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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已成中国史研究的套语，而其政治论，特别是牵扯帝国主义问题的所谓“文化中心移动论”与“地方分治论”，在日、中两国都引发持续的争议。内藤湖南本人是如此醒目，而又如此复杂多面，可谓熟悉的陌生人，裁剪其片段进行局部研究尚可入手，若要进行整体探讨，则其表面的熟悉与醒目恰成最大的障碍，反而无法看清其整体。
傅佛果（Joshua A. Fogel）《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一八六六—一九三四）》（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o Konan，1866-1934）一书，正是要探索内藤湖南颇难把握的整体性。在书首，他选择了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一句名言作为题词：“所谓历史，就是从全人类的观点来理解的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生命。”这点明了作者的立意：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立场，寻找贯通内藤湖南生命历程的某个“一”。
这种整体性，是为了纠正既有内藤湖南认识偏于学术回溯抑或政治批评的两极状况。傅佛果以汉学为内藤湖南学术的根基，强调他持有“中日文化一体论”的立场，故学问应置于明清以来中国朴学、经世学的范围内加以探讨；作为具有第三方立场的美国人，傅佛果试图超越“二战”以来中、日两国内部对“帝国主义”问题的争论，主张“湖南的整个学术工作绝不是‘帝国主义’这样一个过于单纯化的概念所能够概括与评价的”。故他认为内藤湖南的学术与政治是不可分的整体，必须一起讨论，具体而言，则是“努力寻找在湖南的政治观点（在大量的新闻评论性文章中有着清楚的呈现）与其关于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影响”—此亦即本书副题“政治与汉学”所要表达的意思。
傅佛果对内藤湖南整体性的追寻，如其书前题词所提示的，接续着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德国精神科学的努力，侧重把握特定人物安身立命的“精神”，亦即其生命的基调。内藤湖南早年为记者，中年之后虽居于学术“牙城”，但对时事仍关心备至。故在傅佛果看来，内藤湖南生命的根本基调，在于publicist。这一介于学术政治之间、让译者感到颇难翻译的词语，使内藤湖南早期的游记、时评、政论、讲演与后期的学术著作、文章获得了同等地位，而通过将二者置于同一人的生命整体中予以把握，傅佛果试图重新打通被后来者强分为两截的内藤湖南的学术与政治，将他所处时代与所研究的传统中国联系起来。而在这一新的架构下，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或文化中心移动论，就成为他生命整体某一方面的表现或某一阶段的产物。
概言之，这是要以更内在化的方式研究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在个人与时代的不断互动中展开其生命历程。而他publicist的一面，直接体现为以学经世，故其学问在从当代向古代的回溯性思考中逐渐形成，个人生命史与内藤中国学的形成史实为一体。为此，傅佛果强调用内藤湖南自己的表述把握其思想与实践，尤其是要将他放入中国文化内部，使他与中国的关系变得更为“有机”。结果，越深入内藤湖南对中国的论述，就越深入他的生命本身，反之亦然。
在傅佛果看来，每个人所处身的时代本质上都是事件性与时刻性的。故他把握内藤湖南，注重确定一个呈现后者精神的当代事件：如波考克（J.G.A.Pocock）式的形成与展开某人思想与生命的时机性的“Moment”，通过它，对特定个人的整体性理解得以可能。在傅佛果看来，主导内藤湖南生命的“Moment”并不在日本内部，而在他的精神故乡—中国，具体来说就是辛亥革命。“在湖南的所有关切和著作中，如果要选择某一事件或者某一系列事件作为其中心，那么就非辛亥革命莫属了。”“湖南是为了正确认识辛亥革命所引起的清朝灭亡及其后的政治混乱局面，并试图在中国发展史或者说近代化进程中给其一个历史定位，而开始上溯中国史追寻和探究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前提的。”换言之，辛亥革命是使内藤湖南成为内藤湖南的关键性触媒，他一生的学问与事业都围绕此点展开。
这是个颇有几分浪漫主义甚至存在主义气息的研究设定：内藤湖南的存在的“整体性”以及理解它的可能性，必须经过辛亥革命这一历史瞬间才得以绽露。与之相关的是，内藤湖南生活世界的三块基石：日本、中国与西方，傅佛果最强调的就是中国因素，在他看来，内藤湖南生命中的其他部分，包括他与日本自身的关系，他疑似帝国主义式的言论，都是现象层面的事物，其相对意义，必须依照与中国这一根源性的文化生命体的关系来理解。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内藤湖南自己理解历史的方式。他是位重视以基本形式把握历史中的“杂多”现象的思想家，强调抓住决定存在样态的本质性特征，而不纠缠于面面俱到地处理所有“细节”。他著名的时代划分，实为从关键特征出发对中国演变阶段进行整体判定，可谓对历史的完形式理解。具体言之，他著名的“宋代近世说”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即宋以来平民主义兴起，在傅佛果看来，这颇类似于托克维尔观察美国，“出身法兰西名门的托克维尔，认为虽然存在着奴隶制等显而易见的不平等，但是从整体来看，美利坚合众国仍然还是一个‘民主主义’的国家。”作为社会本质性特征的民主主义，可以将奴隶制当成并不关键的“细节”加以吸纳；也恰因为能够吸纳这看起来异质的成分，对社会整体的判定性认识才是有效的。傅佛果接续了内藤湖南的这一思路，以处理后者的“帝国主义”成分。后期内藤湖南对中国民族主义的不理解、与“五四”精神的對抗性，也由此被吸纳入他整体publicist的定位中。在这个意义上，傅佛果可谓是在较小规模上以内藤湖南的方法来研究内藤湖南本人。
二
正是在内藤湖南的壮盛之年（明治后期到大正前期），日本东洋学兴起，以东、西方对待的新模式，突破以古典中国为中心的传统汉学，通过各边缘主体（尤其是日本）的视野，重新定义中华主义并进而理解整个世界历史。作为明治维新后的第一代人，内藤湖南本人，就是这一新学统的重要创建者。而可能因为首先面对的是欧美读者，在傅佛果看来，这一新学统仍可被视为西方意义上的汉学（Sinology），故其书名为“政治与汉学”，而非可能更切合明治日本及之后时代思想意识的“政治与东洋学”。 这个精心设定的论述主词，对本书的一系列主题产生了微妙影响。以汉学涵摄东洋学，即强调内藤湖南与中国的一体性，故需重点展示他“四库全书的化身”（狩野直喜语）的一面，且必须降低日本本土传统与汉学间的张力。结果，德川幕府后期国学的兴起及其与汉学的歧异，前者对东洋学与内藤湖南自身学问形成的重要性，更进而言之，作为日本人的内藤湖南与明治、大正以及昭和时代的有机联系，就都无法得到充分呈现。
傅佛果有自己的理由。他受美国上一代日本研究者的影响，赞同詹森（Marius B. Jansen），认为日本需要不断借助中国定位自身（Japan and Its World，Two Centuries of Chang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故日本的问题，必须放在“儒教文化圈”的层面才能得到恰当把握。而另一方面，这也未尝不是内藤湖南自身的思考方式，在他看来，政治不过是“人类生活中原始的下等事务”，“相比于文化而言，政治仿佛只是一个远古时代的遗存而已”。文化才是塑造个人与共同体的最基本精神，而中日文化的一体，自然引出了更具政治意味的两国共同命运论。故在傅佛果看来，对内藤湖南个人而言，中日文化的一体比明治日本这一他所处身的历史政治实体更为根本。
故追随内藤湖南，傅佛果也首先从“文化”层面来阐发他。具体说来，内藤湖南具有政治性的言行，均被从文化与公共批评的角度加以解释，也因此，明治日本对内藤湖南的意义，仅仅在于引导他走向以“中日文化一体”为基调的publicist式人生，结果“在青少年时期的实学教育中培育起来的publicist的性格”，“贯穿了湖南的整个生涯”。换言之，明治日本铸造出具有特定精神“样式”的内藤湖南，这一“样式”也就成了他观察思考世界时脱不去的“壳”，让他绝缘于大正、昭和时代日本自身的变化。
这种固定性对傅佛果的内藤湖南解释来说非常重要。通过将内藤湖南与大正、昭和时代日本的文化与政治变化分离，内藤湖南文化中心移动论中明确的中日一体意识，他“日本通过慎重的扩张主义为中国改革做贡献”等主张，就与中、日两国正在高涨的民族主义分离开来。这意味着内藤湖南与他所处时代的脱节。而这种脱节，被傅佛果作为理解后期内藤湖南争议性主张的关键。不管是文化中心移动论还是地方分治论（甚至是所谓的“支那分割论”），都不过是他将中国学者按自身文化逻辑能够得出，而因其民族主义情绪不肯得出的结论诚实宣示了出来，故不是由于内藤湖南对中国文化理解与认同不足，而恰恰因为他理解与认同过深，结果引发了时代误置的问题：他固着于明治末期与晚清时期两国精英共有的文化一体意识（“同文同种”），而不能适应民族主义时代的新现实。故在傅佛果看来，二十世纪初到三十年代初期，日本的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抵抗性民族主义，“就湖南个人而言，这种政治事态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悲剧”。而“满洲国”这一政治现实，“对于风烛残年的湖南个人而言，也许除了悲剧而外别无可言”。这样，内藤湖南的争议性言论，就被解释为因对中国过于关切而引发的绝望的产物，是共命运意识导致的错位行动，可谓一出与所处世界脱节而导致的悲剧。因此，内藤湖南在“二战”后蒙受的“帝国主义”恶谥，只是对他表面的、意识形态式的理解。
这种解释，在提供了对内藤湖南命运的新洞察的同时，也显示了巨大的暧昧性。内藤湖南对大正、昭和时代日本帝国主义趋向的默然顺应，与publicist式的存在方式间，有着无法回避的紧张。如果publicist确实是内藤湖南最根本的存在方式，那么它就不能仅适用于他与中国的关系，也必须适用于他与日本（尤其是昭和日本）的关系：Publicist意味着积极甚至是批评的介入，因此不太可能存在于一个与时代脱节的消极人物身上。具体言之，因为内藤湖南对辛亥革命的热情态度，傅佛果断言：“湖南也是共和主义的热心倡导者。”在这里，他作为日本人与日本自身历史与传统的本质关联作为问题浮现了出来：他对共和制的赞赏与日本的天皇制现实是什么关系？他与明治后期到昭和初期日本内部对天皇制的争论又是什么关系？而这些问题，都是傅佛果式的内藤湖南所难以回答的。
如日译者所说，傅佛果所采取的，是一个对内藤湖南相当同情的思路，强调的是共情式理解，目标是让内藤湖南自己阐发自己。这种内在化的视角是传记研究的应有之义；问题在于，内藤湖南以及其所处世界的复杂性，使得任何以内在化理解的名义寻求整体把握他的努力，都有变成作者自身对内藤湖南的简化理解的危险。毕竟，“內部”与“整体”两词，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自相矛盾，适当结合对研究对象的“外部”（不管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的）理解，才更有可能看到整体。
三
让我们看一看内藤湖南的“外部”。就时代背景而论，日本从大正到昭和，中国则为从辛亥到五卅，这是整个东亚现代史的关键转换期。伴随着传统中国天下秩序的最终解体，以及“一战”后世界范围内的秩序重整，日本精英趋向于帝国主义，中国精英则趋向于民族主义，甲午战争后两国在泛亚洲主义这一过渡性旗帜下的短暂联盟，为日益激烈的民族对抗取代，最终滑向全面战争。这是内藤湖南生命最后二十年所面对的处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到了今天，故内藤湖南的历史，实为尚未凝固为特定形状的现代史的一部分。
傅佛果此书的最大努力，即在于将内藤湖南带回这一仍有余温的现代史。而既然“现代”远未凝结成型，则内藤湖南的整体性，也就绝非已结晶好的现实，而是多种仍在奋力寻求实现的可能性。也因此，追寻内藤湖南的整体性，就不可能停止于厘清“事实”（虽然这一步十分重要），而是必须论辩基本构图的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内藤湖南自己所提供的构图，也仅是其中一种，只享有相对而非绝对的优先权。
这意味着，对内藤湖南整体性的理解，必须从内部化的重演，变为综合内外的对话式发掘。这就再次回到了傅佛果心仪的概念：publicist。此书中译本的呈现方式，可谓publicist式精神的体现：对话关系无处不在。除了一般研究会有的内藤湖南与同时代中国、傅佛果与内藤湖南间的对话，本书的日译与中译者，都体现了超越一般译者的主体性。这并非说他们不忠于傅氏原文，恰恰相反，他们在尽力精确呈现傅佛果原意的同时，在书前、书后的序、跋中，展开了自己与内藤湖南以及傅佛果的对话，让本书的声音变得更为多元。 首先是日译者井上裕正的意见。他毕业于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可谓内藤湖南学统中的后辈。而作为“二战”后的新一代（他出生于一九四八年），他自然了解战后日本（特别是左派思想家）对内藤湖南以及东洋学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批判。可能是因为这种切己的關涉感，他认为傅佛果“以全然陌生人的全新眼光来看待湖南先生，这才是有意义的”。并认为傅佛果以“publicist”解读内滕湖南的整个生涯，超越了日本学界“为尊者讳”的学阀倾向以及意识形态化的帝国主义论，在内藤湖南研究中是“前所未有的”。这也部分解释了他翻译本书的原因：翻译活动为他提供了必要的认知与情感距离，让他能相对平静而安全地重省自身学统的历史正当性与限度。在临近篇末处，他感叹道：“战争结束后已经过去四十余年了。如今，无论是日本，是中国，还是中日关系，都迎来了新的时代”，又意味深长地将“日本的中国研究”定位为“外国史研究”，自然地与傅佛果认为内藤湖南所具有的中日一体的汉学意识拉开了距离。
而中译者的态度则不同。主译者陶德民旅居日本多年，本就在这一历史夹缝之中。他的前言类似一篇长论文，着重阐述在傅佛果原著中显得模糊不清的从大正到昭和的时代转换及其与内藤湖南思想的关系。他以一九二四年为断点，认为这是内藤湖南生命史中的关键一年：《新支那论》在该年出版，而直接阐发“唐宋变革论”的名文《概括的唐宋变革观》则于前一年（一九二三）发表。如此则在陶德民看来，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以及“地方分治论”，既是他明治以来思想倾向的表达，也是他对大正、昭和时代的因应，更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日本“近代的超克”论的兴起有密切联系。在傅佛果那里显得与大正、昭和时代若即若离的内藤湖南，在陶德民笔下，则变得与该时代联系紧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其精神代言人。
而另一中译者何英莺的表述虽略委婉，但意思也很明确。她在译后记中强调这本书有美、日、中三国背景的人士参与，是其独特性所在；并说自己的看法“其实也是从作者的文脉中受到启发而产生的，因而也是与原著不相矛盾的”。这看法便是，傅佛果在塑造内藤湖南整体性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因素，即后者的民族主义，尤其是他对中国的认同与其自身日本民族主义间的紧张。
这是表面看起来不那么“同情”内藤湖南的思路，不认同内藤湖南式的文化与政治的两分，不接受他一系列与民族主义时代格格不入的断定：政治不再是“人类生活中的重要要素”，“对中国而言，政治发挥重要作用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没有必要从事政治这一并不‘高尚’的事业而玷污自己的双手”。 理由则是若要理解二十世纪上半叶这样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文化政治”的分析视角不可或缺，而这也是傅佛果所言的publicist式生存的内在之意。
而任何publicist式的生存，都必须相对于某种共同体或至少是形成某种共同体的可能性而言。内藤湖南的遭遇，提出了一个更恒久的问题：仅仅依靠文化，是否足以形成在伦理与政治上都能够自证的共同体？傅佛果作为美国人，天然超脱于东亚诸国相互间的文化与政治纠葛，故以第三者的态度，寻找重新理解并“言说”这一可能的共同体的方式。而正如孙歌所论，“言说”作为整体的“东亚”是否必要而又是否可能，本就是一个尚未解决的思想、伦理与政治问题，需要持续地反思性努力。在这种意义上，这个有着多重论辩性的文本，实可算作对这一问题的复杂性的有效展示。而这，恐怕也正是著者所意料到并有意追求的，在威廉·狄尔泰的名言外，他选择的另一条书前题词便是E.H.卡尔的隽语：“所谓历史就是历史学家与事实之间不断地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在现在与过去之间无穷无尽的对话。”这一“不断”与“无穷无尽”的过程，既是内藤湖南的处境，更是著、译者与我们这些后来者的共同命运，历史认识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一八六六—一九三四）》，傅佛果著，陶德民、何英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一六年版）
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已成中国史研究的套语，而其政治论，特别是牵扯帝国主义问题的所谓“文化中心移动论”与“地方分治论”，在日、中两国都引发持续的争议。内藤湖南本人是如此醒目，而又如此复杂多面，可谓熟悉的陌生人，裁剪其片段进行局部研究尚可入手，若要进行整体探讨，则其表面的熟悉与醒目恰成最大的障碍，反而无法看清其整体。
傅佛果（Joshua A. Fogel）《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一八六六—一九三四）》（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o Konan，1866-1934）一书，正是要探索内藤湖南颇难把握的整体性。在书首，他选择了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一句名言作为题词：“所谓历史，就是从全人类的观点来理解的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生命。”这点明了作者的立意：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立场，寻找贯通内藤湖南生命历程的某个“一”。
这种整体性，是为了纠正既有内藤湖南认识偏于学术回溯抑或政治批评的两极状况。傅佛果以汉学为内藤湖南学术的根基，强调他持有“中日文化一体论”的立场，故学问应置于明清以来中国朴学、经世学的范围内加以探讨；作为具有第三方立场的美国人，傅佛果试图超越“二战”以来中、日两国内部对“帝国主义”问题的争论，主张“湖南的整个学术工作绝不是‘帝国主义’这样一个过于单纯化的概念所能够概括与评价的”。故他认为内藤湖南的学术与政治是不可分的整体，必须一起讨论，具体而言，则是“努力寻找在湖南的政治观点（在大量的新闻评论性文章中有着清楚的呈现）与其关于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影响”—此亦即本书副题“政治与汉学”所要表达的意思。
傅佛果对内藤湖南整体性的追寻，如其书前题词所提示的，接续着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德国精神科学的努力，侧重把握特定人物安身立命的“精神”，亦即其生命的基调。内藤湖南早年为记者，中年之后虽居于学术“牙城”，但对时事仍关心备至。故在傅佛果看来，内藤湖南生命的根本基调，在于publicist。这一介于学术政治之间、让译者感到颇难翻译的词语，使内藤湖南早期的游记、时评、政论、讲演与后期的学术著作、文章获得了同等地位，而通过将二者置于同一人的生命整体中予以把握，傅佛果试图重新打通被后来者强分为两截的内藤湖南的学术与政治，将他所处时代与所研究的传统中国联系起来。而在这一新的架构下，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或文化中心移动论，就成为他生命整体某一方面的表现或某一阶段的产物。
概言之，这是要以更内在化的方式研究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在个人与时代的不断互动中展开其生命历程。而他publicist的一面，直接体现为以学经世，故其学问在从当代向古代的回溯性思考中逐渐形成，个人生命史与内藤中国学的形成史实为一体。为此，傅佛果强调用内藤湖南自己的表述把握其思想与实践，尤其是要将他放入中国文化内部，使他与中国的关系变得更为“有机”。结果，越深入内藤湖南对中国的论述，就越深入他的生命本身，反之亦然。
在傅佛果看来，每个人所处身的时代本质上都是事件性与时刻性的。故他把握内藤湖南，注重确定一个呈现后者精神的当代事件：如波考克（J.G.A.Pocock）式的形成与展开某人思想与生命的时机性的“Moment”，通过它，对特定个人的整体性理解得以可能。在傅佛果看来，主导内藤湖南生命的“Moment”并不在日本内部，而在他的精神故乡—中国，具体来说就是辛亥革命。“在湖南的所有关切和著作中，如果要选择某一事件或者某一系列事件作为其中心，那么就非辛亥革命莫属了。”“湖南是为了正确认识辛亥革命所引起的清朝灭亡及其后的政治混乱局面，并试图在中国发展史或者说近代化进程中给其一个历史定位，而开始上溯中国史追寻和探究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前提的。”换言之，辛亥革命是使内藤湖南成为内藤湖南的关键性触媒，他一生的学问与事业都围绕此点展开。
这是个颇有几分浪漫主义甚至存在主义气息的研究设定：内藤湖南的存在的“整体性”以及理解它的可能性，必须经过辛亥革命这一历史瞬间才得以绽露。与之相关的是，内藤湖南生活世界的三块基石：日本、中国与西方，傅佛果最强调的就是中国因素，在他看来，内藤湖南生命中的其他部分，包括他与日本自身的关系，他疑似帝国主义式的言论，都是现象层面的事物，其相对意义，必须依照与中国这一根源性的文化生命体的关系来理解。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内藤湖南自己理解历史的方式。他是位重视以基本形式把握历史中的“杂多”现象的思想家，强调抓住决定存在样态的本质性特征，而不纠缠于面面俱到地处理所有“细节”。他著名的时代划分，实为从关键特征出发对中国演变阶段进行整体判定，可谓对历史的完形式理解。具体言之，他著名的“宋代近世说”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即宋以来平民主义兴起，在傅佛果看来，这颇类似于托克维尔观察美国，“出身法兰西名门的托克维尔，认为虽然存在着奴隶制等显而易见的不平等，但是从整体来看，美利坚合众国仍然还是一个‘民主主义’的国家。”作为社会本质性特征的民主主义，可以将奴隶制当成并不关键的“细节”加以吸纳；也恰因为能够吸纳这看起来异质的成分，对社会整体的判定性认识才是有效的。傅佛果接续了内藤湖南的这一思路，以处理后者的“帝国主义”成分。后期内藤湖南对中国民族主义的不理解、与“五四”精神的對抗性，也由此被吸纳入他整体publicist的定位中。在这个意义上，傅佛果可谓是在较小规模上以内藤湖南的方法来研究内藤湖南本人。
二
正是在内藤湖南的壮盛之年（明治后期到大正前期），日本东洋学兴起，以东、西方对待的新模式，突破以古典中国为中心的传统汉学，通过各边缘主体（尤其是日本）的视野，重新定义中华主义并进而理解整个世界历史。作为明治维新后的第一代人，内藤湖南本人，就是这一新学统的重要创建者。而可能因为首先面对的是欧美读者，在傅佛果看来，这一新学统仍可被视为西方意义上的汉学（Sinology），故其书名为“政治与汉学”，而非可能更切合明治日本及之后时代思想意识的“政治与东洋学”。 这个精心设定的论述主词，对本书的一系列主题产生了微妙影响。以汉学涵摄东洋学，即强调内藤湖南与中国的一体性，故需重点展示他“四库全书的化身”（狩野直喜语）的一面，且必须降低日本本土传统与汉学间的张力。结果，德川幕府后期国学的兴起及其与汉学的歧异，前者对东洋学与内藤湖南自身学问形成的重要性，更进而言之，作为日本人的内藤湖南与明治、大正以及昭和时代的有机联系，就都无法得到充分呈现。
傅佛果有自己的理由。他受美国上一代日本研究者的影响，赞同詹森（Marius B. Jansen），认为日本需要不断借助中国定位自身（Japan and Its World，Two Centuries of Chang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故日本的问题，必须放在“儒教文化圈”的层面才能得到恰当把握。而另一方面，这也未尝不是内藤湖南自身的思考方式，在他看来，政治不过是“人类生活中原始的下等事务”，“相比于文化而言，政治仿佛只是一个远古时代的遗存而已”。文化才是塑造个人与共同体的最基本精神，而中日文化的一体，自然引出了更具政治意味的两国共同命运论。故在傅佛果看来，对内藤湖南个人而言，中日文化的一体比明治日本这一他所处身的历史政治实体更为根本。
故追随内藤湖南，傅佛果也首先从“文化”层面来阐发他。具体说来，内藤湖南具有政治性的言行，均被从文化与公共批评的角度加以解释，也因此，明治日本对内藤湖南的意义，仅仅在于引导他走向以“中日文化一体”为基调的publicist式人生，结果“在青少年时期的实学教育中培育起来的publicist的性格”，“贯穿了湖南的整个生涯”。换言之，明治日本铸造出具有特定精神“样式”的内藤湖南，这一“样式”也就成了他观察思考世界时脱不去的“壳”，让他绝缘于大正、昭和时代日本自身的变化。
这种固定性对傅佛果的内藤湖南解释来说非常重要。通过将内藤湖南与大正、昭和时代日本的文化与政治变化分离，内藤湖南文化中心移动论中明确的中日一体意识，他“日本通过慎重的扩张主义为中国改革做贡献”等主张，就与中、日两国正在高涨的民族主义分离开来。这意味着内藤湖南与他所处时代的脱节。而这种脱节，被傅佛果作为理解后期内藤湖南争议性主张的关键。不管是文化中心移动论还是地方分治论（甚至是所谓的“支那分割论”），都不过是他将中国学者按自身文化逻辑能够得出，而因其民族主义情绪不肯得出的结论诚实宣示了出来，故不是由于内藤湖南对中国文化理解与认同不足，而恰恰因为他理解与认同过深，结果引发了时代误置的问题：他固着于明治末期与晚清时期两国精英共有的文化一体意识（“同文同种”），而不能适应民族主义时代的新现实。故在傅佛果看来，二十世纪初到三十年代初期，日本的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抵抗性民族主义，“就湖南个人而言，这种政治事态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悲剧”。而“满洲国”这一政治现实，“对于风烛残年的湖南个人而言，也许除了悲剧而外别无可言”。这样，内藤湖南的争议性言论，就被解释为因对中国过于关切而引发的绝望的产物，是共命运意识导致的错位行动，可谓一出与所处世界脱节而导致的悲剧。因此，内藤湖南在“二战”后蒙受的“帝国主义”恶谥，只是对他表面的、意识形态式的理解。
这种解释，在提供了对内藤湖南命运的新洞察的同时，也显示了巨大的暧昧性。内藤湖南对大正、昭和时代日本帝国主义趋向的默然顺应，与publicist式的存在方式间，有着无法回避的紧张。如果publicist确实是内藤湖南最根本的存在方式，那么它就不能仅适用于他与中国的关系，也必须适用于他与日本（尤其是昭和日本）的关系：Publicist意味着积极甚至是批评的介入，因此不太可能存在于一个与时代脱节的消极人物身上。具体言之，因为内藤湖南对辛亥革命的热情态度，傅佛果断言：“湖南也是共和主义的热心倡导者。”在这里，他作为日本人与日本自身历史与传统的本质关联作为问题浮现了出来：他对共和制的赞赏与日本的天皇制现实是什么关系？他与明治后期到昭和初期日本内部对天皇制的争论又是什么关系？而这些问题，都是傅佛果式的内藤湖南所难以回答的。
如日译者所说，傅佛果所采取的，是一个对内藤湖南相当同情的思路，强调的是共情式理解，目标是让内藤湖南自己阐发自己。这种内在化的视角是传记研究的应有之义；问题在于，内藤湖南以及其所处世界的复杂性，使得任何以内在化理解的名义寻求整体把握他的努力，都有变成作者自身对内藤湖南的简化理解的危险。毕竟，“內部”与“整体”两词，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自相矛盾，适当结合对研究对象的“外部”（不管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的）理解，才更有可能看到整体。
三
让我们看一看内藤湖南的“外部”。就时代背景而论，日本从大正到昭和，中国则为从辛亥到五卅，这是整个东亚现代史的关键转换期。伴随着传统中国天下秩序的最终解体，以及“一战”后世界范围内的秩序重整，日本精英趋向于帝国主义，中国精英则趋向于民族主义，甲午战争后两国在泛亚洲主义这一过渡性旗帜下的短暂联盟，为日益激烈的民族对抗取代，最终滑向全面战争。这是内藤湖南生命最后二十年所面对的处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到了今天，故内藤湖南的历史，实为尚未凝固为特定形状的现代史的一部分。
傅佛果此书的最大努力，即在于将内藤湖南带回这一仍有余温的现代史。而既然“现代”远未凝结成型，则内藤湖南的整体性，也就绝非已结晶好的现实，而是多种仍在奋力寻求实现的可能性。也因此，追寻内藤湖南的整体性，就不可能停止于厘清“事实”（虽然这一步十分重要），而是必须论辩基本构图的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内藤湖南自己所提供的构图，也仅是其中一种，只享有相对而非绝对的优先权。
这意味着，对内藤湖南整体性的理解，必须从内部化的重演，变为综合内外的对话式发掘。这就再次回到了傅佛果心仪的概念：publicist。此书中译本的呈现方式，可谓publicist式精神的体现：对话关系无处不在。除了一般研究会有的内藤湖南与同时代中国、傅佛果与内藤湖南间的对话，本书的日译与中译者，都体现了超越一般译者的主体性。这并非说他们不忠于傅氏原文，恰恰相反，他们在尽力精确呈现傅佛果原意的同时，在书前、书后的序、跋中，展开了自己与内藤湖南以及傅佛果的对话，让本书的声音变得更为多元。 首先是日译者井上裕正的意见。他毕业于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可谓内藤湖南学统中的后辈。而作为“二战”后的新一代（他出生于一九四八年），他自然了解战后日本（特别是左派思想家）对内藤湖南以及东洋学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批判。可能是因为这种切己的關涉感，他认为傅佛果“以全然陌生人的全新眼光来看待湖南先生，这才是有意义的”。并认为傅佛果以“publicist”解读内滕湖南的整个生涯，超越了日本学界“为尊者讳”的学阀倾向以及意识形态化的帝国主义论，在内藤湖南研究中是“前所未有的”。这也部分解释了他翻译本书的原因：翻译活动为他提供了必要的认知与情感距离，让他能相对平静而安全地重省自身学统的历史正当性与限度。在临近篇末处，他感叹道：“战争结束后已经过去四十余年了。如今，无论是日本，是中国，还是中日关系，都迎来了新的时代”，又意味深长地将“日本的中国研究”定位为“外国史研究”，自然地与傅佛果认为内藤湖南所具有的中日一体的汉学意识拉开了距离。
而中译者的态度则不同。主译者陶德民旅居日本多年，本就在这一历史夹缝之中。他的前言类似一篇长论文，着重阐述在傅佛果原著中显得模糊不清的从大正到昭和的时代转换及其与内藤湖南思想的关系。他以一九二四年为断点，认为这是内藤湖南生命史中的关键一年：《新支那论》在该年出版，而直接阐发“唐宋变革论”的名文《概括的唐宋变革观》则于前一年（一九二三）发表。如此则在陶德民看来，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以及“地方分治论”，既是他明治以来思想倾向的表达，也是他对大正、昭和时代的因应，更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日本“近代的超克”论的兴起有密切联系。在傅佛果那里显得与大正、昭和时代若即若离的内藤湖南，在陶德民笔下，则变得与该时代联系紧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其精神代言人。
而另一中译者何英莺的表述虽略委婉，但意思也很明确。她在译后记中强调这本书有美、日、中三国背景的人士参与，是其独特性所在；并说自己的看法“其实也是从作者的文脉中受到启发而产生的，因而也是与原著不相矛盾的”。这看法便是，傅佛果在塑造内藤湖南整体性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因素，即后者的民族主义，尤其是他对中国的认同与其自身日本民族主义间的紧张。
这是表面看起来不那么“同情”内藤湖南的思路，不认同内藤湖南式的文化与政治的两分，不接受他一系列与民族主义时代格格不入的断定：政治不再是“人类生活中的重要要素”，“对中国而言，政治发挥重要作用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没有必要从事政治这一并不‘高尚’的事业而玷污自己的双手”。 理由则是若要理解二十世纪上半叶这样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文化政治”的分析视角不可或缺，而这也是傅佛果所言的publicist式生存的内在之意。
而任何publicist式的生存，都必须相对于某种共同体或至少是形成某种共同体的可能性而言。内藤湖南的遭遇，提出了一个更恒久的问题：仅仅依靠文化，是否足以形成在伦理与政治上都能够自证的共同体？傅佛果作为美国人，天然超脱于东亚诸国相互间的文化与政治纠葛，故以第三者的态度，寻找重新理解并“言说”这一可能的共同体的方式。而正如孙歌所论，“言说”作为整体的“东亚”是否必要而又是否可能，本就是一个尚未解决的思想、伦理与政治问题，需要持续地反思性努力。在这种意义上，这个有着多重论辩性的文本，实可算作对这一问题的复杂性的有效展示。而这，恐怕也正是著者所意料到并有意追求的，在威廉·狄尔泰的名言外，他选择的另一条书前题词便是E.H.卡尔的隽语：“所谓历史就是历史学家与事实之间不断地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在现在与过去之间无穷无尽的对话。”这一“不断”与“无穷无尽”的过程，既是内藤湖南的处境，更是著、译者与我们这些后来者的共同命运，历史认识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一八六六—一九三四）》，傅佛果著，陶德民、何英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一六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