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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50年不遇的大雪过后,山西太原异常寒冷。12月1日深夜,有朋友从北京来电话,说姬乃甫同志病危,已从北京宣武医院转至北大医院进行抢救。又说他在病危中还念念不忘几个朋友,希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见上一面。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匆匆赶往北京。上午近12时,我推开他的病房,轻轻走到他的床前。仅一个多月未见,姬乃甫同志已变得面目全非了。他的胸前、鼻孔、手指,到处都插着急救和监测的各种管子和电线。他紧闭着双眼,原先那充满睿智,说起话来神采飞扬的脸庞,由于注射激素,而变得隆肿无神,难以辨认了;原先那出口成章、哲理连连的嘴唇,如今已无血难启,失去往日的优雅了;原先那高大的身躯,现在也蜷缩一团,变得无力而瘦小了。啊,这就是那个我所熟悉的姬乃甫吗?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然而,躺在病床上的,却确确实实是他。
从2008年7月,当我得知姬乃甫同志患了癌症,由于他是记者观察杂志社的特邀编委会主任,也由于他与我的情谊深厚,我曾多次专赴北京去看望他。孰不知,这可恶的癌细胞竟如此迅即地吞噬着他的生命!看到姬乃甫同志如今的样子,我禁不住地泪流满面,我想大哭一场,却又不敢出声,只能擦湿那一页又一页的纸巾,默默地看着他,默默地任泪水横流。可能是心灵感应,也可能是情之所至,突然,他微微睁开眼,说道:“是玉良来了么?”我赶紧俯身哽咽着说道:“是我,是我。”他说:“我知道这两天你会来的,你就来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上前言不由衷地鼓励他以坚强的意志战胜病魔。这时,我一看床头监测血压的仪表,显示他的血压从96不断地蹿升,一下子到了237。我知道由于见到我,又说了话,他心情激动了,血压急剧升了起来 ,赶紧说:“你别说话了,别说话了,我坐在这里看着你就行了!”这一次,我在他的病房里待了一个多小时,看着他血压平稳了,才悄悄地离去。
第二天上午,我又去病房看望了姬乃甫同志。这天,他精神稍微好了些,能勉强坐起来了。他断断续续地叮嘱我说:“记者观察的文章,一定要有自己独到的观点和与众不同的分析,要敢于为百姓说话,只要能做到这几点,期刊的特点就出来了。”他知我母亲就要过90岁生日,原来他说他要亲自去祝寿的,现在他还记着这件事,便说道:“老人家的90岁生日,我是去不成了,请你代我向她老人家磕个头吧!”说到这里,他的眼中充满了泪水。我连忙打断他的话,把话题引到别处,我深知,这是我最后一次看望他,是和他的永别,因此,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我怕我的伤感会引起他的不测,就又装着笑脸,说了些别的话,便匆忙离开了病房。这确实是最后的诀别,过了10天,即12月13日,我便得到了姬乃甫同志逝世的噩耗。他受尽了病魔的折磨,离开了这个让他留恋的世界,带着许多遗憾,终于乘鹤西去了。姬乃甫同志的逝世,实在是一件令人难以接受而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人之生死,天命使然。但是,从人们的态度和情绪中,对芸芸众生的“死”,却有着不同的解读。对那些混世欺人、品行极差者,人们听到了他的死讯,大都会蔑之齿之;对那些虽无大本事,却言善行良者,人们听到了他的死讯,大都会扼腕嗟唏,可过不了几天,其名也就顺风而去了;对那些有大才大德、名实相符者,人们听到了他的不幸,反响就完全不同了,不是跺足心悲,就是掩面泣泪,他的名字是不以身亡而止,却会以时流而隆的。姬乃甫同志就是笔者所论的后者也。姬乃甫同志是个富有人格魅力的人,他的才学人品,如玉山数宝,俯拾即是,这里仅写几例,以为纪念。
一是学富五车,大才无痕。姬乃甫同志在新华社长期从事编辑、记者和部门领导工作,位至正司局级。他学识渊博,可谓古今中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但他从不恃才傲物,狂言枉行,与人说话,循循善诱;编稿改文,言切情至,从没有大文人、大学问家那种不可一世、让人敬而远之的架势和做派。他先为新华社国内部财贸室编辑,后为该室主任和国内部副主任,这个历程大概有20年之久。在这么长的岁月里,经他手编改过的稿子,真是难以计数,可以说在他任期内的所有新华社国内文字记者,大都受他之惠。最为感人的是,有的记者发来的稿件文字过长,杂七杂八,主题不明确,层次不分明,但只要有一点儿新闻亮点,他都能敏锐地看到,然后不辞劳累,进行去粗取精的加工,或重写,或修改,使之新闻亮点更亮,使一篇很不起眼的稿子,最后成为名篇问世,在全国引起轰动。如有一天,他接到一篇题为《哈尔滨市关心群众生活》的稿子,他把稿子看了又看,甚感这篇稿子把新闻亮点淹没在工作程序的叙述中去了,便立即拿起电话,与千里之外的记者在电话里讨论商讨起来。他耐心地点拨记者,细细地询问当时的市委书记王崇伦是如何过问大豆的事,然后,亲自伏案,把这篇稿子改成了一篇《王崇伦抓豆腐》的消息。他这么一改,就使一篇原本一般化的稿件一下子变成了读者听之新颖、读之上口、极有吸引力的一篇名作。此稿一发,全国叫好,王崇伦抓豆腐的事,立马传遍了大江南北,连邓小平见到王崇伦时都说:“啊,你就是抓豆腐的那个王崇伦,抓得好,抓得好。”像这样的事例,可谓数不胜数。他就是这样,通过自己的手,使一个个记者成为了名记者,而他却毫不吹嘘,依然日复一日站在记者的身后,默默无名地尽着自己的本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许多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的消息、通讯、调查报告等新闻作品,都是经他精心编改,有的甚至是他不辞辛劳,进行重新改写的,甚至整篇文章,可能仅采用了记者提供的地名、人名和数字,那如珠的文字全都是他笔下生花的结果。然而,在这些他花费了巨大心智,展现了渊学多才的作品,却从没有他的署名。他认为,编辑就是编辑,编辑就是重写了记者的原稿,那也只是编辑的工作职责,看到哪篇稿子可在全国打响、走红,编辑就是花费了再大的心力,就是重写了,也不应该署上自己的名字。编辑就是无名英雄,如果署上了自己的名字,那就很不光彩了。因此,他没有在一篇经过自己修改或完全重写后的稿件上署有自己的名字。他大才无痕,他当编辑当得光明磊落,他把自己的大才,都用在了培养记者,奉献他人之上,他也在广大记者的心中铸就了高大、高尚、博学、无私的形象。
二是谦和待人,大爱无疆。姬乃甫同志是个谦谦君子,他与我脾性相左,我是火爆性格,见不平之事,遇被欺之时,常会拍案而起,他却是遇欺而不怒,遇辱而不叱。他从不害人、损人、坑人,就是被人陷害、欺辱到了极点,也从不大吵大闹,就是社领导找到他,他也是平心静气,把事情说清、把话讲完了事,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义气为上。
姬乃甫对人充满了爱心。在新华社国内部,在《新华每日电讯》报,我从未听说他为了稿件,为了俗事而训斥他人,总是与人和平相处,有的记者(编辑)工作没做好,他总能平心静气地给以指正;他能看得起任何人,从他的脸上,总也看不到对人的轻视之色;对于受了委屈的同志,他不但不顺风扬沙,干那种落井下石的事, 而且能独行扬善,给以安慰和呵护。因此,凡与他相交的人,都很敬重他,有事都会向他敞开心扉,倾吐心声。
那是“文革”后一段依然风声鹤唳的日子。那时,我被“冤批”并停止了工作。有一天,他跑到我的宿舍,安慰我说:“别灰心丧志,你是个有才华的人,正好可用这段时间写点小说之类的东西。”然后,就与我大谈特谈起林彪、叶群等人如何为儿子林立果选美的事,并建议我以林彪、叶群为原型,用虚构的手法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来。说实话,在他没见我之前,人情炎凉已使我心灰意冷,深感迷惘和彷徨,心里充满了悲伤,充满了对前途未来的失望,对周围的人和事,充满了一种不信任感,甚至有一种愤怒。他知道我是個很要强的人,深怕由于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对自己失去信心。因此,他不管别人对我如何看待,不管别人在背后如何议论他,也不管因为与我亲近会给他带来什么灾难,依然去看望我、安慰我。正是由于他的到来,他的热诚指引,我才又扬起了生活和奋斗的信心。于是,我整天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开始动笔写作后,他又经常探问写作进展情况,与我一起研究小说的写作情节。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一部20多万字的题为《林彪、叶群选美记》的长篇小说就基本完稿了。为了使小说能够发表,姬乃甫同志与新华社对外部的一位老同志相商,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把这部小说推荐给了香港《新晚报》。香港《新晚报》接稿后,认为小说写得很好,决定连载刊用。他们在未正式刊登前,曾连续3天刊发了预告,接着以我“斯人”的笔名,在该报连载了80多天。当时,新华社国内部有两份香港《新晚报》,一份放在国内部总编室,一份放在国内部资料室,姬乃甫同志利用工作之便,每天当报纸送到后,他都把连载的小说剪下来送给我。过了没多久,有人发现每天这部连载小说都有人剪下来拿走了,就追查起来。当时国内部有极左思潮的人,猜测这部小说是国内部的人所写,就扬言说这部小说泄露了国家机密,要查找出写小说的人,进行批判斗争。这时,姬乃甫同志又勇敢地站了出来,说小说是他剪下来的,之所以剪下来,是认为觉得这部小说写得很好,可作为资料保存。他还说,这是部小说,是虚构的,根本与国家机密无关,是没有什么可以追查的。就这样,他又保护了我,使我免于了一场更为残酷的政治灾难。
另一件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我从新华社山西分社领导岗位退下来后,被聘为《记者观察》杂志社总编的事。那时为了把杂志办好,办出特色,我去北京拜访请教姬乃甫同志。他一听,二话没说,就邀来了在中国新闻界和期刊界的几位著名人物,如新华社原副总编辑,曾长期担任《半月谈》总编辑的闵凡路同志,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的常务副会长,原《人民日报》著名记者吴昊同志,以及《光明日报》常务副总编赵德润同志,中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李长久同志等一起为《记者观察》的发展出谋划策,投入了巨大的爱心。可以说,这四五年,《记者观察》前进的每一步,都倾注有他的心血,是他无疆爱心的又一体现。这是令《记者观察》人所十分感动的。
三是笔耕不辍、大笔如椽。姬乃甫同志是个勤奋好学,孜孜以求的人,他一生笔耕不缀,硕果颇丰。他所写的新闻作品,篇篇如玑珠落地,文采四射,令人读之如饮甘露,掩卷久思难忘。如他与陈芸、陈乃进同志所采写的《关于物价的通信》,被誉为一部“袖珍经济学”,被中央领导同志和广大读者广为称赞;如他采写的通讯《一个县委书记的挑战》《戴着枷锁的攀登》及《铁市长张铁民》《豫北新事》等,都是读者久颂不衰的名篇。于是,同行们和同事们都赞扬他是大笔如椽,只要他提笔而作,文章则字字生辉,读之则朗朗上口。他什么文体也写,什么文体也精,据不完全统计,仅他给《记者观察》撰写的杂文、政论就达24篇之多。他有个每天记事的好习惯,即每天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感受较深的人和事都记录下来,如果对他的遗物进行了整理,估计也有几十本之多了。这种日积月累的积累,使他的见识更加宽广,阅历更加丰厚,加之他爱好研读各种图书,政治的、经济的、文学的、历史的,真是五花八门,涉猎极为广泛。于是,他下起笔来就如有神相助,文采飞扬,句句脱俗了。
姬乃甫同志是这样的一个人,因此,他的早逝就特别令人感到惋惜和悲痛。为了赶上本期杂志的出版,笔者草草写就此文,以示对他亡灵的慰藉和对他深深的悼念。
(文中部分图片由许兰武提供)
从2008年7月,当我得知姬乃甫同志患了癌症,由于他是记者观察杂志社的特邀编委会主任,也由于他与我的情谊深厚,我曾多次专赴北京去看望他。孰不知,这可恶的癌细胞竟如此迅即地吞噬着他的生命!看到姬乃甫同志如今的样子,我禁不住地泪流满面,我想大哭一场,却又不敢出声,只能擦湿那一页又一页的纸巾,默默地看着他,默默地任泪水横流。可能是心灵感应,也可能是情之所至,突然,他微微睁开眼,说道:“是玉良来了么?”我赶紧俯身哽咽着说道:“是我,是我。”他说:“我知道这两天你会来的,你就来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上前言不由衷地鼓励他以坚强的意志战胜病魔。这时,我一看床头监测血压的仪表,显示他的血压从96不断地蹿升,一下子到了237。我知道由于见到我,又说了话,他心情激动了,血压急剧升了起来 ,赶紧说:“你别说话了,别说话了,我坐在这里看着你就行了!”这一次,我在他的病房里待了一个多小时,看着他血压平稳了,才悄悄地离去。
第二天上午,我又去病房看望了姬乃甫同志。这天,他精神稍微好了些,能勉强坐起来了。他断断续续地叮嘱我说:“记者观察的文章,一定要有自己独到的观点和与众不同的分析,要敢于为百姓说话,只要能做到这几点,期刊的特点就出来了。”他知我母亲就要过90岁生日,原来他说他要亲自去祝寿的,现在他还记着这件事,便说道:“老人家的90岁生日,我是去不成了,请你代我向她老人家磕个头吧!”说到这里,他的眼中充满了泪水。我连忙打断他的话,把话题引到别处,我深知,这是我最后一次看望他,是和他的永别,因此,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我怕我的伤感会引起他的不测,就又装着笑脸,说了些别的话,便匆忙离开了病房。这确实是最后的诀别,过了10天,即12月13日,我便得到了姬乃甫同志逝世的噩耗。他受尽了病魔的折磨,离开了这个让他留恋的世界,带着许多遗憾,终于乘鹤西去了。姬乃甫同志的逝世,实在是一件令人难以接受而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人之生死,天命使然。但是,从人们的态度和情绪中,对芸芸众生的“死”,却有着不同的解读。对那些混世欺人、品行极差者,人们听到了他的死讯,大都会蔑之齿之;对那些虽无大本事,却言善行良者,人们听到了他的死讯,大都会扼腕嗟唏,可过不了几天,其名也就顺风而去了;对那些有大才大德、名实相符者,人们听到了他的不幸,反响就完全不同了,不是跺足心悲,就是掩面泣泪,他的名字是不以身亡而止,却会以时流而隆的。姬乃甫同志就是笔者所论的后者也。姬乃甫同志是个富有人格魅力的人,他的才学人品,如玉山数宝,俯拾即是,这里仅写几例,以为纪念。
一是学富五车,大才无痕。姬乃甫同志在新华社长期从事编辑、记者和部门领导工作,位至正司局级。他学识渊博,可谓古今中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但他从不恃才傲物,狂言枉行,与人说话,循循善诱;编稿改文,言切情至,从没有大文人、大学问家那种不可一世、让人敬而远之的架势和做派。他先为新华社国内部财贸室编辑,后为该室主任和国内部副主任,这个历程大概有20年之久。在这么长的岁月里,经他手编改过的稿子,真是难以计数,可以说在他任期内的所有新华社国内文字记者,大都受他之惠。最为感人的是,有的记者发来的稿件文字过长,杂七杂八,主题不明确,层次不分明,但只要有一点儿新闻亮点,他都能敏锐地看到,然后不辞劳累,进行去粗取精的加工,或重写,或修改,使之新闻亮点更亮,使一篇很不起眼的稿子,最后成为名篇问世,在全国引起轰动。如有一天,他接到一篇题为《哈尔滨市关心群众生活》的稿子,他把稿子看了又看,甚感这篇稿子把新闻亮点淹没在工作程序的叙述中去了,便立即拿起电话,与千里之外的记者在电话里讨论商讨起来。他耐心地点拨记者,细细地询问当时的市委书记王崇伦是如何过问大豆的事,然后,亲自伏案,把这篇稿子改成了一篇《王崇伦抓豆腐》的消息。他这么一改,就使一篇原本一般化的稿件一下子变成了读者听之新颖、读之上口、极有吸引力的一篇名作。此稿一发,全国叫好,王崇伦抓豆腐的事,立马传遍了大江南北,连邓小平见到王崇伦时都说:“啊,你就是抓豆腐的那个王崇伦,抓得好,抓得好。”像这样的事例,可谓数不胜数。他就是这样,通过自己的手,使一个个记者成为了名记者,而他却毫不吹嘘,依然日复一日站在记者的身后,默默无名地尽着自己的本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许多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的消息、通讯、调查报告等新闻作品,都是经他精心编改,有的甚至是他不辞辛劳,进行重新改写的,甚至整篇文章,可能仅采用了记者提供的地名、人名和数字,那如珠的文字全都是他笔下生花的结果。然而,在这些他花费了巨大心智,展现了渊学多才的作品,却从没有他的署名。他认为,编辑就是编辑,编辑就是重写了记者的原稿,那也只是编辑的工作职责,看到哪篇稿子可在全国打响、走红,编辑就是花费了再大的心力,就是重写了,也不应该署上自己的名字。编辑就是无名英雄,如果署上了自己的名字,那就很不光彩了。因此,他没有在一篇经过自己修改或完全重写后的稿件上署有自己的名字。他大才无痕,他当编辑当得光明磊落,他把自己的大才,都用在了培养记者,奉献他人之上,他也在广大记者的心中铸就了高大、高尚、博学、无私的形象。
二是谦和待人,大爱无疆。姬乃甫同志是个谦谦君子,他与我脾性相左,我是火爆性格,见不平之事,遇被欺之时,常会拍案而起,他却是遇欺而不怒,遇辱而不叱。他从不害人、损人、坑人,就是被人陷害、欺辱到了极点,也从不大吵大闹,就是社领导找到他,他也是平心静气,把事情说清、把话讲完了事,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义气为上。
姬乃甫对人充满了爱心。在新华社国内部,在《新华每日电讯》报,我从未听说他为了稿件,为了俗事而训斥他人,总是与人和平相处,有的记者(编辑)工作没做好,他总能平心静气地给以指正;他能看得起任何人,从他的脸上,总也看不到对人的轻视之色;对于受了委屈的同志,他不但不顺风扬沙,干那种落井下石的事, 而且能独行扬善,给以安慰和呵护。因此,凡与他相交的人,都很敬重他,有事都会向他敞开心扉,倾吐心声。
那是“文革”后一段依然风声鹤唳的日子。那时,我被“冤批”并停止了工作。有一天,他跑到我的宿舍,安慰我说:“别灰心丧志,你是个有才华的人,正好可用这段时间写点小说之类的东西。”然后,就与我大谈特谈起林彪、叶群等人如何为儿子林立果选美的事,并建议我以林彪、叶群为原型,用虚构的手法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来。说实话,在他没见我之前,人情炎凉已使我心灰意冷,深感迷惘和彷徨,心里充满了悲伤,充满了对前途未来的失望,对周围的人和事,充满了一种不信任感,甚至有一种愤怒。他知道我是個很要强的人,深怕由于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对自己失去信心。因此,他不管别人对我如何看待,不管别人在背后如何议论他,也不管因为与我亲近会给他带来什么灾难,依然去看望我、安慰我。正是由于他的到来,他的热诚指引,我才又扬起了生活和奋斗的信心。于是,我整天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开始动笔写作后,他又经常探问写作进展情况,与我一起研究小说的写作情节。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一部20多万字的题为《林彪、叶群选美记》的长篇小说就基本完稿了。为了使小说能够发表,姬乃甫同志与新华社对外部的一位老同志相商,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把这部小说推荐给了香港《新晚报》。香港《新晚报》接稿后,认为小说写得很好,决定连载刊用。他们在未正式刊登前,曾连续3天刊发了预告,接着以我“斯人”的笔名,在该报连载了80多天。当时,新华社国内部有两份香港《新晚报》,一份放在国内部总编室,一份放在国内部资料室,姬乃甫同志利用工作之便,每天当报纸送到后,他都把连载的小说剪下来送给我。过了没多久,有人发现每天这部连载小说都有人剪下来拿走了,就追查起来。当时国内部有极左思潮的人,猜测这部小说是国内部的人所写,就扬言说这部小说泄露了国家机密,要查找出写小说的人,进行批判斗争。这时,姬乃甫同志又勇敢地站了出来,说小说是他剪下来的,之所以剪下来,是认为觉得这部小说写得很好,可作为资料保存。他还说,这是部小说,是虚构的,根本与国家机密无关,是没有什么可以追查的。就这样,他又保护了我,使我免于了一场更为残酷的政治灾难。
另一件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我从新华社山西分社领导岗位退下来后,被聘为《记者观察》杂志社总编的事。那时为了把杂志办好,办出特色,我去北京拜访请教姬乃甫同志。他一听,二话没说,就邀来了在中国新闻界和期刊界的几位著名人物,如新华社原副总编辑,曾长期担任《半月谈》总编辑的闵凡路同志,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的常务副会长,原《人民日报》著名记者吴昊同志,以及《光明日报》常务副总编赵德润同志,中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李长久同志等一起为《记者观察》的发展出谋划策,投入了巨大的爱心。可以说,这四五年,《记者观察》前进的每一步,都倾注有他的心血,是他无疆爱心的又一体现。这是令《记者观察》人所十分感动的。
三是笔耕不辍、大笔如椽。姬乃甫同志是个勤奋好学,孜孜以求的人,他一生笔耕不缀,硕果颇丰。他所写的新闻作品,篇篇如玑珠落地,文采四射,令人读之如饮甘露,掩卷久思难忘。如他与陈芸、陈乃进同志所采写的《关于物价的通信》,被誉为一部“袖珍经济学”,被中央领导同志和广大读者广为称赞;如他采写的通讯《一个县委书记的挑战》《戴着枷锁的攀登》及《铁市长张铁民》《豫北新事》等,都是读者久颂不衰的名篇。于是,同行们和同事们都赞扬他是大笔如椽,只要他提笔而作,文章则字字生辉,读之则朗朗上口。他什么文体也写,什么文体也精,据不完全统计,仅他给《记者观察》撰写的杂文、政论就达24篇之多。他有个每天记事的好习惯,即每天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感受较深的人和事都记录下来,如果对他的遗物进行了整理,估计也有几十本之多了。这种日积月累的积累,使他的见识更加宽广,阅历更加丰厚,加之他爱好研读各种图书,政治的、经济的、文学的、历史的,真是五花八门,涉猎极为广泛。于是,他下起笔来就如有神相助,文采飞扬,句句脱俗了。
姬乃甫同志是这样的一个人,因此,他的早逝就特别令人感到惋惜和悲痛。为了赶上本期杂志的出版,笔者草草写就此文,以示对他亡灵的慰藉和对他深深的悼念。
(文中部分图片由许兰武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