常运用说明模式和述形模式，即采用说明文的记叙手法和导游式的浏览方式来展现城市，缺乏表现力和吸引力。但《城市24小時》的创作者采用的是观察模式和参与模式相结合的叙述策略，时而以观察者的身份审视城市生活，时而以参与者的身份进入生活情境之中。从真实、生动、鲜活的平凡人的故事中，受众得以见人、见事、见思想、见精神。既保留了纪录片这一非虚构性创作的真实性特点，又可以最大限度地强化叙述的故事性，在心理上拉近作品与受众的距离，便于理解和传播。
（三）期待视野的满足：以观者体验为中心进行故事铺陈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姚斯和霍拉勃认为，接受者在进入接受过程之前，往往根据自身的阅读经验、人生经验和审美趣味等，对艺术作品进行预先估计与期盼，都有一定的“期待视野”。这种期待视野受到文化素养、生活体验、性格气质、审美趣味以及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影响[3]。当接受者的“期待”与艺术作品相融合，才能真正完成接受者对作品的接纳和领会，而且融合的层次越高，接受者对作品的领悟就越深，作品也就越能得到观众的认可[4]。期待视野大体上包括问题期待、文化期待和意象期待。《城市24小时》通过召唤结构唤起观众的问题期待，如在“厦门篇”开头处的文案：“有一种文艺，叫做很厦门。”片中讲述了厦门大学至今仍旧在使用人工敲钟、校园里的设置大部分以“芙蓉”来命名和鼓浪屿上的老人花甲之年依然热爱音乐等故事，展现厦门的文艺之处，让受众感受厦门的文化氛围和其散发出的细腻绵长的艺术魅力，这是一个从激发受众期待到满足其期待的过程。
此外，这种“期待视野”还会随着受众自身知识和审美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逐渐扩大。影视心理学认为，受众在观看城市景观的需求被满足之后，还有着“窥视”城市边缘空间和边缘群体的需求。这种探秘和猎奇心理让受众不满足于生活中常见的自然风景、现代化商业街区，也对隐藏在城市角落中的生活景观有着浓厚的兴趣，对展现城市的艺术作品有着更多更复杂的期待。
三、城市题材纪录片叙事转向对城市的多重价值在《城市24小时》和《我的城》等纪实类城市纪录片中，我们能看到创作者意图建构的城市是一个更加包容、真实与多元的综合体，这与受众期待的“城市画像”在某种程度上较为契合。城市纪录片既是城市历史的记录“标本”，又是后世追溯城市发展的有效参照，对反映当下、启迪人心有着文化价值和人文价值。城市纪录片在叙事话语上的多变与创新，意味着创作者在新的审美空间里，重新思考城市与人的关系，发现并传播新时代城市的生活美学与真实质感。叙事话语的变化背后体现的是创作者对城市概念的理解和思考，对城市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形象气质和文化氛围有一定的建构意义。
（一）历史价值：以文化包容心态塑造城市“时代记忆”城市不仅仅是各种物质和能量的堆积，它的兴起、发展要受到精神属性的制约，包括城市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这种精神属性是塑造城市的一种隐性决定力量[5]。在日益复杂的社会语境中，城市需要更加丰富和准确的表达。《城市24小时》等纪实类城市纪录片将“城市”这一议题的思考更加多元化，以“漫步城市”的方式描绘出更为客观、全面的城市特性画卷，将大量的历史文化知识以具体的生活情境表现出来，用一部浓缩的“影像城市志”来为城市留下纪实性与艺术性兼具的珍贵影像资料，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城市的“时代记忆”不仅包括政治、经济、自然等显性层面上的发展和积累，也包含着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对生活环境的感知和评价。因为前者的发展是由人创造的，城市的发展最终是为了人更好地生活。一个城市的时代记忆不应该只存在于宏大的宣传话语体系中，应是由城市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群体所共同构建起的城市全貌。在城市的风云际会之下，是平民百姓的真实生活;城市的“时代记忆”，是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命记忆。
（二）人文价值：以百姓生活片段呈现城市真实质感好莱坞编剧教父罗伯特·麦基在他的著作《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中写道：“‘个人故事’結构性欠缺的故事，只是对生活片段的呆板刻画，错误地将表象逼真当成生活真实……对日常事实的观察越精细，对实际生活的描写就越精确，他所讲述的故事便会越真实 ”[6]。可见，将城市与最平凡人的命运相嫁接，从百姓生活中描摹出一幅真实的城市生活图景，才能让城市影像不脱离现实生活的逻辑。生活中不仅需要弘扬时代正气的大英雄，更需要体现出对小人物的关怀，讲述平民百姓情感的小故事。因此，英雄故事不一定是城市的“标配”，大情怀与“小确幸”的结合才是有血有肉的城市有机体的真实面貌，体现出对“人”的关照。正是从城市的人文性出发，影像中的城市生活在记录现实的同时，也成为了更多受众寻找自我、规划生活的参照。受众可以从《城市24小时》中，感受到成都人安逸纯粹的生活态度和鼓浪屿居民真实平凡的小幸福，见证深圳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和武汉汉江两岸气质的迥然不同;也可以在《我的城》中看到定居在北京的外国人对四合院接近自然的居住环境的喜爱，感受在成都生活的外国人对火锅和辣椒的热情，借鉴上海人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心态，学习银川人将生活过成诗和远方的智慧。
以上两部城市纪录片中体现的城市人文性和多面性为生活在城市中的每一个人提供了安放自我的精神空间，显现出在消费社会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难得的对普通人的关怀。这份人文关怀以普通人的视角和姿态去启发受众审视自己的生活状态，思考自己的真实需求。正如《我的城》“上海篇”中的一位采访对象说道：“在上海，很多人拥有的可能是一份工作，而很难拥有自己的生活”。物质与精神、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大部分跻身于城市生活中的人的心理痛点，因而这份记录普通人的疲惫、快乐、困惑、憧憬的城市影像，体现了艺术所应有的人文温度和启示意义。
（三）文化价值：以多元话语空间丰富城市文本解读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不同阶层受众的表达欲望和表达渠道得到了空前的刺激与拓宽，也让行使表达权成为一种流行和习惯，网络信息场的意见构成呈现多元态势。受众正以各种方式表达自身对外界事物的好恶和观点，这也让影视作品播出后得以快速收集来自全球各地的受众的反馈。表达能力较强的受众经常活跃在意见市场之中，各抒己见。多元的意见市场也催促着城市纪录片艺术表现手法的提升和对城市观察角度的多元。《城市24小时》《我的城》正是在这一意见环境下创作出的代表作品。它们跨越阶层壁垒和文化隔阂，从不同阶层的视角来观察城市，运用多元化的表达方式来完成文本创造，让精英文化变得“接地气”，让平凡生活变得感动人心。正如别君华在文章《参与式文化：文本游牧与意义盗猎》中所说：“真正的对话是不同声音之间相互交织的论证，是一种不同的思想和观念构成的复调 ”[7]。若要实现城市纪录片与受众的对话，创作者就不能再局限于政治、经济发展成果和设施建设等宏观叙事角度，而要挖掘城市深处的文化情结，表现城市的文化风采，创造更加多元的话语空间，让秉持不同价值观念和生活观念的受众有更多的思想交流和观点碰撞，从而让受众在讨论中对城市的认知更加完整，也助力城市宣传片沉淀出愈加深厚的文化价值。
四、结 语
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城市纪录片成为讲述和传播城市故事、构建城市形象的重要载体。城市纪录片叙事话语出现转向的背后，蕴含着影视创作者对城市与人关系的思考，以及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对人类的“城市观”和“生活观”的追问。
参考文献：
[1]刘春成.城市隐秩序：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城市应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299.
[2]（美）比尔·尼科尔斯著.陈犀禾译.纪录片导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157.
[3]（联邦德国）H·R·姚斯，（美）R·C·霍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443.
[4]郭学琴.“期待视野”与林杉电影的艺术魅力[J].当代电影，2005（6）：142.
[5]刘春成.城市隐秩序：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城市应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289-290.
[6]（美）罗伯特·麦基著.周铁东译.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18.
[7]别君华.参与式文化：文本游牧与意义盗猎——以bilibili弹幕视频网为例[J].青年记者，2016（23）：44.
[责任编辑：艾涓]
关键词：城市纪录片;叙事话语;叙事转向;价值
中图分类号：J9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11-0093-05
随着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城市题材的影视作品逐渐进入到公众视野，引起影视创作者和受众的创作与观看热情。城市纪录片以记录现实、成风化人为主旨，在纪实美学和人文美学的影响下，也逐渐深入复杂的社会层面，用独特的视角记录城市的发展。近年来在央视和各大视频网站上播出的城市题材纪录片中，《城市24小时》和《我的城》是纪实美学纪录片的代表。这两部纪录片以具体城市为单位和切入点，立足于城市生活的真实语境，在叙事话语上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重要转向。
《城市24小时》是2019年5月份在中央广播电视台播出的系列纪录片，以一天24小时为叙事线索，以城市普通人的生活为横切面，将纷繁复杂的城市生活整理成一段段节奏鲜明的叙事片段，展现出都市生活中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世像。第一季记录了郑州、武汉、成都、深圳、厦门五个城市。《我的城》是2018年在国内视频网站爱奇艺上播出的系列纪录片，以在城市中出生成长的普通人的第一视角，记录了北京、成都、上海、深圳、银川五个城市的都市日常。两部纪录片均立足于群众生活，在叙事风格、叙事深度和叙事意图方面都呈现出一定的纪实特点和人文深度。
一、城市题材纪录片中的叙事转向
纪录片的核心是真实，尤其在表现城市的纪录片中，真实或真实感也是镜头、用光、构图、剪辑等拍摄制作过程的出发点和重点。在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语境下，城市纪录片的叙事话语也亟待创新。创作者需要在纪录片中讲述受众愿意听、听得懂的城市故事，同时做到新鲜感与生活化的平衡。在《城市24小时》和《我的城》中，叙事转向主要体现在叙事风格、叙事深度和叙事意图三个方面。
（一）叙事风格转向：从制造视觉奇观到聚焦百姓生活在互联网时代，摄影工具的普及和信息交流之高效，使得专业与非专业群体之间生产“奇观”的壁垒逐步消解，也使得受众对网络上层出不穷的“城市奇观”习以为常， “技术改变美学”正成为现实。在城市纪录片中，奇观式的拍摄和剪辑方法正成为表现城市特色的“常规镜头”，如无人机航拍、延时摄影、特效渲染等，让受众生活在他者话语和“奇观”叙事的包围中，为司空见惯的城市景观加上了几分脱离现实的陌生感。大部分城市纪录片中呈现的是最具代表性和观赏性的历史、人文、自然和现代景观，并在画面、构图、剪辑效果上达到了足够的震撼性，给观众带来了超出预料的视觉观感和审美体验。然而，奇观化叙事中的城市景观对“城里人”来说，在视觉上存在着较大的“错位”，很多时候现实中的城市并不如纪录片中那样光彩夺目;对“城外人”来说，难以从纪录片中看到城市真实的生活。脱离城市现实、过度奇观化的作品与纪录片要求“还原真实”的使命背道而驰。
相比之下，《城市24小时》《我的城》的創作者对奇观化镜头的使用显得极为克制：在景别的选择上，多选用近景和特写，拍摄的角度与人的目视效果相一致;在空间的表达上，不再用快速运动的镜头直接展示城市空间，而是以大量的生活场景拼图来隐喻城市的地理空间特征。例如，在《城市24小时》的武汉篇中，市民“过早”时街上熙熙攘攘的盛况、热干面店铺中整齐摆放的酱料、早高峰时段繁忙又有秩序的交通，都选择了极具生活气息的镜头来表现。同样，《我的城》中大部分镜头的景别也是中景和近景，内容上极度贴近现实和受众的日常所见。城市纪录片的叙事风格从奇观化向生活化的转变，意味着创作者为城市摘掉滤镜、褪去光环，以朴素自然的姿态讲述城市故事，让受众在观看他人生活的同时也能看到自己。
（二）叙事深度转向：从制造城市符号到深描城市气质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丰裕的时代，身边充满了符号。媒体和消费社会构建出来的城市“景观”吸引着游客的凝视，而城市被贴上的 “标签”也常常引起和加剧受众对城市的认知偏见。对于一座城市而言，许多符号是天然存在的，如历史遗迹、山川河流、名人志士等，也有许多是消费社会的产物，如当下非常流行的“网红景点”——奶茶店、小吃街，甚至是景区里并不特别的玻璃栈道，都可以成为游客前往一观的理由。城市可以有多个符号，却也容易在这种制造符号的狂欢中囿于“符号”所能涵盖的范围。正如《城市24小时》的“郑州篇”中所说：“对于很多人来说，郑州是一座面目模糊的城市”。这座城市以铁路闻名，却容易让人忽视了郑州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因为一个城市的内在气质无法用碎片化的、孤立的符号去诠释。
《城市24小时》《我的城》则围绕城市符号讲述人物故事，深入挖掘隐藏在符号之中的城市气质。《城市24小时》中以“交通”为关键词，讲述郑州火车站值班站长深夜坚守岗位的故事、为了纪念铁路工人罢工而修建二七塔的故事、圃田车站调车员日常巡视的故事。通过真实故事来展现交通行业的工作人员对岗位的坚守，讲述交通、铁路对郑州的意义，而不是浮光掠影地展示铁路运输场景。《我的城》中不直接讲家喻户晓的成都名片“火锅”，而是深入到成都人泼辣直爽的性格中，讲火锅对城市和成都人的影响。在真实故事的渲染下，城市形象变得更为立体和丰满，城市气质也由每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人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以“参与生活”“观察生活”“书写生活”的民族志式纪实方式来勾勒城市发展轨迹，描摹城市独特气质的方式，让城市形象不再浮于符号和数字的堆积。
（三）叙事意图转向：从宣传说教到思想启迪在日趋同一的视觉文化生产和在传统城市纪录片创作框架下，大量的宣传片、纪录片作品以较强的主导意识和“不可侵犯与质疑”的姿态，让受众成为了被动接受观念的一方。然而只有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城市纪录片，才能给人们带来心灵的触动与观念的启迪。城市纪录片不仅是呈现城市的物象，更是城市文化传播的载体，创作者需要对意识形态和传播主旨进行艺术加工，实现宣传效果。以《城市24小时》《我的城》为代表的城市纪录片在叙事意图上就跳出了注重宣传说教的桎梏，将不同城市文化中人们的生活观、伦理观融入生活场景之中。让镜头对准城市普通人的生活，更是一场与观众的平等“对话”，少有宣传和说教意味。从相聚在成都街角的老茶馆里的知己好友、武汉街头边喝茶边晒太阳的老人、鼓浪屿上痴迷音乐的老年乐队、郑州四厂烩面馆里唠家常的街坊邻居们的身上，受众得以看到城市中人们的真实生活，感受色彩各异的城市魅力。这些生活化的语言和场景容易让受众放下心理防御机制，将自身代入叙事者意图构建的话语体系和城市景观中，从而进行自我映射，寻找文化认同，从而实现城市纪录片的意识形态与思想启迪的有机结合。正所谓“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 二、城市题材纪录片叙事转向的原因分析
城市题材纪录片从诞生发展至今，每个阶段都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也凝结着每一代人对城市的认识和反思。从浏览式地展现城市景观到对城市细节的不断打磨，影像中的城市形象逐渐清晰和饱满。这反映出纪录片创作艺术的不断成熟，创作者对城市与人的关系的不断探求和对城市发展状况的持续关注。在新媒体时代，城市纪录片中的叙事转向背后，是城市内涵的丰富、受众审美的提高和纪录片行业激烈竞争等多种因素共同催生出叙事话语的转变。
（一）城市内涵的丰富：“流动的城市”催生多元叙事形态城市存在的过程是一个社会流动变迁的过程，城市是一个从未停止过变迁的社会。著名的城市社会学者曼纽尔·卡斯特提出了“流动社会”的概念，他认为当前社会最主要的特征是流动性，通过不断地撕裂与融合、解构与重塑，形成一种扁平化、平等的结构，并伴随着话语权的分散与转移[1]。人才流动、资源流动、思想流动等，都成为当下城市的显著特点。 “城市”所代表的内涵也愈加复杂这一特点，在叙事上为城市纪录片提供了更多独特的观察角度和诠释空间。同时，随着受众审美素养的提高，传统城市纪录片的宣教策略难以取得预期效果。这促使城市题材纪录片根据叙事对象调整叙事策略，变换叙事视角，精心安排叙事结构，在叙事上追求多元化表达。例如《城市24小时》中既讲述了厦门鼓浪屿上音乐老人生活的悠闲与诗意，也讲述了往返于岛上轮渡工作人员的“舍小家为大家”;《我的城》中不仅讲上海的时尚和繁荣，也讲这座城市的气度和包容，讲东西方文化如何在这里碰撞与融合。同时，叙述者通过情感渲染和留白来引导受众想象纪录片之外的城市空间和言外之意，从而达到场景的具体性和意义的开放性的统一。
（二）受众移情的需要：以平凡故事引发情感认同中国观众由于长期受戏曲、说本的熏陶，早已形成了一种浓厚的“故事链情结”，人们在一回又一回的故事中不断感受着情感的冲击，也在作者塑造的人物群像中进行自我投射，寻找故事中的自我。源于生活的故事也总是能够跨越语言障碍、文化纷争和心灵隔阂，在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生活背景的人们中间传播价值观念，增进文化认同。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指出，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因此，城市纪录片在叙事清晰和技法精妙之余，还需要审视自身与受众情感的链接。既要体现城市特色、城市风格、城市底蕴，又要贴近受众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找准城市与受众的话语共同点和情感共鸣点。
在以往的城市纪录片作品中，老生常谈的话题、高高在上的传者姿态、不够接地气的话语表达方式是加筑在作品和受众之间的一道屏障，受众无法将自身代入到叙事者展现的情景与语境中，从而造成了“叙事的隔阂”。比尔·尼科尔斯在《纪录片导论》中把纪录片的创作模式分为说明模式、诗意模式、观察模式、参与模式、反身模式、述形模式六种[2]。以往的城市纪录片中经常运用说明模式和述形模式，即采用说明文的记叙手法和导游式的浏览方式来展现城市，缺乏表现力和吸引力。但《城市24小時》的创作者采用的是观察模式和参与模式相结合的叙述策略，时而以观察者的身份审视城市生活，时而以参与者的身份进入生活情境之中。从真实、生动、鲜活的平凡人的故事中，受众得以见人、见事、见思想、见精神。既保留了纪录片这一非虚构性创作的真实性特点，又可以最大限度地强化叙述的故事性，在心理上拉近作品与受众的距离，便于理解和传播。
（三）期待视野的满足：以观者体验为中心进行故事铺陈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姚斯和霍拉勃认为，接受者在进入接受过程之前，往往根据自身的阅读经验、人生经验和审美趣味等，对艺术作品进行预先估计与期盼，都有一定的“期待视野”。这种期待视野受到文化素养、生活体验、性格气质、审美趣味以及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影响[3]。当接受者的“期待”与艺术作品相融合，才能真正完成接受者对作品的接纳和领会，而且融合的层次越高，接受者对作品的领悟就越深，作品也就越能得到观众的认可[4]。期待视野大体上包括问题期待、文化期待和意象期待。《城市24小时》通过召唤结构唤起观众的问题期待，如在“厦门篇”开头处的文案：“有一种文艺，叫做很厦门。”片中讲述了厦门大学至今仍旧在使用人工敲钟、校园里的设置大部分以“芙蓉”来命名和鼓浪屿上的老人花甲之年依然热爱音乐等故事，展现厦门的文艺之处，让受众感受厦门的文化氛围和其散发出的细腻绵长的艺术魅力，这是一个从激发受众期待到满足其期待的过程。
此外，这种“期待视野”还会随着受众自身知识和审美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逐渐扩大。影视心理学认为，受众在观看城市景观的需求被满足之后，还有着“窥视”城市边缘空间和边缘群体的需求。这种探秘和猎奇心理让受众不满足于生活中常见的自然风景、现代化商业街区，也对隐藏在城市角落中的生活景观有着浓厚的兴趣，对展现城市的艺术作品有着更多更复杂的期待。
三、城市题材纪录片叙事转向对城市的多重价值在《城市24小时》和《我的城》等纪实类城市纪录片中，我们能看到创作者意图建构的城市是一个更加包容、真实与多元的综合体，这与受众期待的“城市画像”在某种程度上较为契合。城市纪录片既是城市历史的记录“标本”，又是后世追溯城市发展的有效参照，对反映当下、启迪人心有着文化价值和人文价值。城市纪录片在叙事话语上的多变与创新，意味着创作者在新的审美空间里，重新思考城市与人的关系，发现并传播新时代城市的生活美学与真实质感。叙事话语的变化背后体现的是创作者对城市概念的理解和思考，对城市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形象气质和文化氛围有一定的建构意义。
（一）历史价值：以文化包容心态塑造城市“时代记忆”城市不仅仅是各种物质和能量的堆积，它的兴起、发展要受到精神属性的制约，包括城市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这种精神属性是塑造城市的一种隐性决定力量[5]。在日益复杂的社会语境中，城市需要更加丰富和准确的表达。《城市24小时》等纪实类城市纪录片将“城市”这一议题的思考更加多元化，以“漫步城市”的方式描绘出更为客观、全面的城市特性画卷，将大量的历史文化知识以具体的生活情境表现出来，用一部浓缩的“影像城市志”来为城市留下纪实性与艺术性兼具的珍贵影像资料，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城市的“时代记忆”不仅包括政治、经济、自然等显性层面上的发展和积累，也包含着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对生活环境的感知和评价。因为前者的发展是由人创造的，城市的发展最终是为了人更好地生活。一个城市的时代记忆不应该只存在于宏大的宣传话语体系中，应是由城市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群体所共同构建起的城市全貌。在城市的风云际会之下，是平民百姓的真实生活;城市的“时代记忆”，是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命记忆。
（二）人文价值：以百姓生活片段呈现城市真实质感好莱坞编剧教父罗伯特·麦基在他的著作《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中写道：“‘个人故事’結构性欠缺的故事，只是对生活片段的呆板刻画，错误地将表象逼真当成生活真实……对日常事实的观察越精细，对实际生活的描写就越精确，他所讲述的故事便会越真实 ”[6]。可见，将城市与最平凡人的命运相嫁接，从百姓生活中描摹出一幅真实的城市生活图景，才能让城市影像不脱离现实生活的逻辑。生活中不仅需要弘扬时代正气的大英雄，更需要体现出对小人物的关怀，讲述平民百姓情感的小故事。因此，英雄故事不一定是城市的“标配”，大情怀与“小确幸”的结合才是有血有肉的城市有机体的真实面貌，体现出对“人”的关照。正是从城市的人文性出发，影像中的城市生活在记录现实的同时，也成为了更多受众寻找自我、规划生活的参照。受众可以从《城市24小时》中，感受到成都人安逸纯粹的生活态度和鼓浪屿居民真实平凡的小幸福，见证深圳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和武汉汉江两岸气质的迥然不同;也可以在《我的城》中看到定居在北京的外国人对四合院接近自然的居住环境的喜爱，感受在成都生活的外国人对火锅和辣椒的热情，借鉴上海人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心态，学习银川人将生活过成诗和远方的智慧。
以上两部城市纪录片中体现的城市人文性和多面性为生活在城市中的每一个人提供了安放自我的精神空间，显现出在消费社会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难得的对普通人的关怀。这份人文关怀以普通人的视角和姿态去启发受众审视自己的生活状态，思考自己的真实需求。正如《我的城》“上海篇”中的一位采访对象说道：“在上海，很多人拥有的可能是一份工作，而很难拥有自己的生活”。物质与精神、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大部分跻身于城市生活中的人的心理痛点，因而这份记录普通人的疲惫、快乐、困惑、憧憬的城市影像，体现了艺术所应有的人文温度和启示意义。
（三）文化价值：以多元话语空间丰富城市文本解读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不同阶层受众的表达欲望和表达渠道得到了空前的刺激与拓宽，也让行使表达权成为一种流行和习惯，网络信息场的意见构成呈现多元态势。受众正以各种方式表达自身对外界事物的好恶和观点，这也让影视作品播出后得以快速收集来自全球各地的受众的反馈。表达能力较强的受众经常活跃在意见市场之中，各抒己见。多元的意见市场也催促着城市纪录片艺术表现手法的提升和对城市观察角度的多元。《城市24小时》《我的城》正是在这一意见环境下创作出的代表作品。它们跨越阶层壁垒和文化隔阂，从不同阶层的视角来观察城市，运用多元化的表达方式来完成文本创造，让精英文化变得“接地气”，让平凡生活变得感动人心。正如别君华在文章《参与式文化：文本游牧与意义盗猎》中所说：“真正的对话是不同声音之间相互交织的论证，是一种不同的思想和观念构成的复调 ”[7]。若要实现城市纪录片与受众的对话，创作者就不能再局限于政治、经济发展成果和设施建设等宏观叙事角度，而要挖掘城市深处的文化情结，表现城市的文化风采，创造更加多元的话语空间，让秉持不同价值观念和生活观念的受众有更多的思想交流和观点碰撞，从而让受众在讨论中对城市的认知更加完整，也助力城市宣传片沉淀出愈加深厚的文化价值。
四、结 语
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城市纪录片成为讲述和传播城市故事、构建城市形象的重要载体。城市纪录片叙事话语出现转向的背后，蕴含着影视创作者对城市与人关系的思考，以及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对人类的“城市观”和“生活观”的追问。
参考文献：
[1]刘春成.城市隐秩序：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城市应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299.
[2]（美）比尔·尼科尔斯著.陈犀禾译.纪录片导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157.
[3]（联邦德国）H·R·姚斯，（美）R·C·霍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443.
[4]郭学琴.“期待视野”与林杉电影的艺术魅力[J].当代电影，2005（6）：142.
[5]刘春成.城市隐秩序：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城市应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289-290.
[6]（美）罗伯特·麦基著.周铁东译.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18.
[7]别君华.参与式文化：文本游牧与意义盗猎——以bilibili弹幕视频网为例[J].青年记者，2016（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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