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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的一天，英国FT中文网原总编辑、新闻系1980级校友、2015年被聘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的张力奋找到我说：“阿发，请你到复旦大学档案馆查找并复制里根总统1984年在复旦大礼堂演讲的《座位表》。”我于是奉命到档案馆扫描《大礼堂接待人员座位安排表》，交给张力奋。
过了几天，张力奋兴冲冲地拿着一个大镜框，里面镶嵌着放大的《大礼堂接待人员座位安排表》档案复制件，还亲自用毛笔书写“里根总统复旦大学相辉堂演讲座位表”字样，来到新闻学院办公楼二楼的走廊，径直挂在我办公室门口的左侧斜对面墙上。同时，他还让我叫来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的师妹孙玮教授（新闻系1983级），一起寻找当年聆听里根演讲时就座的座位。在座位表上他们查到：张力奋在中间第6排第8个座位，孙玮在中间第5排第3个座位，随后他们在镜框的空白处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还标注时间：2017年3月22日。
距里根总统复旦演讲已有三十多年，有关的报道回忆较多，但有些与史实有较大出入。最近我又来到复旦大学档案馆，查阅相关档案资料，结合相关当事人的回忆，以期探究里根总統复旦演讲背后的故事。
为何选中到复旦演讲——家庭联系
1984年4月26日至5月1日，里根应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是中美两国建交以来首位访华的美国在职总统。
根据日程安排，4月30日里根总统到上海参观访问，下午到复旦大学演讲。那里根为何选中到复旦大学演讲呢？在物理楼的教师代表接待会上，里根自己揭开谜底。
在1984年，如今的恒隆物理楼二楼的221B会议室是当时复旦条件最好的贵宾会议室。14点15分，谢希德校长来到物理楼正门口外，与一百名负责欢迎的师生一起，看着车队缓缓地驶来。
此时，教师代表们静静地坐在会议室中央椭圆桌子旁，等候着。苏步青、蒋学模、章培恒、高滋四位老师坐在桌子南侧最远端的四个黑软皮座位上，华中一、谭其骧、吴立德三位老师坐在北侧最远端。其余位子留给即将到来的里根、谢希德、上海市市长汪道涵、中国文化部部长朱穆之、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代理参谋长迈克尔·迪佛、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三世、刚回中国的驻美大使章文晋、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叙、上海市副市长阮崇武。
谢校长向客人介绍了学校情况和近几年来的巨大变化。她还向里根解释了“复旦”校名的含义。“复旦”意味着恢复早晨的光辉，具有爱国主义思想，预示着光明的前程。里根总统高兴地说：“我感到荣幸的是，谢希德校长早年在美国就读的史密斯学院，也是我夫人南希读过的学校，你们还是先后同学呢！”原来南希夫人1939年在位于麻省的史密斯学院就读，主修英语文学及戏剧，1943年毕业。谢希德校长是1947年赴美国史密斯学院留学，1949年在史密斯学院获硕士学位。里根接着和谢校长愉快聊起史密斯学院的事情，勾起了谢校长青年求学的往事，打开了谈话的局面。由于会议全程未涉及具体的学科问题，所以这个仅有半个多钟头的教师代表接见会更像是一次活跃亲切的聊天。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报道也证实了这一说法：“下午，里根总统访问了复旦大学。在这里，他受到了里根夫人的一位老校友的欢迎。复旦大学女校长谢希德教授40年代曾就读于美国史密斯学院。这也是总统夫人南希的母校。里根多次提到他同复旦大学的‘家庭联系’，使他对这所学校的访问增添了亲切的气氛” （《人民日报》1984年5月1日）
演讲的大礼堂改建真相
——建造辅楼和廊桥
大礼堂以前是没有这座廊桥和后面的辅楼的，据“读史老张”回忆，他1980年曾参加法国总统德斯坦在大礼堂的演讲会，当时校方只是对大礼堂的门窗简单用红色油漆刷了一下。
为迎接这位重要客人——里根总统在大礼堂的演讲，学校总务部门做了大量的物资准备工作。校方大概在2月份接到里根总统将于4月份来复旦大学大礼堂做演讲的任务，为此，学校高度重视。鉴于大礼堂北面原有一排旧平房，有碍观瞻，同时考虑到里根总统演讲前中美双方等陪同人员要有休息会客室，于是增建一座500平方米的二层楼，并用空中连廊与大礼堂连接。此工程，从拆除旧平房到新建，仅用一个半月就完工。大礼堂内外整修、礼堂内平顶改造，全部装暗灯。
为满足摄影记者要求，礼堂后侧做10米长、2米多高、1.5米宽的二级梯工作台，两天内完工。为方便停车，大礼堂前的道路拓宽6至10米，也如期完工。
大礼堂下面原来是科教仪器厂的库存物资，为了安全起见，生产物资处三次搬迁大礼堂下面的物资。最后一次搬迁是在4月28日，组织90人，干部带头，在6小时内一鼓作气，搬走了400平方米的全部库存物资（见《复旦大学简报》1984年6月9日，第8页）。
里根总统就是从这座廊桥的北面走到南面，从大洋彼岸的华盛顿来到东海之滨的上海。作为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后第一个迎接美国总统的高校礼堂，复旦大礼堂见证了又一次重大外交突破。为了让复旦走出国门，让上海面向世界，让中国誉满全球，这座不足10米的玻璃盖长廊架起了中国通往世界的友谊之桥。
从美国空运来的防弹演讲台——深藏不露
1981年3月30日星期一，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上任仅69天。这天中午他在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希尔顿酒店和工会团体代表一起吃午饭并发表讲话，当他离开酒店时，著名影星朱迪·福斯特的一个影迷、患有精神病的约翰·欣克利拿着一把售价29美元的左轮手枪行刺里根。里根被子弹击中肺部，造成严重的内出血，但之后由于抢救及时得以迅速康复。
鉴于里根三年之前曾有被刺杀的经历，美国当局从安全角度出发，他的演讲台（实际上是一个防弹装置）也特地从美国空运过来。而校方当然不同意让有美国标志的演讲台在复旦大礼堂上展示，所以双方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特地制作了一个巨大的演讲台，直接套在美国的演讲台外面，而且因为当天直播，所以演讲台正前方的镶嵌着用篆书与英文交织而成的粉红色“复旦”圆形标志就传播到全世界，也开启了中美民间人文外交的新篇章。 演讲口若悬河的秘密武器——提词器
当天下午3时36分，在大礼堂担任谢校长翻译的董亚芬副教授宣布：里根总统到了。董亚芬上世纪50年代就进复旦，70年代给电影《闪闪的红星》英语版中潘冬子配音，她当年是外文系公共外语组的副教授，也是复旦大学英语教学的元老之一。董亚芬老师曾回忆说，因为安全保密工作，直到里根总统演讲前几天，她才接到给谢希德校长作翻译的任务，“虽然谢校长的英语非常好，但按照正规的礼仪，那种场合她只能讲汉语”。那天，年已六旬的董亚芬老师以她那吐字清晰、措辞精确、语音利落的现场翻译，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有校友至今回想起來，现在外交部里被捧成美女翻译的，哪里有像董老师那样水准的一半。80年代初的董亚芬，竟然还只是副教授，可见当年复旦教授的含金量。
在热烈的掌声中，谢希德校长陪同美国总统里根等上台就座。这时，扎着两只浅蓝色大蝴蝶结的复旦学生会副主席陈雁如向里根总统献了一大束鲜花，并把一枚复旦校徽别在里根总统的胸前西服上。坐在前排现场听演讲的张力奋教授看得真切，他事后回忆：“陈雁如献的花，包装是硬塑料，很特别。”
下午3点55分，里根总统来到主演讲台，演讲正式开始。据坐在礼堂第一排的高滋老师回忆，里根总统的身材并不如他早年拍的电影中呈现的那样高大，但他演讲时热情洋溢，也许是好莱坞演艺生涯的熏陶，他的发音特别好听，传达了民主自由和平的价值观、对中国青年的欣赏以及对中美友谊的信心，使得他很具有亲和力。
如今，看到当时里根演讲照片的人也许会好奇，演讲台左右两侧前的像乐手的谱架那么大小的两块玻璃是干什么用的呢？原来，这两块玻璃板是里根总统演讲的秘密武器——提示字幕板。有位校友回忆说，里根在演讲时，口若悬河，眼睛的余光扫过提词器时了无痕迹，于素来看惯舔唾沫翻稿纸读破句的我们，简直像奇迹。里根演讲时一会儿看看左边的字幕，一会儿看看右边的字幕，就好像他时不时在与左右两边师生进行交流，倍感亲切。几年前，我采访时任复旦外办副主任的卢义民老师，他跟我提到一个细节：在里根总统演讲前的“彩排”时，他看到主席台后侧，有个来自白宫的非洲裔工作人员在手摇一个东西。他问那位工作人员这是干什么用的？工作人员说是提词器，他要通过这个手柄和皮带传动装置，把演讲词送到一个电视摄像头之下，再投影到里根总统演讲台前的玻璃上，而那两幅玻璃从观众的角度丝毫看不出异样。卢义民老师还绘声绘色地给我模仿那个工作人员的动作：“我来控制总统的演讲速度，我让他讲得快一点，就摇得快一点；我让他讲得慢一点，就摇得慢一点。”令人忍俊不禁。
演讲中提到的复旦青年教师叶扬
——何许人也？
谢校长致欢迎辞后，里根总统开始了他长达半小时的演讲。他首先向复旦师生转达了美国人民的问候，然后转达了一位正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的复旦青年教师叶扬的问候。他说：“我们动身以前，我的工作人员和他谈了话，他要我告诉大家，他的近况很好，目前正在赶写春季学期论文，他很想念大家，他要我给他过去的学生、他的同事、朋友和家人带个口信，要我替他说：‘我想念大家。’”里根牵出“叶扬”，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转达海外游子对母校的一片问候。紧接着，他侧身朝坐在主席台上的谢希德校长微微点了一下头：“他（指叶扬）要我转告谢校长，说他一直记着您对他的友情和鼓励。他说您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女士，一位出色的教育家。他上学期每门功课都得了‘优’，你们听了一定会感到自豪。我们恭贺他学习成绩优异，他却说：‘我自己没什么可骄傲的，但我为我那所大学感到骄傲。’”（原载《复旦》校刊1984年5月15日）里根借叶扬之口，对女主人谢校长的赞美跃然而出，这是一种美国式的智慧。
叶扬高考恢复之后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1982年以英美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同年底去美国，1983年春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研究生院攻读，1986年获比较文学硕士学位，1989年获比较文学哲学博士学位。1991年起在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比较文学及外国语言系任教，1998年获终身聘任。近十年来，他常回母校复旦讲学，2005年百年校庆时，被聘为复旦大学顾问教授。
当年由总统转达一个海外学子的思乡之情，这个“金点子”为里根的复旦之行增添了不少人情味，以至于至今大家对此念念不忘。 时隔32年之后，叶扬回忆当时的情形：
作为另一位外文系成员的我，在那天也插上了一脚，却不是母校方面的安排。此事网上误传甚多，有人甚至瞎编得活灵活现，我正好趁此机会说说我这当事人的经历。转眼我到哈佛攻读，那时已经进入第三个学期，1984年4月10日，周二上午十点，我从睡梦中被一个电话惊醒：“May I speak with Mr. Ye Yang？”（“我可以跟叶扬先生说话吗？”）一位美国女士一板三眼的声音。我懒洋洋、慢吞吞地答了一句：“S-pea-king.”（“正在答话呢。”）她接了一句：“This is Peggy Noonan， at the White House.”）（“我是佩琪·努南，从白宫打来。”）这“白宫”二字一下子打消了我的惺忪睡意，让我顿时全神贯注了。原来里根月底即将访华，去上海时要在复旦作演讲。白宫通过前一年曾邀请我去华盛顿远郊参加会议的美中交流协会，打听到了我，所以来问我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总统传达的口信。我先客气寒暄了一番，说总统去复旦是极好的选择，接下来我说的一番话，后来被努南女士几乎一字不改地写进了里根的演讲，网上有案可稽，毋庸赘言。努南还要求我用中文说一句话让里根传达，我思索了一会，想了五个字：“我想念大家。”因为前面提到了我的“学生、同事、朋友和家人”，所以这句话比较合辙，也不太拗口。我在电话里逐字解释了这句话的意思，并且提议他们找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人校正发音。努南在电话里学着说了一遍，荒腔走板，我真担心到时候台下听众会莫名其妙。后来听了里根讲话的录音，才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位总统毕竟是好莱坞演员出身，学得虽不能说字正腔圆，但是听众大概都能听懂。此外，我也借里根的金口，向谢先生表达了我由衷的尊敬和感激，称赞她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可以再添一笔的是，努南女士是里根的演讲撰稿人，共和党的文胆之一，如今已经发表了十一本著作，其中包括她在里根帐下服务时期的回忆录。此外，我跟努南通话不到一周之后的4月16日晚上，白宫另一位秘书又打电话给我，问了我在复旦学习和任教的诸多细节，核实了上次跟努南通话时所说到的一些情况，这通电话距里根到复旦演说，已经不到两周时间，可见他们工作的细致入微。 （叶扬：《再聊一夜 》 2016-09-08 《上海书评》）
回赠里根礼品——《中国历史地图集》
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复旦大学是他到上海时的访问单位之一，学校决定将《中国历史地图集》作为礼品赠送给他。里根32分钟的主旨演讲结束，谢希德致完感谢辞后，向里根赠送了三册由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答谢里根来访时赠送给复旦的礼物——《美国鸟类图片集》。谢校长向里根赠送礼品时，向他介绍主编这套地图集的就是本校教授谭其骧。“这时，里根回过身去与谭其骧握手，谭其骧微微起身，伸出手去。美国和中国的电视摄像机同时摄下了这一场面，通过卫星和微波同步传输到世界和中国各地。”当时葛剑雄作为谭其骧先生的助手，专门负责陪同腿脚不太灵便的谭先生，参加里根在物理楼的接见教授代表和在大礼堂听演讲的活动。1985年，葛剑雄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在介绍《中国历史地图集》时，不少人都说他们曾在电视上看到过谭其骧与里根握手。有的人并不知道复旦大学，但当我提起这件事时，他们就会说：‘噢，就是向里根总统送一套地图集的那所中国大学。’因为注意到那个场面的人远比听里根演说的人要多。”（葛剑雄：《禹贡传人——谭其骧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283页）
待《中国历史地图集》八册于1987年正式出版完全，校办把里根1984年由于尚未出版而没拿到的那几册，用当年大礼堂上同样的白色锦盒盛装，红色丝带扎好，寄往美国白宫。
里根自己对在复旦演讲的印象和评价
——感谢与期许
里根在当晚汪道涵市长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今天早些时候，我有机会会见了复旦大学的师生，我接触到的学生，学习是很认真的。他们想了解的不仅是我们国家，而且是我们大家共同生活的这个世界，他们都以国家的发展和幸福为己任。有这样才华横溢的青年担任未来的国家领导人，中国是很幸运的。”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说：“复旦大学这一站，是里根总统访问中国最满意的地方之一。”对复旦的热情周到的接待表示感谢。（见《复旦大学简报》1984年6月9日，第4页）
曾经长期担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的倪世雄教授，他1984年在复旦大学外事办公室工作，直接参与接待里根总统访问复旦。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3个月后，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一位公使亲手将里根总统的一封信交给我，让我转交谢校长。”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谢女士：
南希和我將经常记起我们对中国的访问，我们真诚地感谢中国人民给予我们的热情款待。
我特别地感到高兴的是在复旦大学对师生做演讲。正如我说的，你们的每一位学生都有机会帮助你们的国家实现新的繁荣。中国的未来取决于这些青年人去完成国家使命的理想和决心。我知道，我们中美教育交流项目将极大地有助于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人类的希望正在于这样的充满友谊的共同事业之中。
让我对你给与我的最好的接待和邀请我访问你们学校表示诚挚的感谢。南希要我特别地向你这位史密斯学院的校友转达她的热烈的问候。我们俩一起向你，向你们的学生和老师表示最良好的祝愿，祝愿今后的岁月会带来和平和幸福。
真诚的 罗纳德·里根（签字）
1984年6月11日
（见倪世雄：《结交一言重 相期千里至——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中美建交3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40-41页）
在递交里根总统的信时，这位美国官员明确对倪世雄说，复旦之行给里根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与阿尔茨海默氏症抗争了10年的里根于2004年6月5日与世长辞，享年93岁。入主白宫8年的时间里，里根坚持每天用日记记录下工作生活中的一点一滴，从鸡毛蒜皮的琐事到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无不一一囊括在日记之中。
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张军教授，当时作为本科经济系在1981级的学生代表之一被选中进入大礼堂聆听里根的演讲，他当时坐在大礼堂右侧的第18排第2个座位。2007年他担任加拿大女王大学政策研究学院访问研究员，6月8日在他的博客中记下《里根日记的一个片段》：“一本叫《里根日记》的书最近出版了。《日记》的确是里根的。根据里根夫人南希对电视记者证实的，里根每天睡觉前都要写下日记的。他用手记，字迹看上去很漂亮，但也不容易辨认。书里收录了大量里根的笔记，还有大量珍贵的照片。包括一张在中国长城上领取登长城证书的照片。这些照片未曾在里根的传记中发表过。我在Kingston的一书店里找到这本日记，刚上柜。我当时就一个念头，看看里根是否记下了他1984年4月底访问中国和上海的细节。”
“我在《里根日记》里找到了里根记下的4月30日在上海的细节。他写下的包括与市长会见，去了虹桥，在锦江饭店的晚宴，他说这是在中国吃的最好的一顿饭。还有去访问一中美合资企业等活动的细节。我最感兴趣的是他记下的在复旦大学的访问。他说，在复旦大学接待我们的是一个矮小的中国妇女，她是学校的校长，曾经是Smith学院和MIT的毕业生（谢希德校长）。我们去了教室，与学生见面，学生们讲很好的英语。我发表演讲之后，谢校长赠送了由这个学校的教授编写的多本历史地图集。等等。我吃惊的是，他不仅记下了每个细节的时间，而且还能记住那么多的中国人的姓氏。只有一个地方我发现他把拼音写错了。”
责任编辑 周峥嵘 章 洁
过了几天，张力奋兴冲冲地拿着一个大镜框，里面镶嵌着放大的《大礼堂接待人员座位安排表》档案复制件，还亲自用毛笔书写“里根总统复旦大学相辉堂演讲座位表”字样，来到新闻学院办公楼二楼的走廊，径直挂在我办公室门口的左侧斜对面墙上。同时，他还让我叫来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的师妹孙玮教授（新闻系1983级），一起寻找当年聆听里根演讲时就座的座位。在座位表上他们查到：张力奋在中间第6排第8个座位，孙玮在中间第5排第3个座位，随后他们在镜框的空白处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还标注时间：2017年3月22日。
距里根总统复旦演讲已有三十多年，有关的报道回忆较多，但有些与史实有较大出入。最近我又来到复旦大学档案馆，查阅相关档案资料，结合相关当事人的回忆，以期探究里根总統复旦演讲背后的故事。
为何选中到复旦演讲——家庭联系
1984年4月26日至5月1日，里根应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是中美两国建交以来首位访华的美国在职总统。
根据日程安排，4月30日里根总统到上海参观访问，下午到复旦大学演讲。那里根为何选中到复旦大学演讲呢？在物理楼的教师代表接待会上，里根自己揭开谜底。
在1984年，如今的恒隆物理楼二楼的221B会议室是当时复旦条件最好的贵宾会议室。14点15分，谢希德校长来到物理楼正门口外，与一百名负责欢迎的师生一起，看着车队缓缓地驶来。
此时，教师代表们静静地坐在会议室中央椭圆桌子旁，等候着。苏步青、蒋学模、章培恒、高滋四位老师坐在桌子南侧最远端的四个黑软皮座位上，华中一、谭其骧、吴立德三位老师坐在北侧最远端。其余位子留给即将到来的里根、谢希德、上海市市长汪道涵、中国文化部部长朱穆之、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代理参谋长迈克尔·迪佛、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三世、刚回中国的驻美大使章文晋、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叙、上海市副市长阮崇武。
谢校长向客人介绍了学校情况和近几年来的巨大变化。她还向里根解释了“复旦”校名的含义。“复旦”意味着恢复早晨的光辉，具有爱国主义思想，预示着光明的前程。里根总统高兴地说：“我感到荣幸的是，谢希德校长早年在美国就读的史密斯学院，也是我夫人南希读过的学校，你们还是先后同学呢！”原来南希夫人1939年在位于麻省的史密斯学院就读，主修英语文学及戏剧，1943年毕业。谢希德校长是1947年赴美国史密斯学院留学，1949年在史密斯学院获硕士学位。里根接着和谢校长愉快聊起史密斯学院的事情，勾起了谢校长青年求学的往事，打开了谈话的局面。由于会议全程未涉及具体的学科问题，所以这个仅有半个多钟头的教师代表接见会更像是一次活跃亲切的聊天。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报道也证实了这一说法：“下午，里根总统访问了复旦大学。在这里，他受到了里根夫人的一位老校友的欢迎。复旦大学女校长谢希德教授40年代曾就读于美国史密斯学院。这也是总统夫人南希的母校。里根多次提到他同复旦大学的‘家庭联系’，使他对这所学校的访问增添了亲切的气氛” （《人民日报》1984年5月1日）
演讲的大礼堂改建真相
——建造辅楼和廊桥
大礼堂以前是没有这座廊桥和后面的辅楼的，据“读史老张”回忆，他1980年曾参加法国总统德斯坦在大礼堂的演讲会，当时校方只是对大礼堂的门窗简单用红色油漆刷了一下。
为迎接这位重要客人——里根总统在大礼堂的演讲，学校总务部门做了大量的物资准备工作。校方大概在2月份接到里根总统将于4月份来复旦大学大礼堂做演讲的任务，为此，学校高度重视。鉴于大礼堂北面原有一排旧平房，有碍观瞻，同时考虑到里根总统演讲前中美双方等陪同人员要有休息会客室，于是增建一座500平方米的二层楼，并用空中连廊与大礼堂连接。此工程，从拆除旧平房到新建，仅用一个半月就完工。大礼堂内外整修、礼堂内平顶改造，全部装暗灯。
为满足摄影记者要求，礼堂后侧做10米长、2米多高、1.5米宽的二级梯工作台，两天内完工。为方便停车，大礼堂前的道路拓宽6至10米，也如期完工。
大礼堂下面原来是科教仪器厂的库存物资，为了安全起见，生产物资处三次搬迁大礼堂下面的物资。最后一次搬迁是在4月28日，组织90人，干部带头，在6小时内一鼓作气，搬走了400平方米的全部库存物资（见《复旦大学简报》1984年6月9日，第8页）。
里根总统就是从这座廊桥的北面走到南面，从大洋彼岸的华盛顿来到东海之滨的上海。作为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后第一个迎接美国总统的高校礼堂，复旦大礼堂见证了又一次重大外交突破。为了让复旦走出国门，让上海面向世界，让中国誉满全球，这座不足10米的玻璃盖长廊架起了中国通往世界的友谊之桥。
从美国空运来的防弹演讲台——深藏不露
1981年3月30日星期一，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上任仅69天。这天中午他在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希尔顿酒店和工会团体代表一起吃午饭并发表讲话，当他离开酒店时，著名影星朱迪·福斯特的一个影迷、患有精神病的约翰·欣克利拿着一把售价29美元的左轮手枪行刺里根。里根被子弹击中肺部，造成严重的内出血，但之后由于抢救及时得以迅速康复。
鉴于里根三年之前曾有被刺杀的经历，美国当局从安全角度出发，他的演讲台（实际上是一个防弹装置）也特地从美国空运过来。而校方当然不同意让有美国标志的演讲台在复旦大礼堂上展示，所以双方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特地制作了一个巨大的演讲台，直接套在美国的演讲台外面，而且因为当天直播，所以演讲台正前方的镶嵌着用篆书与英文交织而成的粉红色“复旦”圆形标志就传播到全世界，也开启了中美民间人文外交的新篇章。 演讲口若悬河的秘密武器——提词器
当天下午3时36分，在大礼堂担任谢校长翻译的董亚芬副教授宣布：里根总统到了。董亚芬上世纪50年代就进复旦，70年代给电影《闪闪的红星》英语版中潘冬子配音，她当年是外文系公共外语组的副教授，也是复旦大学英语教学的元老之一。董亚芬老师曾回忆说，因为安全保密工作，直到里根总统演讲前几天，她才接到给谢希德校长作翻译的任务，“虽然谢校长的英语非常好，但按照正规的礼仪，那种场合她只能讲汉语”。那天，年已六旬的董亚芬老师以她那吐字清晰、措辞精确、语音利落的现场翻译，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有校友至今回想起來，现在外交部里被捧成美女翻译的，哪里有像董老师那样水准的一半。80年代初的董亚芬，竟然还只是副教授，可见当年复旦教授的含金量。
在热烈的掌声中，谢希德校长陪同美国总统里根等上台就座。这时，扎着两只浅蓝色大蝴蝶结的复旦学生会副主席陈雁如向里根总统献了一大束鲜花，并把一枚复旦校徽别在里根总统的胸前西服上。坐在前排现场听演讲的张力奋教授看得真切，他事后回忆：“陈雁如献的花，包装是硬塑料，很特别。”
下午3点55分，里根总统来到主演讲台，演讲正式开始。据坐在礼堂第一排的高滋老师回忆，里根总统的身材并不如他早年拍的电影中呈现的那样高大，但他演讲时热情洋溢，也许是好莱坞演艺生涯的熏陶，他的发音特别好听，传达了民主自由和平的价值观、对中国青年的欣赏以及对中美友谊的信心，使得他很具有亲和力。
如今，看到当时里根演讲照片的人也许会好奇，演讲台左右两侧前的像乐手的谱架那么大小的两块玻璃是干什么用的呢？原来，这两块玻璃板是里根总统演讲的秘密武器——提示字幕板。有位校友回忆说，里根在演讲时，口若悬河，眼睛的余光扫过提词器时了无痕迹，于素来看惯舔唾沫翻稿纸读破句的我们，简直像奇迹。里根演讲时一会儿看看左边的字幕，一会儿看看右边的字幕，就好像他时不时在与左右两边师生进行交流，倍感亲切。几年前，我采访时任复旦外办副主任的卢义民老师，他跟我提到一个细节：在里根总统演讲前的“彩排”时，他看到主席台后侧，有个来自白宫的非洲裔工作人员在手摇一个东西。他问那位工作人员这是干什么用的？工作人员说是提词器，他要通过这个手柄和皮带传动装置，把演讲词送到一个电视摄像头之下，再投影到里根总统演讲台前的玻璃上，而那两幅玻璃从观众的角度丝毫看不出异样。卢义民老师还绘声绘色地给我模仿那个工作人员的动作：“我来控制总统的演讲速度，我让他讲得快一点，就摇得快一点；我让他讲得慢一点，就摇得慢一点。”令人忍俊不禁。
演讲中提到的复旦青年教师叶扬
——何许人也？
谢校长致欢迎辞后，里根总统开始了他长达半小时的演讲。他首先向复旦师生转达了美国人民的问候，然后转达了一位正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的复旦青年教师叶扬的问候。他说：“我们动身以前，我的工作人员和他谈了话，他要我告诉大家，他的近况很好，目前正在赶写春季学期论文，他很想念大家，他要我给他过去的学生、他的同事、朋友和家人带个口信，要我替他说：‘我想念大家。’”里根牵出“叶扬”，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转达海外游子对母校的一片问候。紧接着，他侧身朝坐在主席台上的谢希德校长微微点了一下头：“他（指叶扬）要我转告谢校长，说他一直记着您对他的友情和鼓励。他说您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女士，一位出色的教育家。他上学期每门功课都得了‘优’，你们听了一定会感到自豪。我们恭贺他学习成绩优异，他却说：‘我自己没什么可骄傲的，但我为我那所大学感到骄傲。’”（原载《复旦》校刊1984年5月15日）里根借叶扬之口，对女主人谢校长的赞美跃然而出，这是一种美国式的智慧。
叶扬高考恢复之后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1982年以英美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同年底去美国，1983年春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研究生院攻读，1986年获比较文学硕士学位，1989年获比较文学哲学博士学位。1991年起在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比较文学及外国语言系任教，1998年获终身聘任。近十年来，他常回母校复旦讲学，2005年百年校庆时，被聘为复旦大学顾问教授。
当年由总统转达一个海外学子的思乡之情，这个“金点子”为里根的复旦之行增添了不少人情味，以至于至今大家对此念念不忘。 时隔32年之后，叶扬回忆当时的情形：
作为另一位外文系成员的我，在那天也插上了一脚，却不是母校方面的安排。此事网上误传甚多，有人甚至瞎编得活灵活现，我正好趁此机会说说我这当事人的经历。转眼我到哈佛攻读，那时已经进入第三个学期，1984年4月10日，周二上午十点，我从睡梦中被一个电话惊醒：“May I speak with Mr. Ye Yang？”（“我可以跟叶扬先生说话吗？”）一位美国女士一板三眼的声音。我懒洋洋、慢吞吞地答了一句：“S-pea-king.”（“正在答话呢。”）她接了一句：“This is Peggy Noonan， at the White House.”）（“我是佩琪·努南，从白宫打来。”）这“白宫”二字一下子打消了我的惺忪睡意，让我顿时全神贯注了。原来里根月底即将访华，去上海时要在复旦作演讲。白宫通过前一年曾邀请我去华盛顿远郊参加会议的美中交流协会，打听到了我，所以来问我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总统传达的口信。我先客气寒暄了一番，说总统去复旦是极好的选择，接下来我说的一番话，后来被努南女士几乎一字不改地写进了里根的演讲，网上有案可稽，毋庸赘言。努南还要求我用中文说一句话让里根传达，我思索了一会，想了五个字：“我想念大家。”因为前面提到了我的“学生、同事、朋友和家人”，所以这句话比较合辙，也不太拗口。我在电话里逐字解释了这句话的意思，并且提议他们找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人校正发音。努南在电话里学着说了一遍，荒腔走板，我真担心到时候台下听众会莫名其妙。后来听了里根讲话的录音，才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位总统毕竟是好莱坞演员出身，学得虽不能说字正腔圆，但是听众大概都能听懂。此外，我也借里根的金口，向谢先生表达了我由衷的尊敬和感激，称赞她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可以再添一笔的是，努南女士是里根的演讲撰稿人，共和党的文胆之一，如今已经发表了十一本著作，其中包括她在里根帐下服务时期的回忆录。此外，我跟努南通话不到一周之后的4月16日晚上，白宫另一位秘书又打电话给我，问了我在复旦学习和任教的诸多细节，核实了上次跟努南通话时所说到的一些情况，这通电话距里根到复旦演说，已经不到两周时间，可见他们工作的细致入微。 （叶扬：《再聊一夜 》 2016-09-08 《上海书评》）
回赠里根礼品——《中国历史地图集》
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复旦大学是他到上海时的访问单位之一，学校决定将《中国历史地图集》作为礼品赠送给他。里根32分钟的主旨演讲结束，谢希德致完感谢辞后，向里根赠送了三册由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答谢里根来访时赠送给复旦的礼物——《美国鸟类图片集》。谢校长向里根赠送礼品时，向他介绍主编这套地图集的就是本校教授谭其骧。“这时，里根回过身去与谭其骧握手，谭其骧微微起身，伸出手去。美国和中国的电视摄像机同时摄下了这一场面，通过卫星和微波同步传输到世界和中国各地。”当时葛剑雄作为谭其骧先生的助手，专门负责陪同腿脚不太灵便的谭先生，参加里根在物理楼的接见教授代表和在大礼堂听演讲的活动。1985年，葛剑雄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在介绍《中国历史地图集》时，不少人都说他们曾在电视上看到过谭其骧与里根握手。有的人并不知道复旦大学，但当我提起这件事时，他们就会说：‘噢，就是向里根总统送一套地图集的那所中国大学。’因为注意到那个场面的人远比听里根演说的人要多。”（葛剑雄：《禹贡传人——谭其骧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283页）
待《中国历史地图集》八册于1987年正式出版完全，校办把里根1984年由于尚未出版而没拿到的那几册，用当年大礼堂上同样的白色锦盒盛装，红色丝带扎好，寄往美国白宫。
里根自己对在复旦演讲的印象和评价
——感谢与期许
里根在当晚汪道涵市长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今天早些时候，我有机会会见了复旦大学的师生，我接触到的学生，学习是很认真的。他们想了解的不仅是我们国家，而且是我们大家共同生活的这个世界，他们都以国家的发展和幸福为己任。有这样才华横溢的青年担任未来的国家领导人，中国是很幸运的。”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说：“复旦大学这一站，是里根总统访问中国最满意的地方之一。”对复旦的热情周到的接待表示感谢。（见《复旦大学简报》1984年6月9日，第4页）
曾经长期担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的倪世雄教授，他1984年在复旦大学外事办公室工作，直接参与接待里根总统访问复旦。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3个月后，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一位公使亲手将里根总统的一封信交给我，让我转交谢校长。”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谢女士：
南希和我將经常记起我们对中国的访问，我们真诚地感谢中国人民给予我们的热情款待。
我特别地感到高兴的是在复旦大学对师生做演讲。正如我说的，你们的每一位学生都有机会帮助你们的国家实现新的繁荣。中国的未来取决于这些青年人去完成国家使命的理想和决心。我知道，我们中美教育交流项目将极大地有助于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人类的希望正在于这样的充满友谊的共同事业之中。
让我对你给与我的最好的接待和邀请我访问你们学校表示诚挚的感谢。南希要我特别地向你这位史密斯学院的校友转达她的热烈的问候。我们俩一起向你，向你们的学生和老师表示最良好的祝愿，祝愿今后的岁月会带来和平和幸福。
真诚的 罗纳德·里根（签字）
1984年6月11日
（见倪世雄：《结交一言重 相期千里至——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中美建交3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40-41页）
在递交里根总统的信时，这位美国官员明确对倪世雄说，复旦之行给里根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与阿尔茨海默氏症抗争了10年的里根于2004年6月5日与世长辞，享年93岁。入主白宫8年的时间里，里根坚持每天用日记记录下工作生活中的一点一滴，从鸡毛蒜皮的琐事到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无不一一囊括在日记之中。
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张军教授，当时作为本科经济系在1981级的学生代表之一被选中进入大礼堂聆听里根的演讲，他当时坐在大礼堂右侧的第18排第2个座位。2007年他担任加拿大女王大学政策研究学院访问研究员，6月8日在他的博客中记下《里根日记的一个片段》：“一本叫《里根日记》的书最近出版了。《日记》的确是里根的。根据里根夫人南希对电视记者证实的，里根每天睡觉前都要写下日记的。他用手记，字迹看上去很漂亮，但也不容易辨认。书里收录了大量里根的笔记，还有大量珍贵的照片。包括一张在中国长城上领取登长城证书的照片。这些照片未曾在里根的传记中发表过。我在Kingston的一书店里找到这本日记，刚上柜。我当时就一个念头，看看里根是否记下了他1984年4月底访问中国和上海的细节。”
“我在《里根日记》里找到了里根记下的4月30日在上海的细节。他写下的包括与市长会见，去了虹桥，在锦江饭店的晚宴，他说这是在中国吃的最好的一顿饭。还有去访问一中美合资企业等活动的细节。我最感兴趣的是他记下的在复旦大学的访问。他说，在复旦大学接待我们的是一个矮小的中国妇女，她是学校的校长，曾经是Smith学院和MIT的毕业生（谢希德校长）。我们去了教室，与学生见面，学生们讲很好的英语。我发表演讲之后，谢校长赠送了由这个学校的教授编写的多本历史地图集。等等。我吃惊的是，他不仅记下了每个细节的时间，而且还能记住那么多的中国人的姓氏。只有一个地方我发现他把拼音写错了。”
责任编辑 周峥嵘 章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