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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找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这也许是他今后回忆2006年时最为重要的片段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辈子自己会去贵阳,去寻找我出生的那所医院。”
说这句话的人叫张汉良,他是台湾大学的教授,以比较文学与符号学研究蜚声学界。2006年的下半年,张先生在上海师范大学任了半年的客座教授。让他意想不到的收获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找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这也许是他今后回忆2006年时最为重要的片段。
在张汉良还没到上海之前,上海师范大学的孙教授看到了他的履历,出生地:贵州贵阳。于是,孙教授很有心地记下了。
“此前,我从来也没想过要去寻找我的出生地,因为我没有任何资料和记忆,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几岁离开贵阳的。我的父母、哥哥都不在了,也无法向他们求证。”张汉良说。
11月,孙教授与张先生一道去了贵州。在讲学之余,贵州大学作为接待方,甚为热情地要促成这次的“寻访故里”。
“当时我就蒙了,我的故里在哪里?我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可能认为我应该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可哪里是这样啊,我很可能是一两岁就离开了这里,对于贵阳甚至一点印象都没有。”张先生说,“而且我的祖籍是山东啊”。
但在周围人热情的感染下,他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曾经的画面渐渐清晰:“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三年级,每天放学回家,都能看见母亲在煮饭,我就站在一边跟她聊天。当时她零零星星地给我讲过一些当年在贵阳时的事情,她说我出生在贵阳的一所野战医院。于是这四个字——‘野战医院’——就成了我唯一记得的关于我出生地的信息。”
就凭这极其有限的信息,孙教授和当地几个朋友找到了贵阳广播电台的一位记者,这位记者说他很多年以前曾经拍摄过这所陆军野战医院,当时还有营房的遗迹。但不能确定他所拍摄过的野战医院就是张先生出生的医院。于是他向自己的父亲求证,他的父亲是个“老贵阳”,最终确定那里就是他们所要找的当年的陆军野战医院所在地。
汽車一路奔驰向前,车窗外的景色迅速流逝,仿佛要穿梭60多年的时空,回到过去。
“我很难描述当时的感觉。他们指给我看这个、那个地方,我就‘嗯、嗯’地回应着,眼前是一片了无生机的荒地,连一片当年残存的遗迹都看不到。他们说,我找到了我的出生地,但我又觉得自己好像什么也没找到。”张先生的话语表现出了当时心情的矛盾。
“当时我很感慨,我找到了我的出生地,但是这种感慨该跟谁讲呢?我的父母、哥哥都不在了……”张先生说。
由于这次去贵阳寻找出生地,张汉良拾起了很多遗忘了的人生片段,那是关于父母和自己的过去。
“母亲跟我说过,她怀我的时候总是感觉到很饿。那时候没有东西吃,由于营养跟不上,八个月的时候母亲就生下了我这个早产儿,我出生时连手指甲都没长出来。母亲说,因为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吃,父亲和邻居们都出去打狗吃。我当时听这话的时候觉得母亲是说着玩的。而这次我真的去了贵州才发现,那里的人真的吃狗肉。还有人说孕妇是不能吃狗肉的,我突然间就想到了母亲曾经跟我说过的话,孕妇不能吃狗肉,母亲当然饿了。很多记忆的片段在寻找的过程中也一一拾起来了,这也是一种收获。尤其是在慢慢地变老的时候才发现,人的一生都是由很多片段组成的。”张先生说。
2006年9月份,张先生的妹妹在上海去世了。妹妹本来居住在台湾。儿子一家因为工作的关系很早就来到上海,现在在张江高科的一家外资公司作高管。妹妹查出患癌症之后,就在台北医院住院,后来被儿子接到上海来。一是因为台湾没有人照顾她,二是因为在台湾医疗的价格十分昂贵。
张先生说:“妹妹比我小一岁半,母亲说她出生在汉口。根据她出生在汉口,我可以判断我应该很早就离开贵阳了。”此次到了上海,终于赶上见到妹妹一面,也是最后的一面。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辈子自己会去贵阳,去寻找我出生的那所医院。”
说这句话的人叫张汉良,他是台湾大学的教授,以比较文学与符号学研究蜚声学界。2006年的下半年,张先生在上海师范大学任了半年的客座教授。让他意想不到的收获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找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这也许是他今后回忆2006年时最为重要的片段。
在张汉良还没到上海之前,上海师范大学的孙教授看到了他的履历,出生地:贵州贵阳。于是,孙教授很有心地记下了。
“此前,我从来也没想过要去寻找我的出生地,因为我没有任何资料和记忆,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几岁离开贵阳的。我的父母、哥哥都不在了,也无法向他们求证。”张汉良说。
11月,孙教授与张先生一道去了贵州。在讲学之余,贵州大学作为接待方,甚为热情地要促成这次的“寻访故里”。
“当时我就蒙了,我的故里在哪里?我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可能认为我应该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可哪里是这样啊,我很可能是一两岁就离开了这里,对于贵阳甚至一点印象都没有。”张先生说,“而且我的祖籍是山东啊”。
但在周围人热情的感染下,他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曾经的画面渐渐清晰:“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三年级,每天放学回家,都能看见母亲在煮饭,我就站在一边跟她聊天。当时她零零星星地给我讲过一些当年在贵阳时的事情,她说我出生在贵阳的一所野战医院。于是这四个字——‘野战医院’——就成了我唯一记得的关于我出生地的信息。”
就凭这极其有限的信息,孙教授和当地几个朋友找到了贵阳广播电台的一位记者,这位记者说他很多年以前曾经拍摄过这所陆军野战医院,当时还有营房的遗迹。但不能确定他所拍摄过的野战医院就是张先生出生的医院。于是他向自己的父亲求证,他的父亲是个“老贵阳”,最终确定那里就是他们所要找的当年的陆军野战医院所在地。
汽車一路奔驰向前,车窗外的景色迅速流逝,仿佛要穿梭60多年的时空,回到过去。
“我很难描述当时的感觉。他们指给我看这个、那个地方,我就‘嗯、嗯’地回应着,眼前是一片了无生机的荒地,连一片当年残存的遗迹都看不到。他们说,我找到了我的出生地,但我又觉得自己好像什么也没找到。”张先生的话语表现出了当时心情的矛盾。
“当时我很感慨,我找到了我的出生地,但是这种感慨该跟谁讲呢?我的父母、哥哥都不在了……”张先生说。
由于这次去贵阳寻找出生地,张汉良拾起了很多遗忘了的人生片段,那是关于父母和自己的过去。
“母亲跟我说过,她怀我的时候总是感觉到很饿。那时候没有东西吃,由于营养跟不上,八个月的时候母亲就生下了我这个早产儿,我出生时连手指甲都没长出来。母亲说,因为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吃,父亲和邻居们都出去打狗吃。我当时听这话的时候觉得母亲是说着玩的。而这次我真的去了贵州才发现,那里的人真的吃狗肉。还有人说孕妇是不能吃狗肉的,我突然间就想到了母亲曾经跟我说过的话,孕妇不能吃狗肉,母亲当然饿了。很多记忆的片段在寻找的过程中也一一拾起来了,这也是一种收获。尤其是在慢慢地变老的时候才发现,人的一生都是由很多片段组成的。”张先生说。
2006年9月份,张先生的妹妹在上海去世了。妹妹本来居住在台湾。儿子一家因为工作的关系很早就来到上海,现在在张江高科的一家外资公司作高管。妹妹查出患癌症之后,就在台北医院住院,后来被儿子接到上海来。一是因为台湾没有人照顾她,二是因为在台湾医疗的价格十分昂贵。
张先生说:“妹妹比我小一岁半,母亲说她出生在汉口。根据她出生在汉口,我可以判断我应该很早就离开贵阳了。”此次到了上海,终于赶上见到妹妹一面,也是最后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