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旅游行业天然的脆弱性与敏感性，本次新冠疫情对旅游业的打击是显而易见的，部分子行业（如景区、主题公园、民宿业等）甚至陷入完全停摆的状态。
　　不过，虽然新冠疫情这只“黑天鹅”给旅游业带来的损失很惨烈，但并没有真正影响到旅游发展的底层逻辑。中国旅游业的转型升级其实早已是进行时，随着国民消费升级，以及供给侧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提出，我国城市旅游业的转型进程明显提速。疫情则给旅游城市带来了新考题：未来，旅游产业如何进一步提升抗风险的综合能力？

冲击何在？

　　与一般城市相比，旅游城市的旅游综合收入在GDP中占比更大。以三亚、黄山、张家界、丽江等城市为代表，其旅游业增加值GDP占比均已超过30%。因此，新冠疫情给旅游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也更为显著。
　　以三亚市为例，根据三亚市统计局统计，2019年三亚市以旅游为主体的其他营利性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2%，拉动经济增长3.2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50.7%，其中，2019年仅春节期间三亚就接待游客99.6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03.85亿元（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统计数字），而今受疫情影响，这部分收入已大打折扣，全年旅游总收入至少损失百亿元以上，新冠疫情对旅游城市的冲击力度可见一斑。
　　除了上述直接经济损失外，本次疫情对旅游城市的后续影响至少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疫情后心理阴影效应的存在，将导致市场消费回暖相对缓慢，短期之内快速止损增收困难，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消化疫情带来的消费市场下滑动量;二是部分旅游城市的全年黄金旅游期正好与疫情持续期高度重叠，如南方城市的滨海旅游、北方城市的冰雪旅游等，疫情结束后的淡季客源市场开发压力极大;三是疫情后各个旅游项目将陆续开门营业，疫情期间大量企业长时间入不敷出，大大消耗了旅游企业的账上资金，营业重启后，日常运营开支加大，现金流有断裂的风险。

非常时期非常举措

　　与科技行业不同，旅游业是一个典型的自然增长型行业，产品迭代相对较慢，市场增长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因此客观来说，疫情后的各类措施只能止损回暖，很难止损为盈，完全追回“丢失的时光”。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2003年非典对旅游行业业绩的影响轨迹：疫情后旅游消费并不会马上进入爆发期，而是分地区、分产品类别逐渐回暖——迟至第三季度中后期，才能真正迎来全面市场热度回升。
　　常规举措只能得到自然增长率，难以在疫情后得到大幅增长（如超过30%），因此，非常时期要有非常举措。从短平快的角度来看，各旅游城市可以重点考虑从以下五方面入手：
　　一是节事活动。要在疫情后的首轮出游蛋糕中切下较大的一块，就需要旅游城市拿出吸睛的表现力，在硬件设施无法立刻升级的情况下，精彩的節事活动能够立竿见影地创造市场高潮，建议各个旅游城市近期大幅增加旅游节事营销经费支出，策划主题明确、面向全家庭的一站式文娱体验节事活动。
　　二是周边旅游。受疫情管控政策及消费心理等因素影响，预计疫情后短期内入境游与长线游启动较难，市场恢复需要较长时间，旅游城市可以聚焦有限资源，重点开发3小时车程的周边游市场，主推乡村旅游、生态旅游、户外运动、森林康养四类产品，降低一道门票、观光车票等刚性费用，通过优质服务做大二次消费业务收入。
　　三是专项旅游。与大众类旅游产品的高弹性相比，部分专项旅游产品（如康疗旅游、商务旅游、研学旅游、红色旅游、宗教旅游、摄影旅游等）具备一定的刚需特性，较为适宜在疫情后快速启动，尤其是有的旅游城市在某个专项旅游产品上具备独特性竞争优势，应当充分发挥微信、抖音等社群平台的作用，通过社群营销等方式，在各细分市场提前做好蓄客工作。
　　四是在线旅游。旅游城市往往拥有大量的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科学馆等文化设施，完全具备生产线上高质量内容的潜力，如网红城市西安市共有博物馆150座，包含了大唐西市博物馆、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秦砖汉瓦博物馆等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非国有性质的博物馆，可借助视听新科技推出高画质在线看展、虚拟旅游等线上文娱付费产品。

　　与大众类旅游产品的高弹性相比，部分专项旅游产品（如康疗旅游、商务旅游、研学旅游、红色旅游、宗教旅游、摄影旅游等）具备一定的刚需特性，较为适宜在疫情后快速启动。

　　五是产品预售。经过多年的市场积累与发展，旅游消费早已成为中国国民的刚需，疫情只是暂时以非常规的方式压抑了真实的市场需求，那些被延迟的需求已然形成了巨大的现实购买力“堰塞湖”，各旅游城市可以通过设计优惠优质的产品打包方案进行预售，提前锁定目标客群，并通过预收账款的形式先期回笼一部分资金，这样既可以提前获客，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疫情期间及疫情结束后初期的现金流压力。

未来如何未雨绸缪

　　本次疫情发生后，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紧急出台了若干行业纾困托底政策，如国家税务局的税收减免、人社部的社保暂缓缴纳、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的暂退旅行社80%质量保证金，以及“苏州10条”（苏府〔2020〕15号）、“成都20条”（成府发〔2020〕3号）等。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本次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进行复盘，笔者认为，旅游城市至少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提升未来抗风险的综合能力：
　　一是制定旅游城市应急政策预案。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旅游业先后遭遇了多次危机与冲击。旅游业本就属于不确定性较高的经济产业，因此旅游城市政府应当未雨绸缪，围绕财税、金融、人力、社保、管控等方面政策做好应急预案，这样可以在紧急事件发生后节省大量会商研讨政策文件的时间，做到系统性快速反应，将损失降低到最小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