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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吴晨女士继她的长篇小说《乐天地》之后，又给我们推出了长篇小说《猫人》。虽说两者在反映的历史时空方面有一致之处，都主要叙写从1905—1945年间的社会历史状貌，都是以鞍山为故事发生地，但后者要比前者的内容更为深广，人物形象更为复杂、深邃，艺术表现方式也更加多样。
从1905年至1945年，这40年间在东北大地上事实上是充斥着中、日、俄三个国家的激烈冲突和战争延续与翻转的。凡40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无不在作品中得以或详或略的融进，如日俄战争，张学良易帜，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成立，鞍山制钢所的建立……所有这些，无不成为人物活动的背景或舞台。这使得作品的史诗品性呼之欲出。作品中的人物遍及上中下层（上至北洋政府的总长，次长，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层如满铁驻鞍山代表，伪区长；底层的如车夫、掏粪工），互相交织，矛盾重重：中日、满日、国共、中俄（苏）、朝日等以及各个阶层和集团的内部矛盾，形成了多维的社会画图。
在人物关系设计方面，与一般作品更为不同的是其繁复复杂之程度，简直是空前的。本来人物涉及四个（中、日、俄、朝）民族，既已具有了复杂性，何况其中又有许多家庭和家族的恩怨情仇和婚恋纠结。如苏老爷和郑大鞭子共用一个日本女人，中朝混血儿文丽父母被日本人杀害，别林斯基被中国人（苏老爷）出卖，被日本人杀死于战场，其子作为苏军军官在苏军进攻东北后来华寻仇报复……真个是国仇家恨，让人无法片刻安宁。在这样的难以忍受的人间，人们怎样才能摆脱无量痛苦，得以解脱？我以为这才是作品探讨的主旨所在。
贰
作者在这本书《后记》中介绍了这部小说诞生的缘起——某次她看到了《鞍山制铁所写真帖》中的老照片。其中有一幅是制铁所“工务段工作系制罐职场中国人职工”合影照。“照片前排居中有一位童工，其挺胸抬头双手扶膝的坐姿，可谓气宇轩昂，充分体现了大国风范。这该子的气度令我萌发了创作另一篇小说的想法。”
我觉得，作者笔下的主人公苏三不仅是像婴儿那样的无欲，更主要者乃是他享有婴儿的自由和快乐。我们且看苏三的形象和特质。
苏三始终一脸正气，一身正气，甚至能够镇住日本舅舅（他是财主苏老爷和日本人鸠山美惠子的儿子）；在表演节目时他虽然“身为丑角却表现出严肃而亢奋的神情”；他内心善良，看不得别人遭罪，受委屈；对母亲很孝顺；重承诺，自己如此，要求别人亦如是……这些美好的品性，不仅“充分体现了大国风范”，更昭示出我们民族性格的积极方面。
然而，这些显然还并非作者要表现的主要方面，他的“婴儿”般的气质和婴儿世界，方是表现的着力点。于是我们看到，他有着小女孩的神态，非常爱玩，甚至会像女孩那样玩红头绳、“红菇娘”，戴红缎带。他体健如猫，喜欢同猫一起玩耍，甚至跟猫学习上房本领，与猫一起捕鼠、玩鼠。曾误以狼为猫，在救幸子（日本在鞍山的摄影师桥本正彦之女，后成为苏三之妻）时被狼咬，但也当成玩耍。猫般地爱玩，凸显其婴儿的本性。他甚至自觉地学习猫的风姿：
苏三兴奋地跳到窗台上，体会猫的矫捷身姿：前腿弓，后腿踞，尾巴竖立，凶光毕露，完全是玩得尽兴的表现。
苏三进入工厂后，与日本人火口一郎同住：正是利用这个机会，向火口学习了鉴定钢管质量的绝技。他的“偷艺”非常成功，并且青出于蓝，超越了“师傅”。他干过许多工种，——都是玩腻了的。他的功夫，日本人学不来。对于苏三来说，啥工作都不重要，玩是第一要素。这样，劳动由于成了“玩”，在苏三那里就不是一种令人厌倦的负担，而是一种令人愉悦的精神需要，是他“简单而快乐”生活的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苏三成年之后，仍自称是婴儿，这是心理学上的所谓“退行作用”。苏三在那样一个生活环境中，必然会遭到种种挫折和磨难，他将自我退回到婴儿的心理与世界，于是乎就可以过起了“简单而快乐”的生活。所以虽然四五十岁了，他打扮如鸟：“一门心思自比空中飞翔的鸟。自由是他当下的梦想。能像鸟一样飞翔，是他期盼的新经历。”简言之，这正是一个自由的人的存在。
叁
关于“猫人”这一形象，作者在这本书《后记》中说：“有必要在塑造苏三‘婴儿’般‘简单’形象的同时，引入一位‘复杂’人物，以拓展‘傻人’玩的境界。这是本篇另一人物郑宏生（曾改名郑家富）产生的由来。”作者的初衷可能是将其作为二号人物来塑造的；然而从最后文本的客观实际来看，这一人物的内涵和意义却远远超越了一号人物苏三。
郑宏生的独特出身与血脉决定了他的尷尬处境——尤其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摆脱尴尬，获得自由，乃是他人生的第一要义。
郑宏生与苏三一样是中日混血儿，两人同母异父，其母是一个在日本人火烧“牛庄城”时，被中国人当成“战争泄愤”而偷劫出的日本人，后来成为苏老爷家的卖身丫头。生下苏三后，被苏老爷连同这个孩子一起赏赐給了他的车老板郑大鞭子。在漫长的中日交恶史的背景之下，这很自然地成为郑宏生这个中日混血儿（尽管他本人起初并不知晓）的一种先天性的尴尬。
这种尴尬首先是对于母亲背叛自己的父亲，仍然与苏老爷保持性关系，并且生有一子（苏四）相关联。在这带有奇耻大辱而组合的家庭中，他难以保持正常的人所应有的地位与尊严。
其次是他个人小家庭生活的尴尬。他虽然生长于如此不堪的家庭中，却有着严重的等级观念。当父亲给他物色了一个小饭馆老板之女为妻时，他觉得自己是个“读书人”，娶其为妻，未免掉价；更兼此女相貌丑陋，又是一双大脚板，在他看来“只有下等女人才不裹脚！”但虑及自己的生活处境，又不得不娶这个女人为妻。同时，这位丑妻与妻弟又对他的生活每每进行各种干预，使得他活得缺乏自由和快乐。
再次，郑宏生同异性的关系十分复杂。这是他的又一重尴尬。应说在两性关系方面，郑宏生有点精神变态。在龙泉别墅当总管时，他有一个助手（所谓次长）文丽，面色很黑，腿部很白，背影很美。这使得他陷于矛盾中：不喜她的黑，却每每沉浸于对她的背影的幻想中，同时还总在思考文丽的黑白之辨。他之所以最后倾向共产党，乃至参加抗联活动，其与文丽的关系乃是第一推动力，其民族意识的觉醒，离不开恋人的启发和诱导。 最后，也是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名中日混血儿在中日两国交恶、交战之际选边的尴尬。事实上他不仅在人与动物之间徜徉，也在两个民族之间徘徊。本来他就是一个性格犹豫、患得患失的人，是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人。混血的基因，仇雠的环境，使得他对日本人的态度必然是矛盾的：他佩服日本人做事的认真态度和敬业精神，但反感他们在“人家地界”（中国）上的傲慢态度。这使得他更加陷于民族危亡之际抗日还是亲日的选择的艰难之中。这正与日本人当时对中国人的整体性态度一致。但当文丽告诉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根也在中国时，他却也觉得有理。后来他搅扰了日本人的“搬山节”，感到自己干了件“正事”。在敌人清剿抗联（彼时他也参加了抗日活动）、万般紧急之际，他居然会突然关心起日军军官山田太郎的牙疼来。这或许是无意识表现，可恰恰揭示出郑宏生与基因另一半难以割舍的关联。这不能不使得他艰于呼吸视听，灵魂更加痛苦，也就试图探寻解脱之路。
郑宏生的求解放之路，就是要脱离这网络密布、纠结缠人的现实人间，进入其他生灵的世界，以求得体验自由的快乐。他看中了猫的世界。
之所以如此，与其童年期间与猫的亲密接触相关。自幼家中有猫，而那只白猫又是通达人性，并且成为他的玩伴。郑宏生同苏三一样是个爱玩的人，猫亦是爱玩的动物，玩可以带来愉悦，带来自由自在的快乐。
郑宏生一直不改童年时爱玩的习性，但成人世界按通常生活准则这是不被允许的，猫却没有此种限制。于是猫的世界对于郑宏生别有一番吸引力。他与猫亲昵，学猫洗脸，如猫般蹿跳，甚至能与猫一起上房，与猫一起在房顶上玩耍。在接即将从高处摔下来的儿子时，“一纵身上梯，半空中揽过孩子，轻飘落地，大有猫的稳健风采”。他享受到了猫的自由的快乐，这是何等地幸福！于是他连自己的女儿也以“小猫”称之，将她作为“小猫”来养。
为了逃避选择和徘徊的痛苦，他从最初无意地融入猫的世界，到后来有意识地成为“猫人”，学习猫的行为动作乃至猫的神态情绪，渐渐地有了猫的自觉，乃至不由自主地表现出猫的举止做派，被猫所彻底猫化。凭此，他在万般不幸的社会中获得了他自以为的安全感和自由感。猫起初是他的面具，后来却成为他的心灵。
郑宏生刻意地、主动地去做一个“猫人”，不仅获得了主观上的自由和快乐，在客观上也并非毫无积极意义：那就是他以“猫人”为幌子，掩藏了他的抗日活动，实现了自己作为人的部分意义：争取民族的自由——这理应是人的自由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弓长岭的暴动中，郑宏生的表现更为充沛。彼时彼地关押了一批国民党员和抗联人员，抗联决定发动暴动来解救他们。郑宏生也被派来执行使命。他利用玩來寻求契机，怀抱着三色猫作为掩护，指挥当地的孩子们参与行动，有力地配合了“小舅子”率领的队伍，完成了既定任务。此次事件中，郑宏生充分利用了自己“猫人”的角色来麻痹敌人，为胜利提供了保证；并且猫本身也成为他的合谋与并肩战斗的战友。
肆
《猫人》建构了“猫人”的世界，也建构了“人猫”——具有人的浓烈气息的猫——的世界。
作者在《后记》中写道：
……猫的玩弄猎物，“放走，又捉住，……直待自己玩厌了，这才吃下去”的恶习，其实是无心所为，猫是天生爱玩的动物；还有猫的玩“配合”，是出于“适性任情”，虽然扰民，却从不掩饰；至于猫的媚态，也不是随意表现的。它只做自己愿意做的事；猫的淡定与聪明，使它具有儒雅之气；它的孤独，是其坚持“自我”的表现。
猫与人这两者不能截然分开，而是紧密粘连，猫的世界是人的世界的补充与丰富。
作品塑造了三只猫的个体形象。
首先是一只白猫。
这只白猫与这本书主人公郑宏生、苏三等在作品伊始即同时出场，尽管它“毛发脏乱，身骨软塌塌，显得很狼狈，但神情睿智不凡”，俨然已经具有人的神态了。作品开篇之际既已将猫塑造成为具有人的禀赋的一种动物：具有浓烈的报恩情怀。在坟地上的精彩表演之后，这只白猫重新回归郑大鞭子家中，成为孩子们的玩伴。它甚至能够按照郑宏生的指点将房梁上的挂包递给他。白猫临近终老之际，与郑宏生两者之间更是彼此依依不舍。
第二只猫是两色猫。
这只猫身体一边白一边黑，连头和细长的尾巴都是一分为二的比例分配。在郑宏生得知发妻死亡的消息的那个夜晚，它跟随着他，他也将它抱在怀里。“猫人”从两色猫那里得到了精神慰藉。黑与白的合二为一，也是猫与人的合二为一，甚至可以理解为相互对立的性格质素共居一体，这只两色猫事实上也是郑宏生的性格象喻。
第三只猫是三色猫。
三色猫在作品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不但是在与郑宏生的关系上，更是在整部作品的情节脉络上。
三色猫黑、白、褐三色，以白为主。三色猫能举起左手，贴近耳朵，向“猫人”打招呼。它还示意郑宏生跟他学，结果郑宏生的小女儿也学会了这个动作。它一闻到郑宏生的气味，就会挣脱别人的怀抱跑来跟他亲热。
三色猫起先跟从鸠山和子（郑宏生姨母）。当和子在日本人的骨灰供奉仪式上被山田夫人所打，并被军人带走时，三色猫“毛发竖立，黑毛环绕的眼睛圆睁，高叫回应。随后纵身跳下台阶，一下子就蹿跳到军人的身上，撕咬不止”。终于帮助和子摆脱了军人的控制，演出了“血战拱门”那一幕，使得和子以一个反战主义者的角色做出了向日本军国主义的最强烈的抗议，成为一个胜者。三色猫此时成为和子的战友。
鲁迅先生说过：“其实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此语道出了我们古人就曾幻想过动物界的“舒适自由”，鲁迅更是倾心于它们的“适性任情”。《猫人》选择动物——猫——的世界作为人所向往的自由世界，正与鲁迅思想相合。事实上，当下人们已经用生态主义取代了人道主义，认为一切生灵都是平等的，相通的，应当互相尊重的，并且高扬起大自然文学的旗帜。以此角度来看，《猫人》带有大自然文学的质素。
伍
《猫人》是一部很有艺术特色的作品：现实主义的基调与超现实主义的个别细节的交融；人的世界与猫的世界的互补；人的性格、猫的性格对于整个生灵世界的折光和象征。
简言之，《猫人》不独唱出了人之歌，也唱出了猫之歌，唱出了一切生灵的追求自由之歌。
最后，我再对两位主人公都是中日混血儿的设计略述管见：一方面这类人在有着数十年的日本殖民史的东北地区并不少见，作者如此设计有着充分的现实根据；另一方面作者为了宣示人的本性、人的本质，有意识地泯灭民族性的差异，超越民族主义立场，而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表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并且在此背景下探求人在困境中应有的正确生活方式——而这恰恰应是超越民族界限的。所以，我以为仅凭此点，《猫人》在表现抗日战争的作品中，可谓独树一帜。
（作者系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并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
吴晨女士继她的长篇小说《乐天地》之后，又给我们推出了长篇小说《猫人》。虽说两者在反映的历史时空方面有一致之处，都主要叙写从1905—1945年间的社会历史状貌，都是以鞍山为故事发生地，但后者要比前者的内容更为深广，人物形象更为复杂、深邃，艺术表现方式也更加多样。
从1905年至1945年，这40年间在东北大地上事实上是充斥着中、日、俄三个国家的激烈冲突和战争延续与翻转的。凡40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无不在作品中得以或详或略的融进，如日俄战争，张学良易帜，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成立，鞍山制钢所的建立……所有这些，无不成为人物活动的背景或舞台。这使得作品的史诗品性呼之欲出。作品中的人物遍及上中下层（上至北洋政府的总长，次长，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层如满铁驻鞍山代表，伪区长；底层的如车夫、掏粪工），互相交织，矛盾重重：中日、满日、国共、中俄（苏）、朝日等以及各个阶层和集团的内部矛盾，形成了多维的社会画图。
在人物关系设计方面，与一般作品更为不同的是其繁复复杂之程度，简直是空前的。本来人物涉及四个（中、日、俄、朝）民族，既已具有了复杂性，何况其中又有许多家庭和家族的恩怨情仇和婚恋纠结。如苏老爷和郑大鞭子共用一个日本女人，中朝混血儿文丽父母被日本人杀害，别林斯基被中国人（苏老爷）出卖，被日本人杀死于战场，其子作为苏军军官在苏军进攻东北后来华寻仇报复……真个是国仇家恨，让人无法片刻安宁。在这样的难以忍受的人间，人们怎样才能摆脱无量痛苦，得以解脱？我以为这才是作品探讨的主旨所在。
贰
作者在这本书《后记》中介绍了这部小说诞生的缘起——某次她看到了《鞍山制铁所写真帖》中的老照片。其中有一幅是制铁所“工务段工作系制罐职场中国人职工”合影照。“照片前排居中有一位童工，其挺胸抬头双手扶膝的坐姿，可谓气宇轩昂，充分体现了大国风范。这该子的气度令我萌发了创作另一篇小说的想法。”
我觉得，作者笔下的主人公苏三不仅是像婴儿那样的无欲，更主要者乃是他享有婴儿的自由和快乐。我们且看苏三的形象和特质。
苏三始终一脸正气，一身正气，甚至能够镇住日本舅舅（他是财主苏老爷和日本人鸠山美惠子的儿子）；在表演节目时他虽然“身为丑角却表现出严肃而亢奋的神情”；他内心善良，看不得别人遭罪，受委屈；对母亲很孝顺；重承诺，自己如此，要求别人亦如是……这些美好的品性，不仅“充分体现了大国风范”，更昭示出我们民族性格的积极方面。
然而，这些显然还并非作者要表现的主要方面，他的“婴儿”般的气质和婴儿世界，方是表现的着力点。于是我们看到，他有着小女孩的神态，非常爱玩，甚至会像女孩那样玩红头绳、“红菇娘”，戴红缎带。他体健如猫，喜欢同猫一起玩耍，甚至跟猫学习上房本领，与猫一起捕鼠、玩鼠。曾误以狼为猫，在救幸子（日本在鞍山的摄影师桥本正彦之女，后成为苏三之妻）时被狼咬，但也当成玩耍。猫般地爱玩，凸显其婴儿的本性。他甚至自觉地学习猫的风姿：
苏三兴奋地跳到窗台上，体会猫的矫捷身姿：前腿弓，后腿踞，尾巴竖立，凶光毕露，完全是玩得尽兴的表现。
苏三进入工厂后，与日本人火口一郎同住：正是利用这个机会，向火口学习了鉴定钢管质量的绝技。他的“偷艺”非常成功，并且青出于蓝，超越了“师傅”。他干过许多工种，——都是玩腻了的。他的功夫，日本人学不来。对于苏三来说，啥工作都不重要，玩是第一要素。这样，劳动由于成了“玩”，在苏三那里就不是一种令人厌倦的负担，而是一种令人愉悦的精神需要，是他“简单而快乐”生活的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苏三成年之后，仍自称是婴儿，这是心理学上的所谓“退行作用”。苏三在那样一个生活环境中，必然会遭到种种挫折和磨难，他将自我退回到婴儿的心理与世界，于是乎就可以过起了“简单而快乐”的生活。所以虽然四五十岁了，他打扮如鸟：“一门心思自比空中飞翔的鸟。自由是他当下的梦想。能像鸟一样飞翔，是他期盼的新经历。”简言之，这正是一个自由的人的存在。
叁
关于“猫人”这一形象，作者在这本书《后记》中说：“有必要在塑造苏三‘婴儿’般‘简单’形象的同时，引入一位‘复杂’人物，以拓展‘傻人’玩的境界。这是本篇另一人物郑宏生（曾改名郑家富）产生的由来。”作者的初衷可能是将其作为二号人物来塑造的；然而从最后文本的客观实际来看，这一人物的内涵和意义却远远超越了一号人物苏三。
郑宏生的独特出身与血脉决定了他的尷尬处境——尤其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摆脱尴尬，获得自由，乃是他人生的第一要义。
郑宏生与苏三一样是中日混血儿，两人同母异父，其母是一个在日本人火烧“牛庄城”时，被中国人当成“战争泄愤”而偷劫出的日本人，后来成为苏老爷家的卖身丫头。生下苏三后，被苏老爷连同这个孩子一起赏赐給了他的车老板郑大鞭子。在漫长的中日交恶史的背景之下，这很自然地成为郑宏生这个中日混血儿（尽管他本人起初并不知晓）的一种先天性的尴尬。
这种尴尬首先是对于母亲背叛自己的父亲，仍然与苏老爷保持性关系，并且生有一子（苏四）相关联。在这带有奇耻大辱而组合的家庭中，他难以保持正常的人所应有的地位与尊严。
其次是他个人小家庭生活的尴尬。他虽然生长于如此不堪的家庭中，却有着严重的等级观念。当父亲给他物色了一个小饭馆老板之女为妻时，他觉得自己是个“读书人”，娶其为妻，未免掉价；更兼此女相貌丑陋，又是一双大脚板，在他看来“只有下等女人才不裹脚！”但虑及自己的生活处境，又不得不娶这个女人为妻。同时，这位丑妻与妻弟又对他的生活每每进行各种干预，使得他活得缺乏自由和快乐。
再次，郑宏生同异性的关系十分复杂。这是他的又一重尴尬。应说在两性关系方面，郑宏生有点精神变态。在龙泉别墅当总管时，他有一个助手（所谓次长）文丽，面色很黑，腿部很白，背影很美。这使得他陷于矛盾中：不喜她的黑，却每每沉浸于对她的背影的幻想中，同时还总在思考文丽的黑白之辨。他之所以最后倾向共产党，乃至参加抗联活动，其与文丽的关系乃是第一推动力，其民族意识的觉醒，离不开恋人的启发和诱导。 最后，也是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名中日混血儿在中日两国交恶、交战之际选边的尴尬。事实上他不仅在人与动物之间徜徉，也在两个民族之间徘徊。本来他就是一个性格犹豫、患得患失的人，是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人。混血的基因，仇雠的环境，使得他对日本人的态度必然是矛盾的：他佩服日本人做事的认真态度和敬业精神，但反感他们在“人家地界”（中国）上的傲慢态度。这使得他更加陷于民族危亡之际抗日还是亲日的选择的艰难之中。这正与日本人当时对中国人的整体性态度一致。但当文丽告诉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根也在中国时，他却也觉得有理。后来他搅扰了日本人的“搬山节”，感到自己干了件“正事”。在敌人清剿抗联（彼时他也参加了抗日活动）、万般紧急之际，他居然会突然关心起日军军官山田太郎的牙疼来。这或许是无意识表现，可恰恰揭示出郑宏生与基因另一半难以割舍的关联。这不能不使得他艰于呼吸视听，灵魂更加痛苦，也就试图探寻解脱之路。
郑宏生的求解放之路，就是要脱离这网络密布、纠结缠人的现实人间，进入其他生灵的世界，以求得体验自由的快乐。他看中了猫的世界。
之所以如此，与其童年期间与猫的亲密接触相关。自幼家中有猫，而那只白猫又是通达人性，并且成为他的玩伴。郑宏生同苏三一样是个爱玩的人，猫亦是爱玩的动物，玩可以带来愉悦，带来自由自在的快乐。
郑宏生一直不改童年时爱玩的习性，但成人世界按通常生活准则这是不被允许的，猫却没有此种限制。于是猫的世界对于郑宏生别有一番吸引力。他与猫亲昵，学猫洗脸，如猫般蹿跳，甚至能与猫一起上房，与猫一起在房顶上玩耍。在接即将从高处摔下来的儿子时，“一纵身上梯，半空中揽过孩子，轻飘落地，大有猫的稳健风采”。他享受到了猫的自由的快乐，这是何等地幸福！于是他连自己的女儿也以“小猫”称之，将她作为“小猫”来养。
为了逃避选择和徘徊的痛苦，他从最初无意地融入猫的世界，到后来有意识地成为“猫人”，学习猫的行为动作乃至猫的神态情绪，渐渐地有了猫的自觉，乃至不由自主地表现出猫的举止做派，被猫所彻底猫化。凭此，他在万般不幸的社会中获得了他自以为的安全感和自由感。猫起初是他的面具，后来却成为他的心灵。
郑宏生刻意地、主动地去做一个“猫人”，不仅获得了主观上的自由和快乐，在客观上也并非毫无积极意义：那就是他以“猫人”为幌子，掩藏了他的抗日活动，实现了自己作为人的部分意义：争取民族的自由——这理应是人的自由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弓长岭的暴动中，郑宏生的表现更为充沛。彼时彼地关押了一批国民党员和抗联人员，抗联决定发动暴动来解救他们。郑宏生也被派来执行使命。他利用玩來寻求契机，怀抱着三色猫作为掩护，指挥当地的孩子们参与行动，有力地配合了“小舅子”率领的队伍，完成了既定任务。此次事件中，郑宏生充分利用了自己“猫人”的角色来麻痹敌人，为胜利提供了保证；并且猫本身也成为他的合谋与并肩战斗的战友。
肆
《猫人》建构了“猫人”的世界，也建构了“人猫”——具有人的浓烈气息的猫——的世界。
作者在《后记》中写道：
……猫的玩弄猎物，“放走，又捉住，……直待自己玩厌了，这才吃下去”的恶习，其实是无心所为，猫是天生爱玩的动物；还有猫的玩“配合”，是出于“适性任情”，虽然扰民，却从不掩饰；至于猫的媚态，也不是随意表现的。它只做自己愿意做的事；猫的淡定与聪明，使它具有儒雅之气；它的孤独，是其坚持“自我”的表现。
猫与人这两者不能截然分开，而是紧密粘连，猫的世界是人的世界的补充与丰富。
作品塑造了三只猫的个体形象。
首先是一只白猫。
这只白猫与这本书主人公郑宏生、苏三等在作品伊始即同时出场，尽管它“毛发脏乱，身骨软塌塌，显得很狼狈，但神情睿智不凡”，俨然已经具有人的神态了。作品开篇之际既已将猫塑造成为具有人的禀赋的一种动物：具有浓烈的报恩情怀。在坟地上的精彩表演之后，这只白猫重新回归郑大鞭子家中，成为孩子们的玩伴。它甚至能够按照郑宏生的指点将房梁上的挂包递给他。白猫临近终老之际，与郑宏生两者之间更是彼此依依不舍。
第二只猫是两色猫。
这只猫身体一边白一边黑，连头和细长的尾巴都是一分为二的比例分配。在郑宏生得知发妻死亡的消息的那个夜晚，它跟随着他，他也将它抱在怀里。“猫人”从两色猫那里得到了精神慰藉。黑与白的合二为一，也是猫与人的合二为一，甚至可以理解为相互对立的性格质素共居一体，这只两色猫事实上也是郑宏生的性格象喻。
第三只猫是三色猫。
三色猫在作品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不但是在与郑宏生的关系上，更是在整部作品的情节脉络上。
三色猫黑、白、褐三色，以白为主。三色猫能举起左手，贴近耳朵，向“猫人”打招呼。它还示意郑宏生跟他学，结果郑宏生的小女儿也学会了这个动作。它一闻到郑宏生的气味，就会挣脱别人的怀抱跑来跟他亲热。
三色猫起先跟从鸠山和子（郑宏生姨母）。当和子在日本人的骨灰供奉仪式上被山田夫人所打，并被军人带走时，三色猫“毛发竖立，黑毛环绕的眼睛圆睁，高叫回应。随后纵身跳下台阶，一下子就蹿跳到军人的身上，撕咬不止”。终于帮助和子摆脱了军人的控制，演出了“血战拱门”那一幕，使得和子以一个反战主义者的角色做出了向日本军国主义的最强烈的抗议，成为一个胜者。三色猫此时成为和子的战友。
鲁迅先生说过：“其实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此语道出了我们古人就曾幻想过动物界的“舒适自由”，鲁迅更是倾心于它们的“适性任情”。《猫人》选择动物——猫——的世界作为人所向往的自由世界，正与鲁迅思想相合。事实上，当下人们已经用生态主义取代了人道主义，认为一切生灵都是平等的，相通的，应当互相尊重的，并且高扬起大自然文学的旗帜。以此角度来看，《猫人》带有大自然文学的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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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人》是一部很有艺术特色的作品：现实主义的基调与超现实主义的个别细节的交融；人的世界与猫的世界的互补；人的性格、猫的性格对于整个生灵世界的折光和象征。
简言之，《猫人》不独唱出了人之歌，也唱出了猫之歌，唱出了一切生灵的追求自由之歌。
最后，我再对两位主人公都是中日混血儿的设计略述管见：一方面这类人在有着数十年的日本殖民史的东北地区并不少见，作者如此设计有着充分的现实根据；另一方面作者为了宣示人的本性、人的本质，有意识地泯灭民族性的差异，超越民族主义立场，而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表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并且在此背景下探求人在困境中应有的正确生活方式——而这恰恰应是超越民族界限的。所以，我以为仅凭此点，《猫人》在表现抗日战争的作品中，可谓独树一帜。
（作者系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并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