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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真相已经随着时间推移和各种原因被掩埋了,知道这段历史的人不多了,我也已经到了晚年,所以我想要把它完完整整写出来,希望我的努力对复原那段历史有点贡献。”
陈元珍女士坐在我的面前,普普通通,瘦瘦的,但眼睛很亮。因为长期用英文交流和写作,她说中文有时会卡壳,表达还算清晰到位。不过看了她写的书,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不管是自己的故事还是陈家的故事,被她娓娓道来,就像惊险小说一样充满悬念和色彩。为了撰写丈夫陈依范和公公陈友仁的家族史,她跑遍了美国东西岸、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英国、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地收集资料,任何一次有关那段历史的阅读,都会让她欣喜。
陈元珍说:“我不能仅仅根据我先生和他姐姐跟我说的事实就写下来,必须再找资料研究印证。因为如果只是家里人的一面之词,那是孤证,站不住脚的。有些真相已经随着时间推移和各种原因被掩埋了,知道这段历史的人不多了,我也已经到了晚年,所以我想要把它完完整整写出来,希望我的努力对复原那段历史有点贡献。”她就像侦探似的,搜集点点滴滴的历史根据。随着英文版的《Return to the Middl eKingdom》和中文繁体字版的《民国外交强人陈友仁——一个家族的传奇》先后出版,陈元珍终于完成了为陈家写史的使命。
陈家爷爷
要说陈家的“革命史”,得从陈爷爷说起。陈友仁的父亲名陈桂新,人称“阿陈”,客家人,是个贫苦的农民。他吃苦耐劳、倔强不屈,因为穷困和内心的不平,加入了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陈爷爷在太平天国的事迹家人几乎一无所知,倒是陈元珍女士凭着永不言弃的态度,在浩如烟海的文字里面,找到了一些历史的碎片,“阿陈渐渐在我脑中从一个缺乏方向的流浪汉一跃而成为具有崇高目标的战士”。
阿陈1850年入伍,一年后晋升为东王杨秀清的贴身侍卫。太平军准备攻打武昌,阿陈主动请缨远征前线,并且凭借少时练就的木匠手艺督军搭建浮桥,使得大军成功登陆武昌。这大概是陈爷爷作为太平军最为光彩的一笔。后来,太平军又攻下南京,可是由于天王和东王争权夺利和内讧不断,最终兵败。阿陈因撤退回广东途中腿部中弹,得不到治疗,只能锯掉坏腿、装上义肢,逃到被英国割据的香港。他和撤逃的太平军战士一起开了一个金铺作为遮掩,本准备伺机打回老家去,但“因事泄密”,阿陈被港英军警追捕,他只好卖身为“猪仔”(契约劳工),登船逃亡,先到牙买加,后到马提尼克。
在加勒比海的小岛上,陈爷爷成了一个剃头匠,靠手艺吃饭,没想到却被当地一个华裔商人梁兴看中,成了他的女婿。陈奶奶名叫玛丽,比陈爷爷年轻近二十岁。婚后不久,他们就迁移到英属特立尼达定居。他们辛苦建立了自己的小农庄,并且一起养育了6个孩子,大儿子叫尤金,也就是日后跟随孙中山先生的民国外交家陈友仁。
尤金12岁的时候,父亲阿陈就去世了,他学习很努力,希望能够出人头地。功夫不负有心人,20岁的时候,尤金就通过考试取得律师执照,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立业之后是成家,1899年,21岁的尤金同混血少女爱茜(父亲是法裔庄园主,母亲是法、非混血奴隶)共坠爱河,尤金正式求婚。客家人习惯于自成小团体,互相依靠,在那个相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里,陈奶奶对尤金选择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外族女子非常不理解,亲朋好友也给尤金施加了很大压力,但是终没能阻止这两个相爱的人结婚。由于岳父不仅有钱,而且乐善好施,尤金在婚后事业突飞猛进,成为特立尼达华人社区出名的大律师,少数族群都来找他打官司。
陈元珍女士在记录这段历史时,始终搞不明白这两个看上去不可能有交集的年轻人到底是如何走到一起的,不过经过多方探寻,她倒是得知了陈家两代人的两个桃色八卦。原来陈爷爷也曾有过一个欧非混血儿的情人,还有一个私生女;而尤金在婚后不久就又金屋藏娇,那也是个法非混血儿,并且为他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陈元珍觉得,与异族通婚、生養一堆混血儿女“对他作为国民革命的领导人很不利”,所以尤金“出于革命需要,也出
于他个人的政治抱负,长期避免把妻儿接到中国和他同居”。
返回故土
勤劳诚实的尤金白手起家、飞黄腾达,同其他特立尼达的有钱人一样,他投资地产,拥有的产业分散在小岛各处。但是春风得意的他,更渴望突破小岛的界限,到更广阔的世界里去。1906年以后,尤金每年都要去伦敦,并且与当地华人社团接触,了解到了中国大地上正在进行着的变革。“尤金看到殖民地的不平等,曾经也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差点被抓起来。1911年,尤金带着全家迁往伦敦,住进了高尚社区,让儿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同时他自己也希望能继续深造,投身政治和民主运动,要像自己的父亲一样,与穷人站在一块。”陈元珍分析尤金去伦敦定居有此两大主因。
就在这一年,武昌起义爆发,中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在伦敦的尤金也看到了令人振奋的报道而蠢蠢欲动。正在这时,他见到了革命领导人孙中山,这次会面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辛亥革命爆发时,中山先生正在美国游说、演讲,他没有直接回国,而是途经欧洲,作了停留。10月底他到达伦敦,在华人社团发表演说,劝他们回去,为新成立的民国服务。尤金就是在他的影响下,最终返回祖国。”陈元珍说,“他留下了妻儿,独自一人上路,在尤金登上火车的那一天,他没有一个中国朋友,不会说一句中国话。”
“虽然他不懂中国话和中国国情,但他有三个长处,一个他对英国历史很熟悉,并且他对西方法律很熟悉,还有他会写作,业余曾给报刊写过文章。他觉得这三点会让他对新的中国有贡献。”陈元珍分析尤金放弃优渥的生活而回国的动机,一方面他在殖民地看到受压迫的人群富于同情心,而中国也是受压迫的国家,这触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就是孙中山先生对他的影响。
尤金到达北京,恢复了自己的姓,起名“陈友仁”。这时孙中山已被袁世凯逼走了,陈友仁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时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长兼代理财政部长的施肇基,施肇基很赏识他的才华,让他当了秘书,处理交通部的法律事务。但是不久他就发现,交通部只顾外国人的利益,陈友仁觉得没意思,决定寻找更有意义的工作,于是开始为英文的《北京日报》撰稿。但是《北京日报》实际上是外交部的传声筒,虽然也能批评发泄一下,但不畅快。那时还有一张英文报纸叫《京报》,在外国读者中比较有声望,是德国人衣吉林出钱办的,主编是英国人吴德海,他们看到陈友仁文章写得很好,想挖他过去。1914年,友仁开始为《京报》写社论,欧洲爆发一战,英、德成了敌对国,衣吉林和吴德海也关系破裂恶言相向,陈友仁趁机把《京报》买了下来并取代了主编位置。
这个事情的背后却表现出了北京式的解决问题的“逻辑”:衣吉林继续用德国马克支付吴德海的月薪,而吴德海仍然在敌对的报纸上辱骂衣吉林;陈友仁尖锐地揭露袁世凯政府的阴谋诡计,却仍然以交通部“雇员”的身份领取薪金。
但不管如何,陈友仁拥有了自己的言论阵地。“《京报》被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进步人士所看重,孙中山在上面也发表过一封信,他对陈友仁说过:‘办报纸办得好,就等于十万军队。’”
《京报》阵地
以《京报》为阵地,陈友仁以惊人的勇气,投入到“革命”当中。
当时,袁世凯想复辟称帝,经顾维钧介绍请来了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校长、著名学者弗兰克·古德诺来做顾问,古德诺为他写了一份英文报告,鼓吹帝制比共和政体更适合中国国情。“可能是顾维钧在其中也起了点作用,后来古德诺找到了陈友仁,他要在《京报》上发表他那份报告的英文原文,他说中国翻译曲解了他的意思。他的原意是如果共和政体在中国不行的话,那可以考虑一下君主立宪制。”陈元珍说古德诺的这一举动给了在华的英美人士一个信号,觉得袁世凯可能情况不妙了,大家都会要找一个退路。“这个时候,梁启超也找到了陈友仁,梁写了一篇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是谴责揭发袁世凯的,这篇文章无处发表,梁启超要求陈友仁把两人关于《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谈话用英文发表在《京报》上。”梁启超是知识界的领袖,这一下对袁世凯的打击无疑是很大的。
袁世凯垮台后,段祺瑞做国务总理,任命梁启超做财政总长。段祺瑞夺取政府大权后,就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充实自己的北洋军阀军队,北京政权只是从一个军事独裁者手里落入另一军事独裁者手里而已。“梁启超看到局势不妙,就准备离开北京,走之前联系陈友仁,把内幕透露给了他。陈友仁得到这些第一手资料(段祺瑞偷偷同意让日本人支配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的资源,并且在山东省享有种种特别利益,以换取一万万日元),就在《京报》上揭发段祺瑞,结果被段祺瑞抓进牢里。”于是,陈友仁的盟友和敌手两方面都使出浑身解数,借此机会斗起法来,因为陈友仁是英国公民,友仁的朋友们希望通过英国公使馆向段政府施加压力。此时国际各方势力都粉墨登场,逮捕陈友仁而触发的风暴越来越大,最终陈友仁再次战胜对手,在段政府倒台的一周后,被释放出狱。随后,他离开北京,到达上海参加了孙中山的国民党。
凡尔赛风云
那是1917年,陈友仁成了孙中山的国际问题顾问,孙中山让他待在上海继续办报——英文报纸《上海时报》,自己则去广州成立新政府。记者的身份给了陈友仁很多便利,他经常与西方记者打交道,所以了解到的国际消息,要比其他中国人早得多。“比如他了解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他发现中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当时孙中山的国民党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一样都遭到世界列强的排斥,陈友仁就想是否能试试和苏联搭起联系。这是在绝密情况下进行的,因为那时的国民党主要是中产阶级,开明乡绅、民族资本家等等,他们都是反对共产党的,所以不敢明说要与苏联合作。是陈友仁设计了‘倾向俄国’政策——那时都不敢说‘倾向苏联’,后来就演变成了‘联苏容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
1918年5月,孙中山派了一个代表团去美国谈判,由王正廷领头,陈友仁、伍朝枢、郭泰祺等都是团员。除了随广州政府代表团出使美国外,孙中山还给了陈友仁一个秘密使命——让他把给列宁的一封书信带出去,“因为你孙中山寄到莫斯科的信,肯定会被法租界当局截留,所以必须秘密带出去”,陈元珍解释说,“这封信后来由美国的一个华人通过安全渠道寄往莫斯科,这个人的名字陈友仁和孙中山都没有透露过。”这段如惊险故事般的情节来自陈元珍的丈夫(陈友仁的小儿子)陈依范的追述,后来又由陈女士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的一本英文版的《孙中山传》中得到证实。
在美国的谈判进行到一半,一战结束了,孙中山就派他们去法国参加凡尔赛和平大会。但是当时广州政府是不被国际社会承认的,所以如果他们要想在凡尔赛发挥作用,必须与北京政府代表团合作。王正廷、郭泰祺等人都是倾美派,通过美国公使馆给北洋政府施压,使得他们融入北京代表团。“到了巴黎后,陈友仁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直接联系共产国际,这也是孙中山秘密指派的。”
1919年,在参加凡尔赛和会期间,陈友仁通过法国国会议员、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夏克·陶利奥和英国的工人运动领袖汤姆·曼恩两人和共产国际接上了头。十月革命后,苏联接收了沙俄时期的档案馆,其中有一份“日美秘密协定”——关于中国山东问题的“蓝辛——石井秘密协定”,即美国同意把德国在山东的利益移交日本,日本则支持威尔逊总统创建国联的计划。“苏联人把这份秘密协定带到了巴黎,并寻找机会交给了陈友仁。这个时候,凡尔赛和会正大闹山东问题,顾维钧倾向先签署和约,但广州政府代表不同意,但也无法阻止。其实当时顾维钧也有难处,因为他毕竟代表了北洋政府,不能自说自话。”陈元珍仔细讲述她所知道的内情,“陈友仁决定要揭发列强的阴谋,就把这份日美秘密协定寄回给孙中山,孙中山翻译后发表在进步的北京《晨报》上,直接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陈友仁还把日美協定寄给反对威尔逊总统的威廉·波雷参议员,这在美国国会引起巨大反响,威尔逊总统参加国联的提案在参议院被否决,并且最终造成了美国民主党总统选举的败北”。在这样的背景下,北洋政府挺不过反对的浪潮,不得不允许北京代表团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
陈元珍从家里人那里得来的事实和细节在美国人菲利普·陶(英文版《北京日报》主编)的回忆录《历史的脚注》和美国新闻记者约翰·包尔(上海《密勒士评论报》主编)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中得到了印证,这是以前中国历史书中很少提到的,她在寻找家族史的过程中,也为复原那段历史出了力。
孙中山的亲密助手
陈友仁入阁孙中山政府后,成为孙中山最亲密的助手,担任孙中山英文秘书、国际事务顾问和广州及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
“陈友仁为孙中山先生修订并翻译三民主义,撰写英文版的《建国大纲》和《国民政府的组织》,这是非常重要的。”陈元珍还澄清了《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宣言》英文稿是鲍罗廷和中共起草的谣言。“孙中山能说能读英文,但写不行。我先生曾跟我说过孙中山不用英文写东西。在一本法国人写的孙中山传记中也写到了,孙中山出版过一本小册子《伦敦蒙难记》,这是他的一个英国朋友帮他写的。在他们决定与苏联人联系时,希望要用英文写,因为苏联最初来的人会英文。而英文是陈友仁的母语,他又是律师,英文写作比较严密,且还帮英文报纸写过社论,所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的文件都是他写的。以前有人说是鲍罗廷写的,其实他的英文更不行了,他二十多岁才去美国的,他在移民社团里,用本国语言交流。英国公共档案馆解密的一些密件里面,有一个英国驻华记者,说过所有的文件都是陈友仁写的。还有,1920年以前,孙中山从不用英文起草文件,他的老三民主义都是中文写的,而之后这些文件都是英文的,说明是其他人代写,那个人就是陈友仁。”
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一是改组国民党,二是联苏容共、扶助工农。而其中《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宣言》被孙中山比作“大会的精神生命”,宣言包括三部分:中国的现状、新三民主义和对内对外政策。陈元珍把“新三民主义”比作孔夫子、林肯、马克思思想的三合一。“美国人的《孙中山传》里写到孙中山和陈友仁如何合作把‘大同’(great harmony)思想译成英文。为什么要搞孔夫子的‘大同’世界呢?因为孙中山要跟苏联人讲,我们不反对共产主义,但我们不要你们的共产主义,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理想国家,这个来自孔夫子的‘大同’世界与马克思的理想社会是接近的。这也是孙中山为了“讨好”苏联人的一个策略。另外,在英文版的三民主义中,他们为了避免得罪西方列强,又引用了林肯的话: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当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书籍很少,《共产主义宣言》只在北京图书馆才有,陈友仁自己出钱买了全套的马克思主义作品,运到上海。在修订翻译新三民主义时,就使用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语汇,比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等等。这真是一个大杂烩,当然这大杂烩也是为了当时形势的需要。所以孙中山在讲三民主义时,是看人的,对英美派,他就大谈美国宪法、英国议会制,对左倾的,他就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而孔夫子的思想则适合大多数的中国知识阶层。”
除了《大会宣言》,孙中山还保留了两个英文文件作备用,就是《建国大纲》和《国民政府的组织》。《建国大纲》(the internationaldevelopment of China)开宗明义就说我们要引进外资来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同时有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没想到当年的狂想恰恰与60年后的中国政策暗暗相合。《国民政府的组织》则是孙、陈两人研读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的理论的成果,这两个备用文件指明,国民党的目标是民主立宪的中国。
1924年11月,冯玉祥控制北京后,邀请孙中山北上,陈友仁也随同前往。这时孙中山已是癌症晚期,孙中山逝世前一天,陈友仁代为起草英文《致苏联遗书》,重申国民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坚持中苏友好政策。在孙中山去世后,陈友仁作为他的亲密助手,他和宋庆龄仍极力维护和延续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
铁腕外交
1926年,陈友仁接任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此时举世瞩目的省港大罢工正在进行中,英国人说香港政府不会同意赔偿罢工工人,也不允许他们恢复原职。那时蒋介石准备北伐战争,把罢工委员会解散了,武装也解除了,三百多个参加罢工的工会之间内讧也已爆发,整体情况很混乱。后来,在陈友仁的斡旋下,罢工最终才取得比较好的结果。
家里人告诉陈元珍,陈友仁在省港大罢工事件中功劳不小,后来陈元珍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的一部《中国革命的悲剧》中得到了证实,台湾学者在俄罗斯找到了鲍罗廷在共产国际的最后一次发言中说到了陈友仁在其中周旋。“鲍罗廷说,那时陈友仁在与英国人谈判时碰到重大问题,会去征求罢工委员会的意见。当然最后由他做决策,广州政府肯定后执行。”
当时英国方面强调沙面事件引发省港大罢工,可是到底是谁先开枪根本说不清楚,陈友仁在谈判中提出把谁开第一枪的问题放一放,先解决被英兵打杀的五十多个工人的赔偿问题,并建议由中、英双方政府各自拿出一笔钱平定罢工。陈友仁又表示,如果英国政府对他的建议充耳不闻,“国民党不得不单方面结束省港大罢工,并且通过由英国控制的海关增收百分之二点五的进口货的特别税法”。这项额外税收还能赔偿罢工工人的损失。最终,英国人让步,陈友仁取得了重大的外交胜利,并以此告诉激进的工人们:他与他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达到共同的目标。
陈友仁与大英帝国的外交胜利不止这一次,另一次更加辉煌。那是在他担任武汉政府外交部长期间,与英方先后进行了16次谈判,最终收回了汉口、九江租界。当时英国水兵打死了中国人,群众运动在背后起到了很大作用,而在台前,是作为外交部长的陈友仁巧妙周旋。他熟知英国法律,又让地下工会会员帮忙,他们引开印度巡警,使得英租界成为真空,陈友仁则派中国军警进去驻守。当英国人要求接管时,陈友仁给予他们准备好的一击——根据大英法典,英国已从租界撤退全部侨民,这等于放弃租界,中国人民有权收回租界。当英国官员发现留下的印度巡警被调走时,才知中了陈友仁的计谋。当然此举并没有让英国人完全放弃租界,只是为中英谈判增加了筹码。陈友仁一边安抚其他列强,一边对列强之首英国咄咄逼人,为使英国签订收回租界的协议,武汉政府提出愿意以法治理收回的租界。本已动摇的英方代表因外国居民社团的反对而拒绝签约,英国及其他列强派军队包围上海,在长江和中国海岸有171艘战舰,摆出大战一场的姿态。这时,全国人民在各港口城市的示威游行起了重要作用,最终英国方面妥协了,同意在协议上签字。
这份以双方谈判代表的名字来命名的“陈——奥麦莱协议”规定,中国收回的租界,其主权属于中国司法的范围,其行政管理由中英双方的代表组成。法庭由中国政府建立,大法官是从通过伦敦律师考试的中国律师里选拔,留在收回的租界的英国侨民必须遵守中国法律。过去的英租界改名为汉口市“第三特别行政区”。陈友仁为外交解决中国租界问题提供了一个先例。陈元珍还告诉记者一个生动的细节:“解放后,我先生杰克回到中国,周恩来总理想让他做外交部顾问,‘我们要使外国人知道,我们将来收回租界要用和平外交的方式,你父亲的解决办法很好。’杰克说:‘我不是个外交家。’周恩来说:‘没关系,你是陈友仁的儿子嘛。’周恩来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外交家,他当时已经在为香港问题做考虑了。”
武汉政府从建立到失败总共不到7个月的时间,值得一提的就是外交战线上的杰出成就。这一时期的陈友仁风光无限,报纸上几乎天天可见他的名字,他也实现了当年放弃一切回國的理想——成为中国政府的外交强人。
1927年,汪精卫在武汉提出分共、清共,当时陈友仁极力反对。“当时国民党内左派只有三个人反对清共,陈友仁、宋庆龄和廖仲恺的太太何香凝。但是宋庆龄没有亲自参加会议,她委托陈友仁帮她投反对票。何、宋两位毕竟只是声望比较高,真正在武汉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力排众议的就是陈友仁。”陈元珍说,“虽然他也知道这只是拖延,但是毕竟能为共产党提供一个暂时的避难所。那时候,邓小平、陈毅都在武汉,上海‘四一二’后,周恩来也躲到了武汉,是友仁和杰克救助了他。”陈元珍认为,这给了中国共产党喘息的机会,后来中共建立政权后,对陈友仁的评价一直比较高,并且在他去世后(被日本人软禁在上海,后因拔牙而死,真正死因有猜疑)把他(部分衣冠遗物)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并非政治家的陈家第三代
陈友仁的妻子爱茜在英国去世后,杰克(陈依范)就来到中国跟随父亲,成为他的助手。与父亲一样,杰克也不会说中文。陈依范是漫画家,他在革命中使用的“武器”就是绘画和文字。陈元珍回忆说:“陈依范说:‘我这只能开一点小窗,让西方人可以看到。’周恩来则跟陈依范说:‘当我们没有小窗子的时候,这个小窗子起了大作用。’”
“四一二”之后,蒋介石杀害共产党人,陈依范那时候在英文《人民论坛报》画政治漫画,其中有一幅就揭露了蒋介石是杀共产党人的刽子手。当时蒋介石还想密谋暗杀鲍罗廷,情况危急,陈友仁就派两个儿子一起护送鲍罗廷回苏联,他自己和宋庆龄另一路也到苏联去。另一个逸闻是斯大林曾准备弃置不听话的中共领导,荒谬地想指派国民党领导人邓演达担任中共总书记。邓演达以自己根本不是共产党员也不相信共产主义能救中国为由予以拒绝。这也是陈元珍在撰写家族史时在资料中发现的。
陈依范到苏联后留在莫斯科学习绘画和新闻。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正打得激烈,陈依范看到中国很多进步的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绘画,认为应该把这些绘画汇聚起来,给全世界人民去看,让全世界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中国绘画有所了解,于是他决定自筹资金举办这样一次世界巡展,在伦敦、牛津、爱丁堡、格拉斯哥、巴黎、赫尔辛基、阿姆斯特丹、莫斯科、纽约、波士顿、底特律、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香港等地都有展出。之后,他又在中国举办了一个既包括中国画家作品、也包括美国和欧洲画家作品的展览会。展览会当时曾到广州、武汉和延安展出。
1938年,陈依范结束世界巡展回到中国汉口。蒋介石和宋美龄接见了他,宋美龄希望他“多写文章,向全世界报道中国抗战的真相”。陈依范趁机提出要去延安的通行证,宋美龄同意了。于是,陈依范得以第一次到达解放区,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一批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说,“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记者与艺术家,向外界人民介绍我们以及我们的战斗目标。”陈依范在解放区呆了一段时间,对那里的生活和斗争有所了解,当他提出想留下来的愿望时,毛泽东、周恩来却建议他两面走走,希望他做一个联系西方世界的“中间人”。1939年,陈依范想要回延安,可是那时欧洲形势紧张,他是英国国籍,英国规定适龄壮丁不得出国。
直到二战结束,1946年,陈依范再度访问延安,受到热烈的欢迎。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要求他回伦敦创办新华社伦敦分社,这是当时独一无二的在西方世界的中共通讯社,他们需要报道内战真相,而当时海外通讯社报道的几乎都是蒋介石发布的新闻。1947年,陈依范回到英国,用自己的房子以及人寿保险等作抵押,才从银行借到一笔钱做启动资金,新华社伦敦办事处(New ChinaNews Agency London Office)终于成立。
1950年,陈依范带着儿子陈一文返回北京,他推辞了外交工作而选择在新华社国际新闻局工作,后来去英文版杂志《人民中国》当编辑、画漫画。虽然外面运动一波接一波,但陈依范一直受到保护,直到“文革”爆发。1969年,陈依范和陈元珍(陈依范的第三任妻子,1958年结婚)夫妇及儿子陈杰一起被下放到河南上乐村。
1971年,陈依范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离开中国,作为“人民的大使”,去美国讲学,让西方人了解新中国的真实情况。
陈元珍女士坐在我的面前,普普通通,瘦瘦的,但眼睛很亮。因为长期用英文交流和写作,她说中文有时会卡壳,表达还算清晰到位。不过看了她写的书,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不管是自己的故事还是陈家的故事,被她娓娓道来,就像惊险小说一样充满悬念和色彩。为了撰写丈夫陈依范和公公陈友仁的家族史,她跑遍了美国东西岸、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英国、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地收集资料,任何一次有关那段历史的阅读,都会让她欣喜。
陈元珍说:“我不能仅仅根据我先生和他姐姐跟我说的事实就写下来,必须再找资料研究印证。因为如果只是家里人的一面之词,那是孤证,站不住脚的。有些真相已经随着时间推移和各种原因被掩埋了,知道这段历史的人不多了,我也已经到了晚年,所以我想要把它完完整整写出来,希望我的努力对复原那段历史有点贡献。”她就像侦探似的,搜集点点滴滴的历史根据。随着英文版的《Return to the Middl eKingdom》和中文繁体字版的《民国外交强人陈友仁——一个家族的传奇》先后出版,陈元珍终于完成了为陈家写史的使命。
陈家爷爷
要说陈家的“革命史”,得从陈爷爷说起。陈友仁的父亲名陈桂新,人称“阿陈”,客家人,是个贫苦的农民。他吃苦耐劳、倔强不屈,因为穷困和内心的不平,加入了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陈爷爷在太平天国的事迹家人几乎一无所知,倒是陈元珍女士凭着永不言弃的态度,在浩如烟海的文字里面,找到了一些历史的碎片,“阿陈渐渐在我脑中从一个缺乏方向的流浪汉一跃而成为具有崇高目标的战士”。
阿陈1850年入伍,一年后晋升为东王杨秀清的贴身侍卫。太平军准备攻打武昌,阿陈主动请缨远征前线,并且凭借少时练就的木匠手艺督军搭建浮桥,使得大军成功登陆武昌。这大概是陈爷爷作为太平军最为光彩的一笔。后来,太平军又攻下南京,可是由于天王和东王争权夺利和内讧不断,最终兵败。阿陈因撤退回广东途中腿部中弹,得不到治疗,只能锯掉坏腿、装上义肢,逃到被英国割据的香港。他和撤逃的太平军战士一起开了一个金铺作为遮掩,本准备伺机打回老家去,但“因事泄密”,阿陈被港英军警追捕,他只好卖身为“猪仔”(契约劳工),登船逃亡,先到牙买加,后到马提尼克。
在加勒比海的小岛上,陈爷爷成了一个剃头匠,靠手艺吃饭,没想到却被当地一个华裔商人梁兴看中,成了他的女婿。陈奶奶名叫玛丽,比陈爷爷年轻近二十岁。婚后不久,他们就迁移到英属特立尼达定居。他们辛苦建立了自己的小农庄,并且一起养育了6个孩子,大儿子叫尤金,也就是日后跟随孙中山先生的民国外交家陈友仁。
尤金12岁的时候,父亲阿陈就去世了,他学习很努力,希望能够出人头地。功夫不负有心人,20岁的时候,尤金就通过考试取得律师执照,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立业之后是成家,1899年,21岁的尤金同混血少女爱茜(父亲是法裔庄园主,母亲是法、非混血奴隶)共坠爱河,尤金正式求婚。客家人习惯于自成小团体,互相依靠,在那个相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里,陈奶奶对尤金选择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外族女子非常不理解,亲朋好友也给尤金施加了很大压力,但是终没能阻止这两个相爱的人结婚。由于岳父不仅有钱,而且乐善好施,尤金在婚后事业突飞猛进,成为特立尼达华人社区出名的大律师,少数族群都来找他打官司。
陈元珍女士在记录这段历史时,始终搞不明白这两个看上去不可能有交集的年轻人到底是如何走到一起的,不过经过多方探寻,她倒是得知了陈家两代人的两个桃色八卦。原来陈爷爷也曾有过一个欧非混血儿的情人,还有一个私生女;而尤金在婚后不久就又金屋藏娇,那也是个法非混血儿,并且为他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陈元珍觉得,与异族通婚、生養一堆混血儿女“对他作为国民革命的领导人很不利”,所以尤金“出于革命需要,也出
于他个人的政治抱负,长期避免把妻儿接到中国和他同居”。
返回故土
勤劳诚实的尤金白手起家、飞黄腾达,同其他特立尼达的有钱人一样,他投资地产,拥有的产业分散在小岛各处。但是春风得意的他,更渴望突破小岛的界限,到更广阔的世界里去。1906年以后,尤金每年都要去伦敦,并且与当地华人社团接触,了解到了中国大地上正在进行着的变革。“尤金看到殖民地的不平等,曾经也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差点被抓起来。1911年,尤金带着全家迁往伦敦,住进了高尚社区,让儿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同时他自己也希望能继续深造,投身政治和民主运动,要像自己的父亲一样,与穷人站在一块。”陈元珍分析尤金去伦敦定居有此两大主因。
就在这一年,武昌起义爆发,中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在伦敦的尤金也看到了令人振奋的报道而蠢蠢欲动。正在这时,他见到了革命领导人孙中山,这次会面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辛亥革命爆发时,中山先生正在美国游说、演讲,他没有直接回国,而是途经欧洲,作了停留。10月底他到达伦敦,在华人社团发表演说,劝他们回去,为新成立的民国服务。尤金就是在他的影响下,最终返回祖国。”陈元珍说,“他留下了妻儿,独自一人上路,在尤金登上火车的那一天,他没有一个中国朋友,不会说一句中国话。”
“虽然他不懂中国话和中国国情,但他有三个长处,一个他对英国历史很熟悉,并且他对西方法律很熟悉,还有他会写作,业余曾给报刊写过文章。他觉得这三点会让他对新的中国有贡献。”陈元珍分析尤金放弃优渥的生活而回国的动机,一方面他在殖民地看到受压迫的人群富于同情心,而中国也是受压迫的国家,这触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就是孙中山先生对他的影响。
尤金到达北京,恢复了自己的姓,起名“陈友仁”。这时孙中山已被袁世凯逼走了,陈友仁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时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长兼代理财政部长的施肇基,施肇基很赏识他的才华,让他当了秘书,处理交通部的法律事务。但是不久他就发现,交通部只顾外国人的利益,陈友仁觉得没意思,决定寻找更有意义的工作,于是开始为英文的《北京日报》撰稿。但是《北京日报》实际上是外交部的传声筒,虽然也能批评发泄一下,但不畅快。那时还有一张英文报纸叫《京报》,在外国读者中比较有声望,是德国人衣吉林出钱办的,主编是英国人吴德海,他们看到陈友仁文章写得很好,想挖他过去。1914年,友仁开始为《京报》写社论,欧洲爆发一战,英、德成了敌对国,衣吉林和吴德海也关系破裂恶言相向,陈友仁趁机把《京报》买了下来并取代了主编位置。
这个事情的背后却表现出了北京式的解决问题的“逻辑”:衣吉林继续用德国马克支付吴德海的月薪,而吴德海仍然在敌对的报纸上辱骂衣吉林;陈友仁尖锐地揭露袁世凯政府的阴谋诡计,却仍然以交通部“雇员”的身份领取薪金。
但不管如何,陈友仁拥有了自己的言论阵地。“《京报》被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进步人士所看重,孙中山在上面也发表过一封信,他对陈友仁说过:‘办报纸办得好,就等于十万军队。’”
《京报》阵地
以《京报》为阵地,陈友仁以惊人的勇气,投入到“革命”当中。
当时,袁世凯想复辟称帝,经顾维钧介绍请来了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校长、著名学者弗兰克·古德诺来做顾问,古德诺为他写了一份英文报告,鼓吹帝制比共和政体更适合中国国情。“可能是顾维钧在其中也起了点作用,后来古德诺找到了陈友仁,他要在《京报》上发表他那份报告的英文原文,他说中国翻译曲解了他的意思。他的原意是如果共和政体在中国不行的话,那可以考虑一下君主立宪制。”陈元珍说古德诺的这一举动给了在华的英美人士一个信号,觉得袁世凯可能情况不妙了,大家都会要找一个退路。“这个时候,梁启超也找到了陈友仁,梁写了一篇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是谴责揭发袁世凯的,这篇文章无处发表,梁启超要求陈友仁把两人关于《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谈话用英文发表在《京报》上。”梁启超是知识界的领袖,这一下对袁世凯的打击无疑是很大的。
袁世凯垮台后,段祺瑞做国务总理,任命梁启超做财政总长。段祺瑞夺取政府大权后,就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充实自己的北洋军阀军队,北京政权只是从一个军事独裁者手里落入另一军事独裁者手里而已。“梁启超看到局势不妙,就准备离开北京,走之前联系陈友仁,把内幕透露给了他。陈友仁得到这些第一手资料(段祺瑞偷偷同意让日本人支配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的资源,并且在山东省享有种种特别利益,以换取一万万日元),就在《京报》上揭发段祺瑞,结果被段祺瑞抓进牢里。”于是,陈友仁的盟友和敌手两方面都使出浑身解数,借此机会斗起法来,因为陈友仁是英国公民,友仁的朋友们希望通过英国公使馆向段政府施加压力。此时国际各方势力都粉墨登场,逮捕陈友仁而触发的风暴越来越大,最终陈友仁再次战胜对手,在段政府倒台的一周后,被释放出狱。随后,他离开北京,到达上海参加了孙中山的国民党。
凡尔赛风云
那是1917年,陈友仁成了孙中山的国际问题顾问,孙中山让他待在上海继续办报——英文报纸《上海时报》,自己则去广州成立新政府。记者的身份给了陈友仁很多便利,他经常与西方记者打交道,所以了解到的国际消息,要比其他中国人早得多。“比如他了解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他发现中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当时孙中山的国民党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一样都遭到世界列强的排斥,陈友仁就想是否能试试和苏联搭起联系。这是在绝密情况下进行的,因为那时的国民党主要是中产阶级,开明乡绅、民族资本家等等,他们都是反对共产党的,所以不敢明说要与苏联合作。是陈友仁设计了‘倾向俄国’政策——那时都不敢说‘倾向苏联’,后来就演变成了‘联苏容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
1918年5月,孙中山派了一个代表团去美国谈判,由王正廷领头,陈友仁、伍朝枢、郭泰祺等都是团员。除了随广州政府代表团出使美国外,孙中山还给了陈友仁一个秘密使命——让他把给列宁的一封书信带出去,“因为你孙中山寄到莫斯科的信,肯定会被法租界当局截留,所以必须秘密带出去”,陈元珍解释说,“这封信后来由美国的一个华人通过安全渠道寄往莫斯科,这个人的名字陈友仁和孙中山都没有透露过。”这段如惊险故事般的情节来自陈元珍的丈夫(陈友仁的小儿子)陈依范的追述,后来又由陈女士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的一本英文版的《孙中山传》中得到证实。
在美国的谈判进行到一半,一战结束了,孙中山就派他们去法国参加凡尔赛和平大会。但是当时广州政府是不被国际社会承认的,所以如果他们要想在凡尔赛发挥作用,必须与北京政府代表团合作。王正廷、郭泰祺等人都是倾美派,通过美国公使馆给北洋政府施压,使得他们融入北京代表团。“到了巴黎后,陈友仁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直接联系共产国际,这也是孙中山秘密指派的。”
1919年,在参加凡尔赛和会期间,陈友仁通过法国国会议员、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夏克·陶利奥和英国的工人运动领袖汤姆·曼恩两人和共产国际接上了头。十月革命后,苏联接收了沙俄时期的档案馆,其中有一份“日美秘密协定”——关于中国山东问题的“蓝辛——石井秘密协定”,即美国同意把德国在山东的利益移交日本,日本则支持威尔逊总统创建国联的计划。“苏联人把这份秘密协定带到了巴黎,并寻找机会交给了陈友仁。这个时候,凡尔赛和会正大闹山东问题,顾维钧倾向先签署和约,但广州政府代表不同意,但也无法阻止。其实当时顾维钧也有难处,因为他毕竟代表了北洋政府,不能自说自话。”陈元珍仔细讲述她所知道的内情,“陈友仁决定要揭发列强的阴谋,就把这份日美秘密协定寄回给孙中山,孙中山翻译后发表在进步的北京《晨报》上,直接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陈友仁还把日美協定寄给反对威尔逊总统的威廉·波雷参议员,这在美国国会引起巨大反响,威尔逊总统参加国联的提案在参议院被否决,并且最终造成了美国民主党总统选举的败北”。在这样的背景下,北洋政府挺不过反对的浪潮,不得不允许北京代表团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
陈元珍从家里人那里得来的事实和细节在美国人菲利普·陶(英文版《北京日报》主编)的回忆录《历史的脚注》和美国新闻记者约翰·包尔(上海《密勒士评论报》主编)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中得到了印证,这是以前中国历史书中很少提到的,她在寻找家族史的过程中,也为复原那段历史出了力。
孙中山的亲密助手
陈友仁入阁孙中山政府后,成为孙中山最亲密的助手,担任孙中山英文秘书、国际事务顾问和广州及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
“陈友仁为孙中山先生修订并翻译三民主义,撰写英文版的《建国大纲》和《国民政府的组织》,这是非常重要的。”陈元珍还澄清了《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宣言》英文稿是鲍罗廷和中共起草的谣言。“孙中山能说能读英文,但写不行。我先生曾跟我说过孙中山不用英文写东西。在一本法国人写的孙中山传记中也写到了,孙中山出版过一本小册子《伦敦蒙难记》,这是他的一个英国朋友帮他写的。在他们决定与苏联人联系时,希望要用英文写,因为苏联最初来的人会英文。而英文是陈友仁的母语,他又是律师,英文写作比较严密,且还帮英文报纸写过社论,所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的文件都是他写的。以前有人说是鲍罗廷写的,其实他的英文更不行了,他二十多岁才去美国的,他在移民社团里,用本国语言交流。英国公共档案馆解密的一些密件里面,有一个英国驻华记者,说过所有的文件都是陈友仁写的。还有,1920年以前,孙中山从不用英文起草文件,他的老三民主义都是中文写的,而之后这些文件都是英文的,说明是其他人代写,那个人就是陈友仁。”
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一是改组国民党,二是联苏容共、扶助工农。而其中《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宣言》被孙中山比作“大会的精神生命”,宣言包括三部分:中国的现状、新三民主义和对内对外政策。陈元珍把“新三民主义”比作孔夫子、林肯、马克思思想的三合一。“美国人的《孙中山传》里写到孙中山和陈友仁如何合作把‘大同’(great harmony)思想译成英文。为什么要搞孔夫子的‘大同’世界呢?因为孙中山要跟苏联人讲,我们不反对共产主义,但我们不要你们的共产主义,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理想国家,这个来自孔夫子的‘大同’世界与马克思的理想社会是接近的。这也是孙中山为了“讨好”苏联人的一个策略。另外,在英文版的三民主义中,他们为了避免得罪西方列强,又引用了林肯的话: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当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书籍很少,《共产主义宣言》只在北京图书馆才有,陈友仁自己出钱买了全套的马克思主义作品,运到上海。在修订翻译新三民主义时,就使用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语汇,比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等等。这真是一个大杂烩,当然这大杂烩也是为了当时形势的需要。所以孙中山在讲三民主义时,是看人的,对英美派,他就大谈美国宪法、英国议会制,对左倾的,他就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而孔夫子的思想则适合大多数的中国知识阶层。”
除了《大会宣言》,孙中山还保留了两个英文文件作备用,就是《建国大纲》和《国民政府的组织》。《建国大纲》(the internationaldevelopment of China)开宗明义就说我们要引进外资来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同时有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没想到当年的狂想恰恰与60年后的中国政策暗暗相合。《国民政府的组织》则是孙、陈两人研读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的理论的成果,这两个备用文件指明,国民党的目标是民主立宪的中国。
1924年11月,冯玉祥控制北京后,邀请孙中山北上,陈友仁也随同前往。这时孙中山已是癌症晚期,孙中山逝世前一天,陈友仁代为起草英文《致苏联遗书》,重申国民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坚持中苏友好政策。在孙中山去世后,陈友仁作为他的亲密助手,他和宋庆龄仍极力维护和延续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
铁腕外交
1926年,陈友仁接任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此时举世瞩目的省港大罢工正在进行中,英国人说香港政府不会同意赔偿罢工工人,也不允许他们恢复原职。那时蒋介石准备北伐战争,把罢工委员会解散了,武装也解除了,三百多个参加罢工的工会之间内讧也已爆发,整体情况很混乱。后来,在陈友仁的斡旋下,罢工最终才取得比较好的结果。
家里人告诉陈元珍,陈友仁在省港大罢工事件中功劳不小,后来陈元珍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的一部《中国革命的悲剧》中得到了证实,台湾学者在俄罗斯找到了鲍罗廷在共产国际的最后一次发言中说到了陈友仁在其中周旋。“鲍罗廷说,那时陈友仁在与英国人谈判时碰到重大问题,会去征求罢工委员会的意见。当然最后由他做决策,广州政府肯定后执行。”
当时英国方面强调沙面事件引发省港大罢工,可是到底是谁先开枪根本说不清楚,陈友仁在谈判中提出把谁开第一枪的问题放一放,先解决被英兵打杀的五十多个工人的赔偿问题,并建议由中、英双方政府各自拿出一笔钱平定罢工。陈友仁又表示,如果英国政府对他的建议充耳不闻,“国民党不得不单方面结束省港大罢工,并且通过由英国控制的海关增收百分之二点五的进口货的特别税法”。这项额外税收还能赔偿罢工工人的损失。最终,英国人让步,陈友仁取得了重大的外交胜利,并以此告诉激进的工人们:他与他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达到共同的目标。
陈友仁与大英帝国的外交胜利不止这一次,另一次更加辉煌。那是在他担任武汉政府外交部长期间,与英方先后进行了16次谈判,最终收回了汉口、九江租界。当时英国水兵打死了中国人,群众运动在背后起到了很大作用,而在台前,是作为外交部长的陈友仁巧妙周旋。他熟知英国法律,又让地下工会会员帮忙,他们引开印度巡警,使得英租界成为真空,陈友仁则派中国军警进去驻守。当英国人要求接管时,陈友仁给予他们准备好的一击——根据大英法典,英国已从租界撤退全部侨民,这等于放弃租界,中国人民有权收回租界。当英国官员发现留下的印度巡警被调走时,才知中了陈友仁的计谋。当然此举并没有让英国人完全放弃租界,只是为中英谈判增加了筹码。陈友仁一边安抚其他列强,一边对列强之首英国咄咄逼人,为使英国签订收回租界的协议,武汉政府提出愿意以法治理收回的租界。本已动摇的英方代表因外国居民社团的反对而拒绝签约,英国及其他列强派军队包围上海,在长江和中国海岸有171艘战舰,摆出大战一场的姿态。这时,全国人民在各港口城市的示威游行起了重要作用,最终英国方面妥协了,同意在协议上签字。
这份以双方谈判代表的名字来命名的“陈——奥麦莱协议”规定,中国收回的租界,其主权属于中国司法的范围,其行政管理由中英双方的代表组成。法庭由中国政府建立,大法官是从通过伦敦律师考试的中国律师里选拔,留在收回的租界的英国侨民必须遵守中国法律。过去的英租界改名为汉口市“第三特别行政区”。陈友仁为外交解决中国租界问题提供了一个先例。陈元珍还告诉记者一个生动的细节:“解放后,我先生杰克回到中国,周恩来总理想让他做外交部顾问,‘我们要使外国人知道,我们将来收回租界要用和平外交的方式,你父亲的解决办法很好。’杰克说:‘我不是个外交家。’周恩来说:‘没关系,你是陈友仁的儿子嘛。’周恩来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外交家,他当时已经在为香港问题做考虑了。”
武汉政府从建立到失败总共不到7个月的时间,值得一提的就是外交战线上的杰出成就。这一时期的陈友仁风光无限,报纸上几乎天天可见他的名字,他也实现了当年放弃一切回國的理想——成为中国政府的外交强人。
1927年,汪精卫在武汉提出分共、清共,当时陈友仁极力反对。“当时国民党内左派只有三个人反对清共,陈友仁、宋庆龄和廖仲恺的太太何香凝。但是宋庆龄没有亲自参加会议,她委托陈友仁帮她投反对票。何、宋两位毕竟只是声望比较高,真正在武汉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力排众议的就是陈友仁。”陈元珍说,“虽然他也知道这只是拖延,但是毕竟能为共产党提供一个暂时的避难所。那时候,邓小平、陈毅都在武汉,上海‘四一二’后,周恩来也躲到了武汉,是友仁和杰克救助了他。”陈元珍认为,这给了中国共产党喘息的机会,后来中共建立政权后,对陈友仁的评价一直比较高,并且在他去世后(被日本人软禁在上海,后因拔牙而死,真正死因有猜疑)把他(部分衣冠遗物)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并非政治家的陈家第三代
陈友仁的妻子爱茜在英国去世后,杰克(陈依范)就来到中国跟随父亲,成为他的助手。与父亲一样,杰克也不会说中文。陈依范是漫画家,他在革命中使用的“武器”就是绘画和文字。陈元珍回忆说:“陈依范说:‘我这只能开一点小窗,让西方人可以看到。’周恩来则跟陈依范说:‘当我们没有小窗子的时候,这个小窗子起了大作用。’”
“四一二”之后,蒋介石杀害共产党人,陈依范那时候在英文《人民论坛报》画政治漫画,其中有一幅就揭露了蒋介石是杀共产党人的刽子手。当时蒋介石还想密谋暗杀鲍罗廷,情况危急,陈友仁就派两个儿子一起护送鲍罗廷回苏联,他自己和宋庆龄另一路也到苏联去。另一个逸闻是斯大林曾准备弃置不听话的中共领导,荒谬地想指派国民党领导人邓演达担任中共总书记。邓演达以自己根本不是共产党员也不相信共产主义能救中国为由予以拒绝。这也是陈元珍在撰写家族史时在资料中发现的。
陈依范到苏联后留在莫斯科学习绘画和新闻。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正打得激烈,陈依范看到中国很多进步的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绘画,认为应该把这些绘画汇聚起来,给全世界人民去看,让全世界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中国绘画有所了解,于是他决定自筹资金举办这样一次世界巡展,在伦敦、牛津、爱丁堡、格拉斯哥、巴黎、赫尔辛基、阿姆斯特丹、莫斯科、纽约、波士顿、底特律、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香港等地都有展出。之后,他又在中国举办了一个既包括中国画家作品、也包括美国和欧洲画家作品的展览会。展览会当时曾到广州、武汉和延安展出。
1938年,陈依范结束世界巡展回到中国汉口。蒋介石和宋美龄接见了他,宋美龄希望他“多写文章,向全世界报道中国抗战的真相”。陈依范趁机提出要去延安的通行证,宋美龄同意了。于是,陈依范得以第一次到达解放区,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一批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说,“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记者与艺术家,向外界人民介绍我们以及我们的战斗目标。”陈依范在解放区呆了一段时间,对那里的生活和斗争有所了解,当他提出想留下来的愿望时,毛泽东、周恩来却建议他两面走走,希望他做一个联系西方世界的“中间人”。1939年,陈依范想要回延安,可是那时欧洲形势紧张,他是英国国籍,英国规定适龄壮丁不得出国。
直到二战结束,1946年,陈依范再度访问延安,受到热烈的欢迎。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要求他回伦敦创办新华社伦敦分社,这是当时独一无二的在西方世界的中共通讯社,他们需要报道内战真相,而当时海外通讯社报道的几乎都是蒋介石发布的新闻。1947年,陈依范回到英国,用自己的房子以及人寿保险等作抵押,才从银行借到一笔钱做启动资金,新华社伦敦办事处(New ChinaNews Agency London Office)终于成立。
1950年,陈依范带着儿子陈一文返回北京,他推辞了外交工作而选择在新华社国际新闻局工作,后来去英文版杂志《人民中国》当编辑、画漫画。虽然外面运动一波接一波,但陈依范一直受到保护,直到“文革”爆发。1969年,陈依范和陈元珍(陈依范的第三任妻子,1958年结婚)夫妇及儿子陈杰一起被下放到河南上乐村。
1971年,陈依范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离开中国,作为“人民的大使”,去美国讲学,让西方人了解新中国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