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9年要对高职院校实施扩招，规模为“100万人”，同时中央及地方财政加强对高职院校的投入、支持。将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今年大規模扩招100万人。
　　时下的中国，正告别“世界工厂”走向“质量时代”，这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也不断攀升。但让人尴尬的是，从市场供需看，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一些制造业企业开出近万元的月薪，仍然解决不了“招工难”的问题。问题出在哪儿？
　　在教育，也在人才培养和评价机制。虽然我们经常说，这是个价值判断日益多元的时代，上大学已不再是成才的唯一途径，人生也并非只有高考这一条路，并且近年来，国家也一直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但在“学历是敲门砖”依然盛行的指挥棒下，不少人仍对职业教育充满偏见和歧视，将上大学所代表的学历教育视为“鲤鱼跳龙门”的唯一通道。因而，读高职、高专、技校，在当下依然被认为是“实力不济”的无奈选择。
　　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即便有少数的优秀职业技术教育毕业生能在就业市场上获得青睐，但其在成长空间和所享受福利等方面，却很难达到与学历教育毕业生一样的待遇——大学生毕业进入企业两三年，还不具备相应的工作能力，却能晋级工程师;而一个初级工成长为高级技师最快却需要12年时间。
　　尤其令人尴尬的是，即便是能够在某一领域独当一面的“技术大咖”，也很少愿意让孩子子承父业。为什么？因为，在当前职业岗位的价值秩序中，工匠是居于金字塔较底端位置的，换句话说，工匠的价值并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承认和重视。试想一下，如果工匠自身都没有“获得感”，那么，有谁还愿意让自己孩子上职校、当工匠？
　　而与当下职业教育的不温不火，甚至不受待见相比，本科高校毕业人数近年来却屡创新高，社会上“结构性失业”的问题日益突出。据人社部2018年的数据显示，我国技能劳动者超过1.65亿人，占就业人员总量的21.3%，但其中高技能人才只有4791万人，仅占就业人员总量的6.2%。高技能人才供给与需求的倒挂，一方面加剧了大学生的就业难，另一方面也让企业的转型发展受限于高技能人才的不足。
　　众所周知，世界经济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就是科学技术和制造业的竞争，这场竞争不仅需要一流的管理人才和研究人才，更需要一流的能工巧匠。也就是说，“没有职业教育现代化就没有教育现代化”。中国的制造业要振兴，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建设一支技艺精湛、创新能力强的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是当务之急。毕竟，再高端的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产品都离不开工人那双手。
　　显然这就要求我们应该从高等教育包括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对其进行正确的定位，注重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接轨，注重产学研相结合、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让学生所具有的才能和社会发展需求步调一致。
　　有鉴于此，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提到“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而日前，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又提出具体指标：到2022年，职业院校教学条件基本达标，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建设50所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50个骨干专业（群）;建成覆盖大部分行业领域、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可以说，职业教育正在昂首迈入属于它的“黄金时代”。
　　当然，教育理念的改变不是朝夕之功，要真正从根本上破解“技工荒”，除了要修改“唯学历要求”的政策，进一步加强舆论引导，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之外，当务之急最关键的还是要破除当前对职业教育及技术工人有形无形的偏见或歧视，让“大国工匠”真正名至实归，即政府和企业要舍得拿出“真金白银”，大力提升技能人才政治地位、收入水平，解决住房、提供技能人才保障服务等方面待遇，彻底实现职业平等。也只有如此，社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以及家长才能从教育改革的高度达成共识，良性互动，对学生进行合理分流，让更多青少年走进职业院校，走上这条技能成长之路。
　　一句话，只有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良好氛围，让一线技术工人拥有了更多社会认同感和职业荣誉感，我国才能真正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华丽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