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融集》，来新夏著，岳麓书社2010年1月版，25.00元
　　几天前，又有一本新书置于我案头，乃来新夏先生的新著《交融集》。这几年，我几乎每年都能收到一两本先生通过邮局寄来的新著。每一次捧读，我都心潮起伏，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我很少为先生做什么，却一直被先生关心着，但凡见我有了那么一丁点学术成果，便来鼓励，而他自己每有所获，也总不忘让我来分享。这些年，先生的著作是越来越多。有人说，是他的名字起得好，“来新夏”——那立于春天的人，才会“来新夏”。
　　记得去年，读先生所著《80后》，一位86岁的老人，居然以“80后”自居，还那么合情合理，那样一种灵感，令我惊叹不已，还有那样的文字，其优雅和从容，亦使我叹为观止。先生的学与思竟如此富于青春气息!
　　《交融集》里有一篇序，作序者是宁宗一。宁先生也是我的老师，虽未经他授业，却与之多有谈聚，昕宁先生侃侃而谈，观其谈笑风生，真乃人生一大乐事。宁先生出书，是我的导师刘泽华先生为他作序，来先生出书，请宁先生作序，南开园里的老先生们，横遭世变，渡尽劫波，尚能雅聚，谈何容易!
　　这三位先生，依我看来，各有气象格局，他们在一起，就像这本书的名字——“交融集”。刘先生如山，自有巍峨之姿；宁先生如山泉，活泼泼地奔流而去；来先生如大平原，纳百川而成大河，学问望不到边，任你纵横其间。
　　宁序论来先生的学与人，无不真切，唯言“古稀变法”，我以为，是知其一，而未见其二。先生年逾八旬，谓之“古稀”，当无不可，以为“变法”，则似有未察。据我浅见，先生交融文史，其来有自。祖父来裕徇，曾著《中国文学史》，以国学为“文学”，与“科学”相对而言之，故名为“文学史”，实乃学术史，以“文学”交融四部，自成一学术格局。先生本其家学，自是历来如此。
　　故先生所谓“交融”，实有两种意味。一是“文史不分家”，即文学与史学的交融，宁序于此，言之尽善，不仅道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社会化那一面，而且深入心灵史的底蕴，指出先生之作，本于自由的心灵，虽以史学为根柢，然发而为文，却易趋于更为自由化的文学形式。以文学的形式，写史学的文章，其实先生早年就写过历史剧，因受打击，自由的心灵几被窒息，不得已而沉抑之。近年来，先生大写历史随笔，多年沉抑的能量，如春蚕吐丝，徐徐释放。
　　还有一种意味，便是跨学科建设。今之学人言文史哲，多以个人学术素养言之，或以所谓“国学”统称之，其流实滥，其弊在虚。而先生则以多种学术工具，致力于公共学术平台建设，要在公共的学术平台上融文史哲于一冶。
　　综观先生治学，于目录学用功最深，何也?岂非以目录学最宜于公共学术平台建设，最宜于融合文史哲耶?论古今之学，汉注唐疏，宋明理学，皆不及清考据学。何也?岂非由考据学超越派别，而为公共学术平台建设，且于建设之中，发明并改进学术工具，能有效融合经、史、子之学耶?当今之世，皆尊科学，然科学者，人类之学也，以之阐发我国人之思想，发扬我民族之精神，似有未尽。如何在科学的前提下，通古今之变，交融文史哲，而成一时代新学?
　　以此，而有“国学热”兴起。然以“国学”称之，似不得已，此乃一时代之新学未成，而“强为之名”也。先生有见于此，故倾其毕生心血于目录学，除著有《古典目录学》外，近闻先生又将有数百万字的《书目答问汇补》问世。以八旬老人牵头，为此皇皇巨著，别说全书撰写，逐条考证，要费多大的功夫，就是过目一遍，哪怕一目十行，都是一件十分为难的事。而先生却为此巨撰之余，还写了近二百万字的随笔，我们除了惊叹其为天人，还能说什么呢?
　　目录学和随笔，初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细一想，便觉得它们在先生那里相通。先生那近二百万字的随笔，其实是打散了写的中国学术史和文化史，而这正是以目录学打底子的。先生以随笔的形式写作，但他并不随意，他是有着大众史学的抱负的。先生从科学化的精英式写作，转向文学化的平民式写作，并非以怡情养性为目的的脑力体操式的舞文弄墨，而是对大众史学的一种新探索。据先生说，他这样做，是要走出专业领域，把历史学还给民众。他觉得自己被民众供养了一生，无以为报，而心有不安。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能回报给民众的最好的东西，便是大众史学，让民众了解真正的历史，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不过，先生精英化的那条腿并未却步，他一步步，走到《书目答问汇补》。愿天假先生以时日，让先生再展宏图，我期待先生以目录学为基础，从事中国学术史和文化史的建筑，我相信，那一定会是“究天人之际”的哥特式建筑。再以随笔充实其中，让精神奔向苍穹，而思想则通往“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古今之变中。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本文编辑　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