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在1936年的弗莱堡“谢林讲座”中,海德格尔通过“躲藏”在谢林身后,对自己关于存在的追问进行了一种姿态转换,转而以一种“去主体性”的方式,在与存在的源初关系中重新理解人。这同时也是谢林哲学中的一个主导问题,并在1821年的“埃尔朗根讲座”中得到了专题讨论。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的谢林阐释其实是与谢林在思想上的一种“会合”,他们共有的论题都在于:对作为自由或者存在的本原之诠释,只能基于本原的“自身实行”,而这需要一种“泰然任之”和“绽出”的姿态转变。
【基金项目】
：
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谢林著作集的翻译与研究”(15JJD720002)的阶段性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1936年的弗莱堡“谢林讲座”中,海德格尔通过“躲藏”在谢林身后,对自己关于存在的追问进行了一种姿态转换,转而以一种“去主体性”的方式,在与存在的源初关系中重新理解人。这同时也是谢林哲学中的一个主导问题,并在1821年的“埃尔朗根讲座”中得到了专题讨论。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的谢林阐释其实是与谢林在思想上的一种“会合”,他们共有的论题都在于:对作为自由或者存在的本原之诠释,只能基于本原的“自身实行”,而这需要一种“泰然任之”和“绽出”的姿态转变。
其他文献
析取论是知觉理论中的一个基本立场。本文试图以普特南和伯吉对析取论的批评为参照系，探讨麦克道威尔所持的独特析取论立场。麦克道威尔通过区分“事物本身的呈现”和“在主体看起来的样子”，从根本上保证了日常世界的独立性，并以先验的方式规定了世界可以按其原本所是直接呈现给知觉主体。这一独特的析取论立场完全符合麦克道威尔希望将实在纳入概念领域的先验哲学旨趣。
迈克尔·伽扎尼加（MichaelGazzaniga）是美国著名神经科学家，被誉为“认知神经科学之父”。他的专著《伦理的脑》探讨了伦理学与神经科学的互动关系，尤其强调了神经科学对伦理学的启发意义。神经伦理学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神经科学的伦理学”，指对神经科学研究本身的伦理审视，探讨神经科学研究过程中对人脑进行干预以及神经科学技术应用是否合乎道德；二是“伦理学的神经科学”，指神经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于解释生命伦理问题、基本道德范畴（意志自由、责任）以及道德感产生等方面的意义。
形式知识论的句法传统指的是在某个逻辑系统中通过句法演绎得出某些具有哲学直观意义的定理，并借助这些定理来讨论某些逻辑与哲学问题。辛梯卡、伦岑与拉尔森在不同时期所给出的反S5论证体现了这一传统。句法传统的缺陷在于它依赖于直观语义，具有不确定性，以及依靠句法演绎评价整个逻辑，具有不合理性。从形式语义学出发对S5作出评价的语义进路是一条正确之路。基于语义分析所进行的逻辑与哲学讨论正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成为形式知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
《鲁久次问数于陈起》是汉代以前关于数为何重要并有益社会之讨论的最详细文献,应以“音律-历法生成论”来理解全篇内容。首先,陈起对自然要素的叙述顺序,符合先秦以“岁”为旨归的“历法生成论”,同时加入了音律要素。音律要素有自身的生成序列,借助《汉书·律历志》,并配合战国秦汉时期从以律管定音扩大到黄钟作为度量衡标准的历史过程,我们得以理解以度数为旨归的“音律生成论”的基本形态,这也解释了简文中音律与日常用数、百事经纪的关系。同时,对五音生律法和十二律生律法的讨论,解释了音律生成论中五和六的关系,为“数”具象化时出
如何理解仁与孝的关系这一问题,在汉、宋儒学史上都被明确提出过,由此可见其重要性。二程、朱子在他们新的人性论框架中提出“仁体孝用论”,将儒门所提倡的爱的普遍性与差等性成功统一起来,但在落实于生活经验时犹有重要缺失。本文一方面提出应当从天人之间的感应来理解仁与孝的关系,这样仁与孝皆归属于人直面天地的超越性经验;另一方面则基于“仁感孝应论”对《孝经》之“三才章”“感应章”进行重新解释,并对现代以来的仁孝之辨加以评判。
奥利金的灵魂先在学说对理解自由意志问题有重要意义。在《上帝之城》第11和12卷,奥古斯丁重点批评了这一学说。在奥古斯丁看来,奥利金主张灵魂先在,进而主张灵魂的善恶与身体的好坏相配,这一说法既与上帝创世的善好目的相悖,也与人在宇宙中应有的地位不符。奥古斯丁的批评尽管部分切中要害,但没有充分把握灵魂先在说的用意和复杂性。一方面,奥利金提出灵魂先在学说,主要是为了回应灵知派的挑战,以维护理性造物的自由意志;另一方面,灵魂先在说并非没有考虑到上帝创世的善好目的,恰恰相反,它极大地保证了上帝创世时的绝对平等,缓解了
反思平衡的哲学方法贯穿于罗尔斯建构正义理论的全过程,其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普遍的道德原则与相关的背景理论,通过将它们进行反复比照、不断调整以达至内在的平衡状态,成为检验公平正义学说的合理性标准。但是,由于后来罗尔斯觉察到了自由民主社会之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正义观念上产生分歧的现象即合理多元论的事实,并将此种现象归因于理性的“判断的负担”,因而他不得不使其公平正义学说从最初作为一种合理完备性学说转向一种作为各种合理完备性学说的重叠共识之结果的正义的政治哲学,以应对相关背景理论尤其关于人的理
近年来,经验科学领域的诸多理论创新给传统知识论领域的讨论提供了许多可贵的借鉴,也带来一些挑战。泰勒·伯吉就主张,新近流行的关于知觉经验的析取主义方案与相应的经验科学研究方法不相容。知识论析取主义的主要倡导者麦克道尔对此给予回应,他认为,伯吉混淆了经验科学与知识论对“解释相关”的不同理解,而自己的析取主义方案可以免于伯吉的诘难。本文通过对这一争论的细致梳理,试图论证麦克道尔对伯吉的回应是不成功的,但知识论析取主义可以基于对知觉经验的构成性理解,与以具身认知为范式的经验科学研究相容。这场争论为我们理解经验科学
当今的科学研究在合作规模、复杂性和频率等方面均迅速增长,合作成为推动科学创新的重要因素。与传统的个体知识形成、知识获取的单独模式和静态科学发展观相比,科学合作的社会结构中最显著的特征是认知劳动的分工,科学家之间的社会交互影响着其获取知识的能力和集体知识的形成。从认知劳动分工这一新视角出发,结合经验分析与计算机模拟、演化计算等实证方法,从关注个体知识转向考察科学合作的动态社会结构,有助于理解科学合作中的认识论特征,如科学家为什么会合作,合作中认知分异领域分歧和共识的形成与担保,集体理性与集体知识、荣誉分配、
一民粹主义与贤能主义朱慧玲(以下简称“朱”):谢谢您接受我的访谈。十年前,我们曾就公民共和主义的核心观念,以及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与共同体主义之间的异同作了深入探讨。参见桑德尔、朱慧玲:《共同体主义、共和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区别》,《伦理学与公共事务》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211—223页。十年来,您又陆续出版了一些著作,进一步启发和推动了公共领域的哲学讨论。我注意到,您近年来一直在思考和谈论民粹主义(populism)和贤能主义(meritocracy)这里将meritocracy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