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越来越喜欢读一些轻松有趣的闲书。当阅读不再有功利心，阅读就变成了一个人徜徉山水的恣意快乐。张瑞田的《百札馆三记》，正是一本符合我当下阅读心境的闲书。同为读书人的张瑞田，比我更早地悟出了读书的乐趣，尘世纷纷，他却在自己的百札馆里读傅雷书信，读自己收藏的作家旧信，读古人手札，每有心得，除了会心一笑，还一一记下，结集出版，与众多的读书人分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个读书人，分享自己的阅读收获，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百札馆三记》里面，我最爱的是“读傅记”，每一篇都爱。傅雷，我自以为已经非常熟悉他了，我年轻时啃过的大部头里，有多少是傅雷的译作啊。《约翰·克里斯朵夫》《高老头》《贝姨》……傅雷的名字早已经跟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一起，变成了我人生路上的灯光。但是，“读傅记”里的这个傅雷，是我陌生的。张瑞田从书信里读到的这个傅雷，比起端坐書斋翻译罗曼·罗兰和巴尔扎克的那个傅雷，要生动有趣得多，也要丰厚苍凉得多。这是一个当策展人和经纪人的傅雷，他不仅“有超强的书画审美能力，还有超强的行政协调才干，市场营销水平”，他成功策划举办了“黄宾虹八十书画展”，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在画展结束后写给黄宾虹的信里，傅雷写道：“售画总数十四万三千余元，开支总数一万五千元若。画册预约已售去百四十六本，亦有七千余元……”（《傅雷与黄宾虹八十书画展》）看到这一段，我忍俊不禁，笑了出来。这个像账房先生一样会算账的傅雷，一下子变得那么亲切，充满人间烟火气。
　　这是一个敢批评大师的傅雷，在写给黄宾虹的信中，傅雷毫不掩饰自己对张大千的态度：“鄙见于大千素不钦佩，观其所临敦煌古迹多以外形为重，至唐人精神全未梦见，而竞标价至五百万元（一幅之价），仿佛巨额定价即可抬高艺术品本身价值者，江湖习气可慨可憎。”（《傅雷眼里的张大千》）在达官贵人各界名流争捧张大千的时候，傅雷秉持了一个批评家的立场，张瑞田说，傅雷“没有被权势吓到，也没有被商业的烟尘迷住眼睛”。
　　这是一个会为情所困的傅雷，在写给刘抗的信里，傅雷袒露自己被美丽的“汴梁姑娘”吸引，艺术家傅雷，无力抵抗美的诱惑，但是，丈夫傅雷和父亲傅雷，依然保留着克制的理性。“不用担心，朋友！这绝没有不幸的后果，我太爱梅馥了，决无什么危险。”（《傅雷的一首情诗》）动心而克制的结果，傅雷为“汴梁姑娘”写下了一首情真意切的诗歌。“汴梁的姑娘，你笑里有阳光……”傅雷的情诗写得真干净，这个被美打动而不滥情的傅雷，真是无辜又可爱。
　　这是一个敢于代表居民维权的傅雷，1961年，“右派”傅雷代表上海市江苏路二八四弄安定坊全体居民，给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写了一封维权信，要求归还“本弄七号住宅花园及里弄走道”。想到当年的气氛，不禁为傅雷捏一把汗。张先生感慨：“傅雷头戴右派的帽子，身裹政治寒气，尚能够仗义执言，为中国读书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傅雷维权》）傅雷维权的手札，语词文雅，逻辑严密，秉承的是读书人讲理的君子风度。我反复阅读，不禁心酸。“读过一通，又读过一通，我的内心十分苍凉，想象傅雷当年，写这通手札时，该有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忧虑。”张瑞田字字寒意的慨叹，撞得我眼睛生疼。
　　“读傅记”里的傅雷是如此丰富、独特和陌生。“旧信记”里那些当代作家，我熟悉和有交往的前辈，在给不同的人写信的时候，表现出来的个性和多面性，拓展了我对他们的认知。“手札记”里，手札和笺纸，是重要的媒介，张瑞田凭借它们，打通了古代文人、前代文人和现代文人之间的精神脉络。
　　《百札馆三记》，呈现出文人精神的又一个维度。书信手札所书写的，是相对私密的生活，在这个维度上，文人精神的表现，应该是更加真实可信的。
　　正如张瑞田在后记里所说，作品中的作家、媒体中的作家、书信中的作家，是作家的三个侧面，试图理解、认识一位作家，这三个侧面缺一不可。
　　张瑞田的文字极雅，情感真挚。薄薄的一本《百札馆三记》，我读了很久，一篇读过，觉得好，又回头再读，就像走进一片好风景，舍不得出去，流连在里面。
　　（摘自10月10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