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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媒介;国家仪式;思想政治教育;现场感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1）06 — 0117 — 03
习近平指出：“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国家仪式作为以传递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其有效开展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促进民众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社会成员树立起符合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的价值观念。传统的国家仪式强调参与时的切身体验，需要仪式参与者亲临国家仪式的举行现场，确保国家仪式的“现场感”，而这就造成了国家仪式参与人群的有限和思想政治教育范围的局限。然而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改变了人们观看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拓展了外界信息的获取渠道，也使人们参与国家仪式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实践与经验的获取不再需要身临其境，转而可以通过电视、网络等作为现场与非现场之间的中介来进行体验，并可从中有效地获取情感体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除了日常的仪式化行动和宗教仪式外，人们很早就发现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仪式具有显著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古代中国称之为“教化”，即“通过不同的仪式行为，规定了理想的社会秩序，它们成为个人间和群体间关系的行为的指导方针。”〔1〕早在周朝，中国就已经萌生了一系列代表着古代封建王朝尊卑、等级、人伦、秩序的“礼”，在这些国家仪式中包含了封建社会促进社会稳定、皇权稳固、上下尊卑的统治需求，尤其是彰显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意志的封禅大典，通过昭告天下皇权天授，得到了确认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稳固天下和人心的目的。
而不论是古代的“礼”还是民国时期的国家仪式，更或者是新中国开国大典及国庆阅兵仪式、公祭仪式等，从古至今，国家仪式无一例外的都强调了对社会成员道德、思想、行为的作用。国家仪式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扮演着对社会民众的道德意识和思想形成中潜移默化的渗透功能，有效地针对相应人群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让仪式参与者在重复性、程式性、目的性的仪式实践活动中培养起爱国主义、理想信念、道德精神，从而人们的思想行为更加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与要求，以此建立起对国家的广泛性认同，继而使得国家秩序稳定、社会安稳和谐，确保国家治理的有效进行，因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性也在国家仪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可以说，国家仪式天然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好坏与否，有赖于国家仪式如何开展。
国家仪式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强调“现场感”，即群众的参与和现场气氛的调动，“现场感”能实现仪式参与者与国家仪式内容的情感共通与现场情绪感染，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尼克·库尔德里指出，“现场感是我们与具有重要社會意义事件的真正连通（actual connectibility）的保证”〔2〕，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本身就处于广泛的联系之中，当人们处于同一个空间时，现场群体情绪的相互传染能对人们思想的改变起到重要的作用，“决定着群体行为选择的倾向”〔3〕。国家仪式的“现场感”是否到位，是决定国家仪式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好坏与否的关键性因素。
（一）国家仪式“现场感”的意义
对国家和政权合法性的认同最关键的在于强大的群众基础，正如群众路线是党的基本路线一样，只要获得了最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一个国家及其政党自然能得到最为有力的支持，因此应当尽一切可能增加参与国家仪式的个体基础，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围，因而在1949年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上，与会者对开国大典的举办场地存在异议，当时有两个备选方案，一是天安门广场，二是西苑机场。而最终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正是因为天安门广场的交通便捷度更胜于西苑机场，能方便大量的首都群众到现场进行观礼，从而活跃现场气氛，增强群众现场参与感，以“现场感”来创造出更有效的国家观念。
可以说，以开国大典为例，国家仪式的“现场感”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国家的权力源自人民，国家诞生的基础在于人民的拥护，大量群众的在场，为一个新诞生的国家创造出群众认同的“正统性”，只要有广大民众的现场参与，就能创造出某种立场，国家仪式的现场正是国家认同和政治合法性的创造现场，而这种由参与而创造出来的现场感是社会事实的存在，有着无可否定的真实性，人们参与新中国的成立仪式，才真正是国家得以诞生和被承认的标志。二是大量群众的现场参与，可以使国家仪式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得到最大范围的发挥，扩大教育对象的范围，而在仪式结束之后，每一个现场参与者都转变成教育者，以人际交往传播方式来将开国大典盛况传递给其他人，产生二次三次以致无数次的教育效果。
（二）媒介重新建构了国家仪式的“现场感”
与“现场感”密切相连的概念是群体和社会空间，古斯塔夫·勒庞在对群体下定义时，认为“群体中的人有两个共同的特点：首先是每一个人个性的消失;其次是他们的感情与思想都在关注同一件事。有时候，即使这些人不在同一个场合，但如果符合这个条件的话，那也可以称之为一个群体”〔4〕。群体之间的联系也不仅是物质空间中实体的联系，也可以是人们彼此能够达到的信息交流与沟通的一种状态，从而能在不同的空间环境下达到共同在场的效果。因此，国家仪式的“现场感”一则可以理解为所有仪式参与者参与国家仪式实践的场所，二则可以视为仪式参与者们在国家仪式举行过程中所具有的一种相互联系却又彼此分离的状态。
马克思提出“（资本）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5〕的观点，而在大众传播媒介高度发达的情况下，“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概念也印证了媒介中仪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突破空间的可能性。空间呈现出无限发展的趋势，现实的空间距离在人们的社会交往和实践活动中也已不再有决定性作用，精神交往的发展得到了大大的刺激，将参与国家仪式必须要到现场才能营造出“现场感”、在现场才能拥有“真实”、进而实现群体间信息交流与精神传染的必然条件变成了非必然，同时也让国家仪式经由大众传播媒介而对社会产生了维系作用，“它不是一种传递信息或影响的行为，而是共同信仰的创造、表征与庆典”〔6〕，其核心是“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具体在一起的神圣典礼”〔7〕，受众的范围得到了无限扩展，甚至突破了地域和国界的限制，尤其是利用微信、QQ等即时通讯工具，或是微博等即时分享信息、实现传播互动的社交网络平台，让人们能在不同的物质空间内都关注到同一个事件中，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实况转播，让身处不同地方的成千上万不同身份背景的人们因为媒介而产生“天涯共此时”的群体感，让人们产生心理共鸣，为国家仪式所传达的相同的内容和情感而受到同样的、无差别的思想政治教育。 正如安德森认为的，“每一位圣餐礼的参与者都清楚地知道他所奉行的仪式在同一时间正被数以千计（或数以百万计）他虽然完全不认识，却确信他们存在的其他人同样进行着”〔8〕，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参与和关注国家仪式的人群，即使看不见彼此，但也确信其他人也做着与自己相同的事情，从而在同一个事件上投入了相同的情感，产生了群体感，实现对某一社会现实的共同关注，尤其是通过网络媒介的互动功能，实际社会空间中疏离的个体们得以重聚与整合，创造出了新的社会联系与情绪感染，更有利地实现个人、集体思想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和谐统一及进一步的升华。
与此同时，经由大众传播媒介的把关，那些通过媒介而参与到国家仪式中的人们获取到的信息甚至可以超过了现场参与的人，得到了更多经过筛选、过滤、剪辑、重组、取其精华的国家仪式内容，满足人们对背景知识、他人态度、群体反应等信息的获取，起到更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
基于国家仪式活动举行的客观事实，大众传播媒介创造出了能令所有使用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成员普遍拥有的一种“社会真实”，从而为人们理解国家仪式提供了途径，也为国家仪式传递的内容建构起了具有“现场感”的体验。在这种“现场感”的创造过程中，国家仪式所传递的主流意识形态得到了充分的传播，以互动与反馈的形式加深人们的理解和记忆，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可以说，大众传播媒介重新定义了国家仪式的参与方式、大大提升了国家仪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广度和宽度，国家仪式所具备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也因大众传播媒介而突破了空间的局限，使国家仪式的“现场感”能发挥深刻的影响。
（一）充分利用媒介的信息交流功能
国家仪式的“现场感”是一个社会实践过程，“仪式知识与身体是紧密联系的，它是身体自我理解的一种方式，可以作为身体知识、行为知识，因为几乎所有仪式都会有参与者的身体动作参与其中”〔9〕，在国家仪式举行的现场，人们可以亲身参与到相关的组织和活动互动中去，不单是用眼睛来看、用耳朵来听，还要切实地与共同参与国家仪式的其他人进行交流反馈，由此来获得现场的情绪共鸣和思想良性发展。
因此，国家仪式的组织者可以依靠大众传播媒介的互动功能，建立起满足仪式参与者的沟通交流平台，让所有参与者能在丰富多样、类型繁多的社交媒体中获得共享和参与感，激发出与现场参与时共通的情绪感染力，“讨论通常可以强化群体成员的平均倾向”〔10〕，让人们对某个事件的观念和态度不断强化，或者是让个体不断与群体接近，最终接受群体的观点。
此外，大众传播媒介具有反馈作用，能让人们在交流沟通的同时，为下一次国家仪式的修正与改进提供更为有效的建言献策，而这一点不单是传统的国家仪式举行的现场无法实现的优势，还是国家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群众参与程度的问题。
（二）加强媒介对国家仪式的真实呈现和受众的情感引导
大众传播媒介的真实呈现是营造出国家仪式“现场感”的另一个重要要求，“决定现场感的标准并非所播放内容的真实性，而是现场直播这一事实本身”〔11〕。国家仪式现场发生的内容必然是难以完全真实无误地呈现与复制在媒体上的，这就需要大众传播媒介的把关人合理地对媒体上的内容进行把控，让大众传播媒介所传达的“现场感”能够尽可能生动和完整地再现国家仪式的现场状况，让受众产生身临其境之感。
同时，在再现国家仪式时，也必须要契合整个仪式所要传达的思想内容，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的特点，配合以符合国家仪式主题的环境布置、背景音乐、内容解说等，增强国家仪式的情感引导作用，例如国庆阅兵仪式是要突出军备势力的强大，强调威严感和庄重感，突出气势雄壮，体现出国家军事的水平和雄风，哀悼仪式应该是悲悯、低沉的，是对逝者的哀悼和对生者的慰藉，因此在色调使用上多用暗沉的灰色调，背景音乐多采用缅怀、追思的音乐类型，而象征着阖家团圆、举国欢庆各类庆典国家仪式则应当体现出欢腾、喜悦、国家强盛和民族团结的气氛，要使用鲜艳喜庆的色彩和欢快热闹的音乐。这些场景内容的合理利用，能让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来参与国家仪式的受众更好地获得“现场感”，甚至获取超出现场参与者所得到的情感体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三）利用媒介强化对国家仪式的记忆
民众现场参与国家仪式，“现场感”给予人们内心的震撼和感染效果是持久的，能成为人的一生之中都难以磨灭的记忆。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还在于如何将人们的短时记忆变作长时记忆，让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长久地铭刻在人们思想的深处，由此来强化思想、创造与统治阶级需求相一致的行为内容。在这里，大众传播媒介的刻录功能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记忆强化功能。通过不断重复播放时国家仪式举行的情状，大众传播媒介可以不断唤醒人们对国家仪式的记忆，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入脑入心，即使对于众多无法到达国家仪式举行现场的人来说，也能达到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参 考 文 献〕
〔1〕金泽.宗教人类学学说史纲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365-366.
〔2〕（英）尼克·庫尔德里.媒介仪式：一种批评的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12.
〔3〕（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2010：9.
〔4〕（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3.
〔6〕（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28.
〔7〕（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28.
〔8〕（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31-32.
〔9〕张志坤.仪式教育审视：教育人类学仪式研究视角〔J〕.中国教育学刊，2011，（12）.
〔10〕（美）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222.
〔11〕（美）尼克·库尔德里.媒介仪式：一种批评的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09.
〔责任编辑：杨 赫〕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1）06 — 0117 — 03
习近平指出：“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国家仪式作为以传递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其有效开展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促进民众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社会成员树立起符合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的价值观念。传统的国家仪式强调参与时的切身体验，需要仪式参与者亲临国家仪式的举行现场，确保国家仪式的“现场感”，而这就造成了国家仪式参与人群的有限和思想政治教育范围的局限。然而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改变了人们观看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拓展了外界信息的获取渠道，也使人们参与国家仪式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实践与经验的获取不再需要身临其境，转而可以通过电视、网络等作为现场与非现场之间的中介来进行体验，并可从中有效地获取情感体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一、国家仪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除了日常的仪式化行动和宗教仪式外，人们很早就发现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仪式具有显著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古代中国称之为“教化”，即“通过不同的仪式行为，规定了理想的社会秩序，它们成为个人间和群体间关系的行为的指导方针。”〔1〕早在周朝，中国就已经萌生了一系列代表着古代封建王朝尊卑、等级、人伦、秩序的“礼”，在这些国家仪式中包含了封建社会促进社会稳定、皇权稳固、上下尊卑的统治需求，尤其是彰显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意志的封禅大典，通过昭告天下皇权天授，得到了确认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稳固天下和人心的目的。
而不论是古代的“礼”还是民国时期的国家仪式，更或者是新中国开国大典及国庆阅兵仪式、公祭仪式等，从古至今，国家仪式无一例外的都强调了对社会成员道德、思想、行为的作用。国家仪式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扮演着对社会民众的道德意识和思想形成中潜移默化的渗透功能，有效地针对相应人群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让仪式参与者在重复性、程式性、目的性的仪式实践活动中培养起爱国主义、理想信念、道德精神，从而人们的思想行为更加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与要求，以此建立起对国家的广泛性认同，继而使得国家秩序稳定、社会安稳和谐，确保国家治理的有效进行，因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性也在国家仪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可以说，国家仪式天然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好坏与否，有赖于国家仪式如何开展。
二、国家仪式及媒介的“现场感”建构
国家仪式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强调“现场感”，即群众的参与和现场气氛的调动，“现场感”能实现仪式参与者与国家仪式内容的情感共通与现场情绪感染，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尼克·库尔德里指出，“现场感是我们与具有重要社會意义事件的真正连通（actual connectibility）的保证”〔2〕，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本身就处于广泛的联系之中，当人们处于同一个空间时，现场群体情绪的相互传染能对人们思想的改变起到重要的作用，“决定着群体行为选择的倾向”〔3〕。国家仪式的“现场感”是否到位，是决定国家仪式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好坏与否的关键性因素。
（一）国家仪式“现场感”的意义
对国家和政权合法性的认同最关键的在于强大的群众基础，正如群众路线是党的基本路线一样，只要获得了最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一个国家及其政党自然能得到最为有力的支持，因此应当尽一切可能增加参与国家仪式的个体基础，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围，因而在1949年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上，与会者对开国大典的举办场地存在异议，当时有两个备选方案，一是天安门广场，二是西苑机场。而最终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正是因为天安门广场的交通便捷度更胜于西苑机场，能方便大量的首都群众到现场进行观礼，从而活跃现场气氛，增强群众现场参与感，以“现场感”来创造出更有效的国家观念。
可以说，以开国大典为例，国家仪式的“现场感”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国家的权力源自人民，国家诞生的基础在于人民的拥护，大量群众的在场，为一个新诞生的国家创造出群众认同的“正统性”，只要有广大民众的现场参与，就能创造出某种立场，国家仪式的现场正是国家认同和政治合法性的创造现场，而这种由参与而创造出来的现场感是社会事实的存在，有着无可否定的真实性，人们参与新中国的成立仪式，才真正是国家得以诞生和被承认的标志。二是大量群众的现场参与，可以使国家仪式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得到最大范围的发挥，扩大教育对象的范围，而在仪式结束之后，每一个现场参与者都转变成教育者，以人际交往传播方式来将开国大典盛况传递给其他人，产生二次三次以致无数次的教育效果。
（二）媒介重新建构了国家仪式的“现场感”
与“现场感”密切相连的概念是群体和社会空间，古斯塔夫·勒庞在对群体下定义时，认为“群体中的人有两个共同的特点：首先是每一个人个性的消失;其次是他们的感情与思想都在关注同一件事。有时候，即使这些人不在同一个场合，但如果符合这个条件的话，那也可以称之为一个群体”〔4〕。群体之间的联系也不仅是物质空间中实体的联系，也可以是人们彼此能够达到的信息交流与沟通的一种状态，从而能在不同的空间环境下达到共同在场的效果。因此，国家仪式的“现场感”一则可以理解为所有仪式参与者参与国家仪式实践的场所，二则可以视为仪式参与者们在国家仪式举行过程中所具有的一种相互联系却又彼此分离的状态。
马克思提出“（资本）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5〕的观点，而在大众传播媒介高度发达的情况下，“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概念也印证了媒介中仪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突破空间的可能性。空间呈现出无限发展的趋势，现实的空间距离在人们的社会交往和实践活动中也已不再有决定性作用，精神交往的发展得到了大大的刺激，将参与国家仪式必须要到现场才能营造出“现场感”、在现场才能拥有“真实”、进而实现群体间信息交流与精神传染的必然条件变成了非必然，同时也让国家仪式经由大众传播媒介而对社会产生了维系作用，“它不是一种传递信息或影响的行为，而是共同信仰的创造、表征与庆典”〔6〕，其核心是“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具体在一起的神圣典礼”〔7〕，受众的范围得到了无限扩展，甚至突破了地域和国界的限制，尤其是利用微信、QQ等即时通讯工具，或是微博等即时分享信息、实现传播互动的社交网络平台，让人们能在不同的物质空间内都关注到同一个事件中，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实况转播，让身处不同地方的成千上万不同身份背景的人们因为媒介而产生“天涯共此时”的群体感，让人们产生心理共鸣，为国家仪式所传达的相同的内容和情感而受到同样的、无差别的思想政治教育。 正如安德森认为的，“每一位圣餐礼的参与者都清楚地知道他所奉行的仪式在同一时间正被数以千计（或数以百万计）他虽然完全不认识，却确信他们存在的其他人同样进行着”〔8〕，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参与和关注国家仪式的人群，即使看不见彼此，但也确信其他人也做着与自己相同的事情，从而在同一个事件上投入了相同的情感，产生了群体感，实现对某一社会现实的共同关注，尤其是通过网络媒介的互动功能，实际社会空间中疏离的个体们得以重聚与整合，创造出了新的社会联系与情绪感染，更有利地实现个人、集体思想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和谐统一及进一步的升华。
与此同时，经由大众传播媒介的把关，那些通过媒介而参与到国家仪式中的人们获取到的信息甚至可以超过了现场参与的人，得到了更多经过筛选、过滤、剪辑、重组、取其精华的国家仪式内容，满足人们对背景知识、他人态度、群体反应等信息的获取，起到更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
三、以媒介来营造国家仪式“现场感”的途径
基于国家仪式活动举行的客观事实，大众传播媒介创造出了能令所有使用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成员普遍拥有的一种“社会真实”，从而为人们理解国家仪式提供了途径，也为国家仪式传递的内容建构起了具有“现场感”的体验。在这种“现场感”的创造过程中，国家仪式所传递的主流意识形态得到了充分的传播，以互动与反馈的形式加深人们的理解和记忆，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可以说，大众传播媒介重新定义了国家仪式的参与方式、大大提升了国家仪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广度和宽度，国家仪式所具备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也因大众传播媒介而突破了空间的局限，使国家仪式的“现场感”能发挥深刻的影响。
（一）充分利用媒介的信息交流功能
国家仪式的“现场感”是一个社会实践过程，“仪式知识与身体是紧密联系的，它是身体自我理解的一种方式，可以作为身体知识、行为知识，因为几乎所有仪式都会有参与者的身体动作参与其中”〔9〕，在国家仪式举行的现场，人们可以亲身参与到相关的组织和活动互动中去，不单是用眼睛来看、用耳朵来听，还要切实地与共同参与国家仪式的其他人进行交流反馈，由此来获得现场的情绪共鸣和思想良性发展。
因此，国家仪式的组织者可以依靠大众传播媒介的互动功能，建立起满足仪式参与者的沟通交流平台，让所有参与者能在丰富多样、类型繁多的社交媒体中获得共享和参与感，激发出与现场参与时共通的情绪感染力，“讨论通常可以强化群体成员的平均倾向”〔10〕，让人们对某个事件的观念和态度不断强化，或者是让个体不断与群体接近，最终接受群体的观点。
此外，大众传播媒介具有反馈作用，能让人们在交流沟通的同时，为下一次国家仪式的修正与改进提供更为有效的建言献策，而这一点不单是传统的国家仪式举行的现场无法实现的优势，还是国家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群众参与程度的问题。
（二）加强媒介对国家仪式的真实呈现和受众的情感引导
大众传播媒介的真实呈现是营造出国家仪式“现场感”的另一个重要要求，“决定现场感的标准并非所播放内容的真实性，而是现场直播这一事实本身”〔11〕。国家仪式现场发生的内容必然是难以完全真实无误地呈现与复制在媒体上的，这就需要大众传播媒介的把关人合理地对媒体上的内容进行把控，让大众传播媒介所传达的“现场感”能够尽可能生动和完整地再现国家仪式的现场状况，让受众产生身临其境之感。
同时，在再现国家仪式时，也必须要契合整个仪式所要传达的思想内容，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的特点，配合以符合国家仪式主题的环境布置、背景音乐、内容解说等，增强国家仪式的情感引导作用，例如国庆阅兵仪式是要突出军备势力的强大，强调威严感和庄重感，突出气势雄壮，体现出国家军事的水平和雄风，哀悼仪式应该是悲悯、低沉的，是对逝者的哀悼和对生者的慰藉，因此在色调使用上多用暗沉的灰色调，背景音乐多采用缅怀、追思的音乐类型，而象征着阖家团圆、举国欢庆各类庆典国家仪式则应当体现出欢腾、喜悦、国家强盛和民族团结的气氛，要使用鲜艳喜庆的色彩和欢快热闹的音乐。这些场景内容的合理利用，能让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来参与国家仪式的受众更好地获得“现场感”，甚至获取超出现场参与者所得到的情感体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三）利用媒介强化对国家仪式的记忆
民众现场参与国家仪式，“现场感”给予人们内心的震撼和感染效果是持久的，能成为人的一生之中都难以磨灭的记忆。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还在于如何将人们的短时记忆变作长时记忆，让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长久地铭刻在人们思想的深处，由此来强化思想、创造与统治阶级需求相一致的行为内容。在这里，大众传播媒介的刻录功能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记忆强化功能。通过不断重复播放时国家仪式举行的情状，大众传播媒介可以不断唤醒人们对国家仪式的记忆，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入脑入心，即使对于众多无法到达国家仪式举行现场的人来说，也能达到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参 考 文 献〕
〔1〕金泽.宗教人类学学说史纲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365-366.
〔2〕（英）尼克·庫尔德里.媒介仪式：一种批评的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12.
〔3〕（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2010：9.
〔4〕（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3.
〔6〕（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28.
〔7〕（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28.
〔8〕（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31-32.
〔9〕张志坤.仪式教育审视：教育人类学仪式研究视角〔J〕.中国教育学刊，2011，（12）.
〔10〕（美）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222.
〔11〕（美）尼克·库尔德里.媒介仪式：一种批评的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09.
〔责任编辑：杨 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