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不是专业诗人，可是他们留下了斑斓奇崛的诗章，这不由得让我们假设：如果他们一生将主要的时间用来写诗，那又该是怎样一番惊人的辉煌啊。我们为他们一生的流离和奔波感到极大的痛惜和遗憾。其实就艺术成就来说，事情极有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正因为是一种业余的状态，一种陪伴生存的书写和抒发，才有了这些文字。这些文字的质地和我们今天的所谓“文学创作”是大相径庭的，这才是我们需要好好正视的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思索的是诗以及文学，所有这一类文字与生存和生命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思索社会有了极细的分工，特别是因此而将精神活动分离成一个专门的工作之后，带来的异化和蜕变。
　　李白和杜甫的诗与文无非有这样几类：一是用来答谢朋友做以应酬的，这些文字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它们诉说心情，强调情谊；二是私下记录自己的喜悦伤感以至于忧愤，用以抒发和排解的，这也不可以缺少，因为没有这些文字他们就更加难以忍受；三是利用它们上达疏通的，为进身之路作具体的使用，当然有更直接的目的性；四是作为个人纪事使用的，就像日记差不多，比如随手记下的几行韵文，留待日后备查和回顾等。总之，所有的诗文突出的仍是一个“用”字，这就与今天的创作有了极大的区别。这种区别带来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没有那么多为文的处心积虑，也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无病呻吟。源发于生命需要，这才是真实的大前提。
　　这些诗篇之间的“距离”都是极为鲜明的。所谓的“距离”是指情感、事件、气息等方面的差异，就是说每一次写作都出于不同的实际需要，都要从当时的真实处境出发，于是心情和视角、行文的方式，都与上一次大不相同了。人在生活中忙碌，为进取为糊口为交游只能奔走不休，写作也就成了间隙中的“小事”，成了生存实务之余，这样的文字面貌自然也就大为不同了。它们会变得生鲜锋利，质朴内敛，有比较坚实的质感。
　　如果为文而文，构思的功夫就会大一些，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偏离了使用性，文字反而会变得虚浮。专业写作者总是在室内的时间多，他们的写作过程如果分解为阅读准备、案头工作、篇章结构、伏案书写等几个步骤的话，那么大多数都要完成于室内。古代业余写作恰恰相反，他们的大量时间可能要用在室外。其中的案头工作也许是极少的，有时就连伏案书写这样非室内而不可的事都与今天大不一样：李白走到一个地方诗情冲动起来，就可以直接将诗文题到墙壁上；杜甫会直接把赠诗写出来当面交给朋友。这样现场感就强烈了，减少了虚拟性。
　　文学蜕变为一种专业营生，其实是弊大于利的。能够自觉地认识到这种专业伤害并时刻加以克服的，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还是会服从于所谓的“专业”，非常敬业和勤奋地做下去。于是我们总是读到千篇一律、陈陈相因和毫无生气的文字。这些作品太像“作品”了，太符合文章作法了，也离开不拘小节的生存冲动太远了。这样的文字当然少了许多生命的力量。
　　李杜的诗篇，更有历史上那些不会湮灭的大量篇章，之所以构成一个民族的文章骨骼，其主要的奥秘也就在于此。