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瑞并不是没有朋友，她只是有些不友善。直到她拆掉自己身上的所有樊篱，全世界都开始对她微笑。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在自己家里，亲眼目睹怀孕的母亲被破门而入的劫匪用枪威胁。由于年纪尚小，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创伤要比想象中小很多。但是，我母亲当时由于压力过大，羊水破裂，这让她久久不能从那次意外中恢复过来。母亲疑神疑鬼的情绪，深深影响了我，让我的童年充满了对陌生人、大狗和警报声的恐惧。
　　三十年后，母亲的情绪内化为我自己的情绪。我居住的纽约是一个挤满陌生人的城市，我从来不会主动跟他们说话——从地铁站里拉大提琴的老人到身边那些打零工的大学生。我甚至也不跟同一个街区那些推着婴儿车的母亲说话，尽管她们是最不可能有暴倾向的人。其实，对朋友，我一直是很热心的。但对陌生人，漠视他们已经是我比较“优雅”的表现，最糟糕的是，我时常会很粗鲁地对待他们。我会因为芝麻小事迁怒于陌生人——为什么他们点一杯咖啡需要犹豫那么长的时间？！
　　我自己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问题，直到我嫁给了一位被朋友戏称为“市长”的男人，他的行为方式跟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走在布鲁克林街区时，我丈夫会跟每个人、每条狗打招呼，而且他都能叫出他们的名字。他会跟他的理发师喝上一杯，他甚至通过一个他在公园里偶然遇到的人，找到一份工作。当我用撑开的伞粗鲁地把时代广场上的旅行团像赶牛群一样驱散，试图从他们中间挤过时，他总是会善意地提醒我：“亲爱的，别这样。”实际上，我仍然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有什么错。
　　或许我需要更多的帮助。
　　我决定做一个实验。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要对每一个人微笑，温和地应答别人。我非常好奇，也非常想知道，我是否能够通过改变自己的态度，来改变这个人潮拥挤的大都会——至少，改变我在其中的体验。非常值得提及的是，当时，我已经怀胎八月，人们都倾向于对我加倍友善。
　　我的实验一开始就很戏剧化，起因是，在公寓楼的走廊上，我的牧羊犬停下来去嗅一只娇俏的西班牙猎犬。往常我都是报以简洁、僵硬的一笑，然后拉紧它的皮绳。但是这次，我特意逗留了一会儿。于是，这只西班牙猎犬的主人告诉我，她自己也处于怀孕的早期阶段。聊了几次以后，我建议以后我们可以共同雇一个保姆。她同意了，那一瞬间我很激动，模模糊糊地体会到了对别人友善的意义。
　　我把这个“更友善的自己”带到地铁上，我跟一对老夫妻聊天；一位穿着印花两件套的女士问我：“这是一个男孩，对吗？”我勇敢地回答了她我和我丈夫在考虑的名字。
　　与一个星期前的情况相比，想起来都觉得自己英勇，我甚至都有些飘飘然。我不禁轻轻皱了皱眉头：淡定，淡定。我再也不会避开跟陌生人的视线，我从容地接受他们的注视，并且很乐意告诉他们我肚子里孕育的生命处于哪个阶段。
　　当我变得更友善时，世界也向我显示出它的另一面——可爱的退休夫妻，他们让我想起我的父母；莽撞但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楼里还有一位喜欢八卦的幽默的邻居。慢慢地，亚马逊的包装盒开始出现在我的房间门口——我的新朋友们不愿意我这样的孕妇上楼下楼取包裹，每次都慷慨代劳。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心思跟我分享这种魔幻般的奇妙气氛。有一次，我的牧羊犬在人行道上冲撞了一位女士，她用冷冰冰的目光瞪着我——那一刻我时光瞬间倒退——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也曾像她这般“目光犀利”啊。而这一次，我只是淡然而歉意地笑一笑。我为她感到悲哀，一如之前的我，毫不知晓自己错过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