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50年6月10日，吴石将军在台湾遇害，同时被台湾国民党当局杀害的还有女共产党员朱枫、吴石的好友陈宝仓中将、吴石的亲信聂曦上校。此案震动台岛，美欧媒体多有报道。在中国大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长时期来知道此事的人很少。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境外信息的涌入，坊间有关传闻渐多，报刊上介绍吴石的文章也偶有所见。由于信息不畅，难免有些猜测、舛误。岁月倏忽，我也已耄耋之年，作为与吴石有两代深交的当事人，谨述所知，以志纪念。
难得的军事人才
张执一（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在《在敌人心脏里——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载《革命史资料》第五期，全国政协编，1981年版）一文中写到我的父亲何遂时称：“何遂，福建人，出身保定军校，曾任西北军系统孙岳部参谋长。在蒋政府长期任立法委员，抗战初即与我党发生关系，他的三子一女一媳（三个儿子是何世庸、何世平、何康，女儿何嘉，媳缪希霞），均为我党地下党员。他在旧军政界的关系很多，我经常与他接触，运用他的关系开展工作。蒋军现役军人吴石，就是通过他的关系，为我方工作，后被蒋帮杀害，是革命烈士”。近年，不少文章称吴石受“共产党员何遂单线领导”，这是不确切的，何遂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领导过吴石。吴石与父亲是几十年的生死之交，确实是受父亲影响并通过父亲和共产党建立直接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人民解放和国家统一大业，最终壮烈牺牲。
吴石，字虞薰，1894年阴历八月十五日出生于福建闽侯县螺洲乡一个“累世寒儒”的家庭；少年就读于富有维新色彩的福州开智学堂、榕城格致书院时，接触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从老师那里知道了孙中山反清起义的壮举。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7岁的吴石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福建北伐学生军；1913年春转入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1915年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与白崇禧、黄绍竑、张治中等是同期同学。吴石记忆力极强，又十分刻苦，1916年末，他在同届800学生中以第一名毕业。由于陆军部按省籍分配，当时福建省没有地方部队，并遭受皖系军阀李厚基的残暴统治，吴石不愿为军阀效力，在家闲居数月，十分苦恼。适逢孙中山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吴石乃投身福建以方声涛、张贞为领导的地方民军“驱李”斗争。他在自传中写到，此时与“归自欧洲的何叙甫”结识。我父亲字叙甫，是北京政府派赴欧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上校武官。1918年回国后，他被广州护法军政府任命为“靖闽军司令”。所谓“靖闽军”实无军队，主要依靠地方民军及反李势力。吴石与父亲在这一斗争中熟识。由于暗杀活动失败，牺牲了十多人，吴石与父亲被迫离开福建，经武汉北上。吴石因喉疾在北平休养，1922年至1924年，他拜闽籍大儒何振岱为师，学习诗词国学。从此，古典格律诗词的创作成为吴石一生的嗜好。父亲则于1920年经孙岳引荐进入直系，参与了1924年冯玉祥、孙岳、胡景翼发动的“北京政变”，成为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参谋长兼第四师师长。父亲请吴石出任该师军械处处长并统领炮兵，兼任南苑干部学校上校教官。但国民军仅一年多便在直奉两军夹击下瓦解了。这时，蒋介石正在南方誓师北伐，朱绍良任总部参谋长，委吴石为作战科长。1927年，方声涛回福建主持政务，吴石又回福建任军事所参谋处处长，致力于整理本省民军。
1929年，吴石作出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他决心到日本陆军大学去继续求学，成为一个深入了解日本军队的真正的军事家，报效国家和民族。吴石的决心得到方声涛的支持，由福建省政府出资，保送东渡留学。吴石先入日本炮兵学校，继而考入日本陆军大学。他在日本六年，一家人过着清贫淡泊的生活，把节省的钱全部用来购置日本各种军事著作和有关资料。吴石是个才子，精通日语，而且英语也很好，他埋头苦读，1934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35年，吴石回国，在南京任职参谋本部，兼任陆军大学教官，同时开始军事理论著述，陆续出版了《兵学辞典》、《孙子兵法简编》、《克罗则维兹兵法研究》等著作。这时期，他和父亲来往十分频密，已成莫逆之交。
抗日战争中的高参
1937年五六月间，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南京，父亲与代表团成员多有接触。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初步形成，叶剑英希望父亲多介绍一些朋友给他们，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父亲便把吴石、张维翰、缪秋杰（张时任立法委员，后曾为台湾监察院院长；缪时任两淮盐运使，后为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局长。此二人均为吴石好友）等介绍给了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博古等人。吴石对日军入侵深恶痛绝，对共产党提出的“枪口对外”、“团结抗日”的主张是明确赞同的。当时蒋介石组织军事委员会大本营，吴石作为军界公认的“日本通”进入大本营第二组担任副组长、代组长（组长徐祖贻未到任）兼第一处处长，负责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他在参谋部时即凭借多年积累的资料和研究心得，编撰了有关日本军队《作战之判断》、《海空军总动员》、《兵力番号编制》及主要将领的《蓝皮书》，此时再充实翻印，弥补了国民党对日军事情报储备的不足。八一三上海抗战的事实证明，日本侵略军的兵力组合、攻击指向，大多如《蓝皮书》所判断。
上海、南京沦陷后，大本营移武汉，第二组改为军令部第二厅，吴石任副厅长兼第一处处长。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每周都召见他，咨询日军动态。1938年8月，第二厅在珞珈山举办了“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吴石主持并特地邀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去讲课。我的长兄何世庸当时就以第二十集团军上尉联络参谋的身份参加了这个训练班，亲聆了周恩来作的形势报告和叶剑英讲的游击战争大课。吴石在对学员的讲话中指出，作战中的中国军队缺乏情报和保密素养，所用四字头密码早已被日军破译，这是造成战场被动的一个原因。
1938年11月下旬，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上，决定设桂林、天水两个行营，分别统一指挥南北两战场作战。桂林行营主任是白崇禧，参谋长是林蔚，吴石担任桂林行营参谋处处长。桂林行营辖第二、四、六、九战区，吴石以一腔抗日热忱承担了大量运筹协调擘划的幕僚任务。1939年11月末至12月初，日寇攻占南宁和地扼桂越交通线的要隘昆仑关，揭开了长达一年的桂南会战。初期，由白崇禧指挥，以第五军为主力，四个集团军配合作战，于当年12月31日收复昆仑关，取得了抗战以来攻坚战的首次胜利。在这次战役的紧张阶段，吴石白天不离地图，夜晚不离电话，连续几昼夜未曾合眼。昆仑关大捷吴石是有贡献的。随后由于日寇增兵，昆仑关再度失守。从1940年2月起，桂南作战改由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吴石仍然肩负参谋重责。经过艰苦作战，1940年10月末，中国军队终于收复南宁，取得了桂南会战的胜利。吴石敏锐判断了日军撤退的动向，及时组织追击，日寇仓皇逃遁出海，使南宁及沿途地方未遭破坏，且缴获了日军大批辎重。南宁作战后，吴石升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
吴石担任第四战区参谋长长达五年。这期间，他为人正直，淡泊名利，埋头苦干，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和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他得力的助手，也博得同僚广泛的赞誉与拥戴。
在抗日战争时期，吴石也非常重视发动民众协力抗日。他在桂林时，首倡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会，把大批日俘组织起来，为抗日服务。他还利用同乡纽带，创建福建旅桂同乡会做桥梁，吸引了大批南洋华侨和福建青年到广西入学参军就业。他还在自己家里热情接待过闽籍爱国侨领陈嘉庚，和他共议抗日救亡、建设乡梓、培养后人的大事。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国民党一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挑起反共磨擦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在特务密布的12个战区中，第四战区始终保持了国共团结抗日的局面，这和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参谋长吴石、中将副参谋长陈宝仓等一批爱国高级将领坚持正义立场密切相关。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驻柳州时，我父亲先任桂林行营总顾问；桂林行营撤销后，又任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总顾问。我在广西大学农学院读书时，常常得到吴石的关照。1944年日寇攻陷桂柳前，我和弟妹还有我的几位同学都是由他帮助安排撤离的。我大哥何世庸是地下党员，利用父亲与盐务总局局长缪秋杰的关系，隐蔽在广西盐务系统工作。桂林失陷前，大哥接到董必武“向桂东转移”的指示，特地去向吴石咨询，吴石向他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态势，指出桂东三角地带，日军兵力暂难顾及，是相对安全稳定的地区。这个分析帮助了新任桂东盐务办事处处长的大哥利用控制的5万多担存盐（战乱中每担盐市价1两黄金），放手支持桂东自卫抗战保护民主力量。后来事实证明，吴石的判断是准确的。
情报工作建奇功
吴石与父亲投缘，不仅因为思想性格相近，还因为他们都酷爱中国古典诗词书画，且都有较高的造诣。在吴石出版的《东游乙稿》一书中有一首《喜叙甫至》的七律，记述了他们1931年夏相聚于日本的情景：“羽音夕至客朝临，鸡黍微情一往深。相慰百书输此面，论交几辈得齐心。”当时吴石是日本陆军大学的留学生，父亲是到日本考察的。异国相聚，欣喜之情跃然纸上。父亲回国后，曾在家中说：“日本人要在东北挑起事端。”看来他们那时对中日局势是有议论的。在父亲画的《长江万里图》上，吴石题了四首诗词。题在三峡段的七律，首联是：“远览方知天地宽，心安蜀道未为难”。平平淡淡的诗句，凸显出深刻的哲理：人只有眼光远大才能知道天地的宽阔；只要意志坚定，心态平稳，面对蜀道也不以为难。题在武汉段的七律，回顾了他与父亲1919年过武汉的游踪，“孤心郁勃凭双剑，共济安危托一舟”，道出了他们之间“共济安危”的非同寻常的关系。父亲在吴石50岁生日时写了一首《百字令》的长词送给他，其中一句为“收拾乾坤归腕底，吾辈固应如是”，口气很大，但这确实是他们共同的抱负。
抗战胜利后，吴石回到南京，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吴石在抗日期间就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做法不满。桂柳战役失利，身处第一线的吴石对“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局面痛心疾首；而蒋介石偏爱嫡系，重用刘峙之流无能败将，也让他深为不平。他受过系统的高等军事教育，却始终无缘军队的实权，这是吴石难解的心结。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五子登科”式的“劫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情景，特别是蒋介石违背广大民众和平建国的意愿，悍然发动内战，使他感到非常失望，多次发出“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的喟叹。我父亲在爱国、抗日、反蒋这条心路上与吴石十分一致。父亲虽然胸无城府，政治上却敏感而清醒。西安事变后，他明确拥护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真诚地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内战爆发，他对蒋介石政权完全绝望，认识到，要救中国只有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他和吴石之间的交流，没有什么隐晦，这种鲜明的态度对吴石的影响是很直接的。吴石也表示，希望通过父亲和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建立直接接触。
1938年，我在抗日烽火中于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敌宣传队，次年5月在重庆南开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形势和工作的需要，我和两个哥哥（大哥何世庸是延安抗大第五期的，二哥何世平是抗大第四期的）的组织关系都转至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叶剑英直接领导。叶剑英调回延安后，由董必武直接领导，直到1946年末才一起转到中共中央上海局。上海局的书记是刘晓，副书记是刘长胜，负责统战、军运工作的领导是张执一。我当时的公开身份是瑞明企业公司总经理。瑞明公司公开业务是做西药、货运等生意，实际上是中共上海局一个核心的经济机构。1947年4月，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等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并宴请了吴石，父亲和我在座。这是吴石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开始。
此后，在上海愚园路俭德坊2号我家寓所，张执一与吴石有过多次单独会面。俭德坊2号是一幢有围墙院落的三层西式小楼，我父母与我一家住在一起。父亲当时是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素以交游广泛知名，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在上海解放前，主要以此为联络点，由张执一和我与吴石联系。1948年底，吴石调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组织上派谢筱廼赴闽配合他工作。吴石那时经常往返于沪宁之间，不断送来重要情报，大多由他自己送来，有时则包扎好，写明由我父亲收，派他的亲信副官聂曦送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49年3月，吴石亲自到俭德坊，把一组绝密情报亲手交给我，其中有一张图比较大，是国民党军队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我当时很注意地看了，使我吃惊的是，图上标明的部队番号竟细致到团。我知道这组情报分量之重，迅即交给了张执一。关于这组情报，渡江战役时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的张震将军，曾两次向我提及。一次是在上海解放不久军地干部集会见面时，他知道我是上海地下党，高兴地对我说：“渡江战役前，我们收到了上海地下党送来的情报，了解了国民党长江江防兵力部署的情况，这对渡江作战很有帮助。”另一次是我担任国家农业部部长以后见面时，他再次讲了类似的话，并提到准确的情报对确定渡江的主攻方位是有参考作用的。
1949年4月下旬，吴石和我父亲、妹妹何嘉（中共上海局地下党员，时为复旦大学社会系二年级学生），同机从上海飞往广州。临行前夜，我与爱人缪希霞（中共上海局地下党员，瑞明企业公司财务主任）等在霞飞路“卡弗卡斯”咖啡馆为吴石饯别。那个店有一个不大的舞池，留声机不停地播放“何日君再来”之类的歌舞曲。吴石告诉我们，他接到了催他赴榕莅职的电报，他到广州短暂停留（国民党政府已迁至广州）后，即赶赴福州。当时解放大军已首先从安徽胜利渡江，我们会心地交换了对局势的看法。他知道我将留待上海解放，今后我们很难再直接联系，不胜依惜。吴石是豪爽侠义之人，平时讷于言，当晚却心情激越。他兴奋地跳舞，还用福州乡音吟唱出那首古老的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当时只感到他心潮奔涌，此去福州，必有所为。没想到这竟是我与吴石的永别。
吴石在广州短暂停留即赴福州莅职，临行前将一包重要情报留给父亲，父亲让何世庸与何嘉送出。这组情报包括：国民党在江南地区的兵力部署图，国民党在江南地区军队的编制、人数及装备情况以及国民党总兵力统计和总后勤方面的统计资料等，都是铅印的。何世庸借口送其妻回娘家分娩，与何嘉等，夹带着这组相当数量的情报安全到达香港。
吴石于5月初返回福州，6月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有汤恩伯、朱绍良、李以劻等出席的福州军事会议。蒋介石很想固守福州，以屏蔽台湾。吴石违反蒋的意愿，极力阻止修建福州半永久性城防工事，使大批市民免遭劳役和战俘之苦。他通过谢筱廼送出许多重要情报。谢筱廼曾深情地回忆：“吴石将军为人忠厚，亲切热诚而且学识渊博。对我这当年只有二十来岁的年青人十分体贴，每星期我都到温泉路吴家一次，有时还在那儿吃饭。吴夫人也很和气，办完事，吴将军每次都亲自送我到巷口，还一再关照，万一出事要及时设法通知，好营救。在周密安排下，福州没打什么仗就解放了。吴石将军于福州解放前夕飞台湾。我们曾相约在台湾相会，后因我另有任务，未能履约。” 不仅如此，吴石还极富远见地冒险将一批原定直运台湾的绝密军事档案留给了新的人民政权。这批档案原由国防部史政局保存，共500多箱。后来他将其中核心部献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一片丹心存青史
吴石于福州解放前夕飞往台北，就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这时，我的父亲和妹妹，按照组织意图也在台北执行任务，他们原本是准备留在台湾工作的。我二哥何世平则已经在台湾台南、高雄等地盐务机构工作三年多了，母亲与他们一家人同住。张执一这年春天还到台湾检查并安排过他的工作。但此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上海是个国际性的大都市，西方对共产党能否成功接管上海十分关注，外电包括港澳媒体的报道中出现了我的名字（我是接收上海的军管会农林处处长）。这消息传得很快，我二哥的同事已经公开散布：“何家弟兄都是共产党。”这就使何家人失去了在台湾继续工作的基础，组织上急令他们撤出。这段时间，吴石与父亲在台北接触密切，他们还以携带家人游山玩水为名进行密商。当时中国大陆的战局已经明朗，蒋介石集团企图凭借台湾海峡固守台湾，而海空力量薄弱的人民解放军要跨海作战，来自内部的准确情报就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一环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无论吴石还是我的父亲和兄妹，都相信共产党将不惜代价通过军事手段解放台湾，不会容忍国家的分裂。这样，吴石确实面临了人生重大的抉择。他虽然已经对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但到了台湾，海峡阻隔，基本上和共产党断了联系，他可以完全切断这种联系，安稳地在台湾做他的高官。如果选择继续为共产党工作，就必须在组织上建立更紧密的秘密联系，那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吴石恰恰作出了甘冒斧钺的选择，他同意继续为共产党工作，并主动接上关系，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统一效命。吴石的抉择是他一贯爱国思想的延续，也和我父亲的影响分不开。
此时，蒋介石的残余力量已基本集中于台湾，这个突然拥挤的岛屿变得十分敏感而危险。吴石关心朋友的安危胜于自己，他一再催促父亲赶紧离开虎口。他们经过商量，我的母亲、二哥一家和妹妹于8月末9月初由基隆乘船到广州，然后转往香港。随后，由吴石买好从台北直飞香港的机票，并亲自送我父亲到机场，看他走进了飞机。紧接着，吴石也悄然来到香港，经何嘉联系，并陪同他到港岛牛奶公司与余秉熹见面，他们单独作了长谈。事后，何嘉陪吴石渡海过九龙，吴石笑着对何嘉说：“小妹，我该给你买双鞋了，为我的事情，你的鞋都跑坏了。”吴石对我们兄妹，一向是很亲切随和的。这次吴石很快就回台北了。10月初，吴石再次来到香港。何嘉再去找余秉熹。余说：“万景光已来香港，这个事情今后由万景光负责。”（万时为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的领导人）第二天，万景光就到九龙塘沙福道李朗如（香港陈李济的老板，解放后曾任广州市副市长，他是我大哥的岳父）家来看望了我的父亲，随即由我两位哥哥和妹妹陪同万景光去见吴石。谈完话，告辞出来，万景光又命何嘉回去送送吴石。当天下午，吴石飞回台北，何嘉送他到启德机场，目送他离去。
吴石回台后，曾三次派人送情报到香港，其中两次是由他的亲信聂曦送来，一次是托我姑父的弟弟送来，都由他亲自封好，写明由我父亲亲启。1949年12月，我父母和妹妹由香港回到上海。仅仅隔了几个月，便传来吴石在台湾遇害的消息。我父亲闻此噩耗，痛不欲生，致心脏病发作。父亲生前多次说：“吴石是为人民解放和祖国的统一牺牲的。”
吴石有一子一女留在大陆，长子吴韶成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系，高级经济师，是河南省冶金建材厅总经济师，河南省第六、七届人大代表。长女吴兰成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北京市第六、七、八届政协委员，还是北京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他们长期承受外界的误解甚至迫害。“文化大革命”中的1972年，吴韶成写信向中央申诉。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直接干预下，1973年吴石将军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吴石夫人王碧奎女士当年也牵连入狱，吴石牺牲后，经故旧多方营救才被释放，独自含辛茹苦抚养尚幼的一子一女，直到1980年5月才得以移居美国洛杉矶。翌年冬，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吴韶成、吴兰成赴美探亲，分离近40年后骨肉终获团聚。韶成兄妹带回其父在狱中秘密书写于画册背面的绝笔书。这是吴石留下的最后的笔墨。他概述了生平抱负，表达了对妻子的歉意和深深的眷恋，亦表示不忘故人对自己的恩惠。想到自己的两儿两女，他写道：“余素不事资产，生活亦俭朴，手边有钱，均以购书与援助戚友……所望儿辈体会余一生清廉，应知自立，为善人，谨守吾家清廉节俭家风，则吾意足矣。”末尾，留下一首绝笔诗：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
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
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吴石，人如其名，他像一块巨石，坚硬、厚重、洁净，朴实无华，任湍流激荡，不改凛然身姿。
1991年12月10日，长期在周恩来总理身边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罗青长（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在接见韶成、兰成兄妹时说：“我们对你们父亲的事一直念念不忘，我当时是当事人之一。1972年接到你（指韶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申诉报告，周总理、叶帅都亲自过目并作了批示，派人去河南专门处理此案，落实政策。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总理弥留之际，还不忘这些旧友，专门找我作过交代。你们父亲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作过很大贡献，这有利于加速军事进程，避免重大伤亡。最终他献出生命，我们是不会忘记的。”接见时，我和谢筱廼在座。罗青长为吴石烈士纪念册的题词是：“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1993年2月，王碧奎女士在美国洛杉矶逝世。1994年，吴石小女吴学成从台湾捧回了父亲的遗骨，吴石幼子吴健成从美国捧回了母亲的遗骨，国家有关部门遵照二位故人的遗愿，把他们合葬于北京福田公墓，并由我主持举行了小范围的追悼仪式。
吴石丹心永照！吴石忠魂不朽！
（责任编辑 陈小丽）
难得的军事人才
张执一（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在《在敌人心脏里——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载《革命史资料》第五期，全国政协编，1981年版）一文中写到我的父亲何遂时称：“何遂，福建人，出身保定军校，曾任西北军系统孙岳部参谋长。在蒋政府长期任立法委员，抗战初即与我党发生关系，他的三子一女一媳（三个儿子是何世庸、何世平、何康，女儿何嘉，媳缪希霞），均为我党地下党员。他在旧军政界的关系很多，我经常与他接触，运用他的关系开展工作。蒋军现役军人吴石，就是通过他的关系，为我方工作，后被蒋帮杀害，是革命烈士”。近年，不少文章称吴石受“共产党员何遂单线领导”，这是不确切的，何遂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领导过吴石。吴石与父亲是几十年的生死之交，确实是受父亲影响并通过父亲和共产党建立直接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人民解放和国家统一大业，最终壮烈牺牲。
吴石，字虞薰，1894年阴历八月十五日出生于福建闽侯县螺洲乡一个“累世寒儒”的家庭；少年就读于富有维新色彩的福州开智学堂、榕城格致书院时，接触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从老师那里知道了孙中山反清起义的壮举。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7岁的吴石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福建北伐学生军；1913年春转入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1915年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与白崇禧、黄绍竑、张治中等是同期同学。吴石记忆力极强，又十分刻苦，1916年末，他在同届800学生中以第一名毕业。由于陆军部按省籍分配，当时福建省没有地方部队，并遭受皖系军阀李厚基的残暴统治，吴石不愿为军阀效力，在家闲居数月，十分苦恼。适逢孙中山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吴石乃投身福建以方声涛、张贞为领导的地方民军“驱李”斗争。他在自传中写到，此时与“归自欧洲的何叙甫”结识。我父亲字叙甫，是北京政府派赴欧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上校武官。1918年回国后，他被广州护法军政府任命为“靖闽军司令”。所谓“靖闽军”实无军队，主要依靠地方民军及反李势力。吴石与父亲在这一斗争中熟识。由于暗杀活动失败，牺牲了十多人，吴石与父亲被迫离开福建，经武汉北上。吴石因喉疾在北平休养，1922年至1924年，他拜闽籍大儒何振岱为师，学习诗词国学。从此，古典格律诗词的创作成为吴石一生的嗜好。父亲则于1920年经孙岳引荐进入直系，参与了1924年冯玉祥、孙岳、胡景翼发动的“北京政变”，成为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参谋长兼第四师师长。父亲请吴石出任该师军械处处长并统领炮兵，兼任南苑干部学校上校教官。但国民军仅一年多便在直奉两军夹击下瓦解了。这时，蒋介石正在南方誓师北伐，朱绍良任总部参谋长，委吴石为作战科长。1927年，方声涛回福建主持政务，吴石又回福建任军事所参谋处处长，致力于整理本省民军。
1929年，吴石作出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他决心到日本陆军大学去继续求学，成为一个深入了解日本军队的真正的军事家，报效国家和民族。吴石的决心得到方声涛的支持，由福建省政府出资，保送东渡留学。吴石先入日本炮兵学校，继而考入日本陆军大学。他在日本六年，一家人过着清贫淡泊的生活，把节省的钱全部用来购置日本各种军事著作和有关资料。吴石是个才子，精通日语，而且英语也很好，他埋头苦读，1934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35年，吴石回国，在南京任职参谋本部，兼任陆军大学教官，同时开始军事理论著述，陆续出版了《兵学辞典》、《孙子兵法简编》、《克罗则维兹兵法研究》等著作。这时期，他和父亲来往十分频密，已成莫逆之交。
抗日战争中的高参
1937年五六月间，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南京，父亲与代表团成员多有接触。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初步形成，叶剑英希望父亲多介绍一些朋友给他们，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父亲便把吴石、张维翰、缪秋杰（张时任立法委员，后曾为台湾监察院院长；缪时任两淮盐运使，后为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局长。此二人均为吴石好友）等介绍给了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博古等人。吴石对日军入侵深恶痛绝，对共产党提出的“枪口对外”、“团结抗日”的主张是明确赞同的。当时蒋介石组织军事委员会大本营，吴石作为军界公认的“日本通”进入大本营第二组担任副组长、代组长（组长徐祖贻未到任）兼第一处处长，负责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他在参谋部时即凭借多年积累的资料和研究心得，编撰了有关日本军队《作战之判断》、《海空军总动员》、《兵力番号编制》及主要将领的《蓝皮书》，此时再充实翻印，弥补了国民党对日军事情报储备的不足。八一三上海抗战的事实证明，日本侵略军的兵力组合、攻击指向，大多如《蓝皮书》所判断。
上海、南京沦陷后，大本营移武汉，第二组改为军令部第二厅，吴石任副厅长兼第一处处长。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每周都召见他，咨询日军动态。1938年8月，第二厅在珞珈山举办了“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吴石主持并特地邀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去讲课。我的长兄何世庸当时就以第二十集团军上尉联络参谋的身份参加了这个训练班，亲聆了周恩来作的形势报告和叶剑英讲的游击战争大课。吴石在对学员的讲话中指出，作战中的中国军队缺乏情报和保密素养，所用四字头密码早已被日军破译，这是造成战场被动的一个原因。
1938年11月下旬，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上，决定设桂林、天水两个行营，分别统一指挥南北两战场作战。桂林行营主任是白崇禧，参谋长是林蔚，吴石担任桂林行营参谋处处长。桂林行营辖第二、四、六、九战区，吴石以一腔抗日热忱承担了大量运筹协调擘划的幕僚任务。1939年11月末至12月初，日寇攻占南宁和地扼桂越交通线的要隘昆仑关，揭开了长达一年的桂南会战。初期，由白崇禧指挥，以第五军为主力，四个集团军配合作战，于当年12月31日收复昆仑关，取得了抗战以来攻坚战的首次胜利。在这次战役的紧张阶段，吴石白天不离地图，夜晚不离电话，连续几昼夜未曾合眼。昆仑关大捷吴石是有贡献的。随后由于日寇增兵，昆仑关再度失守。从1940年2月起，桂南作战改由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吴石仍然肩负参谋重责。经过艰苦作战，1940年10月末，中国军队终于收复南宁，取得了桂南会战的胜利。吴石敏锐判断了日军撤退的动向，及时组织追击，日寇仓皇逃遁出海，使南宁及沿途地方未遭破坏，且缴获了日军大批辎重。南宁作战后，吴石升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
吴石担任第四战区参谋长长达五年。这期间，他为人正直，淡泊名利，埋头苦干，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和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他得力的助手，也博得同僚广泛的赞誉与拥戴。
在抗日战争时期，吴石也非常重视发动民众协力抗日。他在桂林时，首倡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会，把大批日俘组织起来，为抗日服务。他还利用同乡纽带，创建福建旅桂同乡会做桥梁，吸引了大批南洋华侨和福建青年到广西入学参军就业。他还在自己家里热情接待过闽籍爱国侨领陈嘉庚，和他共议抗日救亡、建设乡梓、培养后人的大事。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国民党一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挑起反共磨擦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在特务密布的12个战区中，第四战区始终保持了国共团结抗日的局面，这和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参谋长吴石、中将副参谋长陈宝仓等一批爱国高级将领坚持正义立场密切相关。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驻柳州时，我父亲先任桂林行营总顾问；桂林行营撤销后，又任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总顾问。我在广西大学农学院读书时，常常得到吴石的关照。1944年日寇攻陷桂柳前，我和弟妹还有我的几位同学都是由他帮助安排撤离的。我大哥何世庸是地下党员，利用父亲与盐务总局局长缪秋杰的关系，隐蔽在广西盐务系统工作。桂林失陷前，大哥接到董必武“向桂东转移”的指示，特地去向吴石咨询，吴石向他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态势，指出桂东三角地带，日军兵力暂难顾及，是相对安全稳定的地区。这个分析帮助了新任桂东盐务办事处处长的大哥利用控制的5万多担存盐（战乱中每担盐市价1两黄金），放手支持桂东自卫抗战保护民主力量。后来事实证明，吴石的判断是准确的。
情报工作建奇功
吴石与父亲投缘，不仅因为思想性格相近，还因为他们都酷爱中国古典诗词书画，且都有较高的造诣。在吴石出版的《东游乙稿》一书中有一首《喜叙甫至》的七律，记述了他们1931年夏相聚于日本的情景：“羽音夕至客朝临，鸡黍微情一往深。相慰百书输此面，论交几辈得齐心。”当时吴石是日本陆军大学的留学生，父亲是到日本考察的。异国相聚，欣喜之情跃然纸上。父亲回国后，曾在家中说：“日本人要在东北挑起事端。”看来他们那时对中日局势是有议论的。在父亲画的《长江万里图》上，吴石题了四首诗词。题在三峡段的七律，首联是：“远览方知天地宽，心安蜀道未为难”。平平淡淡的诗句，凸显出深刻的哲理：人只有眼光远大才能知道天地的宽阔；只要意志坚定，心态平稳，面对蜀道也不以为难。题在武汉段的七律，回顾了他与父亲1919年过武汉的游踪，“孤心郁勃凭双剑，共济安危托一舟”，道出了他们之间“共济安危”的非同寻常的关系。父亲在吴石50岁生日时写了一首《百字令》的长词送给他，其中一句为“收拾乾坤归腕底，吾辈固应如是”，口气很大，但这确实是他们共同的抱负。
抗战胜利后，吴石回到南京，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吴石在抗日期间就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做法不满。桂柳战役失利，身处第一线的吴石对“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局面痛心疾首；而蒋介石偏爱嫡系，重用刘峙之流无能败将，也让他深为不平。他受过系统的高等军事教育，却始终无缘军队的实权，这是吴石难解的心结。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五子登科”式的“劫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情景，特别是蒋介石违背广大民众和平建国的意愿，悍然发动内战，使他感到非常失望，多次发出“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的喟叹。我父亲在爱国、抗日、反蒋这条心路上与吴石十分一致。父亲虽然胸无城府，政治上却敏感而清醒。西安事变后，他明确拥护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真诚地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内战爆发，他对蒋介石政权完全绝望，认识到，要救中国只有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他和吴石之间的交流，没有什么隐晦，这种鲜明的态度对吴石的影响是很直接的。吴石也表示，希望通过父亲和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建立直接接触。
1938年，我在抗日烽火中于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敌宣传队，次年5月在重庆南开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形势和工作的需要，我和两个哥哥（大哥何世庸是延安抗大第五期的，二哥何世平是抗大第四期的）的组织关系都转至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叶剑英直接领导。叶剑英调回延安后，由董必武直接领导，直到1946年末才一起转到中共中央上海局。上海局的书记是刘晓，副书记是刘长胜，负责统战、军运工作的领导是张执一。我当时的公开身份是瑞明企业公司总经理。瑞明公司公开业务是做西药、货运等生意，实际上是中共上海局一个核心的经济机构。1947年4月，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等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并宴请了吴石，父亲和我在座。这是吴石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开始。
此后，在上海愚园路俭德坊2号我家寓所，张执一与吴石有过多次单独会面。俭德坊2号是一幢有围墙院落的三层西式小楼，我父母与我一家住在一起。父亲当时是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素以交游广泛知名，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在上海解放前，主要以此为联络点，由张执一和我与吴石联系。1948年底，吴石调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组织上派谢筱廼赴闽配合他工作。吴石那时经常往返于沪宁之间，不断送来重要情报，大多由他自己送来，有时则包扎好，写明由我父亲收，派他的亲信副官聂曦送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49年3月，吴石亲自到俭德坊，把一组绝密情报亲手交给我，其中有一张图比较大，是国民党军队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我当时很注意地看了，使我吃惊的是，图上标明的部队番号竟细致到团。我知道这组情报分量之重，迅即交给了张执一。关于这组情报，渡江战役时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的张震将军，曾两次向我提及。一次是在上海解放不久军地干部集会见面时，他知道我是上海地下党，高兴地对我说：“渡江战役前，我们收到了上海地下党送来的情报，了解了国民党长江江防兵力部署的情况，这对渡江作战很有帮助。”另一次是我担任国家农业部部长以后见面时，他再次讲了类似的话，并提到准确的情报对确定渡江的主攻方位是有参考作用的。
1949年4月下旬，吴石和我父亲、妹妹何嘉（中共上海局地下党员，时为复旦大学社会系二年级学生），同机从上海飞往广州。临行前夜，我与爱人缪希霞（中共上海局地下党员，瑞明企业公司财务主任）等在霞飞路“卡弗卡斯”咖啡馆为吴石饯别。那个店有一个不大的舞池，留声机不停地播放“何日君再来”之类的歌舞曲。吴石告诉我们，他接到了催他赴榕莅职的电报，他到广州短暂停留（国民党政府已迁至广州）后，即赶赴福州。当时解放大军已首先从安徽胜利渡江，我们会心地交换了对局势的看法。他知道我将留待上海解放，今后我们很难再直接联系，不胜依惜。吴石是豪爽侠义之人，平时讷于言，当晚却心情激越。他兴奋地跳舞，还用福州乡音吟唱出那首古老的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当时只感到他心潮奔涌，此去福州，必有所为。没想到这竟是我与吴石的永别。
吴石在广州短暂停留即赴福州莅职，临行前将一包重要情报留给父亲，父亲让何世庸与何嘉送出。这组情报包括：国民党在江南地区的兵力部署图，国民党在江南地区军队的编制、人数及装备情况以及国民党总兵力统计和总后勤方面的统计资料等，都是铅印的。何世庸借口送其妻回娘家分娩，与何嘉等，夹带着这组相当数量的情报安全到达香港。
吴石于5月初返回福州，6月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有汤恩伯、朱绍良、李以劻等出席的福州军事会议。蒋介石很想固守福州，以屏蔽台湾。吴石违反蒋的意愿，极力阻止修建福州半永久性城防工事，使大批市民免遭劳役和战俘之苦。他通过谢筱廼送出许多重要情报。谢筱廼曾深情地回忆：“吴石将军为人忠厚，亲切热诚而且学识渊博。对我这当年只有二十来岁的年青人十分体贴，每星期我都到温泉路吴家一次，有时还在那儿吃饭。吴夫人也很和气，办完事，吴将军每次都亲自送我到巷口，还一再关照，万一出事要及时设法通知，好营救。在周密安排下，福州没打什么仗就解放了。吴石将军于福州解放前夕飞台湾。我们曾相约在台湾相会，后因我另有任务，未能履约。” 不仅如此，吴石还极富远见地冒险将一批原定直运台湾的绝密军事档案留给了新的人民政权。这批档案原由国防部史政局保存，共500多箱。后来他将其中核心部献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一片丹心存青史
吴石于福州解放前夕飞往台北，就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这时，我的父亲和妹妹，按照组织意图也在台北执行任务，他们原本是准备留在台湾工作的。我二哥何世平则已经在台湾台南、高雄等地盐务机构工作三年多了，母亲与他们一家人同住。张执一这年春天还到台湾检查并安排过他的工作。但此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上海是个国际性的大都市，西方对共产党能否成功接管上海十分关注，外电包括港澳媒体的报道中出现了我的名字（我是接收上海的军管会农林处处长）。这消息传得很快，我二哥的同事已经公开散布：“何家弟兄都是共产党。”这就使何家人失去了在台湾继续工作的基础，组织上急令他们撤出。这段时间，吴石与父亲在台北接触密切，他们还以携带家人游山玩水为名进行密商。当时中国大陆的战局已经明朗，蒋介石集团企图凭借台湾海峡固守台湾，而海空力量薄弱的人民解放军要跨海作战，来自内部的准确情报就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一环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无论吴石还是我的父亲和兄妹，都相信共产党将不惜代价通过军事手段解放台湾，不会容忍国家的分裂。这样，吴石确实面临了人生重大的抉择。他虽然已经对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但到了台湾，海峡阻隔，基本上和共产党断了联系，他可以完全切断这种联系，安稳地在台湾做他的高官。如果选择继续为共产党工作，就必须在组织上建立更紧密的秘密联系，那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吴石恰恰作出了甘冒斧钺的选择，他同意继续为共产党工作，并主动接上关系，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统一效命。吴石的抉择是他一贯爱国思想的延续，也和我父亲的影响分不开。
此时，蒋介石的残余力量已基本集中于台湾，这个突然拥挤的岛屿变得十分敏感而危险。吴石关心朋友的安危胜于自己，他一再催促父亲赶紧离开虎口。他们经过商量，我的母亲、二哥一家和妹妹于8月末9月初由基隆乘船到广州，然后转往香港。随后，由吴石买好从台北直飞香港的机票，并亲自送我父亲到机场，看他走进了飞机。紧接着，吴石也悄然来到香港，经何嘉联系，并陪同他到港岛牛奶公司与余秉熹见面，他们单独作了长谈。事后，何嘉陪吴石渡海过九龙，吴石笑着对何嘉说：“小妹，我该给你买双鞋了，为我的事情，你的鞋都跑坏了。”吴石对我们兄妹，一向是很亲切随和的。这次吴石很快就回台北了。10月初，吴石再次来到香港。何嘉再去找余秉熹。余说：“万景光已来香港，这个事情今后由万景光负责。”（万时为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的领导人）第二天，万景光就到九龙塘沙福道李朗如（香港陈李济的老板，解放后曾任广州市副市长，他是我大哥的岳父）家来看望了我的父亲，随即由我两位哥哥和妹妹陪同万景光去见吴石。谈完话，告辞出来，万景光又命何嘉回去送送吴石。当天下午，吴石飞回台北，何嘉送他到启德机场，目送他离去。
吴石回台后，曾三次派人送情报到香港，其中两次是由他的亲信聂曦送来，一次是托我姑父的弟弟送来，都由他亲自封好，写明由我父亲亲启。1949年12月，我父母和妹妹由香港回到上海。仅仅隔了几个月，便传来吴石在台湾遇害的消息。我父亲闻此噩耗，痛不欲生，致心脏病发作。父亲生前多次说：“吴石是为人民解放和祖国的统一牺牲的。”
吴石有一子一女留在大陆，长子吴韶成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系，高级经济师，是河南省冶金建材厅总经济师，河南省第六、七届人大代表。长女吴兰成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北京市第六、七、八届政协委员，还是北京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他们长期承受外界的误解甚至迫害。“文化大革命”中的1972年，吴韶成写信向中央申诉。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直接干预下，1973年吴石将军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吴石夫人王碧奎女士当年也牵连入狱，吴石牺牲后，经故旧多方营救才被释放，独自含辛茹苦抚养尚幼的一子一女，直到1980年5月才得以移居美国洛杉矶。翌年冬，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吴韶成、吴兰成赴美探亲，分离近40年后骨肉终获团聚。韶成兄妹带回其父在狱中秘密书写于画册背面的绝笔书。这是吴石留下的最后的笔墨。他概述了生平抱负，表达了对妻子的歉意和深深的眷恋，亦表示不忘故人对自己的恩惠。想到自己的两儿两女，他写道：“余素不事资产，生活亦俭朴，手边有钱，均以购书与援助戚友……所望儿辈体会余一生清廉，应知自立，为善人，谨守吾家清廉节俭家风，则吾意足矣。”末尾，留下一首绝笔诗：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
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
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吴石，人如其名，他像一块巨石，坚硬、厚重、洁净，朴实无华，任湍流激荡，不改凛然身姿。
1991年12月10日，长期在周恩来总理身边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罗青长（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在接见韶成、兰成兄妹时说：“我们对你们父亲的事一直念念不忘，我当时是当事人之一。1972年接到你（指韶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申诉报告，周总理、叶帅都亲自过目并作了批示，派人去河南专门处理此案，落实政策。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总理弥留之际，还不忘这些旧友，专门找我作过交代。你们父亲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作过很大贡献，这有利于加速军事进程，避免重大伤亡。最终他献出生命，我们是不会忘记的。”接见时，我和谢筱廼在座。罗青长为吴石烈士纪念册的题词是：“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1993年2月，王碧奎女士在美国洛杉矶逝世。1994年，吴石小女吴学成从台湾捧回了父亲的遗骨，吴石幼子吴健成从美国捧回了母亲的遗骨，国家有关部门遵照二位故人的遗愿，把他们合葬于北京福田公墓，并由我主持举行了小范围的追悼仪式。
吴石丹心永照！吴石忠魂不朽！
（责任编辑 陈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